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没有指导意义?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资本论》对建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有没有理论价值?对这些问题，当前在理论界和实际经济工中，认识并不都是一致的。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亟待消除。
在一本《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书中，国内多位经济学家见仁见智，其中包括了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西方经济学才是科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①另一种则认为，“不必在西方经济学以外建立一个连概念体系都不一样的中国经济学。”②
建立中国经济学有必要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因为它毕竟是现代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种理论表现，有些关于社会化生产管理方面的内容也不涉及意识形态。然而，作为理论体系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斯密、萨伊以来的庸俗经济思想属于一个体系，以拜物教观念和资产阶级利益的辩护性为特征，主张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来建构中国经济学，笔者以为是认识上的重大误区，而这种认识又是与《资本论》已经过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
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过的曲折道路相联系，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现过两种偏向。一种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的偏向是排斥西方经济学;与此同时，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原理的阐述，适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对研读《资本论》，也贯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主要学第一卷，注重的是纯粹生产关系的探讨，而忽视第二卷、第三卷的系统学习。这种偏向，似乎很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却造成了对《资本论》的严重误解，以致许多没有读或没有认真读过《资本论》的人，以为《资本论》是专讲阶级斗争的，以为搞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责任要追溯到马克思，以为现在搞市场经济，《资本论》就过时了。
另一种偏向，是抬高或崇拜西方经济学，贬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价值。这种偏向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随着理论上打开国外经济学禁区，经济实践上需要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而逐步形成的。主要表现在，一些媒体乐道于所谓新的西方经济学思想，而对《资本论》的科学概念和观点则以为老而等闲视之，甚至束之高阁，相应地，青年经济学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对出成果、上职称见效快的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上，一些高校的社会科学专业，甚至经济学专业开始压缩《资本论》课时，《资本论》课程的教师青黄不接。这种状况，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资本论》过时了的印象。
实际上，撇开意识形态的恶意攻击不谈，《资本论》过时论实在包含着太多的误解，有必要加以澄清。这里择其三种，谈点商榷意见。
一、所谓《资本论》是100多年前的著作，对于现代经济已经没有什么指导意义了
《资本论》第一、二、三卷，分别出版于1867、1885、1895年，距今100多年是没错的。但是，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在地球上并没有消失，在中国，市场经济正在发展，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成分也依然存在，怎么能说《资本论》阐述的科学经济学原理已经过时了呢?
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发达国家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从社会生产力角度看，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一些发达国家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这些变化，尽管马克思没有预料到，但是，《资本论》阐述的基本原理，却可以帮助我们全面、深入地观察和研究这些变化。如，作为一般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工制度对社会生产力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又有自发性;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具有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和造成危机的两重性;国际贸易是发展经济和缓和国内经济矛盾的重要途径;国家出面干涉经济，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为了保护资本家阶级的整体利益，国家会通过立法等办法保护资本的生产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通过多种手段攫取落后国家的财富，加速资本的积累;等等。用这些基本科学原理来分析，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矛盾，就不会感到有什么大惊小怪，还会通过分析新的经济现象，充实和发展马克思阐述的原理。
其实，一种理论学说诞生的时间是否久远，决不是判断它是否过时的尺度。我们看到了一种滑稽的现象，有的学者一方面说《资本论》是100年前的著作而过时了，另一方面自己又很热衷于搬用别的100年前经济学著作的思想，如，斯密的“经济人”、李嘉图的“比较利益”、马歇尔的“均衡价格”、帕累托的“最优状态”等。看来，有的人说《资本论》是100年前的著作而过时，是包含着主观的某种标准的。
因此，说《资本论》是100多年前的著作因而过时了，逻辑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特别是《资本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乃是人类科学思想长河中源远流长而形成的主流，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永远向前奔流而不会沉淀，怎么会过时呢?
二、所谓《资本论》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局限性的突出表现③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使人感到《资本论》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失去了指导价值。不错，《资本论》确实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但是，这不是一种错误。要求马克思是捏指预言未来具体情况的算命先生，也未免太苛刻、太荒唐了。
理论的局限性这个说法可以有多种含义。一种含义是，理论在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因而对现在的实践指导受到了限制，需要从实际出发，加以灵活地运用，才能发挥真理的作用;这是相对真理意义上的局限性，在这种含义上，更为恰当的表述是，说某种理论具有真理的相对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应当从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上来把握真理，在这种含义上，讲《资本论》有局限性，不如讲《资本论》的真理有相对性。
局限性的另一种主要含义是，理论本来就含有某种错误，只有在这些错误之外，理论才有真理性，超出一定范围，就没有指导实践的价值了。有人列举《资本论》的种种理论性的错误(不是指马克思作为常人在《资本论》中的一般性数学计算错误)，来指出它的这种局限性，但是到目前为止，论证《资本论》有理论性错误的论据都不充分，所以，在这种含义上讲《资本论》的局限性，在学术界并不能取得认同。
局限性还有一种主要含义是，出现了新的情况，原有的理论没有讲到这种情况，不能适应新的实践的要求，失去了指导意义，因而过时了。《资本论》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是否就具有这种含义的局限性呢?回答是否定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经济制度演进的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在一定意义上说，对《资本论》的基本思想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越敢于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条所设置的“禁区”，敢于发展市场经济。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市场经济运动的一系列客观规律，从企业层面看，有资本循环和周转的经济运行规律;从市场层面看，有在价值规律作用下的商品价格变动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和机器大工业技术基础决定的生产要素流动的规律;从宏观层次看，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生产部门进行实物更新和价值补偿的规律，货币流回规律;等等。马克思还强调了一般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分析了股份制的企业形式，指出了所有权关系的分离及其经济实现形式，等等。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原理，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具有客观真理性，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带有拜物教观念的主观色彩。任何社会，只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仍然要求有市场经济关系与之适应，仍然存在市场经济关系，《资本论》揭示的规律就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起作用。结合实践弄清和发展这些科学的经济学原理，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大大减少盲目性。
因此，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重要的不是强调《资本论》的局限性，而是充分肯定它的指导意义。
三、所谓《资本论》讲的是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人的贫困化，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情况已经变化了，因而它的理论过时了
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了《资本论》原著，就会发现，马克思分析资本剥削，侧重点并不在描述残酷剥削的表面形式，而是在揭露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剥削实质上，因为资本剥削的形式是服从剥削剩余价值这个内容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时，要撇开资本家个人压低工资、必要消费品涨价使工人吃亏等因素，以资本家用货币资本与工人的劳动力商品作等价交换为前提，以此证明资本剥削具有表面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虚伪性。《资本论》列举了他那个时代工人贫困化的大量实例，不过是为了证实在平等交易下工人受到剥削的残酷性。而这种残酷性实质则体现在剩余价值率，或工人提供的无偿劳动与有偿劳动的比较上。只要这个实质没有变化，资本主义剥削残酷性就依然存在，变化的只是残酷剥削的表现形式罢了。
可见，《资本论》告诉我们，观察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应透过其自由、平等、民主和经济繁荣的表面，看到资本剥削剩余价值这种不合理关系。这比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失业、贫民窟、吸毒、卖淫等现象更深刻，也更重要。因此，对于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论》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是必不可少的思想武器。
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状况比100多年前确实有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联系在一起的，也是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进步的必然现象。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仍然存在，《资本论》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仍然在起作用，由此决定的两极分化、经济危机这些现象也仍然存在。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深感忧虑，他把自己研究这种矛盾的经济学取名为“萧条经济学”(depression economics)，很能说明问题。尽管美国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发展最稳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克鲁格曼却认为，美国的经济也存在着危险;并不是每个人都享受到信息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化程度增加了，“根据官方的统计，许多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即使人们对低收入的人数持有保留态度，但十分清楚的情况是，美国的进步至少使2000万人～3000万人生活到了收入逐渐下降的底层”。④
如果克鲁格曼在掌握美国经济现状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能运用《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分析问题，他的“萧条经济学”肯定能更加客观而有说服力的。
实际上，《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是辩证的，既无情地揭露这个制度的不合理性、对抗性;又从历史对比的角度，分析了它比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的文明性，它比自然经济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⑤认真领会《资本论》对资本文明面的阐述，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利用作为多种经济成分之一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利因素，不是很有启发吗?怎么能说《资本论》过时了呢?
注释：
①于光远、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第264页。
②于光远、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③晏智杰：《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④[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辉、王玉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5-9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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