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人似乎正是美国左派占领大学课堂的受益者，否则靠威斯康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的背景，想拿到杜克大学的Tenure实在是不可想象的。而今天，这个凭借《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李曦光合著）而在海内外声名大噪的海外左翼学者，竟然回到母校开讲他们自己阵营的危机，这实在是一个极度诱人的话题。
讲座开始前，照例是周宪教授做介绍。虽然在座各位对于刘康的背景都算有了解，知道他是少数几个能在美国知识界掌握话语权的名校正教授，但当读到他担任兼职教授的国内大学名录时，那冗长如绕口令般的长串朗读还是让大家哄堂大笑。在这份几乎花了一分钟才读完的大学名单里，竟然还有新疆大学、西藏大学和石河子大学，当然最后还要“等等”。
刘康自然感觉到这种哄笑绝对不是善意或崇敬之笑，所以一开始就很谦虚而谨慎。他反复强调自己的这个发言只是旅美多年的个人观感，主观臆断在所难免。刘康做起报告来声音浑厚，毫不拖泥带水，谈锋极健，思路亦清晰敏捷，更重要的是，给人的感觉非常诚恳。他从七点一直滔滔不绝讲到九点一刻，这在我听到的报告中也算是少见的。下面是我综合他的发言提纲和现场记录整理的一个大致内容。
第一部分：左翼文化理论和批评在美国的兴盛（80年代到90年代初）
刘康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大学生，在南京大学读到硕士毕业，遂于80年代中期赴美深造。他首先回忆自己在母校受业时，对其影响极深的沈崇美教授。当时沈教授教他们美国概况课，并且人如其名地大加推崇美国制度与文化，而这批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学子自然也将毛主义等左的思想视为洪水猛兽。所以，他接受高等教育的八十年代中国，正是一个全面清算和抛弃极左思想的年代。
但当他来到美国时，却发现那里左翼知识界正大行其道，新马克思主义开始红极一时。他就读的威斯康辛大学是美国六十年代学生造反运动的三个基地之一（另外两个是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学长们带他参观校园时，把某地下室指给他看。让他吃惊的是，里面竟然堆满了让中国人民爱恨交织的“红宝书”。老师那时给他推荐阅读的是詹姆逊教授的那本名著《政治无意识》，他则坦言自己看了很多遍都没读懂。
在这样的知识氛围下，他大量的接触阅读那些六十年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的作品，如萨特、福柯、德里达等，并选择了《美学与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刘康自言，当时他对左翼的这些东西是怀有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既对其心有余悸，又无法摆脱这种影响。他还自我解嘲的说，别人都给他贴上“新马”或“西马”的标签，而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否真的属于这个阵营。
接下来，刘康开始梳理左翼文化理论和批评在美国兴盛的几个成因。首先他讲到了赛义德和詹姆逊。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虽然出版于七十年代末，但在八十年代开始成为纽约书评榜上的畅销书。刘康认为，赛义德最大的贡献是将学术批评世俗化（secularization）。作为巴解组织的重要成员，这个巴勒斯坦裔的美国教授将福柯对知识和权力的分析运用到东方主义中，并成功地将人文学科（humanities）带离井壁森严的象牙塔。当时他的那句“向权力讲述真相”成为了风靡一时的名言。赛义德不仅占据了美国名校的重要教职，而且长期在《纽约时报》担任专栏作家，所以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极大。
和赛义德不同，詹姆逊从来不在大众媒体前抛头露面，而是完全保持学院派的阳春白雪姿态，所著文字也极其晦涩难懂。但是他有一个巨大的影响，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学术界成为了一个受到尊重的学说。他用缜密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论证了“语言的牢笼”；他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让美国人懂得了“整体论”（totality）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对于詹姆逊，刘康本人最有发言权，因为詹姆逊在1986年从北京讲学返美之后就在杜克大学创办文学系，并执掌系主任牛耳长达二十余年，将那里真正变成了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作为詹姆逊的同事，刘康对他有非常近距离的观察。在刘康眼中，詹姆逊俨然是保持着六十年代左翼浪漫情怀的“老愤青”——他和夫人在加州加入过一个实验性公社，在杜克大学也养了五十多只鸡、鸭、猫、狗等，家里弄得像动物庄园，包括现在很厉害的张旭东当年在念他博士时，都负责给詹姆逊太太收鸡蛋。
然后，刘康讲到了法国新思潮在八十年代对美国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冲击。除了这其中有熟知的德里达、拉康和福柯之外，还有代表法国新电影、新小说的先锋人物。耶鲁大学的德曼等人所谓的"耶鲁学派"当然是对法国理论在美国走红最重要的推波助澜者，他们的译介工作影响很大。其中靠翻译德里达著作而一举成名的，就有那个现在家喻户晓、但当时籍籍无名的斯皮瓦克。刘康还格外提到了更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虽然那些旅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批评美国的文化产业，但一直影响不大。只是到法国新思潮在八九十年代大行其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各种批评观点才得以普及。
第三个成因是谈越战和民权运动，这里刘康主要拉杂讲了些“婴儿潮”那一代的反文化、反体制的激进主义，讲了中国的文革和欧洲六八年学生革命的联系（虽然有语境的错位）。六十年代的遗老遗少在八十年代就走进大学课堂担任教职，开始继续发挥影响。第四个因素是多元文化局面的形成。这个因为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刘康仅仅简要论及了当时美国人口中民族构成的巨大变化，其中包括墨西哥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亚洲和东欧的移民也开始在增加。传统意义上的“大熔炉”（melting pot）社会开始变得不再可能，因为各种异质的文化和民族不可能在美国社会变成同化的统一体，只能遵循“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原则。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比较文学就开始取得更加重要的地位，而对不同族裔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又进一步瓦解了欧洲中心主义。
第二部分：左翼文化理论与批评的学院化、制度化和精英化（90年代）
刘康在演讲的下一部分，谈到了90年代这些左翼思想和代表人物的发展，并指出了其学院化、制度化和精英化的三大特色。首先，由于美国的大学体制浓厚商业色彩，开始孕育出各路带有左翼色彩的学术明星。刘康此处略带讥讽地说，美国的做法就是先搞出各种新批评理论，立出一个明星教授作为掌门人，甭管有没有用，先造出声势、确立地位再说。比如后殖民主义的明星学者就是霍米.巴巴,比如女性主义就推朱迪斯.巴特勒，而斯皮瓦克则是跨多个领域的明星。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开始在美国名校中获得终身教职，比如巴勒斯坦裔的赛义德和印度裔的斯皮瓦克。王宁说这个时期他们“从边缘走向中心”，这对于那些美国的少数族裔知识分子来说的确如此。
但与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后学”掌门人走向学院中心相反的是，左翼在九十年代的美国开始与大众渐行渐远。他们遁入书斋，在美国的学院体制下从事专业的知识生产，其文字越来越带有专业主义的味道。这批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通常从最小的助理教授做起，谨小慎微地往上爬。为了获得终身教职，他们不得不模仿晦涩的学术写作风格批量生产论文。对此，刘康说自己有着切身体会，他现在回头看自己评教授前写的那些文章都读不太懂了。当时刘康晚上耕耘论文，又哄着刚出生的小女睡觉，唱着《蜗牛》那首歌，备感心酸。一旦获得了终身教职后，美国教授才能获得说话的底气。刘康正是在获得杜克大学的正教授职位后，弄出了那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被他的美国同行千夫所指，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哗众取宠。而更多的学术明星则是继续选择晦涩化的学术写作，在自我构建的概念世界中玩着文字游戏。这是学术商品化的结果，也是美国体制中比较差劲的一面。刘康说，国内大学对这套不好的东西学的很快，为了评职称国人开始量产论文和专著，但是美国大学好的一些方面，我们中国反而没学到。
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例如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就属于右翼保守的新黑格尔主义。新自由主义从经济学开始，它将人解释为agent，而不是从前的subject，并认为存在个体、家庭和公司的agent，在通过理性的选择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按照詹姆逊的说法，连人类最后的两个私人领域（审美和无意识）都不可避免地被商品化了。
第三部分：左翼文化理论与批评的当代危机（2000年之后）
左翼的当代危机是什么呢？这是我最希望听刘康谈论的话题。在此，他大致归纳四五个方面的沦陷因素。首先，左翼缺乏对当代文化问题的建构性新视野。比如对当下的大学企业化、知识生产、数字化、知识的利润、相对论和普世论之争等等，左翼文化理论与批评已经丧失了理论的活力，无法提出有价值的东西。
第二点，文化批判的修辞化与空洞化（幽灵化），这体现在德里达、齐泽克、德勒兹等人与大众和大众文化的日益隔膜和脱离。他们这些文人的学问越做越精致，但却越来越不为人所理解。刘康此处特意提到了前些日子在南大访问的齐泽克。刘康认为，齐泽克在西方之所以走红，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有多么深邃，而是因为他作为前共产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特殊背景。齐泽克虽然被标为新马，但和传统意义上的毛主义者不同，这些当代的新马都是以批判极权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为己任。苏联在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苏伊士运河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新马走向两线作战，不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也批评极左的苏联。对于齐泽克的思想本身，刘康说自己一直是敬而远之，认为他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修辞的空洞化。齐泽克的文化分析多半以电影举例，他试图用黄色笑话来消解自己话题的沉重，最终的归宿只是虚无。作为学术明星的齐泽克有很多宏大思想叙事在自我圈构的文本内似乎都能成立，但如果你做真正的社会调查或定量分析，发现他的很多观点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即使如此，刘康还是说，自己对齐泽克依然保持着敬重，认为他身上有新左派中难能可贵的诗人气质，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
第三点危机，是大众传媒对于左翼文化的批评，最明显的两点分别是PC和相对论。所谓PC就是我们常说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这是左翼文化的一个最具体的遗产。女权主义者弄来弄去，最后就是要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和男权作战。过分的政治正确，已经导致了美国大众的厌烦。而相对论（relativism)主要是说，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将基督教中对于普世性的信仰打碎，最后实际上是把人带入一个相对主义泛滥的怀疑世界。比如研究亚裔文学、非裔文学，聘请亚裔或非裔教授成为了政治正确，但对于文学好坏标准的评判就成为了得罪人的事情。经典被打开，一切都在去中心化，就连审美也不过是存而不论的了。
第四点是后冷战时代右翼取得了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全球化下的文化霸权背景。刘康甚至怀疑，左翼和右翼存在文化逻辑的共谋，因为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正在出现"越轨"（transgression）和"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美国的帝国不再是地理概念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霸权存在。刘康在杜克大学的同事迈克尔.哈特曾写了一本书《帝国》，来鼓动世界人民在没有疆域的文化帝国内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击。当然，随着9-11事件，这些左翼的革命化思想渐渐的也失去了话语权。刘康用美国右翼推动的医疗保障体系私有化为例，来解释这种从公共到私人领域的“越轨”。不过我对什么是文化逻辑的共谋依然不是很清楚，刘康似乎也语焉不详。
第四部分：西方左翼对于左翼自身的批评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刘康主要引用了一些左翼思想家对于自身阵营的反思，读来也的确振聋发聩。我仅仅摘录一些最有趣的语句，与大家分享吧。
齐泽克：“右翼知识分子是无赖，是尊古守旧者，他们只会满口说现有的秩序，把它视为继续支持它存在下去的证据。对左翼人士的乌托邦计划热嘲冷讽，这一切也比如导向灾难。左翼人士则犹如傻瓜，一个宫廷小丑，他公开揭露现存秩序的谎言，可他行事的方式恰恰悬置了他语言的行动效力。今天，在一些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后，无赖的面孔是新保守主义者，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他残酷地嘲弄所有形式的社会团结，说那是感情用事，阻碍生产的发展。而傻瓜则是解构主义文化批判者，他用那套疯狂的程序来颠覆现存秩序，结果却成为了现存秩序的补充。”
劳伦斯.葛洛斯堡：“左翼赞同民主可自己却搞精英化。左翼声称要为人民代言，但又无法用有效的流行大众话语来表达并维系自己。它提出用社群来代替市场，但却未能看到这种反对完全无关民生。他们越来越发现自己是在对信徒布道，但却无法弥合它自我建构的鸿沟。左翼认为自己是普罗米修斯，而其实他们在世人看来更像是西西弗斯。”（Lawrence Grossberg, Caught in Crossfire, 2005）
最后，刘康用葛兰西的一句话来自我勉励，“知识分子的悲观必须用意志的乐观来加以补充。”他总结自己在人文关怀上更加倾心于左翼思想，但对于它自身的局限刘康也一直在进行批判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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