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3期，是史锋。
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这对国民党反动头子、卖国贼蒋介石的反动一生，是一个深刻的概括。
蒋介石是怎样起家的？
一个冒险家
一九一二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人声静寂，只有林荫道深处一间设备特别完善的病房里，还亮着淡蓝色的灯光。辛亥革命著名的革命党人陶成章，正迷迷糊糊地躺在病床上。
忽然，从法国梧桐的阴影下，闪出一个蒙面大盗。这个人，跳过栏杆，闯进病房，直奔陶成章。
护士大吃一惊，“呀！”地尖叫了一声……
当人们赶来时，陶成章已经躺在血泊中，不见了凶手的踪影。
这就是蒋介石的一次“杰作”，是他投靠江浙财阀的一件见面礼。
原来，陶成章在辛亥革命中，领导了江浙起义，并主张“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因而引起了江浙财阀的仇恨。这个财阀集团的政治代表、大流氓陈其美，就布置蒋介石去暗杀陶成章，于是演出了广慈医院深夜的一幕。
这时候的蒋介石，论军事资历，只在日本军队中当过上等兵；在陈其美手下，虽然挂了个校官的衔头，也只是一名小喽罗。
据蒋介石自己说，他“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对于训练兵卒等事感到很苦，于是整天沉溺于旧上海最污秽最腥臭的生活中。一九一三年陈其美垮台后，蒋介石就完完全全地过了十年流氓生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里，大家都知道有个第三十二号经纪人，歪戴帽子，香烟叼在嘴唇中间，门槛特别精，此人的大号就是蒋介石。
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蒋介石结识了一批“江湖朋友”，对于他后来的发迹，很有关系。这批狐群狗党，有的是上海的流氓头子，如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有的是江浙财阀或他们的政治代表，如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这两种人结合在一起，使蒋介石在混迹交易所的十年中，把投机、欺骗、诱惑、暗算、造谣、冒险等一切手段，都学得烂熟，成了他反革命生涯中的拿手好戏。
蒋介石这一伙，在交易所里投机赌博，一度赚了不少钱。蒋介石自己也“经营不半载”，“俨然富商”，在“十里洋场”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糜烂生活。然而好景不常，一九二一年年关，银根奇紧，公债、股票起了跌风，发生了“信(托)交(易)大风潮”，有的交易所股票，跌到一钱不值。蒋介石一个跟头从云端里跌了下来，一下又成了破产者。
在上海投机失败，蒋介石又想到广东去。他在广东原来也混过多年，同孙中山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时候，由于陈其美已死，而孙中山在南方开展的革命活动，已有一定声势，蒋介石要进行政治投机，就只有靠近孙中山；而蒋介石的这种行动，又恰恰是符合了江浙大财阀在政治上的需要，张静江一伙极力要把蒋介石这根楔子打进广东去。
于是，蒋介石“投袂而起”，奔赴广东去了。
投机革命，骗取信任
在广东，蒋介石前后判若两人。别看他在上海那样昏天黑地，在广东，特别是在孙中山跟前，简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样子。举个小例子说说：孙中山平时召集军官们讲话，总是让大家“稍息”或者坐下，可是蒋介石却自始至终，笔挺立正，十分突出，好像唯独他最忠于孙中山。
蒋介石在他的老上级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面前，同样地也是这副矫揉造作的态度，开口一句“报告总司令”，闭口一句“听候总司令指示”。可是后来逼许崇智下台，抢了总司令这把虎皮交椅坐的，也正是这个蒋介石。
蒋介石还装出了一副异常勤奋而又十分用功的样子。当时在行军时，高级军官是坐轿子的。别的人大多是放下轿帘打瞌睡，他却高卷轿帘，装模作样地披阅公文或看书。当时的粤军将领张达民就一语道破了他的真实目的：“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都是作戏！”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避到了永丰舰上，同叛军相持了五十六天。在这期间，蒋介石为了向孙中山表示忠心，也上了舰，紧随孙中山左右。在那炮火纷飞的间隙中，蒋介石居然找到了一个机会，同孙中山合照了一张相，并请孙中山题词。这张相片，后来他到处分发，以此向同辈和外界夸耀自己同孙中山的亲密关系。
不仅如此，他为了充分利用事变这一资本，越俎代庖，一开始就用日记形式，记录《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事变后，他又请孙中山写了一篇序，以“蒋介石记录”名义出版了这本书。并且不惜工本，把那张相片用铜版印在全书很显眼的地方，到处招摇。
蒋介石经过这么一番苦心经营，特别是在永丰舰上的一段经历，使他在孙中山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别人有难他得福，蒋介石就从此“发迹”了。
拜托洛茨基为师
孙中山几经挫折之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开始改组国民党，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此同时，孙中山决心向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学习。一九二三年八月，孙中山派出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等四人，赴苏考察军事、政治和党的工作。
这次考察，蒋介石完全是别有用心。他因伪装进步而奉派出国，从中捞到政治资本。之后，又将出国所见肆意歪曲，作为攻击三大政策的炮弹和胡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理由”。
从蒋介石本人来讲，倒有一个“重大的”收获。他没有会见列宁和斯大林，然而找到了托洛茨基，据蒋介石自己供认：“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他把托洛茨基教诲的：“忍耐与活动”，刻骨铭心地当作“成功立业的要素”。后来，每当革命力量强大的时候，他就“忍耐”；而当革命阵营中有一点空隙，他就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
年底，蒋介石回国。他虽然没有、也不想学到什么，却煞有介事地高喊：“我们党要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
他甚至“建议”：“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
随后他又多次公开表示：“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就是违反了总理(孙中山)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如果我有违反纪律、背叛主义的时候，至少也要就地枪毙。”
这是真的吗？假的！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他公开反共后的供状吧：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在他的《下野宣言》里说：“兹更进言中正反共之颠末：数载以来，一般多以联俄容共之政策，为中正所翊赞而主张者，不知当游俄考察归国之时，对联俄容共即主审慎分别。……中正之排除‘共逆’，所以具有不移之决心也。”
原来如此！
收罗了一批反动派
一九二四年初，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培养武装骨干力量。当时的军政部长程潜兼任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副校长，负责筹办。
当时，军校缺乏经费，也没有现成设备，枪支也很少，蒋介石一看，样样都要白手起家：自己呢，校长还是“副”的，而且要受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的节制。越想越窝火，他就大耍流氓手段，擅自遣散职员，宣布学校办不了，自己又一次溜回上海去了。其实蒋介石也无非以此要挟孙中山，以退为进罢了。他给孙中山的信上就说：“中正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
他这一行动，可急坏了张静江一帮师兄弟。他们从地主买办阶级的利害关系出发，认为万万不能丢掉已经经营多年、深入革命阵营内部的基地。为此，张静江亲自跑到广东，向孙中山说项，终于让蒋介石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仍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这才回校。这时，黄埔军校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已很有起色了。
此后，蒋介石逐渐把黄埔军校作为个人资本，盗窃革命武装为反革命服务，从而为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特别垂青，也为他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创造了条件。
在黄埔军校，蒋介石开始收罗反动派。
当时，国民党内的右派，顽固地站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党，反对三大政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去世以后，他们就进一步开展反革命活动。一部分右派分子，如邹鲁、谢持等几个人，跑到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公开树起反对旗号，鼓吹“分共”。
蒋介石也是个右派。但是，这个阴谋家感到自己反革命的羽毛还不够丰满，还需要继续利用革命力量。他对于公开的右派，他装出十分痛恨的样子，骂邹鲁等西山会议派是“快其驱除异己发舒私愤之偏心，而不惜阻挠国民革命之大业”，骂戴季陶是“总理之不肖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贼喊捉贼，掩人耳目。
另一方面，他在暗地里组织小团体，培植死党。在黄埔军校中，他把一些反动军官和反共分子拉拢在身边，作为他的羽翼。教官中如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陈诚等人，后来都成了他的嫡系骨干；学生中如贺衷寒、邓文仪、胡宗南等，后来也都是他手下的法西斯匪徒。这帮反动家伙，当时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反对孙中山的政策，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解释为孔孟之道，为复辟倒退鸣锣开道。
平时在校中，他们专门同进步学生组织作对，捣乱破坏。蒋介石表面上装得同“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反动组织毫无关系，当他们准备上街进行反共游行时，蒋介石还加以制止。走狗们心领神会，“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王柏龄召集喽罗说：“我们的领袖高瞻远瞩，恐怕这时不宜于开火。”一句话泄露天机，把蒋介石同这个反动组织的关系点破了。
借助左派打击异已
一九二五年二月，陈炯明又在东江叛变，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第一次东征。东征军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其中许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在东江农民的协助下，镇压了叛乱。蒋介石以军校校长身份，用革命学生和东江农民的鲜血，书写了自己的功劳簿。
同年五月，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叛变，东征军回师广州，在广九铁路工人援助下平定了叛乱。蒋介石又以军校学生和铁路工人的鲜血，在功劳簿上替自己添上了新的一笔。
蒋介石的野心日益膨胀。七月一日，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但是，在当时的党政领导层中，蒋介石还排不上号。从主席到各部部长，都没有他的份。特别是有三个人，在当时的影响较大，远非蒋介石所能望其项背：一个是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廖仲恺。廖很得人望，而且精明强干，为蒋介石所惧惮。另两个是国民党右派头子胡汉民和许崇智。胡是孙中山死后的头号人物；许是粤军总司令，握有军权。
八月二十一日，廖仲恺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黑手所暗杀，全国震动，蒋介石乘机到处剧烈“活动”，攫取大权。他要挟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让他参加由三个人组成的“廖案特别委员会”，这个机构权限很大，负责缉捕凶手和镇压叛乱。
凶手是谁，一时尚未查清，舆论对右派胡汉民和许崇智表示怀疑。蒋介石借助这种形势，排除异己，把罪名朝胡汉民和许崇智身上一推，说胡汉民的弟弟是主使者，许崇智的一个部下是直接参与者。革命群众本来反对胡、许，这下子火上加油，群情激愤。蒋介石亲自率领军校学生，包围了胡、许的公署，群众的怒潮汹涌澎湃，蒋介石却又趁机向胡、许卖好，表示可以放他们走。两个人立即惶遽出奔，胡汉民逃往国外，许崇智亡命上海。
蒋介石把许崇智的部队一一缴械，把胡、许的主要干部抓的抓，杀的杀，不抓不杀的也吓跑了。蒋介石一跃而为广东最大的实力派。可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接着，改编国民革命军。他除了大力发展嫡系部队，把两团黄埔学生军扩充为第一军，自任军长以外，还担任军事总监，统辖各军。
从此，蒋介石成了国民党最高的军事头子。
露出了反革命本相
生物界很有一些极端无理的事：埋伏在黄莺窝里被孵化出来的杜鹃，吃着义母喂的食物，长了力气，竟将雏莺一只一只地推下树去摔死。这种情形，正如阴险而凶残的蒋介石一样。他混进革命队伍，积蓄起了一些力量，就露出他的本相来了。
从一个亡命之徒很快爬上军事总监的地位，蒋介石具有一切政治暴发户共同的特点。他特别贪婪，胃口大得很，恨不得一口就将最高权力吞下肚去。他虽然在军队中占有了很高的位置，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还是以汪精卫为首。那时汪精卫之所以有影响，又是由于他标榜靠拢共产党，人们误把汪精卫当成国民党左派来推崇。所以，归根结底，最使蒋介石害怕和忌恨的，还是在革命队伍中起着实际领导作用的中国共产党。
在反革命贪欲的刺激下，一旦有机可乘，蒋介石就要向共产党下手。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的夜里，蒋介石住的小楼，鬼影幢幢，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出出进进，十分忙碌。
随即，在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的办公室里，出现了三个獐头鼠目的家伙，手持公函，上面写道：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为祷。”
落款是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
李之龙把公函又仔细看了一遍，就着手执行。由于另一艘军舰正在检修机件，李之龙给中山舰下了命令。
三月十九日早晨六时，中山舰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升火起锚，驶到黄埔，向黄埔军校报到。“等候差遣”的中山舰不敢熄火，在黄埔水面一直等到晚上。当舰上冒出的烟雾融进夜色时，蒋介石派出的爪牙就按照预谋，四出活动了。
蒋介石早已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大放谣言，说是“共产党制造叛乱，阴谋倒蒋”，“中山舰开向黄埔，企图劫走蒋介石，载往海参崴”。晚上十二时，蒋介石利用广州市卫戍司令身份，下令全市戒严。
三月二十日凌晨三时，蒋介石派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把海军局长李之龙从床上拖起来，反绑双手，蒙上眼睛，又在嘴里塞进两块手巾，像绑“肉票”一样丢上汽车，扬长而去。
蒋介石调兵遣将，包围了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和领导省港大罢工的司令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劫夺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
蒋介石下令扣留了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又亲自打电话给第一军副军长何应钦，命他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
一道道反革命的指令发了出去，警车怪叫，军警逡巡，广州街头一片杀气。
蒋介石野心未已，决定趁机也给汪精卫一点颜色看看。他按照预先策划的步骤，把广州警察局长召来，要他亲自率领武装警察，把汪精卫包围起来：
“你去，‘保护’汪主席，不要放一个人出来，唵唵。”
汪精卫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但他没有兵权。蒋介石调兵遣将，汪卫不但管不着，反而连自己也遭到重兵包围。他又气又怕，连声说：“我这个主席不要做了，我这个主席不要做了。”事过以后，汪精卫终于挂冠出国。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的反革命行径，激起广大共产党员的极大愤慨。毛主席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正确路线，在当时严正指出，对于蒋介石的反叛行为，必须给以坚决的揭露和有力的反击，并抓紧时间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
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生怕得罪了蒋介石，竟一再向蒋介石解释和道歉，又在《向导》上发表了一封信，胡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行动”。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使蒋介石叛卖革命的第一次阴谋得逞。这一次事件，打击了共产党，逼走了汪精卫，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就完全操纵在蒋介石一人手中，增厚了他的反革命资本。
帝国主义者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封锁了已近十个月，正喘不过气来，这时就彼此恭贺，高呼“万岁”，他们以为“共产党既经打击，解决罢工，自不成问题”。蒋介石的喽罗们更是欢天喜地，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头目王柏龄，在《黄埔季刊》上洋洋得意地说：中山舰事件，“当中详细，唯鄙人与蒋先生知道，未得蒋先生许可，我固不敢披露，而蒋先生对学生训话，也谓如要明瞭此回事变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历史也，而收效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
这个草包在得意之余，竟把蒋介石见不得人的东西，捅了出来，供认在中山舰“烟幕”背后，遮盖的是反共反人民的阴谋事实。
从篡军到篡党
趁中山舰事件所造成的声势，蒋介石逼迫国民党中央召开二中全会。
蒋介石手里抓着枪。在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的当天，蒋介石突然宣布全市戒严。广州空气又紧张起来，商店停业，银行挤兑，第一军荷枪实弹遍布街头。在这种气氛中，蒋介石向二中全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蒋家党羽后来把整理党务案的强行通过叫做“党权因是收回”。
蒋介石亲自炮制的“整理党务案”，主要包括四条反革命内容：
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委员会中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二、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
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要交给国民党中央；
四、共产党发给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指示，要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
当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被撤换下来，蒋介石的交易所老搭档，江浙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如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之流，便一个个袍笏登场。
张静江作为国民党“元老”，为蒋介石看守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以免别人问鼎。
蒋介石深深懂得抓组织大权的重要，亲自兼任组织部长，日常工作则由陈果夫代理。国民党的组织部，在后来的二十年中，一直由陈果夫及其兄弟陈立夫管着，因而有“蒋家朝廷陈家党”的说法。
反动“理论家”戴季陶，则以他臭名昭著的“戴季陶主义”作为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宣传工具。
蒋介石自己，窃踞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还下令设立军人部，部长也由他兼任。他把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而张静江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不过是一件“奢侈”的“装饰品”。
蒋介石由篡夺军权进而篡夺党权，他的全部秘诀就是靠手里有枪。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
伪装是为了叛卖
中山舰事件后，虽然蒋介石为了平息舆论，假惺惺地处理了几个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但因为事件本身性质的严重性和明确性，他的新右派尾巴还是从衣襟底下露了出来。国民党二中全会一结束，共产党人赵世炎同志就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这是“左、右反动各派的一个很复杂的斗争”。并且尖锐地揭露说：国民党老右派的“西山会议议案的精神亦可以说有部分地实现了”。
蒋介石的新右派面目被识破，他深感恐慌。他觉得自己周围的力量，还不足以马上就同共产党决裂，而且他还要借助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通过北伐，夺取全国政权。
蒋介石于是重施故伎，装模作样地把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分子在上海的活动骂了一通，同时宣布广东的伍朝枢、古应芬(他们代表广东大资产阶级利益，同江浙财阀有矛盾)为右派，是“违背孙中山的遗教”——这就是新右派特别可恶的地方，他不像老右派那样赤裸裸地主张国共分裂，他有更多的机心诈术，既把同自己有矛盾的右派对手打了下去，又为自己涂上了“左派”的油彩。请看蒋介石这一位大演员：
就在抛出“整理党务案”的当月，蒋介石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的讲台上发表演说。这个无耻之徒竟然又一次同共产党“亲爱”起来了，他说：
“我对于共产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如果杀共产党，无异他自杀，这点理性是统统能理解的。”
蒋介石又挤进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用走了调的嗓子说道：
“工农能来革命，这个革命才能成功。我因本身得到的经验，对于农工与革命军联合的好处，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蒋介石更不怕肉麻，大声说：“中国革命必须受第三国际指导！”
信不信由你，这些话，全是从刚刚对共产党进行了恶毒攻击和残酷迫害的蒋介石嘴里吐出来的。
召来了吹喇叭的人
时间已到了一九二六年炎热的夏季，南国的政治气候也热起来了。工农群众运动汹涌澎湃，由五卅运动直接引起的省港大罢工已持续一年多，几十万有组织的工人群众英勇奋斗，有力地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为发动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提出的北伐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而革命阵营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则密谋策划把这场革命约束在有限的范围内，并竭力使它朝着有利于大资产阶级争夺地盘的方向演变。新右派的首领蒋介石就从江浙财阀的这种阶级利益出发，加紧了攫取北伐战争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六月六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开会，讨论北伐。会上，蒋介石宣布任命他自己为北伐军总司令，并借口北伐需要，规定各省民政、财政都归“总司令”，即他管辖；各省省长也由他任免。北伐还没有出师，蒋介石就利用机会把党、政、财、民的大权，集于一身。
蒋介石当上了总司令，小人得志，趾高气扬。一些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的“耆老”表示不服，在背后冷言冷语；刚刚受到过蒋介石打击的广东大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更是愤愤不平。这对独裁成癖的蒋介石是一个威胁。蒋介石装成一个毫无野心的人，皱着眉头发誓。
“如果我愿意做总司令，那么我就不是蒋中正；做总司令比奴隶还痛苦……如果本党允许我交下来，我是决不会恋栈的。”
这壁厢蒋介石在诉苦，那壁厢何应钦已经应召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等候着他了。蒋介石示意何应钦，为他吹吹喇叭，抬抬轿子，使他在舆论上好看一些。何应钦早先是一个潦倒的兵痞，自从勾结上蒋介石后，飞黄腾达，在嫡系军队中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替蒋介石吹喇叭，他自然十分卖力，当即起草了一份拥护蒋介石的电文，奔走了几天，弄到了北伐军一些将领的签名，登在报纸上。名单一大串，“通电拥蒋好不气派！
吹吹打打的喇叭，压下了叽叽咕咕的牢骚，蒋介石才坐稳了“总司令”宝座。自称“不愿当总司令”的蒋介石，当上了总司令以后想干什么？请听他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的演说：
“同学们，北伐就要开始了。”
声调十分平淡，学生们却热烈欢呼起来，为这个重大时刻的来临而兴奋异常。
蒋介石突然眼睛一瞪，大声说道：
“如果要我带兵，将来环境一变，或者思想随到变更，不期然而然的变成了一个军阀也未可知。”
这是蒋介石在出师北伐前说的一段大黑话。他一生狡诈，唯独这一次却不加掩饰地暴露了内心世界。后来的事实表明，蒋介石正是在北伐的半途，“环境一变”，“思想随到变更”，成了中国最大的一名新军阀。不过，当时在场的黄埔学生，是还不能从蒋介石这些话里，辨出它的味道来的。
凶相毕露，把人民打入血海
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由共产党领导和受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军队，英勇奋战，叶挺独立团的表现尤其出色，所向无敌，被称为“铁军”。蒋介石悄悄告诉他的嫡系第一军，要好好打，不要让人家看出他们是饭桶。可是第一军很不争气，它的教导师由蒋介石的两个心腹王柏龄、缪斌率领，在江西同军阀孙传芳的军队一接触，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王、缪两个侥幸脱逃。已升为军长的何应钦带着另外三个师起先乘虚进入浙江，待到真的接仗，又被打得大败。
这时候的蒋介石却又不急了，他有了新的主意。他利用北伐的胜利进展、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化的机会，忙着招降纳叛，把一支一支的军阀部队原封不动地收编过来，换上革命军队的旗号，成为他自己的搞反革命复辟的力量。这样，他手下的军队很快由广东出师时的八个军膨胀为四十个军，而北伐军的革命品质也就迅速地起了变化。
蒋介石本来就不需要具有革命品质的军队。后来在“四·一二”事件中，他正是利用刚刚换了旗号的军阀部队，放手屠杀上海工人群众。人民要求革命，尊他是北伐军的首领，他却利用人民的拥护，扩大自己的地盘。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
十一月，蒋介石进驻南昌。他自忖，羽毛已丰，如今可以“活动”了。就在这时，蒋介石布置他的青红帮伙计杨虎等人，在南昌、九江，到处贴出拥蒋标语，同时露出獠牙，叫嚣“打倒赤化分子”！这是一个信号，表明蒋介石要撕下伪装，从反革命两面派如实地表现为反革命的一面派了。
这个信号，立即为帝国主义所知悉。他们看到，北洋军阀已是一匹死马，没法医治了，蒋介石，正是可以用来代替这匹死马的一条合用的走狗。帝国主义、大买办阶级，就纷纷派出密使南下，蒋介石也到处伸出触角，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之间，寻找靠山。
大买办虞洽卿，秘密跑到南昌，告诉蒋介石：如果他坚决“反共灭共”，就能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六千万银元的赏金。
一旦找到了国际背景，卖国贼出卖人民利益的速度就大大加快。蒋介石大大叫：“我是最革命的，要革命的随着我来，谁反对我的革命，就是反革命。”
革命还是反革命，居然要依蒋介石划线！蒋介石革的是什么命？他开始执行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政治南伐”的使命了。他亲手握起屠刀，带着流氓打手，从南昌杀起，走一路杀一路：
他在南昌，嗾使爪牙于三月十一日杀害了赣州总工会负责人陈赞贤；
他到了九江，一手制造了三月十七日惨案；
他到了安庆，又导演了“三·二三”流血事件。
三月二十六日，刀头舔血的蒋介石到了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上海。
这时的上海，已经被同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从军阀手里解放出来。蒋介石一到上海，帝国主义就一再督促他赶快采取“行动”。《字林西报》露骨地说：“倘若蒋介石愿意拯救中国人民出于共产党之手，那么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
蒋介石老奸巨猾，不动声色，四月三日与刚从国外赶来的汪精卫密谋反共。而这时，那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又凑上去充当了为虎作伥的可耻角色，于四月五日，同汪精卫联名发表了《宣言》，胡说“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造谣说蒋介石对共产党“如兄弟般亲密”。
第二天，即四月六日，蒋介石派出一支军乐队，拿着一副写有“共同奋斗”四个字的锦旗，送到工人纠察队，表示“敬意”，以此麻痹工人群众，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陈独秀在宣言发表后，以为“天下太平”，就同汪精卫到武汉去了。
四月十二日，这是一个永不能忘记的日子。从这一天起，蒋介石这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一巴掌将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打下了血海。他组织青红帮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然后借口“工人内讧”，缴夺了双方(实际上只缴夺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刚刚归顺过来的军阀部队和全副武装的流氓匪徒，在帝国主义驻在上海的三万名侵略军的支持下，一齐杀向工人纠察队。在闸北，在沪西，在南市，在浦东，屠刀起落，血肉迸飞。滂沱的大雨，把宝山路的积血冲成了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有三百多人，被捕五百多人，失踪五千多人。优秀的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都惨遭杀害。
与此同时，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东南各省也陷于严重的自色恐怖之中。
伟大的战士鲁迅，这时以极度愤激的心情，写下了火一般的字句：“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四·一二”反革命的屠刀一举起，蒋介石的伪装彻底剥光，他的欺骗性从此完结了。他起到了动员人民起来打倒他的作用，他用带血的双手给自己掘下了坟墓。
右派上台，不能长久。蒋介石往后的发展就充分地证实了这条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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