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摘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和发展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加以阐述。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双重结合”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民群众中朴素辩证法相结合。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方法论特色，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并形成指导实践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结合，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孕育和发展，“结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生成机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具体结合中，也表现出了其特有的理论风格和理论特质。其中，毛泽东于1937年8月写作的《矛盾论》一文，是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理论特质的重要著作之一。同时，在毛的其他著作中，也流淌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气息和独特风格。通过重新回顾这些著作，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近距离感受毛当年开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逻辑的角度进一步窥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特质。
    一、坚持和发展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首次提出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其辩证法是被神秘形式所笼罩的，马克思并不是拿来直接使用，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在“剥去它的神秘形式之后”才加以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前言中把辩证法称为关于实存事物的积极智慧。他摒弃了黑格尔仅仅将辩证法视为概念、意识的自我运动，而是将黑格尔的逻辑学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去，用客观经济学知识取代抽象的自我意识，将辩证法置于经济进程的宽广表面之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辩证法“三大规律”进行了进一步阐释。“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在他看来，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是对客观世界规律的反映，三者是处于平行并列的地位。
    列宁是第一个将对立统一规律从辩证法“三大规律”中抽取出来，并且置于核心地位的理论家。在列宁看来，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所在，要认识辩证法主要是抓住对立统一规律。“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繁忙的革命工作使得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对这一问题作出详尽的论述。但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在后来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中被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下来。西洛可夫和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就以“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看的对立之统一及斗争”为标题。在米丁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上）》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是对立统一法则。但是，它们都只是延续了列宁在这一问题上的判断，而对于为什么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没有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说明。
    毛泽东一方面坚持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另一方面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进一步解释和发展了这一思想。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主要是通过研读列宁哲学著作和苏联教科书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就是说，他不是直接接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是通过列宁这一中介使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涌向了毛泽东。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通过研究证明，毛泽东在延安期间曾经阅读过经中共理论家翻译的列宁哲学笔记的一部分。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没有接触过列宁的哲学笔记；但是在研读苏联教科书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大量接触到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因为在教科书那里，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基本上是延续了列宁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更有的是直接引用列宁的原话来论证这一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教科书期间所作的大量哲学批注中窥得一斑。比如，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引用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时，是这样写道：“正是这个对立的相互渗透，伊里奇（即列宁——引者注）名之为对立的同一性。暴露任何过程中对立的相互渗透及同一性，是我们的认识论、我们辩证法之中心任务。”毛泽东在读到这段话时，在旁边留下了这样的哲学批注：“辩证法中心任务，在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不仅是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深受列宁的影响，而且中国当时的哲学理论家们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李达《社会学大纲》一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部分的标题就是“当作辩证法的核心看的对立统一的法则”，他认为，“自然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只有当作自己运动，即是当作在同一和互相渗透的界限以内的对立物的暴露及斗争，才能理解。”在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一书中也有对这一思想的明确阐述，“在这种意义上，辩证法是关于对立的统一或同一的法则的学理。”正如尼克•奈特所言：苏联在1931年后形成的教科书体系是经中共理论家——诸如李达、艾思奇翻译的，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教科书的影响。而毛泽东通过阅读这些著作（包括教科书和李达、艾思奇相关的哲学著作）直接或间接地对其哲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列宁、苏联教科书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从毛泽东在研读哲学著作所做的哲学批注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另一方面在毛后来的著作中也坚持和发展了上述思想。在1937年8月写作的《矛盾论》一文中，开篇就直接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在最后的总结中，他再一次强调矛盾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是自然、社会以及思维的根本法则。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思想。他曾明确指出，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需要我们进一步解释和发展，需要我们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加以阐释，这是我们的工作。他在1965年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一书上留下了如下批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由此可见，毛泽东一方面继承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判断，将其置于辩证法的核心位置，改变了旧哲学体系中“三大规律”并列的“三元论”局面，开拓了以对立统一规律占据主导地位的“一元论”，另一方面他对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原因作了进一步发挥和阐释。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矛盾、重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一方面与毛泽东接触的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也密不可分。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地解决各种矛盾的历史，就是不断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与敌人斗争的历史。从毛泽东研读苏联教科书所作的大量哲学批注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是在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活动的背景之下研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检验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并对其进行理论总结的过程。他运用大量具体的革命实践经验解释和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建国后，在“三大改造”顺利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政治生活的主题。总而言之，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动力机制。由此可见，毛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工作，都是在围绕不断地解决各种矛盾的斗争中进行的。对立统一规律在毛泽东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活动中，始终处于理论和实际的主导地位。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较之于矛盾的同一性，在内心深处毛泽东更为强调的还是矛盾的斗争性。“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他看来，矛盾就是一事物战胜另一事物，是矛盾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强调矛盾斗争性，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力量较为弱小，随时都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的危险。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明白：必须掌握枪杆子，以革命的斗争反对反革命，只有与反革命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捍卫革命的成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关键时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建国初期，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想把新生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美帝国主义悍然武装干涉解放台湾并发动朝鲜战争，直接威胁到了新中国的安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要紧绷斗争的弦，与帝国主义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毛泽东晚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倡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具体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夸大阶级斗争，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界限。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双重结合”原则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相结合。毛泽东研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著作，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些哲学概念感兴趣，也不是为了重新解释这些概念，更不是为了对其作出新的阐释，他更为关心的是这些哲学概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活动中的具体运用。他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目的不是为了纯粹的哲学兴趣、哲学研究的需要，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总结实践经验并提升到理论高度，以进一步指导实践活动的开展。
    国外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于1937年8月写作《矛盾论》这部辩证法著作，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我们以为，要想弄清毛泽东写作《矛盾论》的真实原因，必须置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过程中，可谓是命途多舛。在共产党成立初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有背叛革命的危险时，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立三路线”坚持“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忽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坚持“一次革命论”，使得刚刚恢复的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挫折。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学生归国后，从李立三手里夺取了革命的领导权，批判了“立三路线”。但是，他们忽视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主张照搬照抄苏联十月革命经验，将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企图在中国建立了一个“苏联模式”。当然，这种脱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进行了战略转移。对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给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毛泽东感触颇深。他深刻明白，如果不肃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在革命中的影响，如果不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中国革命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在延安期间，国共合作使得共产党有了一个较为和平的环境，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一时间，国内各种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在这一关键时期，毛泽东研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作品，写作《矛盾论》最为关键的目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具体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检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并将这些丰富的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形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运用这些理论成果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以形成一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开篇所言：“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
    建国后，毛泽东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新形态。其主要表现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针对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无矛盾理论，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矛盾动力机制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描述较少，对于社会主义前进和发展的动力问题几乎没有提到。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也就消除了矛盾，社会主义是完全和谐的统一体。而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并且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机制。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明确指出这就是必须认真加以处理的十对矛盾。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没有进行详细阐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应该辩证地学习苏联经验，从中国特殊的具体实际出发，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可见，毛泽东并非是为了纯粹的哲学知识而去学习哲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现实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是他始终不变的关注点。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进程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相一致，是在不断地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进程。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民群众中朴素辩证法相结合。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孕育了璀璨的文明，其中有关辩证法的思想极其丰富。诸如中国哲学经典著作《易经》、《老子》、《孙子兵法》等关于发展、对立统一等辩证法的论述比比皆是。毛泽东从小就熟读中国传统典籍，并且对其有着精深的理解。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大量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来指导革命活动的展开，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对《孙子兵法》的辩证法思想有着特殊的理解和把握，运用《孙子兵法》中“十则围之，五则分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的辩证思想，在战争中创立了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十六字方针，创造了一个个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他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辩证法思想去进一步解释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使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显示出浓郁的民族特色，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民族化、具体化、大众化。在《矛盾论》中，他运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来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宝库。其中，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辩证思想对毛泽东辩证法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认为，毛泽东在吸取老子关于矛盾普遍存在以及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反者道之动”、“柔弱胜刚强”等思想的基础上，在《矛盾论》中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进一步发挥和阐释，形成了“矛盾统一论”、“矛盾转化论”和“矛盾发展论”的思想。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是站在扬弃的立场上对待老子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以实践为基础把中国传统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辩证法最鲜明的特色。”
    另外，毛泽东也注重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人民群众中朴素辩证法思想相结合，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辩证法的养分。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也是我党“三大作风”之一。人民群众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长久的实践活动中积累下了丰富的辩证法知识。密切联系群众、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是从革命至建设年代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优良品质。诸如，他汲取了人民群众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辩证法思想，提出“解剖麻雀”——抓典型的工作方法。此外，毛泽东的许多作品中都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人民群众中朴素辩证法的结合。诸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来证明把握战争全局的重要；运用“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谚语证明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等等。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中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中的朴素辩证法去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国外有学者据此认为，毛泽东所坚持的辩证法的主体是中国传统辩证法，所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不过是用中国传统辩证法改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过是“中体西用”罢了。这种观点其实在本质上没有弄清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实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误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毛泽东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中朴素辩证法思想去解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代表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中朴素辩证法去改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检验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中的朴素辩证法（因为它们都是长年经验积累下的产物，是朴素的、直观的，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通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张“滤网”过滤出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中朴素辩证法的精华，并提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进一步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的开展。换言之，毛泽东是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为基础，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中朴素辩证法思想为背景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检验朴素辩证法思想，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主体，同时包含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中朴素辩证法三位一体的丰富结构。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方法论特色
    如前所述，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学习哲学概念或者对这些概念作出新的解释。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关键目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中辩证法思想的结合，在结合过程中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更为关键的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去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形成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实践活动。所以，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作为指导实践的方法论特色。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作为马克思方法论的辩证法更是如此，纯粹理论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现实产生不了任何作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必须与现实相结合，必须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运用马克思辩证法分析世界，形成特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理论只有掌握群众，只有与现实相结合，才能获得改造现实世界的强大力量。但是，理论与现实的间距决定了理论不可能直接就能改变现实，它必须转化为一定的方法，主体运用这些方法去分析客观现实，以形成一系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改变现实。诺曼•莱文在其《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中，将毛泽东哲学划分为两个部分：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和作为一种分析历史一政治态势的方法。“辩证法不仅是一个探究的公式，而且是一种行动的指南。要判断毛泽东是否继续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必须以他是否遵守行动的辩证法为依据。”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过程中，获得了实践的成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为弄清这些问题2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消除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在“矛盾的普遍性”这一部分中，他向全党号召：必须学会这一分析问题的方法。只有学会了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且推断革命的将来。矛盾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切忌带有任何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中国革命的惨痛教训表明，教条主义者没有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而是从书本出发，忽视客观实际情况，照搬照抄书本知识和别国经验。所以，毛泽东号召全党“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方法。”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原理又告诉我们在工作中，应该学会抓主要矛盾，不能将矛盾均等看待。同时，也要学会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的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也转换成了毛泽东分析中国革命实际、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具体方法。他还明确指出，对抗只是矛盾斗争性的一种形式，而非到处可以搬用的公式。由此可见，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对矛盾问题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阐释，都是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都是将其视为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方法。“方法”一词，贯穿整个《矛盾论》写作的始终，它也是毛泽东写作《矛盾论》最根本的目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重申矛盾分析、实事求是的方法。通过运用这些方法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同时，运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现实，形成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进程中，坚持马克思辩证法的方法论导向。不仅在理论方面强调辩证法中国化的方法论特色，而且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指导实践活动开展的具体方法。如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党内干部中存在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和对中国各个社会阶级不甚了解的情况，他明确指出，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调查，调查社会各个阶级的生动情况。为此，在1941年3月和4月，他亲自为《农村调查》写了序言和跋。在“跋”中，他重申：“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住那些具体材料的及其结论。”调查研究的方法，是毛泽东领导方法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它贯穿了毛泽东领导革命和建设运动的各个时期——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反对本本主义》再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在经过实地调查或者听取大量报告、收集了较为丰富材料基础之上形成的。
    强调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是毛泽东注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方法论特色的一个重要表现。从理论高度来说，他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大原则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与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灵魂。毛泽东将工作方法的正确与否，提升到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正确与否的方面。在他看来，正确的工作方法必定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之上获得的。相反，错误的工作方法在本质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表现。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忽视对客观现实情况的研究，从主观经验或者书本出发。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视对客观现实展开研究，而是沉溺于纯粹的脱离实际的抽象理论研究上。在实践活动中，主张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忽视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相结合。毛泽东认为，这种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是停留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去对客观现实作系统研究和周密调查，以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法、途径。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说，不管是革命时期抑或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比较倾向于为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一系列的方法论支撑。从《反对本本主义》中的调查研究方法到《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再到《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具体方法等等，无不表现出制定和学习正确的工作方法在整个实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民群众中朴素辩证法思想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新形式。在这一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将对立统一规律从辩证法“三大规律”中提升出来置于核心地位，并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对其进行了阐释。同时，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特色，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转换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上几个方面都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也是马克思辩证法中国化所独具的理论特色。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15期，摘自2011年7月《东岳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