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把作为一种财富的社会再分配手段的社会主义看作是洪水猛兽，认为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侵犯了神圣的私有财产权。用这种洪水猛兽的形象来吓唬选民是美国共和党人最常用的一个伎俩。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把个人财产收归国有的那种做法，而不过是像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和提高一些富人的所得税比例那样的政策。就是因为试图推动这两项政策，奥巴马总统就被很多保守而客气的美国人戴上了“社会主义”的桂冠。至于那些极端的共和党人喉舌则将希特勒的小山羊胡子画到了奥巴马的嘴唇上了。还有很多显示美国保守主义草根运动的“茶会派对”（TeaParty）也义愤填膺地认为，奥巴马任命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管（戏称为汽车沙皇）是社会主义的做法。
相比之下，法国至少有40%的人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连波旁王朝的后代亨利王子也信奉社会主义，而且还真的投了社会民主党密特朗的票。萨科奇之前，社会民主党在法国当政将近30年。法国人民不愧是启蒙运动、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传人。法国人今天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恐怕或多或少蕴含着革命者百年来所抛洒的鲜血的养分。相反，美国民主党的进步主义成分则要弱小得多。美国的工会组织，更不用说共产党的活动，历来就远不如欧洲发达国家那么活跃。
笔者以为，美国人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恐惧既扎根于清教主义的文化传统，又得到大公司既得利益者的庇护和煽动，同时还反映了媒体的炒作和封杀。比如医疗案的最大障碍便是大公司的既得利益：制药公司、保险公司和医疗工的利益都会因全民医保案而受到损害；而各种代表公司利益的游说集团和政治捐款，说到底不过是“法制化的行贿”。再有，像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人在美国一点都没有市场，不能不说与媒体的封杀有关。不过，在笔者看来，美国猖獗的个人主义才是导致美国人害怕社会主义的主要文化根源。
大约30年前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的一位左派教授克利斯朵夫·拉希发表了畅销书《自恋主义的文化》（1979年），揭示了美国社会将个人主义奉为神明，感叹“公共人”（PublicMan）的衰落，自恋既成了一种个人心理的疾病，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疾病。无独有偶，30年后的《纽约时报》（2010年2月23日）上仍有一位专栏罗杰·科恩（RogerCohen）写了一篇“自恋者社会”的文章，把美国全民医疗保险案的艰难归之于美国人自恋型的疯狂个人主义。美国的这种个人主义一直可以追溯到其祖先的清教徒思想和牛仔精神。清教徒除了要清除英国国教中所有天主教会的成份外，还强调对圣经自主独立的理解和信仰；以反叛的精神坚信自己是神的选民，这也助长了个人主义。当今作为美国共和党“草根”文化的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可以说直接来源于美国早期的清教思想。与此同时，牛仔则描绘了一种独往独来、单枪匹马拯救世界的神话。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俄国移民作家安·兰德可以说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最出色的代言人。她的两部畅销小说《泉水源头》（Fountainhead，1943）和《无所畏惧的巨人》（AtlasShrugged，1957）（一部描写富人罢市的反乌托邦小说）都表现了兰德所称的“自我主义”哲学：个人除了自身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社会道德需要。理性的自我利益即是世上的最高道德，任何利他主义的伦理都是有害的。所以兰德最痛恨的哲学家便是宣称道德准则有如星空一样永恒的康德。从这种个人主义出发，她倡导个人的权利、有限的政府和放任的资本主义。到2008年，《无所畏惧的巨人》共销售了650万本。在1950年代的纽约，兰德还曾是后来的美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的精神导师。
然而这种个人主义所导致的社会结果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刺猬”关系，孤独和没完没了的争吵。1966年的好莱坞电影《谁怕弗吉妮亚·沃尔夫？》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缩影。一对大学教授靠言语上损害对方为乐，亲人和教授同事的聚会都不能阻止他们的争吵，他人仿佛真的成了地狱。
当年托克维尔写《美国的民主》便讲到了个人主义的强大势力，但是他恐怕没有预见到个人主义会膨胀到今天这样无视一切的傲慢。这恰恰是托克维尔的后代同胞伯纳德·亨利-莱维于2004年沿着托克维尔当年走过的线路访问美国后所得出的结论。亨利-莱维是法国的一位左派作家，曾著有《战争、邪恶与历史的终结》和《萨特的世纪》等。他在走访美国后于2005年写成了畅销书《AmericanVertigo》一书（大陆翻译成《美国的迷惘》）。
在21世纪的今天，亨利-莱维已经完全失去了托克维尔当年那种对美国体制的羡慕，他的眼里所看到的几乎都是负面的现象。比如美国人的身体肥胖症已是众所周知，而亨利-莱维对美国人肥胖症的批判，已经不仅仅是讲究时髦生活方式的法国人对美国人的嘲笑，他认为这种肥胖症已经侵入到美国人的文化命脉，成了一种“社会的肥胖症”：美国人住的是大房子，开的是SUV汽车，逛的巨型的商业中心（Mall），企业则是追求被迫（增长ForcedGrowth）的托拉斯公司（在最近的金融风暴之后，美国人自己也发明了一个新词语—“TooBigToFail”，来描叙像花旗集团这样“大到不能倒闭的公司”），财政赤字也越来越恶性地-膨胀。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便是显示了一种不能控制自己的、过度的和非理性的无限膨胀，从而必将违反神所设定的限度，走向死亡。这种永不停顿地追求无限膨大之权力的欲望和心态被希腊悲剧家索福克里斯称之为傲慢（Hubris）。亨利-莱维说：“美国是否已经处在那种黑暗的边缘？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它的地理政治上的傲慢，以及它的中产阶级男女以不断增加的债务来疯狂消费的个人生活——所有这些是否体现了古代神谕的现代转世（Avatar）？”（参见《美国的迷惘》兰德书屋2007年平装版，第240-242页）。
纽约前市长朱立安尼就是这种傲慢的典型代表。9·11刚过，沙特阿拉伯王子捐了一大笔钱给纽约市，随后顺便很温和地说了一句：“希望美国对中东的外交政策有所反省和调整。”结果一句话惹得朱立安尼市长先生勃然大怒，马上将这笔钱退了回去，并发表声明表示与恐怖主义永不妥协。
无限膨胀的个人主义导致永无止境的欲望，即贪婪。贪婪和正常的发财致富愿望的不同在于它不顾任何人情和法律的限制，也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刻。电影《华尔街》里由麦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高尔顿·基科已经成了贪婪的化身，他的那段名言也就体现了贪婪的金玉之言：“贪婪是好的；贪婪是正确的；贪婪起作用；贪婪解晰一切；贪婪将拯救美利坚合众国。”高尔顿忘记说了，贪婪还必然导致冷酷。同高尔顿谈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像与虎狼讲仁慈一样可笑。2009年好莱坞最卖座的电影《阿凡达》的主题便体现了贪婪和傲慢。阿凡达的涵意为“神灵在世上的化身”。从词源上说，阿凡达（Avatar）一词来自于梵文，为印度教所指的“灵魂的转世再现”。妙绝的是，亨利-莱维也用了这个来自于梵文的阿凡达（Avatar）来表达古希腊人的神谕再现。就像索福克利斯的悲剧一样，电影《阿凡达》是在用神话的形式告诫人们，贪婪和傲慢必将招致神灵的愤怒，从而招致个人和社会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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