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体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于儒家哲学，中国历史、思想史，以及宗教的研究，使他成为了老清华国学院时代灵魂性的人物。梁启超从“万木草堂”开始，就具有了世界性的视野，提倡史学应“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即研究中国，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还应具有世界视野。梁启超在百年前世纪之交所面对的那场整个民族的危机，包括传统与新的世界秩序的冲突，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代性危机以及国学的嬗变，有着很多共通之处。作为与梁启超的研究视野十分接近的历史学者，德里克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革命史的研究，并将关于地方性历史经验的思考融入到其对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霸权的理论批判中。从这一点来说，德里克老师出任“梁启超纪念讲座”教授，正体现了我们重建清华国学院的目标之一，即超越人们对国学研究方法、范畴的一般理解，注重“中国主体”与“世界眼光”的统一，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从内部研究中国的理论创新。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谈德里克出任“梁启超纪念讲座”教授的意义（董一格记录整理）
德里克记不清自己来过中国多少次了，“总有20次吧”。第一次是1983年，第二次是1989年，再以后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半年，有时两个月，也有时只是几天，开个会就回去。然而，出生于土耳其的他，自1969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踏上土耳其的土地。可以说，几十年来，他与中国的关系，要远比与土耳其的关系密切。
德里克对中国发生兴趣是在1960年代中期，那时，他只有20来岁，今天，他年届古稀，头发已稀疏，两撇惹眼的八字胡也已花白，但对中国的兴趣却未有稍减。在学术生涯的早期，他以《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的地位，后来则转向全球化、后殖民等问题的研究，但他仍然念念不忘20多年前就已着手的关于1927年广州起义的书稿，“从北京回去之后，我会回到这个题目上，完成书稿”。
德里克此次到中国是受清华国学院邀请，出任“梁启超纪念讲座”的第一期主讲人，为期两个月，系列讲座的题目是“变革时期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全球现代性的视角”。“出现在以梁启超的名字命名的这个讲座上，我很荣幸，”德里克说，“这些天来，和老朋友刘东教授、陈来教授，以及他们优秀的学生们课上交流讨论，课下喝酒聊天，感觉非常享受。”
接受记者采访时，有翻译陪同，但实际上，应付这样一个聊家常式的访谈，德里克的中文绰绰有余。如果采访地点不是在清华国学院会议室，而是在酒吧咖啡屋，略饮几杯，德里克谈兴或许会更浓。
差点参与军事政变
“我能受到比较好的教育要感谢父亲。父亲在土耳其南方的农村长大，高中没毕业就去经商，生意很成功，一跃成为中产阶级。他很重视子女的教育，我和一个妹妹、三个弟弟都被送到了私立学校读书。”德里克告诉记者。
德里克上的是在土耳其享有盛名的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这所学校由美国人创办于1863年，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其教学内容和方法完全是美式的。小学毕业后，德里克即进入罗伯特学院，先花两年时间学英语，接着读中学、大学，前后达13年之久。
上大学，德里克想学物理，但父亲不同意。那时搞物理很难赚钱养家，最好的选择是做工程师。在父亲的干预下，德里克读了电子工程专业。德里克的如意算盘是，将来到美国留学，再从工科转到理科，但没想到的是，他最后的选择是文科。“我到美国后转学历史让父亲非常生气。我向他报告这个消息，他甚至没有回信。”德里克说。
实际上，去美国之前，他就对历史学感兴趣。1960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冷战正酣，1962年发生了古巴危机；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土耳其，1960年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他想弄明白。他觉得历史能给他一些答案。
1963年，大学三年级的德里克担任学生会会长，发起了一个研究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的系列讲座。他们邀请军人、妇女领袖、左派、右派等各方人士到校园里发表演讲，受到欢迎，也让一些伊斯兰主义者不高兴。“我那时表现得‘很进步’，以至于有人说我是共产党。”德里克说。
德里克的活跃受到了军人的注意。1963年的一个晚上，军方人士请他到一个宫殿里开会，问他肯不肯参加政变。“我从事的是思想活动，不是政治活动。”德里克这样回答他们。
在台湾学汉语、淘旧书
1964年，24岁的德里克获富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前往美国，入读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物理系。但读了两个月，德里克发现，相对于物理学，他更想学历史，具体则是中国历史——和土耳其一样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革命成功，他想了解，这场革命是什么性质的。
于是，德里克跑到历史系，找到了研究日本史的著名学者Harry D. Harootunian教授。Harootunian听了德里克的自我介绍后说：“学物理的学生都很聪明，如果物理系可以接受你，我们大概也可以。”
研究中国历史，首先要学汉语——这可让德里克吃尽了苦头。那时，罗切斯特大学没有教汉语的老师，也没有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德里克只能先学日本历史、俄国历史等等。
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德里克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系学习。伯克利是美国汉学的重镇之一，在这里的两年时间里，德里克学习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也听了何炳棣、魏特夫等著名学者关于中国历史的讲座。
1969年至1970年，德里克前往台湾，继续学习汉语。台湾大学斯坦福中心为美国研究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一天十个小时学习语言，读的材料越来越难，“比如章太炎的作品，很难懂”。
在台湾的另一大收获是收集旧书刊。人们在大街上卖自己二三十年代买的图书杂志，德里克淘到了对自己后来写博士论文非常有用的《读书杂志》。德里克跑去拜访陶希圣，并买齐了陶希圣发表于二三十年代的著作，“都是几十年前的原始版本，在大街上找到的”。
“那时候台湾非常有意思。电影院正片上映之前，大家要站起来唱三民主义的歌，要看讲述蒋介石如何辛勤工作的纪录片。另一方面，在大街上，关于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不难买到。”德里克说。
“60年代的经验”
德里克自称属于“60年代的一代人”。1964年他到美国时，适逢越战升级，随后，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60年代也是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高潮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这些运动，德里克或多或少参加了。同时，他也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革开始时，德里克正在伯克利。当时，东亚语言系的汉学家很少就文革发言，而历史系、政治系、社会系的师生对文革却特别关心。老师们看法并不一样，常常吵得不可开交。“有一位Chalmers Johnson教授对文革的评价是：‘没有别的解释，中国人发狂了！’而另一位Franz Schurmann教授则支持文革，他甚至跑到香港去买《毛主席语录》，问那里中国公司里的工人们能否准许他参加自我批评活动。这两位教授经常有冲突。而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研究生多半是支持文革和毛泽东的。”德里克说。“他们两人都是伟大的学者。直到去年去世，Schurmann一直都是一位激进的学者。而Johnson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了一名强有力的美国外政策的批评家，他最近刚刚去世。”
在这种对中国政治进程的持续关注以及不断争论中，德里克逐渐形成了对中国问题的个人看法。“我和一批年轻学者认为，像费正清等老一代汉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看法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应该选择新的路线。1975年，我们创办《近代中国》杂志，作为自己的阵地。”德里克说。
年轻一代学者中，大家的观点也并不一致。虽然是“革命派”，但德里克与“太热情”的毛主义者常常发生冲突。1976年，《近代中国》组织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专题，很多老一代学者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有的年轻一代学者则认为“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他们说的都不对。老一代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欧洲以外的人无法真正了解，我觉得有太强欧洲中心的色彩。年轻学者认为毛泽东实践的是纯正马克思主义，我也不同意，因为第三世界的情况和欧洲并不一样，马克思很少谈到第三世界不同国家的情况。”德里克说。
1971年，德里克尚未完成博士论文，就到了杜克大学任教。在年轻一代学生身上，1960年代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他的一些很聪明也很有社会关怀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成了毛主义者。他们的毛主义是“听党的话”、“枪杆子里出政权”等等。这些学生决心反对美国的种族主义，他们花费大量精力和种族主义组织3K党做斗争。这一斗争在1978年11月的对抗中达到高潮，其间和德里克非常 亲近的几个学生被3K党徒杀害。这件事给了德里克极大打击。“这件事强化了我对教条主义的怀疑，让我明白，不能没有分寸、不计后果地绝对忠诚于一种意识形态。”德里克说。
不管怎样，“60年代的经验”对德里克有深远的影响。他那种左派的立场、理想主义气质、批判质疑的态度，不能不说是60年代的馈赠。
第一个把全球化概念
介绍到中国的学者
1983年，距离他开始研究中国已将近20年，距离他的成名作《革命与历史》发表也已有5年，德里克第一次来到中国，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国家。“那时的中国还很穷。老百姓很少有肉吃，但还是给我们很多好吃的，肉呀什么的，很热情地招待我们。那时的中国是很有社会主义的味道的。”德里克回忆说。他对当时中国单位体制下的死板管理也印象深刻，“我们住在南京大学专家楼，如果晚上回去太晚，就只有爬墙进去了”。德里克在演讲中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南大老师给的评语是“不正统”、“修正主义”，但一些学生很感兴趣，晚上跑来和他切磋马克思主义。
在德里克看来，198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一边是开放，一边是控制，“我们那时都不清楚中国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这种不稳定发展到后来就是1989年，那年，他第二次来中国。
德里克第三次来中国是在1993年。受俞可平的邀请，他在中央编译局做了题为《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分析》的演讲。“1980年代我到台湾，已经有人讨论全球化问题。但我1993年演讲时提到这个名词，在场的学者还是第一次听说，对Globalization怎么翻译还有一番讨论。后来人们说，德里克是第一个把全球化概念介绍到中国的学者。”德里克说。
进入1990年代以后，德里克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转向了全球化、后殖民等问题的研究，出版了《革命之后：警觉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等著作。由于这些撰述，德里克被认为是对后学的崛起以及各种与后学相关的术语进入学术话语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特别是，作为左派史学家，他提出后革命和后社会主义两个术语，在国际和中国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后现代问题上，他与自己在杜克大学的同事、后现代主义权威理论家詹姆逊观点颇有不同；在后殖民问题上，他与霍米·巴巴等学者的看法也多有分歧。这种不同和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关注和研究第三世界——其中主要是中国——的独特背景。即使是后学研究、文化批评，他也常常以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精深研究作为立论的主要根据。“我首先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德里克说。
读书报：讲讲您的成名作《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的写作吧。
德里克：那是我的博士论文，最初本是一项关于陶希圣的研究。从1969年开始写，1971年到杜克大学任教之后继续写，1973年完成，1978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读书报：写《革命与历史》时，中美还处于隔绝状态，您是怎么收集到那些文献的？
德里克：那时，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等处都藏有比较丰富的中文资料。不过，收藏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最多的还是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因为他们那里右派聚集，收集了一切有关革命的材料进行研究。另外1969年的台湾之行对我收集资料也很有帮助。写作《革命与历史》时，我一边学习中国历史，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我说，我的马克思主义是“自学”的。
读书报：《革命与历史》指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革命形势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您这一观点已被学界普遍接受。
德里克：1927年大革命失败，革命者迫切想要了解革命失败的原因，这就不但需要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而且需要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共产党、托派、国民党以及苏联专家中都有人投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解释，他们希望发现历史发展的秘密，从而制定科学的革命观，终极目的还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我在书里说：“唯物史观在这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之所以富于感召力，并不是因为它在史学方法上的优点，而是因为它与革命性变革这个在20年代逐渐被认知的问题的关联性。”作为一个对照，我发现土耳其1965~1969年的革命浪潮被压制了以后，也曾有一场史学运动。
读书报：那么，您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多大程度上被革命诉求扭曲了，又有多大实质性的学术贡献？
德里克：《革命与历史》里有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个是陶希圣，一个是郭沫若。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陶希圣对中国法律制度、家庭制度、宗法制度有深刻了解，郭沫若对甲骨文、金文等先秦文献很有研究。因为我对中国古代历史没有研究，也不懂甲骨文、金文，所以没法全面评价郭沫若的著作，我更多关注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运用。我的看法是，郭沫若使用的资料很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教条了一些。
读书报：请谈谈《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两本书。
德里克：这两本书内容上是有关联的。我发现，无政府主义传到中国是在清末，比马克思主义还要早。而且，在1920年前后成立的8个共产主义小组中，无政府主义派占了最大比例。那时，像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都还很少。到1921年、1922年，在苏联顾问的干预下，中国共产党才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中共党史的研究，资料方面，我得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路哲先生的很大帮助，他向我介绍了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小组的很多历史文献；方法方面，Franz Schurmann教授的《共产党的组织与意识形态》（我认为这本书是研究中国革命史最好的著作之一）给了我很多启发。Schurmann认为，共产党成立的早期，大家的意识形态观念是有很大的模糊性的，而这时组织就非常重要。我同意他的观点。
读书报：您后来为什么会从中国革命史研究转向文化批评呢？
德里克：首先是现实发生了很大变化，1970年代，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消退，进入了一个我称之为“后革命”的时期。其次，学术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对苏联失望等原因，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汤普森（E.P.Thompson）、法国的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左派学者都脱离了共产党，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有点机械主义的，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划分，而这些学者认为文化也是物质生活的一方面，不能把文化孤立地抽离出来，因此，他们都很重视研究文化。1976年，伯明翰学派的斯图尔特·豪（Stuart Hall）正式提出文化研究观（cultural studies），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关注语言的分析，在1970年代发展出后结构主义。这样到了1980年代，就有一场席卷整个学界的“文化转向”。
我第一篇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写于1985年，当时，我受邀参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一场研讨会，在会上发表了题为Culturalism as Hegemonic Ideology and Liberating Practice的演讲，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我在文章中指出，文化主义既可能起压迫的作用，也可能起解放的作用。“压迫的作用”我举了列文森（他是我老师的老师）的例子。列文森等学者只注意文化的方面，而不管物质的方面。他们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意思是中国一直如此，从来没有变化。所以我说他们是用文化拒绝历史，用文化反对革命。“解放的作用”我举的例子是法侬(Frantz Fanon)和毛泽东。他们认为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是人的活动创造了文化。比如法侬(Frantz Fanon)认为第三世界解放运动中的文化不是继承过去的，而是在革命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比如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认为新中国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是说新的文化是革命中形成的、活着的文化。
我很赞赏摩洛哥学者Abdallah Laroui在《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危机》一书中的观点。他说很多阿拉伯人被困在一座思想监狱里：一边是过去的阿拉伯文化，一边是当代的西方文化；选择前者就不是当代人了，选择后者就不是阿拉伯人了。他认为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要用历史解释文化，而不是用文化解释历史。历史学不是保守的，不是反革命的，我们不应该做过去的奴隶，而要利用过去创造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观点。
读书报：您为后学贡献的两个重要概念是“后革命”、“后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是为了描述1989年之后的变化吗？
德里克：1989年，社会主义在东欧遭到失败，标志着革命的终结。那一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而很多法国学者对200年前的那场革命持批评态度，认为那场革命是错误的。但在我看来，革命是与现代性有密切关系的。拒绝革命、拒绝乌托邦、拒绝理想之后，我们对未来也就没有了期望。对将来的预期是我们历史意识的一部分，没有这种预期，我们如何赋予过去以意义？又如何把握我们的今天？
读书报：近年来中国有一波国学热、儒学热，您如何看待？
德里克：任何热，无论是毛泽东热、文化热还是国学热、儒学热，都暗含了一种意识形态。而作为学者，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意识形态批评。我认为国学热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像陈来教授在古代儒家哲学方面做了很好的研究，但在国学热的背景下，大家都去关注一些表面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对严肃的学术却没什么关注，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读书报：作为左派学者，您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和美国霸权，对全球化、后殖民也进行批评，是否会让被批评者不高兴？
德里克：是的，我批评全球化和后殖民，我批评美国、土耳其，当然也会批评中国。批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些教条，但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的学术态度就是“对所有东西的批评”。这也是我的态度。
德里克：那是我的博士论文，最初本是一项关于陶希圣的研究。从1969年开始写，1971年到杜克大学任教之后继续写，1973年完成，1978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读书报：写《革命与历史》时，中美还处于隔绝状态，您是怎么收集到那些文献的？
德里克：那时，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等处都藏有比较丰富的中文资料。不过，收藏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最多的还是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因为他们那里右派聚集，收集了一切有关革命的材料进行研究。另外1969年的台湾之行对我收集资料也很有帮助。写作《革命与历史》时，我一边学习中国历史，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我说，我的马克思主义是“自学”的。
读书报：《革命与历史》指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革命形势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您这一观点已被学界普遍接受。
德里克：1927年大革命失败，革命者迫切想要了解革命失败的原因，这就不但需要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而且需要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共产党、托派、国民党以及苏联专家中都有人投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解释，他们希望发现历史发展的秘密，从而制定科学的革命观，终极目的还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我在书里说：“唯物史观在这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之所以富于感召力，并不是因为它在史学方法上的优点，而是因为它与革命性变革这个在20年代逐渐被认知的问题的关联性。”作为一个对照，我发现土耳其1965~1969年的革命浪潮被压制了以后，也曾有一场史学运动。
读书报：那么，您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多大程度上被革命诉求扭曲了，又有多大实质性的学术贡献？
德里克：《革命与历史》里有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个是陶希圣，一个是郭沫若。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陶希圣对中国法律制度、家庭制度、宗法制度有深刻了解，郭沫若对甲骨文、金文等先秦文献很有研究。因为我对中国古代历史没有研究，也不懂甲骨文、金文，所以没法全面评价郭沫若的著作，我更多关注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运用。我的看法是，郭沫若使用的资料很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教条了一些。
读书报：请谈谈《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两本书。
德里克：这两本书内容上是有关联的。我发现，无政府主义传到中国是在清末，比马克思主义还要早。而且，在1920年前后成立的8个共产主义小组中，无政府主义派占了最大比例。那时，像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都还很少。到1921年、1922年，在苏联顾问的干预下，中国共产党才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中共党史的研究，资料方面，我得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路哲先生的很大帮助，他向我介绍了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小组的很多历史文献；方法方面，Franz Schurmann教授的《共产党的组织与意识形态》（我认为这本书是研究中国革命史最好的著作之一）给了我很多启发。Schurmann认为，共产党成立的早期，大家的意识形态观念是有很大的模糊性的，而这时组织就非常重要。我同意他的观点。
读书报：您后来为什么会从中国革命史研究转向文化批评呢？
德里克：首先是现实发生了很大变化，1970年代，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消退，进入了一个我称之为“后革命”的时期。其次，学术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对苏联失望等原因，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汤普森（E.P.Thompson）、法国的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左派学者都脱离了共产党，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有点机械主义的，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划分，而这些学者认为文化也是物质生活的一方面，不能把文化孤立地抽离出来，因此，他们都很重视研究文化。1976年，伯明翰学派的斯图尔特·豪（Stuart Hall）正式提出文化研究观（cultural studies），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关注语言的分析，在1970年代发展出后结构主义。这样到了1980年代，就有一场席卷整个学界的“文化转向”。
我第一篇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写于1985年，当时，我受邀参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一场研讨会，在会上发表了题为Culturalism as Hegemonic Ideology and Liberating Practice的演讲，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我在文章中指出，文化主义既可能起压迫的作用，也可能起解放的作用。“压迫的作用”我举了列文森（他是我老师的老师）的例子。列文森等学者只注意文化的方面，而不管物质的方面。他们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意思是中国一直如此，从来没有变化。所以我说他们是用文化拒绝历史，用文化反对革命。“解放的作用”我举的例子是法侬(Frantz Fanon)和毛泽东。他们认为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是人的活动创造了文化。比如法侬(Frantz Fanon)认为第三世界解放运动中的文化不是继承过去的，而是在革命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比如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认为新中国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是说新的文化是革命中形成的、活着的文化。
我很赞赏摩洛哥学者Abdallah Laroui在《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危机》一书中的观点。他说很多阿拉伯人被困在一座思想监狱里：一边是过去的阿拉伯文化，一边是当代的西方文化；选择前者就不是当代人了，选择后者就不是阿拉伯人了。他认为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要用历史解释文化，而不是用文化解释历史。历史学不是保守的，不是反革命的，我们不应该做过去的奴隶，而要利用过去创造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观点。
读书报：您为后学贡献的两个重要概念是“后革命”、“后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是为了描述1989年之后的变化吗？
德里克：1989年，社会主义在东欧遭到失败，标志着革命的终结。那一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而很多法国学者对200年前的那场革命持批评态度，认为那场革命是错误的。但在我看来，革命是与现代性有密切关系的。拒绝革命、拒绝乌托邦、拒绝理想之后，我们对未来也就没有了期望。对将来的预期是我们历史意识的一部分，没有这种预期，我们如何赋予过去以意义？又如何把握我们的今天？
读书报：近年来中国有一波国学热、儒学热，您如何看待？
德里克：任何热，无论是毛泽东热、文化热还是国学热、儒学热，都暗含了一种意识形态。而作为学者，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意识形态批评。我认为国学热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像陈来教授在古代儒家哲学方面做了很好的研究，但在国学热的背景下，大家都去关注一些表面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对严肃的学术却没什么关注，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读书报：作为左派学者，您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和美国霸权，对全球化、后殖民也进行批评，是否会让被批评者不高兴？
德里克：是的，我批评全球化和后殖民，我批评美国、土耳其，当然也会批评中国。批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些教条，但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的学术态度就是“对所有东西的批评”。这也是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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