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14次研讨会 主持人的发言
贯彻科学发展观 继续反对经济学“西化”
——纪念刘国光教授“7.15”重要谈话五周年
何干强
内容提要: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倾向,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刘国光教授“2005.7.15”重要谈话应当进一步受到关注;其重要价值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本身,要充分认识,能否坚决纠正经济学“西化”的严重倾向,直接关系到能否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能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刘国光教授的谈话反映了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高校教师对于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贯彻落实好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肩负重要的责任。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经济学“西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教师责任
今天,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和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反对经济学‘西化’”理论研讨会,纪念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2005年7月15日“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重要谈话发表五周年。刘国光教授的这篇谈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切中时弊,有破有立,语重心长。中共中央和教育部的有关领导同志曾给予充分肯定,做了重要批示。这篇谈话公开放表后,受到高校、经济学界许多学者的衷心拥护,[①]并由此刮起一股“刘旋风”,至今未息。事实证明了这篇谈话的震撼力。
为什么要再次学习这篇重要谈话,为什么当前应当贯彻科学发展观,继续反对经济学“西化”?我们作为经济学的学者、教师,负有怎样的责任?本文拟谈一些看法,与大家共同研讨。
一、刘国光教授的重要谈话应当进一步受到关注
刘国光教授的这篇重要谈话刊登在教育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刊物《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8期上。谈了九个方面的问题:1.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2.造成这种状况原因的分析;3.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种教条主义和左倾右倾的问题;4.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5.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和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6.经济学教育究竟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问题;7.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8.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9.关于怎样克服目前倾向性问题的一些意见。刘国光教授系统地揭示了,在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对其发生的原因、后果做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办法。
五年过去了,刘国光教授的意见已在有些高校得到积极支持和回应。一是为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加强教材建设。例如上海财经大学组织扩编再版了《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程恩富、冯金华、马艳主编),南京财经大学组织编写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第二版)》(何干强主编)等,他们用创新的教材证明,现代经济学并不属于西方资产阶级,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真正科学的现代经济学。二是调整经济学教学课程结构,力求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程被严重削减的状况。据悉,一些高校正在为经济学本科专业恢复或开设 “《资本论》选读”课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在今年暑假之后,将对包括《资本论》在内的本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时量,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在教学课时总量一定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将相应地缩减西方经济学课时)。三是向经济学“西化”思潮展开积极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例如,出版了《“刘(国光)”旋风——掀翻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文集;全国高校的许多专家学者,在刊物、网站上发表了支持刘国光教授意见的文章,并提出了许多合理化的建议。
但是,从总体上看,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被重视、乃至被“边缘化”的倾向,目前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实事求是地说,在有些地方,经济学“西化”的倾向还在继续蔓延。那种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冠名为“现代经济学”加以宣扬,在课堂上、在有些刊物上、在有些媒体上,仍很时髦;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大众化、现代化阳奉阴违,甚至根本否定的声音和做法,仍然颇有市场。
严重的问题在于,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诸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被削弱、城乡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内需不足、房价暴涨等, 这些人民群众不满意、违背科学发展的不良现象,是与盲目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紧密联系着的。广大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楚的,就是有些人凭借手中的权利,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为武器,强制地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推行私有化“改制” (不是着眼于改革管理体制,而是着眼于改变公有制性质);甚至直到如今,仍在鼓吹“国有经济退出市场竞争性领域”。如不制止这种主张和做法,势必造成严重后果。其实,老百姓痛恨的腐败屡禁不止,根源也在于,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怂恿下的私有化势头有增无减。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不管是近代的还是现代的,都以维护和发展私有制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为基本前提。尽管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一些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困境的这种或那种流派,尽管其中一些流派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范围内显示出某种积极因素或进步,有可供我们借鉴的有用成分;但是,作为实质上维护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西方社会主流经济学,是排斥作为工人阶级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用之于实践,则是排斥劳动人民赖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其实,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身以唯心史观为哲学基础,整个理论体系是不科学的,它的主要作用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起坼东墙补西墙的“修补”,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做逻辑混乱的辩护,却根本不能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抗性矛盾的固疾。2007年爆发的至今仍未真正见底的这场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就是最有力例证。应当说,照搬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手画脚,只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造成破坏性后果,只会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经济学“西化”的倾向目前尚未得到根本纠正;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由于经济学“西化”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私有化相互联系,仍在继续造成不良后果,所以,刘国光教授五年前的这篇重要谈话,今天应当进一步受到关注。尤其希望教育部和全国高校的领导,认真采纳刘国光教授的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动真格解决问题。
二、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坚决反对经济学“西化”
我们联系中国当前的实际,重温刘国光教授的“2005.7.15”重要谈话,深切地感受到,这篇谈话的重要价值已经超出了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本身。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的研究对象从本质上说,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所以,这门学科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公正无私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坚持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公开宣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②]资产阶级经济学则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完善现存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为己任,以实质是私人资本人格化的“利己经济人”作为理论分析的大前提。这种经济学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但是资产阶级学者却虚伪地宣称它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是什么“纯经济学”。有人则用创建所谓“穷人经济学”(用抽象的穷、富替代实际上的对抗性阶级矛盾)来遮人耳目,其实并不主张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搞的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排斥工人阶级的利益,排斥社会主义经济,因此在中国搞经济学 “西化”,只会给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造成严重损失,带来灾害性的后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如果经济学“西化”倾向得不到坚决的制止,放任其继续蔓延,那就势必危及共产党的领导。
事实上,这种势头已经显现。不久前,中央领导同志在一篇关于“推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讲话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③]。这是根据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原理得出的正确判断。可是,有人立即在报刊上公开反对,说什么这是“革命党在夺取政权前所用的理论”;他主张民(私)营企业“与国有经济一样,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他表面上还讲共产党执政,实质上却要把党的执政基础转换成私营经济,包含着要改变党的阶级性质的阴暗用心;其实他讲国有企业是执政基础是假,主张民(私)营企业为执政基础是真,因为他鼓吹国有企业 “要在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够”,要“退够”的理由就是,国有企业的“本质是提供公共产品”的。[④] 很明显,这位人士是以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作为依据的。根据这些理论,市场经济只能是私有制经济,“公共产品”只能存在于“市场失灵”领域,“国有企业”或公营企业只能以生产“公共产品”为生存空间,这也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只能处于市场竞争关系之外的地位。照搬这些理论来实施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势必混淆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代表劳动人民利益)和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社会资本形式的私有制,代表总资本家利益),就必定会断言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根本不可能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就必定会鼓吹我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
只要我们扫描一下类似这位人士的某些“西化”经济学者历来的言论,就不难发现,他们口口声声要“解放思想”,其实是极其保守的。他们的思维从来只在私有制市场经济旧观念中打转转,从来就对公有制经济能够与市场经济高效结合的理论创新,采取完全对立的态度。因此,它们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活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从来不提或者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而只是一味地主张要公有制经济从市场经济中“退出”,“退够”,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它们的主张,实质上就是要将私有化搞到底,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实只能转向殖民化、附庸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事实表明,推行经济学“西化”,并付诸于实践,就必定要否定党中央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就必定要反对党中央关于“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⑤]这个宝贵经验和理论创新。他们呼喊“‘国企’需要明确定位”、“‘私企’需要明确定位”等,归根结范,就是要釜底抽薪,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让共产党失去执政的经济基础。经济学的“西化”的矛头,针对共产党的领导,针对社会主义制度,这难道还值得怀疑吗?主张经济学“西化”和反对经济学“西化”,这哪里是学术见解之争!
可见,能否坚决纠正经济学“西化”的严重倾向,直接关系到能否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能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刘国光教授“2005.7.15”这篇谈话的重要性超出了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本身,值得整个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予以充分的关注。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刘国光教授指出的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正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些领域存在的背离科学发展的问题;它提出的对策建议,正是推进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实现科学发展的积极办法。他谈话的主旨: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而绝不能依赖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方面需要我们深入领会。我认为至少要重视两点要求:
1. 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要实现科学发展,理应围绕讲授科学的经济学来构建课程体系,这就必然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如果不加分析地向学生灌输那种不能深入到经济关系的本质,只能直观地反映表面经济现象、乃至经济假象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它们作为教学的主要课程或基本内容,那就根本谈不上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科学发展。这里,必须把学科和科学两个概念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都属于经济学的学科,但是只有贯彻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这门学科中能够真正揭示经济本质和规律、能够从本质和规律来阐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假象来龙去脉的经济科学。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受其私有者狭隘眼光的限制,不可能做到公正无私地分析经济现象,尤其不可能正确地分析劳资关系,也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客观经济规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是表面的经济学、庸俗的经济学,这是由其代表私人利益决定的。如果让大学生们主要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那就显然违背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经济学教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课程体系或教学内容的主体;而不能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重,甚至把前者以现代经济学为名,作为基本的教学内容。当然,这不是说要取消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课程教学,而是说理应把它们放在高校经济学教学课程体系的从属地位;在教学方法上,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辩证的分析;在教学效果上,要让学生提高鉴别科学与非科学的能力,提高对文明与腐朽混合物进行分析、扬弃的能力。
关于目前高校中存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重”的现象,刘国光教授深刻指出,“学生既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要学西方经济学。表面上看是并重,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泛滥。并重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上升。”[⑥] 这种状况亟待改变。但是,有人却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罪与任课的教师们,说什么这种状况是因为“现在学生不愿意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言下之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本身负有主要责任。这是似是而非的。的确,有些教师上课教学效果存在某些缺陷,需要改进教学方法;但是,西方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不同样也有教学效果不好的情况吗?为什们偏偏只压缩、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程而增开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呢?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时间和空间,也就彻底“枪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能有什么教学方法的改革?大量缩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程种类和课时量,这正是经济学“西化”的重要表现。我们认为,在教学内容上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首要的就是要落实其应有的课程及其教学时间和空间。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⑦]。保证了马克思主义课程体系的教学时空,才谈得上深化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才谈得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的创新和发展,才有可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2. 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这也就要求我们在这个领域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我们自觉划清四个界限,即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⑧]这四个界限中,第一个界限是根本性的、统领性的。第二个界限,正是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应当达到的效果。后两个界限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也是有一定联系的。
我们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关键是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思想体系、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上的界限。只有划清了这些方面的界限,才谈得上扬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表面性、庸俗性,批判地借鉴其某些有用的成分;才能弘扬历史唯物主义,摒弃历史唯心主义,推进中国经济学沿着科学的道路发展,创建中国化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促使经济学这门学科,成为能够正确指导经济实践的科学经济学,从而才能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四、高校经济学教师的责任
我们作为高校的经济学教师,对于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贯彻落实好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肩负重要的责任。崇尚科学、传播科学知识是我们的本分。重温刘国光教授“2005.7.15”重要谈话,有助于我们教师增强自己的这种责任感。
在我国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高校经济学师资队伍富有特殊的社会责任。我们培养出的一批批、一代代经济学人才,他们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在经济建设中能否应用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原理,认识和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能否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安全,这都将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真正实现持续的科学发展;将关系到中国能否真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目标;将关系到中国道路能否给世界劳动人民看到希望。因此,我们必须尽责尽力,努力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敢于抵制、批判经济学“西化”倾向,让大学生们通过我们的工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粹。“打铁先得本身硬”,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武装学生,我们教师首先要力求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此,兹提出如下建议:
——高校所有的经济学教师,都要读一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是一种追求和弘扬经济科学的责任,是一种在工作实践领域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高校系统应当通过在职培训等方式,尽快培养一批能够从事《资本论》教学的师资,以便使“资本论》的课程教学,能在高校本科专业中逐渐推广开来。
——正在从事马克思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教师,有必要认真学习和研究一些相关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这样才能开阔视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通过对工人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两种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讲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方法,讲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原理,增强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正在从事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教师,有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的陈岱逊、高鸿业、胡代光、吴易风等著名经济学家,他们都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分析地讲授西方经济学,他们是研究和讲授西方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的教学与研究,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上所述,我们反对经济学“西化”,并不是主张完全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而是主张把这方面的课程量控制在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的范围;更不是要贬低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师,而是要强调在教学中应当用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唯物史观的方法,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科学的评析,这样才能把西方经济学课程,转化为提高学生科学分析能力的课程。
—— 广大经济学教师,都要站在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关心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际,要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提建设性的对策建议;要运用手中的理论武器,坚决反对经济私有化,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决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这是崇尚科学的经济学教师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①] 参见佘宗言:《学界对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的反映综述》,摘自《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3期,见马克思主义研究网2006-12-4,http://myy.cass.cn/file/2006120426435.html。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5页。
[④] 括号中的言论见保育钧:《‘国企’、‘民企’亟需明确定位》,《北京日报》2010年2月1日,转载于《新华文摘》2010年第9期第118~119页。
[⑤]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⑥] 《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8期。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2页。
[⑧]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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