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业需要去神秘化的过程，我概括大致是这样的：若当某种金融业的盈利模式在五分钟之内一个人不能够很清楚地加以表达，基本上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自己真的不理解这种盈利模式，一种是存心隐瞒事实，不想把核心盈利模式说出来。华尔街一个大模式是一个简单的盈利模式通过及其复杂的数学模式论证之后，变成一个只受过一般训练的金融业从业人士都没法理解的复杂工程，从而达到可以自由操纵金融业发展和资金来去方向的一个目的。很遗憾的是在整个中国大的金融界发展趋势中认为华尔街的模式具有前趋性和代表性，值得大家学习和效仿的一个方向，而金融业的本质在这点上充分反映出来，本身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欺骗性特征，而且通过现代的技术手段这一特征不断的被放大。 刚才江涌老师特别提到，中国作为美元之团一部分，所以加速美元循环只会加速中国财富的流失，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是作为美元集团当中依附性、边缘性的一部分，在这个情况下，加速美元循环必然会导致整个集团当中的依附性和边缘性部分自我独立性进一步丧失。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当然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集团的主导性成员本身货币自我循环速度的不断加快，只会使自我主导性地位进一步突出。在大的格局之下或者金融战略格局之下如何来保卫中国自我的金融主权和独立性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在这个体系当中上升为支配性的成员，对于货币体系而言，这意味着掌握核心货币的发行权，这在当前的情况下，基本不可能；另外一个我跟海波有共识，是毛主席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既然在你这个体系中，不能能够争到占有支配性定位，就有意识的退出这个体系，自我构建新的体系，然后通过这个两个体系进行竞争，看谁能够在未来金融格局当中获得主导性地位，这也就涉及到主权货币的问题，刘海波先生对这个问题思考得比较久，这个问题就由他做进一步讨论。我还是讲一些更大的或者表面上听起来更虚的东西。
回到我在开始发言时提到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这二者逻辑在当前世界上处于怎样的关系的问题当中去。有关国际板以及相关造成的后果，我们最忧虑的结果是国际板的创建会加速美元的循环，而美元的循环必然将作为新兴中国的财富大量抽离出母体，进入到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系当中，不是服务于中国的利益，而是服务于美国利益。对于我们这样的忧虑，主流的反对意见认为资本本身不具有这样的统一意志，资本既然是独立的，就不存在某种代有统一意志的资本，只有分散的、个别的资本，而这些是流动的、是分散的、不规律的（这种状态经常被形容为是布朗运动式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必担心带有统一性、服从整体战略部署的资本撤离，在这点上，如果资本纯粹只是遵循自我，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逻辑，即资本逻辑的话，可能这点并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但是，事实上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这样的，资本逻辑从来不是单一的逻辑，在人类长期或者前现代时期一般可以不讲资本逻辑，但仍然有所谓经济的逻辑，与经济逻辑相对的是政治逻辑，政治逻辑在整个前现代时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政治逻辑最根本的一点是有统一的意志和决断，可以形成如同军队所支配和掌控的大的战略规划和部署。
进入到现代之后，经济逻辑进一步上升为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似乎在形式上取得了对于政治逻辑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资本逻辑对政治逻辑的某种表面上的压倒性关系，事实上资本与政治的相互关联从来不是单为独立的，必定是相互勾连在一起，在这点上重温一下列宁的论断还是很有帮助的，也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论（当代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汇本身似乎就构成某种政治倾向和政治的抉择，帝国主义一词，相对于某种更加中性的，例如是某种占具有较大资源并可以形成某种支配性关系的资本-政治共同体的表述而言，似乎不那么学术，但“帝国主义”这个词汇恰恰更能够揭示在进入现代性历史境遇之后资本和政治的关系）——“帝国主义”从来是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结合，这样的结合体现在具体的人类历史的实践当中或者在近代史当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体现：英帝国和美帝国权力和地位的交替。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帝国的兴起和美帝国在全球占据支配地位只美国这样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被资本选择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工具，这确乎是事实的一个层面；在另一层面上，资本逻辑必定依托于强势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必定会呈现为某个帝国形态，在将满足资本的无限自我复制的过程中，也同时确立带有高-低、上-下、中心-边缘、支配-受制关系的世界权力格局。在此意义上，资本逻辑的核心处仍然有强大的政治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所忧虑的，受到统一的意志支配形成统一性的战略部署和战略转移的资本运作趋势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从70年代以来各个新兴经济体所发生过的资本外流情况来看，尽管表面上所体现的形式都是因为出现了某种政治和经济危机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的资本外逃，这些资本外逃都是以个别分散的企业形式体现出来，这就如同具有统一意志的战争必定可以分解为无数孤立的、单独的、具有自我行动能力的战士行为一样，但这一点并不能够否定这之后具有某种统一性的战略存在。
如果中国现在面临的局势和当年东南亚以及日本、阿根廷有什么样本质差异的话，就在于一点，那些共同体当中缺乏一个类似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具有统一政治意志的，可以对经济行为进行总体性干预的、作为共同体之核心纽带的政治体。中国共产党党的存在，决定了金融工作、经济工作不但要服从资本逻辑，更要服从政治逻辑，不但要讲资本性，更要讲党性。值得重视的是，过去较长时间以来，某些宣扬政党-国家去政治化即放弃政治意志的言论广为传播，在社会上乃至党内造生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这类言论或者试图切割国家与作为这个国家缔造者的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纽带，或者通过质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国实践的正当性从而动摇其确立的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或者意欲将以整体国家-民族利益为旨归、不应带有任何自利动机的党降低为经济过程中的以自利为特征的“理性”博弈者。而丧失了统一政治意志的政党也就失去了它活的灵魂，事实上就取消自我存在的合理性。一旦这样的态势形成，最终的结果必定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奠造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的共识的瓦解和实体的消亡，这对于付出了两千万革命志士生命才得以克服了近代以来的全面危机、重新成为统一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而言，是绝不能承受的政治代价。
这种去政治化思维的现实基础在于形形色色的部门利益、条块利益、地方利益，它们严重地威胁危害着整体性的国家利益。用中国传统政治术语来分析的话，这些利益体也就是所谓的封建集团。封建集团的根本特征便是将自我集团所对应的利益视作是高于整体利益的，追求的是自我集团所对应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反封建”与“反帝”并举作为最重要的革命对象，有着极深刻之历史合理性。当封建集团面对一个比它的更高的整体利益时，天然的倾向于和外来势力结成同盟，挟洋自重，不惜以牺牲整体利益以达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内部封建集团与外来势力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在中国当前金融领域体现得特别充分，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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