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诞生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党的创立时期，斗争的中心是要不要建党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问题。这个时期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后期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对于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当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时候，广大群众手无寸铁，使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代里，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才能领导革命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列宁在阐述建党的重要性时也指出：“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也曾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回顾中国革命历史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更加证明了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要认清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当首先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因为这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特点是：
封建时代的自然经济基础虽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依然存在；
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未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皇帝贵族的专制政权虽被推翻了，但是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帝国主义不仅操纵了中国的财经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
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下，由于中国处于长期不统一状态，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国人民进行了七十多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包括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虽然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但是这些斗争由于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都遭到了失败。
中国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因受着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提不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所以农民革命总是陷入失败，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参加革命，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也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这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重担，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身上。
中国无产阶级是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
“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发展到大约有二百万人左右，它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之外，还有特出的优点：
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以斗争最坚决最彻底，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除极少数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
它一走上政治舞台，就在本阶级政党领导下，成为中国社会最有觉悟的阶级；
由于相当数量的工人来自破产农民，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
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决定了它必然地会“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从它产生那天起，就不断地进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以罢工为例，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一三年发生过十一次，一九一七年发展到二十三次，而到一九一八年就增加到三十次。
但是初期的斗争都是自发性的经济斗争，这种自发性的斗争，不能形成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共产主义思想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才能使无产阶级的斗争，由自发的斗争变为自觉的斗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无产阶级随着斗争的发展，逐渐深刻地认识到：迫切需要有一个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迫切需要有一个本阶级的革命政党来领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空前觉醒，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这过程中，毛主席代表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廿六日，毛主席诞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里，毛主席从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就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实际斗争，向工农群众学习。
一九一七年夏，毛主席到湖南广大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同年冬，又在长沙创办了工人夜校，亲自讲课，传播革命火种。毛主席在接触工农的实践中，从劳动人民身上吸取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一九一八年四月，毛主席组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在湖南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了像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等一批优秀干部。同年九月，毛主席为了组织革命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并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了解工人疾苦，向工人宣传革命真理。
一九一九年初，毛主席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这时期，广大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进行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李大钊同志曾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列宁的号召下，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妥协投降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它的导火线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巴黎和会”在英美法帝国主义的控制下，不仅蛮横地拒绝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反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对如此丧权辱国的所谓“和平条约”，中国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竟然准备签字承认。消息传来，群情激愤。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首先举行集会、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全国学生纷起响应。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反动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在这严重关头，中国无产阶级挺身而出，站到斗争最前线。
从六月三日开始，上海的工人首先举行反帝政治大罢工，各地工人相继响应。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对于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显示了工人阶级巨大的政治威力和领导力量。在工人阶级带领下，运动迅速地发展到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威胁着军阀政府的统治，迫使他们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将曹、陆、章三个卖国贼撤职，并宣告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次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终于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不但是一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它第一次公开地对几千年来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意识形态，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大造革命舆论，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开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热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五四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在五四运动中，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认识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他们下决心到工人中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这样，五四运动就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做了准备。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主席立即投入战斗，组织领导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湖南各界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发动了长沙学生实行总罢课，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积极引导革命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七月，毛主席在长沙创办了著名的革命刊物《湘江评论》，并在亲自写的创刊宣言中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以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罪恶，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连续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的论文，大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结合中国实际，为革命人民指出斗争的方向，对当时湖南和全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年冬，毛主席第二次来到北京，进一步刻苦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而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当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周恩来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出版了《觉悟》。恽代英同志在武汉组织了互助社，出版了《互助》。
据不完全统计，这时期全国新出版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二百多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了阶级敌人的极端仇视和恐惧。
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攻击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接着，一些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在拥护社会主义的伪装下，宣扬“劳资合作”、“议会主义”等改良主义谬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鼓吹所谓“绝对自由”，否定一切权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同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主席认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他指出：主义比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希望，才知所趋赴。
毛主席还指出，历史上一切反动的统治阶级，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指望他们回心向善，那是幻想。只有走俄国式的暴力革命道路，才能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改造。改良主义、议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经过这场斗争，粉碎了阶级敌人的进攻，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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