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今天知识左翼的云集不仅仅是因为甘阳的号召，而更多地与甘阳所思考的问题有关。简而言之是，今天知识左翼所深深忧虑的是，现代西方文化随着全球化的同质化进程，使得今天的文明多样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创伤。一种其内部有如此之多问题的现代西方文明，竟然要同化全球所有的异质文明，甘阳悲观地说，这必定是一个毁灭性的结局。如何重建现代西方文化的外部，首先成为中国文化生死攸关的问题，也是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就是今天与会的知识左翼最为核心的关怀所在。
而那些宣扬普世价值、普世文明的人，心中所思所想，却仍然是那个西方现代文化，他们在普世价值的预设下，假定了西方现代文化普世的完美图景，并且假定了其足够的包容性。然而，事实是，西方现代文化在21世纪的最初十来年的迅猛发展，已经超出了甘阳的预计，他说，这一同质化的速度之快，甚至使我们无法试图去想象八十年代的文化状况是什么样子了。对于同质性的追问，导向了对普世价值的怀疑。真的有普世价值吗？赵汀阳追问道，假定真的有的话，那么这一价值至少得成为模仿价值，而模仿价值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这一价值是所有人都愿意、都可以模仿的；第二，如果不愿意去模仿，那么也不会导致灾难，或者模仿了，也不会导致灾难。可是，所谓的民主，是这样吗？作为尊崇普世价值的新儒家代表，杜维明甚至也承认，请记住，美国从来不会宣传超出其国家利益的东西。
正如美国无法超越其国家利益，而作为中国人，我们也丧失了对另一种文明的实质性的想象力。甘阳说，这就是他悲观的原因。中国有没有可能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甘阳很悲观，但是不绝望。重申一遍：为什么问题如此严重、崛起不足五百年的西方现代文明，对于全球文化的同化过程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人们竟然浑然不觉，反而以标榜普世价值（比如西方式的民主）为由去追随？甘阳说，那些要和他辩驳，试图与他的悲观作斗争的自由主义者们、普世价值的吹捧者们，他承认他辩驳不过他们。辩论在这里无效了，因为西方文明在今天的恶果如此日甚一日，速度之快令他茫然不知所措，他只能痛苦地看到这一趋势的毁灭性发展。
所以甘阳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从与会的发言以及自己的体会来看，儒家社会主义相比于现代西方具有充足的异质性：首先它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甘阳说，本质特征是平等，而西方民主，本质特征是自由；其次它是儒家的，也就是中国古典的。儒家社会主义既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也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合，还是混融为一的“通三统”。儒家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或者是重建西方现代性外部的方式。对这一概念的追问是，儒家在今天还能存在吗？它除了是游魂之外还能借尸还魂吗？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在齐泽克看来，根本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它还是社会主义吗？儒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又如何？
首先，杨立华说，儒家与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结合的，儒家的关注点是家庭，是集体，而资本主义建立在原子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所以，新儒家所提出的儒家资本主义，实在是标榜普世价值的翻版——这与汪晖对新儒家的批判有类似。其次，唐文明说，儒家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性的立场上，它还需承担建构性的功能。——的确，甘阳回应说，儒家相比于道家、佛教，它在历史上就承担着组织日常生活的使命，而后两者是抛弃家庭，脱离日常生活建制的，因此，如果要复兴中国传统，只有儒家更有可能。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建构性的承担，唐文明和张祥龙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实践性方案，但总是遭到了不可思议的笑声或者怀疑，因为儒家在今天必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资本的问题，如何处理科学的问题，如何处理民主的问题。因此，对于儒家的借尸还魂，至今没有很好的答案。但是汪晖说，在今天，重提儒家、社会主义的问题，是重新把握问题的新颖性的契机。今天提出儒家社会主义的新颖性，需要被迫切地理解到，对儒家的建制化的怀疑并不能取消这一问题的新颖性。
其次，今天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罗岗引用齐泽克的话说，在今天，中国成为最大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对内压迫，对外扩张，政治专制，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理想的发展方式。然而在今天，关键问题不在于到底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而在于我们到底要不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问题并非某种派别立场的问题，这也许是甘阳试图超越左与右所表明的。因为关键问题不是要根据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来确定左派或者右派的立场，而是我们要不要重建资本主义的外部？何况，正如罗岗和崔之元所说的，今天西方左右两派的存在，所承担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动力，左右两派构成合力，巩固了资本主义。所以，谈论左右两派的意义已经丧失。今天左派不仅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而且它本身因为这一困境已经深深地内在于资本主义。这就是超越左右的意义之所在：超越左右在今天，意味着抛弃左右两派同时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立场，并且试图跳出来，站立在资本主义外部的努力。因此，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派别问题，而是与中国知识左翼的核心关怀内在关联。这也是为什么，不是左右，而是文明·国家，成为甘阳的关注重心所在。
甘阳对儒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似乎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针对唐文明对其“通三统”的分析，给出了某些暗示性的回应。比如，甘阳认为通三统中的“三统”，其侧重性显然有一个时间表。也就是说，什么时间段侧重哪一种“传统”，这是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来作出调整的。儒家社会主义显然是与通三统的逻辑理路一致的，但是其内部的关系到底如何，甘阳似乎难以给出具体的回应。显然，甘阳关心的是始源性的问题：首先我们要不要通三统。今天，这一问题还处在深重的诘难之中，因此，儒家社会主义对这一理论的深入或者是更为明确地表明了这一始源性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甘阳对这一问题的始终如一的呼吁所面临的如此艰难的境地，暴露了一个绝望的知识状况，那就是，在今天，中国知识左翼的核心关怀是多么深厚，对它的质疑就多么激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所谓中国文化的自觉仍然建立不起来的根源。更为直接地说，对于中国文化自觉的意识，在今天都处在一个需要登高疾呼的境地。在铁屋子里的人没有打破铁屋子的诉求，那么谈论在铁屋子外面如何行动，就面临着袖手空谈的指责和边缘化的危险。
更何况，何谓中国文化的自觉，都显得面目模糊，这一点体现在会场首先开始讨论“对话”的议题上。对于赵汀阳与杨立华来说，中西对话的可能性何在，这仍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因为，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如何可能平等地与中国对话？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可以在mind的层次对话，但是在heart的层次上，却始终无效。没有什么普世价值是绝对通货，而价值的信奉是heart的领属。那么，如果对话的后果是同质化，那么杨立华说，中国文化有个特点：知止，对话要知道对话的限度何在，才能避免同质化与强加所谓普世价值的后果出现。这是一种基于文化自觉的立场的发言，对“对话”的反省表明其对自身文化的某种清醒的立场。然而，对于致力于中西文明对话的新儒家杜维明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杜维明坚持认为，中西的核心价值是可以对话的，而且是平等对话的。杜维明仍旧站立在普世性的立场上发言，但也同样表现出某种文化的自觉。然而，这一自觉的指向性却如此不同，足以看出谈论文化自觉的困境何在了。普世性一旦不存在，那么必然有些价值无法通约，普世性存在，那么核心价值便可并置于普世性的框架之中。但是杜维明忽略了与会者的大多数意见：文明、价值必须找到实际的承载者，那就是国家，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经济、政治、文化实体。国家消亡，谈什么文明？谈什么对话？实际上，就此而言，杜维明的立场仍然是所谓西方普世性的立场，中国文化的普世性是在西方文明的普世性之内谈论的。这一点也可以从他总是举美国以及美国的事例来进行论证可以约略看出，他在举例中时时刻刻显示出某种优越感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赞赏。
今天，中国知识左翼作为一个名词还能存在的话，那也需要重新定义，因为至少甘阳已经首先表现出保守主义的立场，并且知识左翼内部表现出强烈地超越西方意义上的左右之分的努力。如果在中国知识左翼内部能容纳保守主义的立场，如果中国知识左翼的核心关怀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化与制度之争（尽管他们还在这一基础上展开讨论），那么，什么又是中国知识左翼呢？那些将所谓的中国知识左翼贴上“新左派”以取得象征资本的胜利，并且时刻不忘西方普世价值的鼓吹者，让我们假定他们的梦想一旦成功，结果又如何呢？“民主”确立起来了，“自由”确立起来了，普世文明确立起来了——姑且不谈这些民主与自由的落实如何，更为关键的是，一个重建西方现代文明外部的可能从此丧失了，一个同质化的世界末日从此到来了。如果“民主”、“自由”宣称为普世价值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批判当今时代的一种策略，那么这当然值得理解。施特劳斯说，我们要区分“属己”之物与“善”，不能仅仅站在“属己”的角度去为“属己”之物辩护，不要忘记，在“属己”之物之上，还有“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主、自由还不是“属己”之物，还表现为“善”，因此凭此去批判当代社会还是一种有效的策略。然而，当民主、自由已成为“属己”之物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属己”之物与“善”的清晰的区别，而我们还一厢情愿地致力于追求这样一种表现为“善”，实际却具有“属己”之性的事物，这不但是可笑，而且极为可悲。“善”需要重新被表征，以区别中西对“属己”与“善”的不同立场的矛盾，这就是中国知识左翼的核心关怀所在，也是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知识左翼的关键所在。
201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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