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斯大林和郭沫若“穿越”了？

摘要：有人声称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透过郭沫若的宣扬，成为革命的理论基础。而斯大林对五种生产方式做出明确概括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写于1938年，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在1930年，书中结集文章的写作在1928年就开始了。十年前郭沫若如何能预知斯大林的理论？

      我最近看到某台湾学者写的一本书，其中说到马克思并没有说过“奴隶社会”，只说过“古代社会”，把“古代社会”解释为“奴隶社会”的是恩格斯，却并不一定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恩格斯说得比较模糊，明确把奴隶制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是斯大林。大概以为，斯大林已经被他们搞臭了，把这一理论按到斯大林头上，它也就不搞自臭了。可惜太过性急，竟顾不上查核一下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其实，首先提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理论的，正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建立“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3页），这和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所以，恩格斯把“古代社会”解释为“奴隶社会”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原意的。恩格斯对依次更替的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述是相当清晰的。列宁1919年在《论国家》中也明确指出“奴隶占有制社会”是绝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的发展阶段。在这以后，斯大林才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讨论的基础上，根据马恩列的有关论述，加上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概括为人类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五种主要生产关系或基本生产方式。斯大林的这种概括，以及他对特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批判，并没有什么错误或违反马恩列的地方。把五种生产方式说成是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原意所作的概括，是站不住脚的。尤其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该书声称：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透过郭沫若的宣扬，成为革命的理论基础。（赵庆河《读书杂志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07—208页，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的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我们知道，斯大林对五种生产方式做出明确概括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写于1938年，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在1930年，书中结集文章的写作在1928年就开始了。十年前郭沫若如何能预知斯大林的理论？不知是否掌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斯大林指示郭沫若宣传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秘密电文？又不知当时日理万机的苏联革命领袖斯大林是如何指挥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的，打手机呢，还是发“伊妹儿”？其实，郭沫若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恩格斯的《起源论》，并自许为《起源论》的续编。不但该书的写作，而且该书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均在斯大林做出五种生产方式的概括之前。当时的学术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阵营内部的观点，都不可能因斯大林的某句话而定于一尊。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观点之所以被人们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之所以被人们普遍接受，并非政治权力的作用，而是学术界辩论的自然结果。

     古史分期讨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次论战有三大问题，一是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二是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在论战中，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受到广泛的批评，多数学者认为，商业资本不可能构成独立的生产方式，它实际上已被学界所摒弃；就连此说的倡导者陶希圣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说法。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是由原苏联学者马扎亚尔引起的。他认为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是不同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另一种特殊的亚细亚社会，而且自古如此。此论明显违背中国的实际，在苏联受到了批判，中共六大决议明确否定了它，在中国学界，其应者亦寥寥，绝大多数学者是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依次更替的理论框架内给亚细亚生产方式定位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有肯定的观点（我称之为“有奴论”），也有否定的观点（我称之为“无奴论”）。首先肯定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奴隶社会是郭沫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的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继郭沫若之后肯定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吕振羽等人，但奴隶社会存在于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意见与郭沫若不同。在政治上属于托派的王宜昌也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阶段。不过，从总体来看，当时“有奴论”是少数派，“无奴论”是多数派。主张“无奴论”的，不但有“特殊亚细亚社会论”者、“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者和政治上属于托派的一些学者，而且有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外学者，例如写《中国社会史》的苏联学者沙发诺夫，翻译《资本论》的中国学者王亚南，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但并不否认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规律的普遍性。开始时，批评郭沫若的人很多，但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何干之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书中说：“在中国过去的八九年间，附和他的人极少，而反对他的人却极多。”“但是自1935年以来，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如日本学者森谷克已原认为中国历史上缺了作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奴隶制度，到1936年，他的观点已和郭沫若接近。早川二郎1933批评郭沫若主张中国古代有过奴隶制“是完全失败了”，现在则公开反对西周封建说，回到郭沫若的西周奴隶社会说。苏联史家奥士博夫、日本学者佐野袈裟美也接受了郭沫若的观点。何干之指出，郭沫若的“西周奴隶说，打破了一二千年来官学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湮没’‘改造’和‘曲解’，确是一椿破天荒的工作。目前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齐思和先生1949年在回顾中国近百年学术史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一些著名的学者，如侯外庐、傅衣凌等，虽然并不赞同郭氏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具体结论，但他们回忆治史经历时，都说深受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与此同时，吕振羽等人主张的殷商奴隶社会说，也获得较多的支持者。此外，原来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的陶希圣，三十年代初也改变了主张，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制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们致力于魏晋封建说的构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特殊亚细亚社会”论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等在中国史坛已基本销声匿迹。另一些学者在社会史论战的热潮中鼓噪了一阵子以后，也趋于沉寂。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对有关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并做出卓著的成绩。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就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

     现在有些观点宣传中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乃至否认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乍看起来很新鲜，实际上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讨论中，类似的观点早已有之，并且早已在学术界的辩论中被淘汰。因此，我们在立论以前，研究一下学术史，看看以前的讨论中出现过那些观点，它们后来是如何发展变化或被抛弃的，恐怕是有好处的。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