在几天前雾霾笼罩的假日里，我宅在家里执行陈志昂老同志交给的任务 —— 编辑排版他两三个月前就已经完成的马恩全集第31卷至第40卷的《经典要录》，同时享受他提供的这一份精神大餐。当然，我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编辑排版方面，争取尽快出手，发给各位同志和朋友。可是，我在编排过程中，时不时被其中的一些精彩段落吸引住，忍不住停下来阅读和思考。下面是我阅读思考后的一些认识。
1. 这部分“经典要录”主要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以及他们写给其他人的书信中摘录下来的，涵盖时间的长度从1864年10月至1895年7月；还附录了同时期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书信摘录。第40卷的“经典要录”是从马克思青年时期（17岁至25岁）的著作中摘录的。要录里涉及的马克思的最后一封信是1882年6月4日写给长女燕妮·龙格的信，这时离他逝世只有9个多月；涉及的恩格斯的最后一封信是他１８９５年６月２８日写给菲力浦·屠拉梯的信，这时离他逝世只有1个多月。可以说，这两位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思想巨人把他们手中的笔握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是马恩著作、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它们重要，是因为在这些通信中（1）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思想、理论、原理、原则、策略和方法得到了充分的酝酿、讨论、阐述和发挥；（2）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和当时现实的许多事件、人物的精辟分析和评论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方法和丰富的材料；（3）记录了他们领导的国际工人运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发展和壮大、与各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等大量细节，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对一些国际的著名领导人——如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评价，这些都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宝贵的资料；（4）谱写了这两位出生于德国和英国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了共同的事业而结下的终生友谊。马克思和恩格斯志同道合、肝胆相照、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人类最美好的高尚道德情操的集中体现，是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的学习楷模。
3. 我记得在80、90年代的时候，就有党的高级领导人、理论家和曾经专门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学者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解放思想”，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们的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过去一百多年了，世界变化了，马恩根据当时条件得出的个别结论已不适用于当今的形势了，所以要“破除”毛泽东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这听起来冠冕堂皇，别人也不好反驳。可是这些人物就是不肯做进一步的澄清：马恩的哪些“个别结论”过时了，应该放弃？哪些理论依旧正确，需要坚持？剩余价值理论过时了吗？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理论过时了吗？他们竭力回避也不敢回答这些问题，只是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风风火火地搞起了他们设计的“改革开放”。如果说，当时许多人们（包括我在内）出于善良的愿望和由于毫无经验，高高兴兴或者半信半疑地跟着他们走的话，那么，走到今天，面对中国和世界严酷的现实，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走到什么地方来了？中国要向何处去？学习《经典要录》使我更加确信，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开放”不是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实际上是不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元争鸣）的政治改革（如共产党员可以当资本家，资本家也可以是共产党员）和思想文化改革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向资本主义方向的倒退和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结果，得大利的只占人口的少数，是走资派官僚阶层、资本家阶级、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上层知识分子，而广大的劳动工人、农民、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却在资本、权力和竞争的多重压迫下喘不过气来。
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但不害怕进步的改革，不害怕开放的思想碰撞，而且一贯主张并且大力推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改革和文化艺术科学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如恩格斯所写的：“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１日恩格斯致奥托·伯尼克，马恩全集36-40卷经典要录，p.92）。“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指“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１８８３年４月１８日恩格斯致菲力浦·范－派顿，马恩全集36-40卷经典要录，p.2）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从1956年到197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是一个不断实行进步的改革、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着力发展国有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从初级到高级的合作化直至人民公社化，制定并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创造并贯彻“鞍钢宪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实行干部全员定期参加劳动和领导干部下基层蹲点、防止官僚主义的制度，全国大三线和地方小三线的建设，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和“五反”），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以缩短学制、改革教材和教学考试方法、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三个世界理论为依据的全方位外交，以斗争和挽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国家的宏伟战略，把工人罢工的权利、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写进宪法，等等，都是这个改革过程和链条上的一个个具体环节。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党和人民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和困难，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遭受了种种挫折，但是依靠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依靠党和人民的团结奋斗，这些改革给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历史性进步和飞跃是举世公认的。在短短的20年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从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一个具有比较完整和独立的工业体系、比较稳定的农业体系、坚强的国防体系、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体系的工业-农业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奋发向上，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这个铁的事实，难道不是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最好反驳吗？
4. 最近几年，又有居心叵测的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以断章取义、制造谣言的卑鄙手段反对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他们拼命鼓吹和推行的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复辟辩护。他们“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晚年并不赞成他们青年时期的思想（比如《共产党宣言》里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思想），说什么马克思本人也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张建立个人所有制，还说伯恩施坦、考茨基这些第二国际的叛徒正确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列宁、毛泽东才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像我这样只读过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但是没有啃过《资本论》，没有广泛涉猎马恩全集的人，尽管不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但是也不好反驳啊，人家在那里“引用原著”，很唬人呢。可以想象，比我年轻得多、从来没有读过马恩著作的70后、80后、90后们，听了或读了这些“有影响”的“权威”的话，该怎样想呢？
谢天谢地，陈志昂同志给我们打造了《经典要录》这样的锐利武器，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画皮戳破了。的确，马克思是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马克思为什么要这样说？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７日（那时离马克思去世已经7年多了）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解释得再明白不过了：
“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照例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马恩全集36-40卷经典要录， p.93）
在恩格斯写这封信的10年前，法国的那些年轻资产者跳蚤们纷纷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还在世的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是多大的讽刺啊！就像今天，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满天飞的时候，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也会发出类似的慨叹吗？
对马克思说的“个人所有制”，也是类似的情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里写过下面一段话：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在接下来的一段里还进一步说明，这种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p.267-268）。在这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肯定，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而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协作和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一种完全新型的“个体所有制”，即公有制！在这种公有制中，在某种组织形式下，人人进行合作的劳动，人人享有共同劳动的成果；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者——社会的主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到了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私有化的所谓“改革”，就是颠覆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重新建立私有制！是少数掠夺者重新剥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进行断章取义引用的人搬起石头狠狠地砸在自己的脚上了！
在马恩全集31-35卷经典要录里，有一段阿尔诺德·卢格于１８６９年１月２５日致施泰因塔耳的信的摘录，其中完整地引用了马克思上面的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这个否定的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恩全集31-35卷经典要录 p.87-88）
《资本论》第一卷是1867年出版的。实际上，马克思后来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又有所修改，他认为大工业经济的发展必然排斥手工业生产方式，所以工人阶级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只能采取共同占有的方式。１８８１年１０月２５日，恩格斯在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重述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导言（注：指马克思1880年口授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向盖得口授的：工人只是在成了他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占有方式或集体占有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战胜，而且将日益被战胜；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等等。” （马恩全集31-35卷经典要录 p.175）
可见《经典要录》是一件多么值得重视，多么重要的理论武器。
至于有人造谣说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否定了写《共产党宣言》时（1847年12月-1848年1月，时马克思29岁，恩格斯27岁）的马克思、恩格斯，仅举一例，便知是无稽之谈。１８９４年１月９日，恩格斯在回复朱泽培·卡内帕要求他题词的信中，找的一句话恰恰就是《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
“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但丁]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恩全集36-40卷经典要录 p.140）类似的例子在《经典要录》里比比皆是，就无需赘述了。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企图靠断章取义和造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说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令敌人害怕和胆寒、而又无法公开彻底否定的有力思想武器。这是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群众的幸运，更是他们的优势——真理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一边。
5.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4年在巴黎相识起到他们逝世，凡39年（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和51年（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令人无比惊奇的是，他们心之相通，从理论到实践的相互一致、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对彼此工作、生活、健康、家庭的关心，简直就像一个人的左脑和右脑，左手和右手一样默契，一样协调。他们之间为了同一个伟大事业而建立的始终如一的伟大友谊令人无比神往，教人感慨万千。大概由于我的知识贫乏，我觉得古往今来再也找不出第二朵如此美丽的同志情谊之花了。《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旷世理论杰作。它的完稿和出版，固然是马克思的智慧和“象匹马一样”工作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恩格斯从精神到物质的鼎力支持，没有恩格斯的自我牺牲，几乎不可能有《资本论》的问世。《经典要录》里摘录了多封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无一例外真诚地提到了这一点。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几乎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手稿的整理、编辑、出版上了，作为对他的亡友的怀念，对马克思未竟事业的承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即使在他独自一人处于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时，他也总是心诚悦服地把马克思及其英名推在前面。这是恩格斯超越自我的宽阔胸怀的展示。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５日致爱德华·玛丽·瓦扬的信中写道：“由于我比别人活得长，命运要我享受我已故的同辈人，主要是马克思的工作所应得的荣誉。请您相信，对于这一点以及这一荣誉中属于我个人的微小的一部分，我不抱非分的想法。”（马恩全集36-40卷经典要录，p.99）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工作的重任永远担在肩上，但对荣誉永远谦让。
6. 我在读这部分经典要录一些段落的时候，忽然发现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论述的内容，甚至所用的语言与恩格斯的论述几乎是一样的。这里有两个例子。（一）毛泽东在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而恩格斯１８８６年１月２０—２３日在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有一句话：“人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战争。”（马恩全集36-40卷经典要录，p.46）我想，恩格斯的这句话只会收集在马恩全集或特别出版的书信集中，而中文版的马恩全集第1卷1956年才出版，所以毛泽东写的前面那句话绝无可能是参考恩格斯的论述的结果，只可能是自己独立的创作。（二）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民主”的实质和“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做过详细的论述，其中有这样一段：“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p.368）毛泽东的这段话，非毛化以来受到过无数指责，说他反对民主，破坏民主，主张独裁。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来说，说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不可思议的。可是，恩格斯在１８８４年３月２４日写给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也说民主只是一种手段：“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没有帮助我们前进一步。照我的意见，应当这样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马恩全集36-40卷经典要录，p.14）我不能判断毛泽东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前，有没有读过恩格斯的论述。然而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认为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的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就能根据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实践，推论出民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可见，只要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能对复杂的事物得出正确的结论，找到正确的答案。
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和自豪在于：毛泽东同志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方向和道路的问题；在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他又继续领导党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终于在他晚年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防修反修大演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意义，堪比18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他总结了现代国际共运和苏共赫鲁晓夫集团背叛马列主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党内外的矛盾和斗争，提出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内，由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条件，必然会产生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这个当权派的一批代表人物有可能成为颠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内走资派这个科学概念和发动群众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正确方针，是国际共运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道路上一座巍峨的里程碑。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那场亿万人民参加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失败了，但是它的革命种子已经深深撒在中国大地上，也传播到世界的许多地方，它的历史影响和教化作用是任何力量也磨灭不了的。我深信，历史的运动必将使文化大革命的光芒再次照耀中国的天空。
7. 最近从网络和报纸上看到几条不新不旧的消息。
第一条是，网络名人、中央党校的著名教授周天勇公开主张大中专学校取消马列主义的课程，说什么“如果学生学的（马列）太多，他们失业了，拿着资本论去农民工的工棚，宣传受剥削压迫理论，将是极大的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别看这位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教授品德低下，对马列主义的力量还是心中有数的。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他对资产阶级的忠诚和直言，也是值得称道的。
第二条是，得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支持的国内一家知名智库——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请求英国工党的彼得·曼德尔森撰文介绍当年挽救工党的经验。曼德尔森何许人也？“上世纪90年代，曼德尔森对工党进行了改革，包括不再将心爱的红旗作为工党的标志。”当年工党进行的“改革和重建”“最终帮助托尼·布莱尔入主唐宁街10号”，“挽救了工党，使其避免了走上急剧衰落之路的命运”。对“智库”的这一举措，北京理工大学的深受西方媒体青睐、反毛反共的教授胡星斗评论说：“中国将目光投向工党及其当年应对最严重危机的方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众所周知，英国工党的成员虽然包括了不少劳工群众，但它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是英国两党政治体制中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它前身的工联曾多次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1997年以后，托尼·布莱尔是个风云人物，他当了首相后，对外是只要美国发动侵略战争，英国必然紧随其后。我往好里想，我们的智库是为了知己知彼，才要工党来传授经验的。但是事情也许没有这么简单。危机，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感到；自己属于什么性质，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明白；病入膏肓的人首先当然是想找到一位好医生对症下药，实在找不到，只好病急乱投医了；他们早就把马恩列斯毛和人民群众看作最坏的医生了，找他们何用？
第三条是，最近，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下半年推荐书目；该活动已向官员推荐了一百多本书，其中《曾国藩》等最受欢迎。这也是一条好消息，让我们知道中共这个“学习型”政党都在学些什么。坦白地说，我这个共产党员落后了，没有读过《曾国藩》。但是我学过中学历史课本，知道曾国藩建立和训练了湘军，治军有方，对镇压太平天国，挽救腐败卖国的清政权崩溃于一时，居功至上，受到加官晋爵。他的顶戴花翎是用太平军的鲜血染红的。曾国藩对清廷忠心耿耿，夙兴夜寐都为着它的中道复兴，与李鸿章同为洋务运动的创办者。这样一个没落封建王朝的“忠臣良将”成为了共产党官员（不乏高官吧？）的最爱，倒也是一大奇观。
还有其他的消息，比如教育部举力组织编写了116册“国学教材实验课本”，《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论语》、《孟子》、《大学 中庸》、《道德经》等尽在其列，其中用于高等教育的课本是由台湾“国学专家”负责编写的。小学“国学课本”已经在北京试用，全国共有16个省市100万学生在试用这套教材。
真是好戏连台啊！
这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是多么正确，多么“普世”！
8. 我们能指望现在的和将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能由现存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吗？真要感谢陈志昂这一代和比他们还年轻一些的至死不变的共产党人，在生命的暮年仍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不屈而艰难地举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愿意向他们学习，为在民间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尽一点微薄之力。未来的希望在群众之中。我们要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辛勤播种，让种子生根、发芽、开花，迎接收获。
恩格斯指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马恩全集36-40卷经典要录，p.78）怎样才能得到清晰的理论呢？恩格斯又指出：“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马恩全集36-40卷经典要录，p.59）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让我们从各自的和共同的“本身的错误”和“痛苦的经验”中，带着问题，一边学习《经典要录》，一边思考吧。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恩格斯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７日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马恩全集36-40卷经典要录，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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