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左派的抉择只能由不同的同等体系结构来组成，这种结构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划分。在面临等级社会的重建计划时，左派的抉择应当是完全把自身定位在民主革命领域，发展反压迫斗争之间的同等链条。因此，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在下文中，我们将解释这一任务的范围，但是，这个事实——不可能来自谈论个人权利的自由话语的意义——并不是最后被固定起来，而且正是由于这个不固定性允许它与保守主义话语要素连接起来，它也允许不同的连接和强调民主因素的重新规定形式。这就是说，组成自由话语的要素从来没有像任何其他社会要素一样被具体化，并且可能成为领导权斗争的领域。不是在放弃民主的意义上，相反，而是在同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整体进行民主斗争的范围内，才有左派领导权策略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如果它要完全在民主革命领域、深奥的意识和提出连接需要的领导权连接中为政治实践提供基础，重要的是去理解左派政治想象中必要变革的彻底程度。这一任务中的主要障碍，就是我们在本书开头一直要引起关注的那个障碍，即本质主义的先验论、社会在某个点上被缝合的信念。由此出发，不靠任何连接实践就能独立确定任何事件的意义。这导致了不能理解使社会形态结构化的关节点的不断置换，也形成了以“被先验特权化的点”的逻辑形式组织起来的话语，这种形式严重限制了左派行动和政治分析能力。特权化点的逻辑一直在不同方向上起作用。正如我们所知，从根本对抗的规定这种观点来看，基本的障碍是阶级论，即工人阶级扮演了特权化代表的观念，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被看成就存在于代表那里——而没有理解工人阶级的真正定位要依赖于各种力量的政治平衡和相当程度上决定于本阶级之外的多元民主斗争的激进化（[i]这一段是本书的中心论点，相当具有启发性，这种关于“特权化工人阶级”的批判是对以卢卡奇理论为代表的经典西马革命理论批判的继续，比照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论述可知这里存在着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新描述：“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才能把人类从即将来临的灾祸中解救出来。换言之，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爆发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命运将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也就是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加贴者注[/i]）。从引起变化的可能性集中在社会标准上这个观点来看，根本的障碍一直是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认为国家的作用的扩张是解决问题的万应灵药，以及经济主义（特别是它的专家治国的观点）——认为成功的经济策略必然伴随着可以明确指出的政治作用。
但是，如果要寻找这种本质主义固定性的根本核心，我们就将在一直激发左派政治想象的主要关节点上发现，这一核心就是按照雅各宾派模式铸造的经典“革命”概念。当然，假如我们用这个概念来理解政治断裂点上的一系列斗争的多元决定作用，这个断裂会伴随着横贯整个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作用，那么对于“革命”概念不会有任何异议。如果这就是它所包含的一切，那么，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用暴力推翻一个旧压迫制度正是民主发展的条件。但是，传统革命概念的含义远远超过了这一点：它包含着革命行动的根本特征，即建立一种权力集中的制度，由此社会能够被“合理地”重新组织起来。这个观点与激进民主所要求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是矛盾的。通过使葛兰西的某些概念更加完全，我们找到了允许我们重新提供革命行动标准的理论工具。“阵地战”这一概念完全意味着每种激烈变革都具有过程的特征——革命行动只是这一过程的内部因素。政治空间的扩大和避免权力集中于一点，是每个社会真正民主变革的前提。社会主义的经典概念假定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消失会产生一系列的作用，会在整个新的历史时代中消灭一切形式的从属关系。今天，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在反男性至上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二者之间的统一性可能只是领导权连接的接过。由此可以推出，在它们各自进行的斗争的基础之上建立这种连接，只是一种可能性，这些斗争只在某些社会领域发挥了同等的多元决定的作用。这要求斗争领域的自主化和政治空间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与权力集中和经典雅各宾主义及其变种意味的知识是矛盾的。当然，每一个激进民主计划都暗含着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它必然要求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是大量从属关系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是激进民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反过来并非如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谈论作为激进多元民主策略要素之一的生产资料社会化时，人们就必须坚持这种社会化不能意味着它仅仅是工人的自我管理，因为存亡攸关的是所有主体真正参与决定在生产的过程之中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采用何种形式分配产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社会占有才能存在。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工人的自我管理，就会忽略这个事实：工人的利益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构成，他们不重视生态的要求或其他集团的需要，这些集团不是生产者，但受到生产领域里的决定的影响。
从领导权政治的观点看，传统左派观点的最主要局限在于，它试图先验地决定变革的代表、社会领域中有效性的层面、断裂因素和特权化的点。所有这些障碍最后都汇聚到一个共同核心，那就是拒绝放弃被彻底缝合的社会这个假定。但是，一旦抛弃了这个假设，就将引起一系列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新问题。所有这些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我们将逐一论述：（1）如何确定激进民主计划将包括的对抗出现的层面及其连接形式？（2）激进民主特有的多元性在何种程度上与同等的作用相一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同等的作用是每个领导权连接的特征。（3）民主想象的置换中固有的逻辑在何种程度上足以弄清楚领导权计划？
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蕴含在社会地形学里的先验论已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先验地定义对抗得以出现的层面是不可能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虽然一些左派政治学可以在某些环境中设想出来或加以说明，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左派政治学，其内容能够摆脱环境内容来加以确定。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试图先验地确定其内容的所有尝试都必然是片面的和任意的，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中是无效的。破除政治独一无二的意义——与综合和不平衡发展相联系——消除了根据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化确定所指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我们试图定义构成其所有使用基础的左派一词的根本内涵，我们将永远不会找到一个不表现出例外情况的内涵。如果我们正处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的领域之中，我们能够得到的那最为相近的则是“家族相似”。让我们来分析几个例子。近年来，更多被谈论的是必须更加明确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界线。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建议没有给左派提供一种能够被普遍化的对抗表现表层的理论。这似乎意味着：每一种统治形式都在国家中体现出来。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市民社会也是大量压制关系存在的场所，因而也是对抗和民主斗争存在的场所。结果，大体上是清楚的，一些理论，如阿尔都塞对于“国家机器”的分析，试图创造一个概念框架来思考统治领域中的置换现象。在女权主义斗争的情形中，国家是实现进步的重要工具，经常对抗市民社会，在立法上与男性至上主义相对抗。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作为中心的国家，其功能的扩张是在反对拥有土地的寡头的极端剥削的斗争中建立一个边界的手段。进而言之，国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媒介物，与市民社会被一道鸿沟隔开；而是一系列不平衡的部门和功能，只被发生在其中的领导权实践相对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不应当忘记国家能够成为大量民主对抗存在的场所，在国家中的一套职能——例如，专业的或技术的职能——可以成为权力中心相对抗的关系，在国家自身内寻求对国家的限制和改变。当然，这种方法决不是说，在某些情形之中，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化不能构成民主的基本政治阵线，例如，在东欧或索摩查斯（Somozas）的尼加拉瓜，国家变成官僚主义毒瘤，通过暴力强加于社会其他领域之上，它变成了军事机器支撑的独裁者。不管怎样，显然不可能先验地把国家或市民社会指定为民主对抗表现出来的领域。从左派的政治观点来看，当确定积极或消极的特征成为疑问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例如，让我们考虑“政党”这种形式。在某些情况下，作为政治制度的政党可能成为官僚主义化具体化的一个实例，是群众运动的阻碍；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分散的和政治上幼稚的群众的组织者，并因此能够成为扩大和加深民主斗争的工具。重要之点是，由于“一般社会”领域作为政治分析的有效框架已经消散，所以在社会地形学范畴——这就是说，用不变方式把某些出现在复杂关系中的差异的意义永恒地固定起来——的基础上建立普遍政治理论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
从这一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先验地说明对抗出现的层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层面都因其他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而不断被颠覆，因此存在着某些领域的社会逻辑特征转向其他领域的社会逻辑特征这种不断的置换。在其他情况中，这是我们已经在民主革命情形中所看到的“示范作用”。民主斗争能够使自己在其中发展的一些空间成为自治的，并且在不同的政治空间中产生与其他斗争同等化的作用。激进民主计划所关联的正是这种社会多元性，其可能性直接来自于社会代表偏离中心的特征，直接来自于把自身构成主体的话语多元性，而且也来自于发生于多元性中的置换。民主思想的最初形式，与积极的和统一的人类本性概念相关，而且在这个范围内，它们试图构造一个唯一的空间，人类本性将在其中显示他的激进自由和平等的作用，并因此构建一个与市民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公共领域。公共/私人的区分，在一个差异被市民普遍平等消除了的领域和保持那些差异的充分力量的多元的私人领域之间，构建了分离。正是在这一点上，与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多元决定性作用，开始置换了在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民主界限，使社会关系政治化，即，使新的同等逻辑在其消除不同社会实证性的空间中得到了增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从19世纪的工人斗争延伸到妇女斗争，形形色色的反种族歧视斗争和反性别歧视斗争。因此，唯一的政治构造空间本身的现实性和观念被突破了。我们亲眼见到的政治化远远超过了已往我们所知道的，因为这种政治化，不是统一起来的公共领域侵犯私人，而是采取了全新的和富有差异性的政治空间形式，要消除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分。我们面临着一种主体多元性的出现，只有放弃进行统一和被统一的“主体”范畴，才可能思考它的构成形式和分散性。
但是，政治的这种多样性难道不与作为对抗前提的那种来自同等作用的统一相冲突吗？或者，换言之，激进民主所特有的政治空间增殖与根据同等逻辑建立的集体同一性之间难道不存在矛盾吗？这里我们又一次面对的显然是在上一章已经提到的自主性/领导权的两分，现在我们应该考虑它的政治含义和作用。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1）两分把自己描述为是唯一领域这种观点；（2）考虑这种唯一领域出现的历史条件和可能性的观点。
我们从考虑同等作用和自主性之间的不相容这一领域开始。首先来看同等的逻辑。我们已经指出，由于对抗不仅产生于构成它的空间两分而且来自于总是溢出两分空间的社会多元性领域，因此只有通过来自其自身以及使外部要素领导权化，对抗两极的同一性才得到巩固。因此，特定民主斗争的增强需要向其他斗争延伸的同等链条的扩展。例如，反法西斯主义、反性别歧视和反资本主义之间的同等连接就需要有一个领导权结构，这个领导权结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为巩固每一个斗争的条件。那么，如果走向最后的结果，同等的逻辑将意味着产生这些个别斗争的领域自主性消失不是必然的，因为这些斗争中的某一种斗争成为其他斗争的从属部分，而是因为所有这些斗争严格说来都已经成为一项特殊的、不可分割的斗争的相同象征。由此，对抗就获得了完全透明的条件，以至于不平衡被消除，而且每个民主斗争在其中被构造的空间不同的特殊性也消失了。
第二，自主性的逻辑。每项斗争都是在与其他斗争相比较中获得自己不同的特殊性。每项斗争所产生的政治空间是各不相同的，相互之间也难以沟通，但显而易见，这种明显的自由主义逻辑只在新的封闭的基础上才能维持。因为，如果每项斗争都将其特殊性因素转化为同一性的绝对原则，那么所有这些斗争加在一起就只能是孕育于一个绝对的差异体系之中，而这个体系则只能是被封闭的总体。这就是说，社会透明只是从同等体系的唯一性和可理解性被转换到差异体系的唯一性和可理解性。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涉及的都是企图通过它们的范畴来控制作为总体的社会。在两种情形中，总体的因素就不再是地平线，而是成为一种基础。正是仅仅在这种合理的领导权空间里，同等逻辑和自主性逻辑才被看成是已经得到的和被固定的。因此只有在这里，两个根本矛盾的社会逻辑才找到了在其中根本作用可以充分发展的领域。然而，这种终极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同等和自主性的不相容消失了，各自的地位变了：它再也不会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是社会逻辑的基础，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到每个社会同一性的构成之中，并部分地限制它们相互间的影响。从这里我们能推断出激进自由主义政治概念的一个基本前提，即拒绝控制每一个假定的社会“根本基础”——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上。每一个寻求将自己建立在对这种基础的认识之上的概念，都迟早会发现自己将面对卢梭式的悖谬，即人会被强迫成为自由的。
某些概念地位的这个变化，即转变成先前是社会基础的社会逻辑，使我们得以理解作为民主政治基础的多样化维度。首先，它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把意义和我们也许能够称之为“民主同等原则”的界限视为一体。我们能够说明意义，是因为平等主义想象的唯一置换不足以产生置换得以起作用的团体同一性变革。在同等原则的基础上，法人性的团体能够要求其与其他团体平等的权利，但这里有一个限度，不同群体的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而这并不能导致各种民主要求之间任何真正的平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占有性的个人主义都是不同团体同一性产生的发源地，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有“民主平等”，则其他的东西是必须的，即构造一种新的“常识”，以改变不同群体的同一性。这样，每一个团体的要求就能与其他团体同等地连接起来——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说，在其并不仅仅建立特定利益联盟，而是限制参加联盟的力量的同一性这个范围内，同等总是具有领导权的，因为在损害妇女、移民和消费者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权益并没有得到捍卫，必须在不同的斗争之间建立起同等。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反对权力的斗争才能是真正民主的，对权利的要求才能不是建立在充满问题的个人主义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其他附属团体平等权利的尊重基础上。然而，如果这就是民主同等原则的含义，那么它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完全的同等从来就不存在，每一种同等都会受到来自社会不平衡的结构不稳定的渗透。就此范围而言，这种不稳定要求通过自主性逻辑得到补充或限制，正因此，平等的要求是不充分的，需要用对自由的要求来平衡。这就引导我们来谈论激进的或多元的民主。激进的非多元民主，在同等逻辑无限制运作基础上建立单一的平等空间，没有认识到不可还原的空间多元性因素。这种空间分离的原则，是要求自由的基础。多元的原则正是存在于其中，并且多元民主才能和自由原则联系起来。这种原则不是会产生问题的自由主义，对于作为保护个人自由以实现个人能力的伦理原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效。然而，如果自由的维度是由每一个民主和解放的计划构成的，那么在对过多的“整体论”进行反驳中，它就不会使我们单纯和简单地回到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辩护中去。这里包含的是另一种个体，他不是在占有性个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应该抛弃“自然”权利优先于社会权利的观念——以及虚构的个人/社会这个二元整体，代之以提出权利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我们从来不可能孤立地去定义个人权利，只有在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能做到。因而，总是要涉及到参加同一社会关系的其他主体的权利问题。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民主权利”这个概念，因为存在着只能集体地加以贯彻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也承认他人平等权利的存在。不同社会关系构造的空间可以发生巨大的变化，这要看它涉及到什么样的关系，比如生产关系、公民关系、邻里关系或夫妻关系等等。因此，民主的形式应该是多样化的，因为它必须适合社会空间——直接民主不可能是唯一的组织形式，因为它只适用于简化的社会空间。
因此有必要拓宽超出传统“公民”有限领域的民主权利的贯彻这一领域。至于民主权利从传统“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的扩展，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特殊斗争的领域。与那些主张经济是“私人”领域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立，自然权利的位置和民主的标准在其中没有存在的理由。社会主义理论，捍卫作为生产者而不仅仅是作为公民的社会代表的平等权和参予权。多元理论思想家，如达尔和林德布卢姆等，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取得了进展，今天他们认识到，在多国公司时代，还把经济说成是“私有的”领域已毫无意义，因此在企业运营中必须接受某种形式的工人参与。我们的观点当然完全不同，因为我们所质疑的正是那种认为可以有自然的“私有”领域的观点。公与私、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分只是领导权连接的某种形式而已，它们的界限随一定时刻既存的力量关系而不同。例如，明显的是，新保守主义话语今天正在致力于限制政治领域，并且重新肯定近几十年面临的不同民主斗争对之提出缩减要求的私人领域。
再来讨论一下我们关于同等和自主性相互之间必要限制的这个论点。只有在封闭体系的假设下，政治空间多样性概念才与同等逻辑不相容。但是一旦这个假设被放弃，它就不可能产生于空间的增殖、表示其自身是总体的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能性、总体化因素与激进民主计划之间的不相容。凭借同等作用的政治空间的构造不仅与民主斗争相容，而且在许多情形之中是需要它的。在面对新保守主义的攻击时，民主同等链条的构造是左派在当前环境下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之一。因而，不相容性并不存在于作为社会逻辑的等同之中，它只产生于同等空间不再被当成是他者之间的一个政治空间并且被理解为中心的时候，这个中心从属并组织了所有其他空间。不相容性出现在这种情形之中，在那里不仅在某种社会层面上产生了同等的结构，还使这个层面转变成了统一的原则，把他者还原成内在于它的不同因素。因而我们看到，自相矛盾的是，在当今社会，正是公开性和对差异的民主颠覆的逻辑，创造了比以往激进得多得封闭的可能性：这种激进到了对传统差异体系的拒绝被打破的程度，不确定和模糊将更多的社会要素转化成“漂浮的能指”，产生了要使中心制度化的可能性，这个尝试要激进地消除自主性的逻辑并围绕自身重构社会团体的总体。如果说19世纪每个激进尝试的限制存在于残存的贯穿于社会关系中的旧的从属形式之中，那么现在那些限制来自于一种新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恰恰产生于民主领域，即极权主义的逻辑。
克劳德·勒福尔已经说明了作为包含象征层面丰富转换的新领域的“民主革命”，意味着社会新的制度化形式。在早期社会，按照理论——政治逻辑组织起来的权力由君主个人体现出来，君主是上帝的代表——完全的正义和至高无上理性的代表。社会被认为是一个团体，其成员的等级结构建立在无条件的秩序上，按照勒福尔的观点，民主社会带来的根本差别在于这种权力的所在地已成为空洞的地方，与超然的保证者之间的关系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基本的社会统一的代表。结果，权力、知识和法律之间的要求发生了分裂，它们的基础不再得到保证。这样便出现了没有终结的疑问过程的可能性：“没有被固定的法律，其规定易受到质疑；总之，没有社会中心的代表：统一不再能消除社会分化。民主带来了社会不能被理解和控制的经验，这个社会声称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但是在其中他们的同一性不能确定，而仍然只是潜在的。”在勒福尔看来，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应该看到存在着出现极权主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由重建民主已经破坏的权力、法律和知识之间的统一这种企图构成。一旦通过民主革命消除了与特权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一个纯粹的社会权力就会出现，它把自身表现为总体，并且独自从自身之中引出法律原则和知识原则。由于这种极权主义，而不是已经指明的空场，权力寻求使自身具体化为整个人民的代表机构，在实现人民统一的借口下，由于民主的逻辑形成的明显社会分化被否认了。这个否认构成了极权主义逻辑的中心，而且在一个双重的运动中被实现了：“国家和社会分裂的标志的取消，以及社会内部分化标志的取消，这些意味着影响政治社会构造的要求的差别被取消。被从权力当中分离出来的法律和知识再没有最高保准。”
如果按照我们的问题来分析它们，就可能把这些分析和我们已经指出其特征的领导权实践领域联系起来。正因为不再存在来自超验秩序的受到保证的基础，因为再也没有能把权力、法律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中心，才有可能和有必要，通过领导权连接，来统一某些政治空间。然而，这些连接总是局部的，而且总是容易受到质疑，因为再也没有一个最高的保证者。任何建立最后缝合、否认民主逻辑所制定的社会彻底开放特征的企图，都会导致克劳德所说的“极权主义”，即由建立社会可以被完全掌握和了解的出发点组成的政治构造逻辑。这是一个政治逻辑，而且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得到过如下事实的证明：它不能被归因于特别的政治倾向：它可能是“左”的政治的结果，按照这一点，每个对抗都可能被排除，而且社会呈现出完全的透明性，或者在国家建立的等级制上固定社会秩序的极权主义结果，就像法西斯主义的那种情况一样。但是，在两种情况中，国家或者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或者以民族的名义，都把自己上升到社会秩序真理唯一拥有者的地位，并试图控制所有的社会网络。在民主所开创的根本不确定性面前，这实际上是企图重新强加一个绝对的中心，并重建能够因此恢复统一的封闭性。
然而，如果威胁民主的危险之一毫无疑问是极权主义试图跨越对抗的构造特征，并且在试图恢复统一中否认多元性，那么还有相对称的另一个危险，即对这种统一缺乏了解。因为，即使不可能，这仍然是个地平线，由于导致社会关系失去连接，它必然要阻止社会的破裂和任何共同参照点的缺席。这种由象征结构解构所引起的社会结构拆解，是政治消失的另一种形式。与以极权主义方式强加不变的连接这个危险相对照，这里的问题是缺少那些能允许建立不同社会主体共有的意义的连接。在完全同一的逻辑和纯粹差异的逻辑之间，民主的经验应该由承认社会逻辑的多样性，以及它们连接的必要性组成。但这种连接必须不断地再造和协调，而且没有取得最后平衡的终点。
这将把我们引向第三个问题，即民主的逻辑和领导权设计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明显，从目前我们所说的一切中可以看到，民主的逻辑并不足以形成任何领导权。因为民主的逻辑只不过是平等主义的想象对更广泛社会关系的同等置换，而且同样的是，它只是不平等从属关系消除的逻辑。民主逻辑不是社会实证性的逻辑，因而它不能建立任何形式的关节点来重建社会结构。但是，如果民主逻辑的颠覆性因素和社会制度的肯定因素不再被任何人类学基础统一起来，这一人类学基础把它们转变成阵线和单一过程的反面，那么，非常明显的是，两者之间的每一个可能形式都是偶然的，并且因此是连接过程的结果本身。这正是这样的情形：没有任何领导权涉及能绝对地建立在民主逻辑之上，而是还必须由一系列实证性的社会组织方案组成。如果从属集团的要求完全被看做为对某种秩序的颠覆性否定要求，与任何可见的重建特殊社会领域的可行计划没有联系，那么，从一开始他们的领导权行为能力就被排除了。这就是“对立策略”和“重建新秩序策略”之间的差别。在前一种情况下，某一社会或政治秩序的否定要素占优势，但是这种否定要素并没有任何真正去建立关节点的企图，从这种关节点出发，社会结构的不同实证性重构有可能实现——而且结果是，这一策略被宣告是边缘性的，这个情况就是“飞地政治”的另一版本。而不管是意识形态的还是社团的。相反，在新秩序构造策略的情形之中，社会实证性要素占优势，但是这个事实带来了不稳定的平衡以及与民主的颠覆性逻辑持续的张力关系。领导权的情况将是这样的，在其中，社会实证性的安排和不同的民主要求的连接已经达到了最大的综合——对立的情况，在其中社会的否定性导致了每个稳定的差异体系的瓦解，这种情况与组织危机是一致的。这将使我们领会这样的意义，在其中我们能够谈论由左派选择的激进民主涉及。这不可能由来自边缘立场的一系列反体系要求的主张构成，相反，它必须使自己建立在对两种情况的平衡点的探寻之上，这两种情况是：在广泛领域之中民主革命的最大化发展；领导权指导的能力和部分从属团体在这些领域中实证地重构。
因此，每一个领导权立场都是建立在不稳定平衡基础上的：构造是从否定性开始的，但只有当它成功地构造了社会实证性时才能得到巩固。这两种因素在理论上并没有被连接，它们勾画了矛盾性张力空间的轮廓，这个张力构造了不同政治事态的特殊性（正如我们所见，这两个因素的矛盾特征在我们的意见中并不意味着矛盾，因为，从逻辑的观点看，两个不同的和矛盾的社会逻辑共存，采取了相互限制它们作用的方式，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这种社会逻辑的多元性是张力的特征，那么它也需要在其中它们将被构成空间的多元性。在构造新秩序策略的情形之中，可能在社会实证性中引入的变化，不仅建立在追求这一策略的力量的或多或少的民主特征上，而且取决于一系列由其他逻辑所建立的结构性限制。这里重要的是不能陷入不同形式的乌托邦理想之中——乌托邦理想试图不顾构成那些结构性限制的空间多元性；也不能陷入政治冷淡症之中——它由于有限的变化特征可能在其中实现而拒绝传统的政治领域。但同样极其重要的是，不能寻求把政治领域限定在社会实证性的安排上，并且只接受那些现在能够进行的变化。近年来，有许多关于需要“政治世俗化”的议论，如果一个人照此理解了对传统左派本质主义的批评，即左派继续“政党”、“阶级”、“革命”类型的绝对范畴，这个人就不会持有异议。
但是那个“世俗化”常常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把乌托邦从政治领域完全驱逐出去。现在，如果没有“乌托邦”，没有否定秩序的可能性，这个秩序超出了我们能威胁到的它的部分，也就根本没有任何构造激进想象的可能——无论是民主的还是其他的形式。作为使某些社会秩序总体化为否定的一系列象征意义的想象存在，对所有左翼思想的构造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已经指出，政治领导权形式总是认为在这种想象和社会实证性的安排之间存在着不稳定平衡，但这种张力是透明社会不可能性被证明于其中的形式之一。每个激进民主政治应该避免：由极权主义理想国神话和改革者无法实施的实证主义方法代表的两个极端。
这种导致社会根本上不完善和不稳定特点的张力和开放性，正是每一个激进民主计划应该使其制度化的。使社会民主具有特点的制度多样性和复杂性，应该以完全不同于复杂官僚系统特有的功能多样化这种方式来想象。在后者那里它完全是一个实证社会的安排问题，而且每个多样化因此发生在控制一系列领域和功能的合理性之中。黑格尔的作为普遍阶级的官僚机构是这个观点完美的理论具体化。只要社会之内的标准多样化——伴随着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或任何其他类似的观点——与这些作为概念总体构成因素的保准的每一个的概念联系起来，它总体控制这些概念并提供意义，它就已经转变成社会学的平面了。但是在激进民主特有的多元论情形中，多样化已经转变成多元性了。因为每个不同的要素以及标准不再是超越它们的总体的表达。空间的增殖和伴随它的制度多样化不再由合理的功能支撑组成，它们确实也不再服从构成所有变化合理原则的隐蔽的逻辑。但是它们却是表达了对立：通过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特征，社会构造了典型的和对它不可能性的安排。每个安排的妥协、不稳定特征和对抗是主要的事实，而且正是在这个不稳定性内，实证的因素和它的安排发生了。激进民主方法的设计的发展因此迫使合理透明的社会神话逐步退出社会的地平线。这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non place），它自己不可能性的象征。
然而，正因为这个原因，统一起来的左派话语的可能性也消失了。如果多样化的主观立场、不同的对抗和分裂点构成的是多样性而不是多样化，那么很明显，它们不能被带回到它们能够从中被单一话语包含和解释的地方。话语的中断变成主要的和构成性的。激进民主的话语不再是普遍的话语，“普遍”阶级和主体凭之言说的认识论壁龛被根除，并且它被复调的声音所代替。每一个声音构成了它自己不可还原的话语同一性。这一点是决定性的：不存在不拒绝普遍话语及其固有的接近真理的特权的激进多元民主，那种普遍话语之中真理只能被少数主体获得。在政治术语中，这意味着，正如没有什么层面被对抗的出现赋予特权一样，也没有什么激进民主程序能先验排除的作为可能性斗争领域的话语领域。司法制度、教育体系、劳动关系以及边缘人口抵抗的话语构成了社会抗议的最初不可还原的形式，并且由此贡献出了所有激进民主被建立于其上的话语复杂性和丰富性。传统社会主义话语具有完全不同的类型：它是普遍的话语，把某些社会范畴转变为政治和认识论特权的场所；它也是关于有效性不同层面的先验话语——而且同样的，它减少了它认为是可能的和合法的那些话语层面的范围；最后，它是涉及到这样特权点的话语，在这种特权点中，历史变化在运转中——革命、总罢工或者进化——被规定为使不可还原的部分发展的积累统一起来的范畴。激进民主的每一个设计，正如我们所说的，包含了社会主义的维度——就是说，废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它拒绝必然伴随着这个废除而来的其他不平等被消除的观念，结果，斗争和话语差异的去中心和自主性、对抗的增殖、可以在其中确定自身发展的空间多元性构造，都是传统社会主义理想不同成分——无疑，它应该被扩展和再形成——可以获得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正如我们在这里已经充分讨论的，这个空间多样性并不否认，而是需要在某种标准上它的作用的多元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它们之间的领导权连接。
让我们来得出结论。本书是围绕着领导权概念、社会内部固有的新逻辑、从列宁到葛兰西都妨碍了对其激进政治和理论潜力做出理解的“认识论障碍”的兴衰变迁构思的。只有当社会开放的和没有缝合的特点被充分接受时，当总体的本质主义和要素的本质主义被拒绝时，这种潜力才能变得清晰可见，而且“领导权”才能开始为左派政治分析构成一个基本工具。这些条件最初源自于我们所说的“民主革命”领域，但只有在激进民主设计中，它们在自己的所有解构作用中被最大化了，或者换言之，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形式之中，这种政治形式并不建立在任何教条假定的“社会本质”上，而是相反，建立在每个“本质”的偶然性和不明确性上，建立在社会分化和对抗的基本特征上。这是对只有通过否定其基本特征才能生存的“基础”的实证，对只存在于混乱的局部限制之中的“秩序”的证实——换言之，政治领域作为从来不是“零和”博弈的空间，是因为规则和选手从来都不是完全明确的。这一躲避概念的游戏确实至少有一个名字：领导权。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导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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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思想今天处在十字路口之上，过去“鲜明真理”——经典的政治分析和推理形式、斗争力量的本质、左翼斗争和目标的真正意义——受到了瓦解这些真理基础的巨大历史转变的挑战。这些转变无疑相应于这些失败和失望：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和波兰政变；从喀布尔到越南和柬埔寨共产主义胜利的余波，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以及实现它的道路越来越产生疑问。这已经导致了对左派思想传统上构造的理论和政治基础进行批判思考，它是腐蚀性的也是必要的。不过还有比这更多的，构成那些转变的所有新的积极现象使得对下面这些现象进行理论再思考的任务更加急迫：新兴起的女权主义、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反核运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非典型化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斗争存在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它们正在开创潜在的、甚至不只是潜在的，而是更自由地走向民主和平等社会的趋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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