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弗兰克：现代世界体系论——一盏昏暗的欧洲路灯
弗兰克，1929年生于德国柏林。1957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学位。曾在欧美多所大学执教。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为依附理论和五千年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其它重要论著尚有1966年发表的《低度发展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to Underdevelopment），196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和拉美的低度发展》（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1969年出版的《拉美：低度发展或革命》（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1975年出版的《论资本主义的低度发展》（On Capitalist Underdevelopment），1987年出版的《世界积累，1492—1789年》（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依附性积累和低度发展》（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1979年出版的《墨西哥农业：1520—1630年》（Mexican Agriculture 1520-1630: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1980年发表的《中国：低度发展的发展，抑或发展的低度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or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in China），1987年发表的《评珍尼特·阿布—卢格霍德的十三世纪世界体系论》（comment on Janet Abu-Lughod’s “The Shape of the World System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1990年发表的《五千年世界体系史导论》（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5, 000 years of World System History），《论十三世纪世界体系》（The Thirteenth Century World System: a Review Essay），1991年发表的《为世界体系史辩护》（A Plea for world System History），《过渡性的思维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Transitional Ideological Modes: Feudalism, Capitalism, Socialism），1992年发表的《中亚的中央性》（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1993年发表的《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周期》（Bronze Age World System Cycles），《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对世界体系的人口周期和结构分析》（The World Is Round and Wavy: Demographic Cycles & Structural Analysis in the World System），1994年发表的《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世界经济体系》（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in Asia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1995年发表的《现代世界体系修正：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The Modern World System Revisited: Re-reading Braudel and Wallerstein）等。弗兰克自承1980年以前的弗兰克承继和发展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的欧洲中心论传统，其作为世界体系论的依附理论只是在欧洲中心论方面打开了一道缺口。此后，他走上了与这些学者彻底决裂的道路，用整体主义视野看待世界历史，从而完全否定欧洲中心论。
究竟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还是世界造就了欧洲？这是弗兰克五千年世界体系论或1500—1800年的世界体系论（又称白银资本论）提出的全部出发点。世界造就了欧洲，世界比欧洲更重要，欧洲只是世界果壳中的欧洲。这是弗兰克全部理论的内核和结论。
自新航路开辟，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人一直自据世界的中心，并且认为自欧洲中心出发的资本主义扩展过程就是全球化的过程，即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一切民族都将接受这种单向的强力辐射，而社会科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弗兰克则认为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现代欧洲世界体系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恰是亚洲在更早的时期转动了这个世界体系，而欧洲不过是这个亚洲世界体系的边缘。弗兰克认为这种新理论将会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历史的——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
弗兰克的基本理论包括三大部分，即八十年代以前的属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之一的依附理论和八十年代以来产生的反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五千年世界体系论和1500—1800年的亚洲世界体系（即白银资本体系）论。前者与沃勒斯坦一致，后二者是直接针对沃勒斯坦的，两人的交锋都在后两种理论上。不过，1500—1800的亚洲世界体系论只是五千年世界体系论的一个实证性说明，一个历史研究的突破口，归根到底，弗兰克还是想建构他的五千年世界体系论。
1993年，弗兰克和另一英国学者吉尔斯共同主编了现代世界体系论与反现代世界体系论的学者们的论战文集《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在此，弗兰克和吉尔斯提出了他们的五千年世界体系论。基本观点是，现代世界体系只是同一个古老世界体系的内部演化，二者并无截然之分。资本积累过程一直存在，而且是五千年世界体系历史的推动力。五千年世界体系内部一直有中心——边缘结构存在。历史的演变不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周期发展过程，表现为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边缘周期性的置换。由于五千年世界体系论视野宏大，论据不足，学术界非议较大，这促使弗兰克缩小研究范围，以期打开一个学术突破口，1400——1800年所在的现代早期就锁定入弗兰克的研究框架，经过五年的构思与取证，1998年《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问世，一种新的理论——亚洲世界体系论被推向学术平台。因此引发一场学术大飓风、大地震。至此，弗兰克与沃勒斯坦全面交锋，两派展开了一次世界体系大论战，余音至今不绝。
关于亚洲世界体系论，弗兰克的基本看法是，从航海大发现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即1400—1800年左右），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洋，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被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及1980年代以前的弗兰克视为世界体系“中心”的欧洲，实际上仅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部分，是欧洲被吸收到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而不是从欧洲内部发生一个现代世界体系并以欧洲为中心向外扩张，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吸收到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在这个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白银成了润滑剂、粘结剂和杠杆。从1493年到1800年，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洋。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最重要的是发现了贵金属。欧洲需要亚洲的商品，却不能用自己的商品同亚洲交换而必须剥削美洲的贵金属。亚洲可以向欧洲出口商品，却要求用贵金属支付而不进口欧洲的商品。贵金属和商品在欧亚之间的反方向运动说明了它们各自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对于欧洲来说，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并不意味着它内部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或一个现代世界体系，但它确实意味着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弗兰克认为世界体系没有固定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没有中心。正是这个早已存在的世界体系的自身变化，才有欧洲的兴起，但欧洲的兴起并非欧洲的功劳，要从亚洲来找原因，要从世界体系的内部结构运动中寻找原因。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发展不是反映了亚洲的孱弱，而是反映了亚洲的强大，不是反映了欧洲根本不存在的强大，而是反映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孱弱。因为正是所有这些地区联合参与统一的但结构上不平等、变化不平衡的全球经济，以及它们在这个全球经济中的位置，才引起了它们在世界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与边缘的欧洲、非洲和美洲相比，自1400年开始的普遍的全球经济扩展使亚洲的这些中心受益更早更多。但是，正是这种经济优势在18世纪晚期逐渐成为亚洲各地区的绝对和相对的劣势。人口和收入的增长以及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限制了社会底层的有效需求，使亚洲比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廉价劳动力，生产和贸易也开始衰退。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和日本正是利用了19世纪和20世纪这场泛亚洲危机。它们设法成为新工业化经济体，先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然后逐渐实行面向全球世界市场的出口推动政策。但是，这种成功是基于它们原先在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相对“落后”地位，也会被证明是相对短命的。这些新兴的、但或许也是暂时的世界经济中心现在也正经历着与原先的亚洲经济中心相似的绝对和相对的社会经济衰退，而一些原来的亚洲经济中心似乎正在恢复它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力。[1]
弗兰克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极为推崇，他认为，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些白银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展与增长。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直接缘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其它地区都望尘莫及的。另外，所谓中国自郑和下西洋于1433年终止之后退出海上贸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出口商品和中国商人依然支配着中国海地区的贸易，从而为至今影响巨大的海外华人社群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与大量的历史神话相反，在亚洲、包括印度洋，欧洲人从未拥有或控制过超过10%的海上贸易，在南中国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国海则根本无权置喙。因此，虽然许多人依然声称，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的民间制度和公共（国家）制度由于某种原因比欧洲“低劣”，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有关亚洲停滞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欧洲人特别是马克思发明的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证明子虚乌有的欧洲“独特性”。[2]
弗兰克瞩目亚洲的重新崛起，他说，与其它周期性衰落和过渡时期一样，18世纪晚期也是衰落的亚洲人与崛起的欧洲人之间竞争和“分享”政治经济权力的时期。只是在那之后，以欧洲势力为中心的新“霸权”重新才建立起来，并伴随着欧洲迅速的资本积累而产生了一个工业和经济扩展的新时期。这个19世纪世界霸权体系最终导致了欧洲内部愈益激烈的角逐以及与美国和日本的角逐。这些角逐最终发展成1914—1945年的普遍危机和战争，从而导致了一个美国领导下的新霸权秩序和一轮新的世界经济增长。当代东亚的经济扩张首先从日本开始，继之体现在东亚新工业化经济体，现在也明显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这可能预示着亚洲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会重新承担起它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曾经承担的领导角色。[3]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通篇充满着对沃勒斯坦的批判，主要是对其现代世界体系的欧洲起源、欧洲中心、欧洲建构和欧洲化的全球化的批判。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说：“我将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我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我们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我们都必须分析整体。对于‘西方的兴起’就更是如此，因为事实表明，从一种全球视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欧洲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在整个世界、尤其是在主导的亚洲部分发生了什么。”[4]弗兰克自信：“这种方法将会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历史的——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5]
现代世界体系是1492年诞生的吗？1450年出现的吗？是欧洲内部滋生的，还是世界内部滋生的？弗兰克说：“在我的思想里却有一种暗中的怀疑：如果‘这个体系’是在1492年诞生的，或者如沃勒斯坦宣称的是从1450年起出现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是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产生的。在此之前应该有某种东西，可能也是成体系的东西，导致了哥伦布和达·迦马的航海活动，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6]沃勒斯坦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欧洲内部滋生说遭到了弗兰克的否定。
早在1974年，当《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问世时，弗兰克对此就持谨慎的保留态度，尽管他慷慨允诺为其在护封上写广告词，但广告词却是中性的，他说：“这是关于一种世界经济早期发展情况的描述；理解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对于恰当评估以后的全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著作一问世就会成为一部经典。”[7]
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论战，1993年，弗兰克与吉尔斯主编了关于现代世界体系派与五千年世界体系派的论辩文集《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弗兰克说：“这部著作的宗旨是，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五百年的世界体系的那些特征也可以在至少是上溯五千年的同一体系中看到。”[8]大卫·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凯萨·埃科尔姆（Kaisa Ekholm）支持弗兰克，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支持沃勒斯坦，阿布——卢格霍德不愿明确表态。
为了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思想“作一番深入的批判”[9]，弗兰克深入地研读他们的著作，发现他们“对资料的考察是如何与他们有关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论点自相矛盾”[10]，他们的著作恰好表明，“在近代早期，不是有若干个世界经济，而是只有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而且与他们的错误说法相反，在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欧洲没有也不可能占据霸权地位。因此，也与他们的说法相反，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不可能起源于欧洲。”[11]
现代世界体系的兴衰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弗兰克说：“借助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部门、地区、国家以及它们的‘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不仅有上升，而且也会有下降。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衰落，它的优势开始被德国和北美夺走。它们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或者说是一次从1914年到1945年的漫长的世界大战，就是要争出一个结果：究竟谁将取代英国。在某些人看来，很可惜，今天，他们在阳光下的地位又在被东亚的‘朝阳’所取代。”[12]借助于弗兰克的亚洲世界体系论，他认为，这些遗憾不值一提，“这些发展变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直到1800年前后，东亚一些地区早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兴起’来的比较晚，而且比较短暂。”[13]
弗兰克的理论几乎搅翻了整个社会科学，也颠覆了整个社会科学。诸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代性、全球化、霸权、帝国主义、文明冲突等理论，全踩在了他的脚下。他认为社会科学要摆脱欧洲中心论方能焕发生机，他直言不讳地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的所有社会理论家以及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开始考察早期近代的历史。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它地区的‘整合’时，越远的地方越昏暗。也就是说，他们离开欧洲的灯塔越远，就越看不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沃勒斯坦以及许多人认为，在1750年以前亚洲始终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只是在那之后才被‘整合’进来。”[14]
欧洲中心论始终是弗兰克批判沃勒斯坦的锐利武器，而五千年世界体系论和白银资本——亚洲世界体系论则是他立论的磐基，全球视野和整体主义方法是其哲学至高点。弗兰克的理论环环相扣，几乎无懈可击，又咄咄逼人，直指沃勒斯坦，沃勒斯坦是怎样回应的呢？
二、沃勒斯坦：白银资本论——还是欧洲的路灯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纽约州立大学。1970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撰写《现代世界体系》，从1976年起，担任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分校社会学教授和费尔南多·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并主编《评论》（Review）期刊。1994—1998年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还担任国际哥宾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主编《开放社会科学》。沃勒斯坦是当代西方知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倡导者。沃勒斯坦撰写了大量有关社会科学诸学科综合研究的论著，但他最主要和影响最大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此外尚有1991年发表的《论世界体系和世界─—体系》（World System versus World-Systems: A Critique），1992年发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1995年发表的《握紧舵柄：论分析的方法和单位》（Hold the Tiller Firm: On Method and the Unit of Analysis），1996年发表的《低度发展和有关疗治办法》（Underdevelopment and lts Remedies），同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97年发表的《商人、荷兰，或历史上的资本主义》（Merchant, Dutch, or Historical Capitalism）等。
沃勒斯坦在1990年《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出版后，对其理论进行了要点归纳，他认为，研究社会行为的恰当分析单元是世界体系，世界体系具有“长时段”的特点，是具有开始、生存、终结的历史体系，有着不断变动的世界性“空间”，和与其它体系转换的过渡期。具体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着以下特点：（1）作为其动力的资本的不停积累。（2）劳动的轴向划分，存在着核心——边缘的紧张关系，存在某种形式的空间上的不平等交换。（3）结构上半边缘区域的存在。（4）与工资劳动一起，非工资劳动所起的巨大、持续的作用。（5）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边界与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间体系边界的相关性。（6）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起源的定位大约是在16世纪。（7）这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开始于欧洲的一部分，随后通过连续的“合并”过程扩展到全世界。（8）世界体系中存在一系列霸权国家，每一个国家享有霸权的时期是相对短暂的。（9）各个国家、民族集团和家庭在世界体系中都不断被改造和创新。（10）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作为这个体系组织原则的重要性。（11）加强自身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或破坏这个体系的各种反体系运动的产生。（12）体现这个体系内在矛盾，并造成体系危机的现象有着某种周期节律和长期趋势。[15]
与此相对，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也针锋相对地概括了自身理论的要点和特色：（1）亚洲根本没有“停滞”，人口、生产和贸易都在迅速扩张；经济和金融制度促成或至少允许这种扩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虚构，不过是“涂成红颜色的东方学”，根本没有事实依据或科学依据。[16]（2）欧洲特殊论是反历史的和虚构的。从经验和描述上歪曲了亚洲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从1400年到至少1700年的几个世纪里，甚至更早的时间 ，欧洲毫无“特殊”之处可言，东西方对立的比较法本身缺乏充分的整体意识，在具体研究上张冠李戴、牵强附会。[17]（3）我们需要建构一个关于这种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及其运作和转变的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分析，制度形式是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及其运作和转变塑造的。[18]（4）生产、积累、交换和分配等等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及其功能运作，是该地、该民族或该地区对参与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和进程所作出的回应，不是由“传统的历史遗产和当地的、民族的或地区的发展决定的。[19]（5）近代早期的历史不是由一个欧洲的世界体系的扩张塑造的，而是由一个早就运转着的世界经济塑造的。[20]（6）近代早期的世界体系没有单一中心，至多有一个多中心等级结构，中国很可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21]（7）根本没有发生过所谓以1500年为界的前后之间的断裂，根本就不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巨大“鸿沟”，只有研究唯一的整体世界体系的持续结构和运动，才能阐明世界体系的任何部分，无论是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等等的“发展”、“兴起”或“衰落”的来龙去脉。[22]（8）最好是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根本不存在一种崭新的、前所未有的、至少是原先从未占据支配地位的“资产主义生产方式”。[23]（9）在“现代”早期的四个世纪里，没有一个经济体或国家说得上能够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关系、文化或历史行使了某种有重大影响的霸权，甚至领导权。如果说世界经济曾经具有什么地区性的生产和商业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就在亚洲，而且是以中国为中心。欧洲实际上完全处于边缘。[24]（10）“西方的兴起”和“工业革命”只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事件，是通过采取（新工业化经济体的那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拉动战略而爬上亚洲经济的肩膀。亚洲经济和地区霸权的（周期性？）衰落使欧洲人更容易攀登。[25]
对于弗兰克的全面攻击，沃勒斯坦作了有力反击，其批判武器仍是欧洲中心论，即只有承认欧洲中心论，才能反对欧洲中心论，承认欧洲中心、欧洲化的世界体系这种现状，从而反对欧洲中心、反对欧洲中心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更新和重建更美好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认为弗兰克的理论“否认欧洲过去所做的事有任何真正创新意义”，[26]这是其理论的要害之处。沃勒斯坦说，弗兰克的下列主张无疑是真实的，“迄今为止，甚至在此以前很久时间内，西欧处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其历史作用和文化成就低于世界其他各地（诸如阿拉伯世界或中国）的水平。”[27]又说，“后来一次迅速的跳跃把欧洲置于ecumene（栖居的世界）结构内，或已经存在数千年的世界系统内。”[28]这不是难以置信的。沃勒斯坦质疑和否定的是以下两点：（1）这个ecumene的有系统的丰富涵义难以确定。（2）据说由于西欧早先的边缘地位及欧亚世界ecumene之千年结构，在西欧发生过的无论什么都不是特别的，而只不过是单一体系之历史结构中又一个变体而已。这种说法在概念上和在历史上都是错误的。[29]
沃勒斯坦说，总而言之，弗兰克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过去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全世界（或至少是整个欧亚ecumene）在某种意义上几千年来已经是资本主义的，所以，现代各时期都没有发生过走向资本主义的真正新情况。”[30]简言之，资本主义早已有之，不是现代性的新事物。
沃勒斯坦从“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总角度出发，从人性论、现代性、永恒性三个具体方面依逻辑顺序对弗兰克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反击。
其一，从人性论的角度，沃勒斯坦认为弗兰克的理论不过是亚当·斯密以来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即认为在人类本性中有一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沃勒斯坦认为这种说法抹煞了不同历史体系之间的本质区别。他反问道：“如果中国人、埃及人和西欧人在历史上都一直做着同样的事，那么，他们不同的文明或不同历史体系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承认欧洲所作的贡献，那么，除了泛指全人类之外，还能承认任何人的贡献吗？”[31]
其二，从现代性的角度，沃勒斯坦认为弗兰克完全没有逃脱欧洲中心的羁缚，夸大了“现代性”的功绩，滑向了欧洲中心论的深渊。“最糟糕的是，通过侵吞现代欧洲在欧亚ecumene总帐单上有过的贡献，正在接受欧洲中心论的主要意识形态论据，即现代性（或资本主义）是奇妙无比的好事，而且仅仅补充一点：每个人一直总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干资本主义。”[32]这样一来，弗兰克借助于表面否认欧洲的贡献，也就连带否认了欧洲的罪责。“欧洲对‘世界的征服’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不过是ecumene不断行进中最新的一段而已？这远非对欧洲的一种批评，反而意味着称赞欧洲：虽然它曾经是ecumene 的‘边缘’部分，但是最终学到其他人（及前辈）的聪明智慧而且成功地付诸应用。”[33]
其三，从永恒性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亘古长存。沃勒斯坦认为，这种说法是弗兰克“无可避免地接踵而来的”犯下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大错误”。既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是新的东西”，五千年来早已有之，“几千年来欧亚ecumene 一直遵循一条惟一的路线”，那么，“怎样能够论证这条路线不会永远延续下去，或至少无限长期地存在呢？如果资本主义不肇始于16世纪（或18世纪），肯定它不会行将于21世纪结束。”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亘古长存的说法，沃勒斯坦表示：“就个人而言，我完全不相信这个说法。”[34]
沃勒斯坦在批判弗兰克的理论时断然认定：“这种主张根本不是反欧洲中心论的，因为它承认欧洲在其称霸世界期间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的价值观，从而实际上否认和（或）破坏过去或现在世界其它地区奉行的可以比得上的价值系统。”[35]沃勒斯坦多次强调且“只想强调”弗兰克的理论“它怎么是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36]
三、结论
作为两位伟大的世界体系理论家，弗兰克和沃勒斯坦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们共同倡导的世界体系分析法将在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记。两位大师的五千年世界体系论和现代世界体系论，在学术界各有一批追随者和认同者，他们的讼争既搅乱了社会科学，也激活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将在他们的身后大踏步前进。他们的理论形似对立，实则同一；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双重变奏，幻和为音；乍看矛盾，内则相通；方法异趣，殊途同归。
弗兰克与沃勒斯坦的理论其出发点与本质性完全相同，其研究方法与手段也大同小异，其结论更是惊人相似。他们的学术共同性远大于差异性与特殊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学术旨趣上，都坚持反对欧洲中心论和欧洲式“资本主义”，都疾呼整合和重建社会科学。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几乎每一页每句话都是针对欧洲中心论而发的。他用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武器是整体主义哲学、全球视野和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法。弗兰克的整体主义哲学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简单叠合（不是按结构与功能）永远不等于整体，所以“每一个部分不仅受到其它部分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整个世界体系情况变化的影响。”[37]欧洲中心论的错误在于它只从欧洲出发来管窥世界，而未反方向地从其它部分来窥视欧洲，“如果我们不考虑亚洲和非洲的变化情况，就无法理解和说明欧洲和美洲的变化，反之亦然；如果不搞清从各个地方散射出来的影响——这是整个世界体系本身的结构与动力的结果——就无法理解和说明任何一个地方的变化。”简言之，“我们需要用一个整体主义的分析来解释这个体系的任何一个部分”。[38]弗兰克呼吁学者应更多地自觉地应用“全球视野”或“人类中心视野”来看待这个世界，他说：“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如果具备了“全球视野”或“人类中心视野”，就能“揭露当今在某些圈子里重新流行的所谓‘种族清洗’和‘文明的冲突’在主观上的不道德和客观上的荒谬”，那么“我们大家都能从中受益”。[39]弗兰克认为研究社会和历史往往需要在两种方法中作出选择：要么作传统的纵向历史研究，钻进一个或大或小的地区的时间隧道，或一个特定地点的特定问题（政治、文化或妇女问题）；要么从事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所建议的那种全球横向历史研究和分析，至少在用前一种方法时也采用后一种方法。弗兰克赞同弗莱彻的说法，大多数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就1500年而言，我只看到许多自我封闭的历史著述。”[40]涵盖世界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41]这需要多学科的视野、多学科的协作，因而弗兰克主张整合社会科学。又因为社会科学中弥漫渗透着欧洲中心论，他认为亟需重建社会科学。整合与重建社会科学就成了弗兰克的重大学术使命，弗兰克说：“我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这个术语出自阿尔伯特·伯格森1982年的那篇文章）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42]这种全球的分析方法“将会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反历史的——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43]重建社会科学的任务任重道远。
沃勒斯坦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激烈程度可能丝毫不亚于弗兰克，他是反欧洲中心论的另一类，他承认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是欧洲中心，正是欧洲构建了现代世界体系，但他并不认为欧洲的世界体系是件好事，是欧洲人的功绩和荣光，他坚决反对欧洲式的资本主义，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痛心疾首，无限愤慨，认为必须有一中更好的世界体系取而代之。他说：“我们必须找到反对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的更可靠的根据，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更可靠的方式。”[44]欧洲过去所做的事现已遭到不正确的分析和不适当的推断，这对科学和政治都造成了危险的后果。因此“我认为必须首先质疑这个假定：即认为欧洲过去所做的事是一种积极的成就。”[45]沃勒斯坦说他一度做过的、而且鼓励其他人也来做的课题是“认真清算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历史过程中业已完成的总帐单，而且评估一下是否正面的东西确实大于负面的东西。”[46]沃勒斯坦的评估结果是“总帐单全面看来是亏损的”，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足以证明人类的进步”。更确切的说，他“认为它（资本主义）成了防堵这种特定类型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屏障之崩溃的结果”。[47]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是欧洲内生的一颗毒瘤，而现代世界体系则是这颗毒瘤大爆发、大传染的结果，他说：“事实上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及其它地区没有走向资本主义”，这恰恰证明“它们对毒素有更好的免疫力，而且是它们的历史功绩”。沃勒斯坦强调指出，“欧洲中心论的精义就在于把这种功绩转变为必须通过解释予以消除的东西”。[48]消解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这对19世纪的学者来说，不论他们多么有见识或高明，都没有这种可能性。”但现在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晚期危机之中，所以有机会按照有可能建构实质上合理的社会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基本等级结构，如阶级、种族、性别之等级结构，其合法性（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受到根本的挑战，才有可能破天荒地构建一种包括更广的、相对更为客观的社会科学。”[49]沃勒斯坦认为整合和重建社会科学，此其时矣，社会科学家将表明他们是否有能力构建一种更好的更公正的社会科学。
（二）研究手段和方法上，都采取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和多学科协作的综合研究方法。表面看来，二者方法异趣，弗兰克强调整体主义、全球主义、横向整体主义，沃勒斯坦强调欧洲中心主义、纵向分割主义、线性发展主义，而且两位大师还互相指责对方方法不对，故意深化这种沟壑，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的最后一章《历史研究的结构和理论上的意义》对这种分歧作了最大限度的深化，如整体主义对部分主义，共性和相似对特性和差异，连续性对不连续性，横向整合对纵向分割，周期对直线，结构对能动性等等。而沃勒斯坦也在《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一书的第十一章《欧洲中心论及其化身》一文中，从哲学、概念和逻辑上夸大了这种差异性。实际上，两位大师都喜好世界体系分析，在分析单位上争论不休的背后恰是惊人一致，即从全球大视野出发，弗兰克能关注的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沃勒斯坦能看到现代世界体系的“毒素”，无不是全球大视野的巨眼洞察出来的。两位大师还极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地致力于跨学科的整合性宏大研究，他们均一身多任，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总而言之，他们是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他们无一例外雄心勃勃地要颠覆现存的社会科学，要整合和重建出一门与时代发展适配、具有全球涵盖性的新社会科学来。
（三）学术结论上，都瞩目东亚在世界体系中的未来地位。弗兰克在学术兴趣上对亚洲，尤其是东亚，更主要的是中国倾情关注。《白银资本》一书几乎就是中国中心论，尽管这些大师明确反对中心，他说的中心必须是要加引号的，他说他反对任何中心，《白银资本》“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但是，“我绝不是像西方某些人所指责的那种简单地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国论。如果中国读者是基于这种想法而接受我的这部著作，那会使我大失所望。相反，本书最核心的‘科学’论点是，过去和现在一直有一个全球经济，在本书所考察的历史时期（即1500—1800年）实际上没有什么中心，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也没有什么中心。”[50]弗兰克说的“中心”大概是一种相对的、暂时的、自在的、主导性的、无形的、可解构的东西。弗兰克说：“中国、亚洲和全世界当前所发生的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能够帮助我们看清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而这恰是“西方大多数人至今无法认识到的”，主要因为他们“不想正视现实，而宁愿继续仰慕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大树。”[51]弗兰克自信地预言：“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re-orienting，重新面向东方），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52]弗兰克对日本、韩国、新加坡、港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东亚经济“奇迹”，也包括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进行了审慎的历史观察之后，他告诫西方：“低估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也许是过于草率了。”这主要是由于目光短浅造成的。“由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直到不久前为止曾经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因此它们很可能会很快重新崛起。”[53]
沃勒斯坦同样对东亚之兴起充满信心，对西方现代世界体系的终结充满期待，对东亚在21世纪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毫无疑义，但对东亚在未来世界体系中的意义与贡献有所疑虑。1997年1月23~24日，沃勒斯坦在东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国际研究视野”计划项目主办的“21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前景”讨论会上作了主题演讲，题目是《东亚之兴起，或21世纪的世界体系》，该演说尽管对东亚崛起的未来意义持审慎态度，但认为东亚之崛起是毋庸置疑的。沃勒斯坦说，正是 “欧洲人对世界其它地区的支配达到顶峰阶段”时，“世界体系中的‘东方’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这是有可能将欧洲人的扩张顶回去的第一个信号。1911年的中国革命打开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口最多的实体——中央帝国的改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后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的东亚却首先开启打破欧洲人的必胜优越感的过程。”[54]“二战”结束以来，东亚国家或重建或独立，东亚经济迅速腾飞，“首先是：日本的全部经济指标即使与60年代相比也有异乎寻常的提高；其次，所谓四小龙的随后兴起；而最近，还有东南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形态。经验性现实情况似乎很清楚；所争论的主要是它的重要意义。”[55]沃勒斯坦认为对于东亚经济快速增长，需要解释其原因及其对于21世纪的世界体系的意义。因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危机四伏，行将就木，而东亚奇迹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沃勒斯坦认为东亚奇迹的出现应归功于冷战时期所处的地理位置，东亚得到了美援，后来转化为决定性的优势。[56]东亚崛起对于世界体系的价值，沃勒斯坦说他“一直试图说明在世界体系内东亚的现在与过去”对未来有什么意义，但“这是最不确定的问题。”[57]他设想了两种可能性，其一，世界体系继续下去，进入另一组周期变化，“可以预期在今后约50年内，欧盟与东亚的关系相当紧张，而且东亚或许获胜”。日本或中国将主宰东亚。[58]其二，现代世界体系“业已达到危机关头，因而将发生剧烈的结构性变革、外爆或内爆，最终建立某种新的历史体系。”[59]但除了可以预期有一个较长的黑暗时期，而且内战增多，其结局是“不可预料的”，东亚是大受其利、还是大受其害？沃勒斯坦坦诚承认“我说不清”。[60]无论如何，沃勒斯坦关注东亚在未来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
总括而言，弗兰克与沃勒斯坦两位社会理论大师形似较劲，实则合力冲击欧洲中心论，从表面看来，似乎弗兰克强调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外发性，历史的连续性、统一性，全盘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重视整体主义、全球视野与横向整合，普适性。而沃勒斯坦似乎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内发性、历史的断裂性、多元性，力主资本主义存在和消亡的必然性，染有部分主义、欧洲视野与纵向分割的嫌疑。实则二者都未绝对化，只是在实际运用中，由于门径有异，视角有别，“横看成岭侧成峰”，从而各有偏重。二者恰似行车之两轮、飞机之两翼，形似对立，实则相通，内外相配（弗兰克从五千年世界体系内攻击欧洲中心论，沃勒斯坦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攻击欧洲中心论），刚柔相济（弗兰克的攻击刚劲，沃勒斯坦的攻击阴柔），剑锋合指欧洲中心论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批判理论的角度看，二者都可称作后现代理论大师。
注释
[1][3][14][16][17][18][19][20][21][22][23][24][25][37][38][39][40][41][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第422—423、423、83、428、430—431、433、432、434、435、437、438、441、443、69、69、22、456、457页。
[2][50][51][52][53]《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第19—20、26、21、20—21、23页。
[4][5][6][7][8][9][10][11][12][13][42][43]《白银资本》英文版前言，第1—2、2、4—5、5、9、11、11、11、13、1、2页。
[15]陈启能《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660页。
[26][27][28][29][30][31][32][33][34][35][44][45][46][47][48][49][54][55]
[56][57][58][59][60][美]伊曼纽约·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95、195、196、196、196、196、196、197、197、197、196、197、197、197、197、197—198、218、44、37、40、49、49、49、52页。
原载《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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