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藏传佛教的三种误读

    
    藏传佛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和滋育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区域性特点的宗教文化。它是以藏南谷地的土著文化为基础，吸收融合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等而形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
    距今约两千年的秦汉时期的汉文文献中，就有关于青藏高原上人类活动的历史描述，据《穆天子传》等古籍记载，西周时周穆王西巡会见羌族酋长西王母于昆仑之丘；唐时文成、金城两位公主的入藏，大量的汉文化传入西藏，促成了西藏与中华“社稷一家”；元建立后，藏传佛教在内地迅速传播，影响遍及朝野；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对明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历史上汉、藏这种渊源关系到目前为止，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西方对藏传佛教的误读

    西方人的西藏观和西藏形象多虚幻、不准确。宗教、文化、环境是西方当下流行的话题，近年来出版的《西方视野中的藏传佛教》、《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西藏度亡经》等，在西方影响较大。《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一书带着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向西方人灌输西藏观。显然，西方人通过这些间接的渠道了解的西藏，是不真实的，不但歪曲了中国的西藏政策，也误导了流亡藏人和西方民众，这些对“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担任美国“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的杜永彬发现，西方人的西藏观可以分成几个层面：一是学者的西藏观，就是西方学者怎么研究和认识西藏的；二是官员的西藏观，西方官员、西方政界是怎么认识西藏的，他们对西藏问题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三是一般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西藏的，包括学生、商人等对西藏一无所知的人对西藏印象是什么样的；四是西方传媒是怎么反映西藏的。他们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根据需要随意创造出他们自己不同的西藏观。
    西方所谓的“人权问题”、“宗教自由”、“民族冲突”、“文化灭绝”等等，这些论调在遮遮掩掩之间，关键词只有一个——“西藏独立”。这一切都显示出西方和中国对汉藏关系、民族与国家模式等问题的理解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欧洲的民族主义认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明的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像中国民族区域自治这种不同于西方多元民族国家模式的独特制度，很难得到他们的理解。而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道路，才是藏传佛教繁荣的保证。自有人类活动以来，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这并不是说西藏自古以来的政权都是中央政权有效管辖的一部分，而是指西藏自有人类活动的历史都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决不是任何外国历史的一部分。

                              达赖对藏传佛教的误读

    藏传佛教是中国的宗教，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只在道教中发现最相似的先例和神学解释。达赖在美国故意宣称自己可以不再“转世”，以避免中国政府“指定”转世灵童。关于是否转世，不是达赖自己就可以决定的，而是要遵守历史定制。自从五世达赖喇嘛接受清朝皇帝册封之后，达赖喇嘛转世都是遵守这种历史定制的，那就是圆寂后转世，最终认定权在中央政府。西藏信奉藏传佛教的民众，不是信奉某一辈达赖，而是信奉这一转世传承。十四世达赖就是第十四个，前面还有十三个，他的坐床典礼是当时中央政府批准的。1653年，清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同时被册封的还有清军蒙古族将军固始汗，根据册文中的内容，我们看到达赖只有教权，并无参政权力，军权、政权、财权则集中在驻军元帅“西藏郡王”的手中。有一个绝好的例证：原七世达赖噶桑嘉措迁宫所用哈达都要受到驻军元帅“藏王”的节制，可见当时达赖在军政中是有名无实的。
    西藏不仅是藏族人民的西藏，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西藏。自《十七条协议》签订以来，中央人民政府一直都致力于保护西藏宗教文化。今天，达赖把宗教文化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对宗教和文化的亵渎，也伤害了中华民族热爱西藏的感情。“西藏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一个关系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问题。

                            学术界对藏传佛教的误读

    西藏远古时期的主体文化则是苯教，“藏族自古以来信仰佛教”的说法是错误的，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历史分两个阶段，藏文史籍一般称“前弘期”和“后弘期”。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约200年为前弘期。佛教在吐蕃还是一种外来宗教，它在与当地原有的苯教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其间曾一度占优势。苯教和佛教的对立与发展，到最后是苯教融合到佛教中，苯教变成一个佛教化的产物。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苯教虽然完全被佛教化，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支派，但它不是被印度佛教同化的，而是被藏传佛教化了，同时佛教也被西藏化了。
    学术界一提到中国的传统，就只提到儒家、道家文化，没有藏文化；只有孔子、孟子，没有宗喀巴，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片面的理解。故探讨藏族文化和民族历史渊源说简单，只有一句话，即西藏从来就属中国领土；说复杂，一千多年的藏汉关系实际上就两个阶段：唐时，是联盟关系；唐以后至今，同属一个国家。
    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人民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通过长期的交流融合，藏族不仅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在政治上同属一个国家，而且在广义文化上的各个层面有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形成了任何力量也无法使之分离的血肉联系。对待藏族的古代文化和民族来源时，不能把眼光只限于西藏高原一个地区，而是要从整个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文化总体变化的规律中探索藏族古代文化的发展变化规律和藏族的历史渊源。藏传佛教在形成中华共同的民族心理认同、巩固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等发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藏传佛教作为宗教的一部分，是藏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与社会的根本利益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时，它的积极作用就会不断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