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切需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历史经验
李宝柱，男，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毕业。1985-1992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工作。1992年至今，在中央政法委员会工作。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宣传教育指导室主任。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建设占用耕地18.83万公顷（折合282.45万亩）。另据新华社2010年1月20日报道，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19日在“保增长保红线行动”成效座谈会上介绍，2009年1-11月，全国批准建设用地725.4万亩，全国发现61341件违法运行，涉及土地42.2万亩，其中耕地18.09万亩。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撰发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房屋拆迁、土地征用，招惹民怨，引发群体性事件，需要高度关注。
情况表明，当前，中国在发展经济、大规模开发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建设用地激增、城市无限扩张，征占农村耕地、征用农民土地的现象极为普遍，违法征占、强行征用、野蛮拆迁，问题十分严重。由此，引发了大量的民众上访，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招致的激烈冲突，更是层出不穷。现在，已经酿出了不少的人间悲剧，将来也不知还要酿出多大的惨祸来？如何对待农民抗拒拆迁、反对征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了党和政府面前。
如何面对当今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非常有必要认真总结一下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如何看待农民问题和如何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经验。比较简捷的办法，就是看一看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代表毛泽东同志是如何看待和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
在《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当中，有532篇文章论及农民问题，“农民”一词出现了2722次，是毛泽东著作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是何等高度地重视农民问题。
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是党内重视农民问题的正确代表。1926年5月至9月，他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说：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在他更早的著作里，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还具体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652-653页）
当时，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抗日战争，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
既然如此，那么如何建立起与农民的正确关系，就成了共产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曾经严肃地告诫全党：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讲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应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看也可以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十年至二十年之内，同农民有正确关系，那就可以保证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如若不然，我们就要忍受二十年至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毛泽东告诫全党“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这段话很重要。列宁的话很重要，毛泽东的话更重要。列宁的话“可以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毛泽东的话更可以“用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现在，更应该“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的谈话中，又总结说：
照我看来，封建主义严重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要到农村中去找农民。……根据我们的经验，要经过很长的时期，真正和他们打成一片，使他们相信我们是为他们的好处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绝不能认为农民一下子就会相信我们。切记不要以为我们帮助一下农民，农民就会相信我们。（《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2页）
在毛泽东同志率领全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同志确实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是这样做的：到农村找农民，和他们打成一片，让农民相信，最后取得胜利。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让农民相信、争取农民支持革命、参加革命的呢？最根本的，也是最关键的，那就是给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你给了他命根子，他就成了你的命根子。
早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尖锐指出给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他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于1927年4月19日下午在汉口举行）讨论“农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等问题时的发言说：
“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文集》第一卷）此后，他又曾说，“秋收起义”的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
他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彻底的民生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后来，又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申明：“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毛泽东选集》第3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毛泽东选集》第4卷《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1256页）
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同志在指挥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进行指挥军事斗争，另一方面就是指挥土地改革，两手并重，相辅相成。
解放战争伊始，毛泽东同志就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提醒全党：“我们现在是处在农村中，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希望大家十分注意。”（《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
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我党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的指示，就是表现这种改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实行。这个步骤，不但肯定了去年《五四指示》的方针，而且对于去年《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性作了明确的改正。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
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1194、1196页）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强调：“解决土地问题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
1946年7月，他在《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中强调：
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在这个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下，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1946年7月，他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中指出：
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1131页）
1946年10月，在《三个月总结》一文中，他指出：
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1152页）
1946年5月，毛泽东曾经督促东北局，“应令各县加紧练兵、剿匪及解决土地问题，今年务必将土地问题全部或大部解决完毕。土地问题解决，兵也有了，匪也容易剿了，大城市也巩固了。”（《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东北目前仍应将乡村及中小城市工作放在首位》）
当各解放区有约三分之二的地方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时，毛泽东同志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4卷《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1159页）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正确主张，才在农村站住了脚跟，才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胜利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再次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赢得民心的，做了如下的总结：
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土地会议以前特别是以后，各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都普遍动起来了。晋冀鲁豫和东北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东北在短期内建立了很大的军队，主要是得力于土地改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先是表现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后来在城市简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农村。到了农村，他们又有军事斗争方面的“左”和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方面的“左”。……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他批评，党内“左”的人“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驳第三次“左”倾路线》）
他批评党内右的人，看不到土地问题。他说：
什么叫做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比如，……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上述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有重大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为，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不是经过“土地改革”就一劳永逸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上，有过许多失误。在农村实行合作化、集体化、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急着向共产主义过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恢复、发扬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继承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思想，首先开始进行农村改革。分田到户，联产承包，争得了民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亿万农民工像潮水般，进工厂、进工地、进矿山，移山填海，到处创造奇迹。中国的农民，依靠有限的土地，在供养着13亿人口的同时，还“派出”两亿多人的农民工，参加国家建设。工厂、矿山、机场、码头……，到处是农民工的身影。这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拿着最低的工资，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劳动，为国家最大限度地创造和积累财富。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是谁创造的？是农民创造的！
当世界经济危机到来之时，大批的农民工“下岗”、失业，遭遇解雇。国际预言家们，曾经预言中国会发生大规模的罢工、游行。但是，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了。中国“下岗”的农民工们，只要拿到了应得的报酬，都毫无怨言地、默默地离开了所在的单位，悄然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仍然去过农民的日子。是谁在承受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是谁在抗击经济危机？是农民工！是中国的农民！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出可战，退可守。当代中国，经济可以飞速发展，可以平稳着陆。奥秘在哪里？答案是：全在于中国有八亿农民！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是谁创造的？是农民。“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谁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本”？是农民！农民是中国的根本！
当今，建设用地、修路征地、开发占地，异地借用、租用、盗用土地开发指标，五花八门的手法，大肆蚕食农民的土地，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这一严重的社会现象，已经招致农民的不满，已经惹起农民的怨恨，已经激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继续发展下去，就会破坏党同农民的正确关系，就会动摇国本。对于当今中国的这一重大社会现象，切不可再犯毛泽东同志所曾批评陈独秀所犯的错误：“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如今，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的光辉思想，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光荣传统，真真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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