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教员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听取国务院有关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 门和国家计委的工作汇报，正像他在3月2日所说的“半月来汇报”，“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后来一直到4月24日， 汇报工作才全部结束，历时43天之久，他的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这一重要活动，是他在建国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周密而又最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研究和总结。
随着汇报的结束，一篇初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的经典之作—— 《论十大关系》，已经酝酿出来了，这就是教员。
1.
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
2 月14日下午，教员开始听取国务院有关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一直到4月24日才结束。在那繁忙的43 个日日夜夜里，国务院34个部委的负责人和国家计委的负责人鱼贯而入，到中南海颐年堂向他做了详细报告。此一时期，教员为了听汇报，不得不改变他长期形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用他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四五个小时才结束。周恩来除了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都要参加。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各部都事先把汇报内容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教员。教员在听取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教员第一个听取的是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3办公室的汇报。他首先说道：“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当第3办公室的负责人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教员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是日晚，教员给远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2 月16日，教员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他在插话中再一次批评了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也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关于好大喜功，教员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2 月17日，教员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将全部由自己生产时，就断然说道：“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
教员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他又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1921年到1941年整风以前，有20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1953年各部还没有方向。1952 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1953、54、55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3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3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计划，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2 月17日，教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号召说：“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根据教员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有关部门派出医务人员，赴疫区为广大患者实行免费治疗。后来，教员还亲自到广东、上海、安徽等地视察，接见从事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他号召说：“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2.
在2月24日夜晚至25日凌晨，即苏共二十大结束的前夜，赫鲁晓夫在没有通知各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向苏共二十大与会代表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还说：“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考虑个人崇拜问题，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我们应当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扬到敌人面前。”
此前，在二十大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还建议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还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手。可是在转眼之间，还是这个赫鲁晓夫，一反过去的态度，只讲斯大林的错误，不讲斯大林的功绩，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完全归咎于斯大林身上。
2 月25日，苏共中央在二十大结束后，派人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宣读了一遍赫鲁晓夫的报告，而后把原文拿走了。朱德、邓小平等立即把这个秘密报告的大致内容发回北京。教员获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消息，气愤地说：
2 月25日这一天，教员听取重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展速度问题，他说：
周恩来说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教员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2 月26日，教员在勤政殿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和去年9月份曾带团到苏联考察学习的副部长康世恩的汇报。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李聚奎刚到石油工业部任职不久，这次汇报主要由康世恩讲。周恩来向教员介绍了康世恩。教员问康世恩是哪里人又问了他的经历。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开始汇报，照着提纲念了一段。教员打断他说：
2 月27日，教员听取地质部负责人的汇报。
2 月28日，教员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到1955年发电量仅有98亿度时，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教员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 月29日，教员听取煤炭工业部负责人汇报。1956 年3月1日，教员听取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4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教员说：“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教员说：“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当汇报到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教员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他还嘱咐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 月2日，教员听取地方工业部负责人汇报。他首先指着地方工业部的汇报材料说：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教员说：
3 月3日上午，教员听取轻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烟叶质量下降时，便批评道：“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关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教员说：
“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
“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
“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1元，回来4元、3元，为什么不搞？”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教员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
3 月3日下午1时半，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下午4时半，教员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听取邓小平、谭震林关于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3 月3日晚，教员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给他的一封信。秉志在信中建议说：在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当采取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如果还用土埋灭螺的方法，病虫容易复出。
教员立即指示说：“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他还指示卫生部要重视秉志的建议，并嘱咐邀请这位专家参加本月将在上海召开的第2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
3 月5日，教员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时作了不少指示，摘录部分如下：
3 月10日，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溥仪到接待室去会见他的亲人，溥仪闻言，不禁心存狐疑：“谁还能来看我呢？”及至他来到接待室推开门一看，顿时楞住了，来人竟是与他阔别了10年之久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
载涛告诉溥仪说：“前些日子开第二届全国政协第2次会议，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和我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在管理所看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你可以带家属去看看他嘛！’”
爱新觉罗·溥仪，字耀之，号浩然，笔名植莲，1906年出生于北京，1908年光绪帝驾崩，溥仪嗣位，翌年改元宣统。辛亥革命后，溥仪被迫退位，成为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被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为伪满州国执政、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年—1945年），因之又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带到苏联囚禁，1950年8月由苏联移交中国，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自从被关押的那天起，他就万念俱灰，从来也没有幻想再见到亲人，如今见了七叔、三妹、五妹，已是吃惊不小，又听说是教员让他们来看望自己的，心头一热，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3 月14日，教员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征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周恩来陪同在座。
教员与长征、艾地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内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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