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
郑彪
一、中西方文明代表两种价值观、两种政治和两种体系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文明更是价值和性格独具、结构和体系完整和人类社会唯一从古至今存续发展的优秀文化。表现在地缘政治上，中国自古以来就造福于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东亚体系，被称为朝贡体系，形成于汉初，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大体上是一种睦邻友好、相互尊重、厚往薄来和相对和谐也是和平的地缘政治体系，也是一种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国际贸易-经济体系。在东亚历史上不是没有战争，由于中国作为地缘政治核心和领袖国家实行王道政治，不倚强凌弱，而且秉持公道，受到拥戴，故朝贡体系能一行两千年，直到近代西方入侵东亚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最终瓦解。这些都是近代西方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所无法与之相比的，王道政治也长期非西方文化所知。实际上，在东方朝贡体系存在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西方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罗马帝国以武力征服为能，不能走中国春秋战国以后以武力征服而以文化完成统一的路子，终亡于野蛮。汉击匈奴推动西方民族大迁徙、日耳曼原始公社解体和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方世界一直处于战争、分裂和敌对的地缘政治状态，从公元500-1000年（相当于中国南北朝到唐、五代时期）的漫长历史时期，西欧都挣扎在死亡线上，那里“太贫穷，太难进入，以致地中海和近东的商人和统治者对它都没有多大兴趣”，换言之，那里还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存在，“看起来整个地中海欧洲更像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1）（英）约翰·达尔文John Dawin著，陆伟芳、高秀英译：《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一直到公元1000年以后基督教终于将那里松散的封建部落或称公国黏合起来，开始出现西方文明。（2）（一般认为是公元1050年西方文明开始形成，参见（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31页）此后的西方文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公元1050-1500年中世纪中晚期的黑暗和艰难岁月，特别是1300-1500这两百年是黑死病、饥荒和战乱的大规模地缘政治灾难时期；第二阶段即公元1500-1800年持续进行海外殖民扩张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高歌猛进的时期；第三阶段就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两百多年西方文明统治世界的霸权时期，这期间还要扣除20世纪两极格局的半个世纪，西方真正的全球霸权时间并不长，严格说起来是从1842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溃，不到一百年。但是西方对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殖民霸权，时间要长得多，而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地缘政治体系，一直存在到19世纪下半叶。许多著作动辄说西方五百年全球霸权，实为一种文学的夸张手法，至少很不严谨。
20世纪上半叶，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历史表明，归根结蒂，人类社会只有两种政治：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基础上的政治与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基础上的政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政治的背后，实际上也归结为两种价值观，都可以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中找到其根源。子曰：“政者，正也”，又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3）（《孟子·离娄上》），都是一个意思。这是以正义为基本价值判断，即政治的本质乃是追求正义，正义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也就是“仁”，“以仁为本”也是“以人为本”，实为以天下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才能得道多助，这是中华文化对政治的定义，所以孟子所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4）（《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实为一种卓越的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也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规律，与现代社会主义有大义相通。王道政治虽然本质上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朝廷讲仁道有其虚伪的本质，但是统治阶级也不能完全无视正义，即无视人民的利益，也要打着“奉天承运”的幌子，天下方定时也要与民休养生息；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是修睦政策，朝贡体系就是修睦，厚往薄来更是为了修睦，修睦，用现代外交语言表述叫作和平共处。这里讲的正义、仁道，都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不讲正义、不论是非，惟实力、财富是崇的价值观和政治，完全不是一路。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和东亚地缘政治体系中，儒、道、释、伊斯兰、印度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等各种文明能够和谐相处，基本上没有文明冲突。辜鸿铭先生是举世公认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百年前在欧洲尤其享有盛誉，他说：“在中国文明中，至少在最近的两千五百年，没有过这种（文明）冲突。这就是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一个非常的根本不同之处。”（5）（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第壹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所以，以莱布尼兹、伏尔泰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对此特别服气，对中国主要靠儒学为基础的道德体系就能维系偌大中华帝国、亿万子民绵延几千年于不坠的伟大政治成就惊叹不已，尤其感到不可思议。辜鸿铭在比较中西文化之后也回到孔子的结论说：“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6）（同上第贰册，第135页。此处实为孟子转述孔子言，辜老前辈博闻强记，也有搞错的时候。）近年来流行西化，一些人动辄西方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如何，其实连同19世纪末建立的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走向崩溃但还有走向衰竭的力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不过是一个霸权政治体系，借用辜鸿铭的话说同属一个“亡八蛋之道”的体系。这个体系发展至今的一个最“亡八蛋之道”即霸道之处，就在于美国号称法制国家，却“发明”以国内法（恶法，如美国国会竟能堂而皇之地通过对别国一个省的所谓《对台湾关系法》，以法律干涉别国内政，而中国也被迫吞下这颗苦果，以致遭受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海峡两岸无休止的敲诈）来随意干预别国内政，甚至可以对外发动战争，而且还可以借助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名义和力量。资本主义制度和体系与西方文化之间有大道相通，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所以现在几乎举世公认只有东方文明能够矫正西方文明的弊端。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是新中国的贡献，也是基于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创新。所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一贯奉行和平外交路线，直到今天主张和平发展和建立和谐世界，都是文化上一脉相承，不是偶然的。相形之下，西方政治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时代，到教权统治的黑暗的中世纪，再到近代以来的争霸政治，都是一种一脉相承的强权政治、霸道政治，这是中国春秋战国以来的主流政治就明确反对的。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自秦以后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统一，而西方到现在也不能完成统一，好在欧盟实际上是走了秦统一的道路，也统一了货币，但是不能书同文，也不能信仰同一个耶和华，还有不少穆斯林，总之各具怀抱，欧盟的地缘政治整合颇为不易，搞得不好还是个麻烦事。
实际上近代西方崛起，并非“像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降生于世”，或者从石头缝中蹦出来一个大闹天宫的西方孙猴子，而是源于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长期滋养，长期的互动，并非最近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其新著《文明：西方和其他》中所说：西方文明能统治世界长达500年，“关键在于掌握了六大杀手级软件”（指竞争、科学、财产权、医学、消费社会和职业道德），而中国和印度现在只是在“下载”西方的这些软件。（7）（《“中美国”创始人给西方文明打气》，《环球时报》2011年3月23日报道）。如果硬要说谁“下载”了谁的“软件”，恰恰相反，是西方先“下载”了东方的软件，首先是四大（发明）“软件”。弗格森号称经济史学教授，“给西方文明打气”心切，不难理解，却把历史完全搞颠倒了，是强词夺理，这也是西方文明的常见病、多发病。事实是，在18-19世纪以前，亚洲特别是东亚，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龙头。那时的世界经济，实际上是以东亚生产（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为基础，以东亚-阿拉伯世界之间的贸易为纽带形成的辐射或覆盖亚欧大陆的体系。在此之前，整个欧洲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中的地位都是相当边缘化的，无足轻重的。西欧中世纪的八次十字军东征，向东方抢劫财富，本质上都是西欧这种边缘化经济文化地位的地缘政治表现。一直到中国四大发明为西方工业革命奠基和18世纪西欧国家在启蒙运动中刮起“中国旋风”，都是中国古代对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贡献。从经济史上看，正是东方的长期文化科技扩散和经济拉动，使得处于边缘地位的西欧经济依靠从南美殖民地得来的无数黄金白银，愈来愈加入到与东方的贸易和世界经济中，并积蓄了后来崛起的力量。人类历史本来就是发展不平衡的，说谁“下载”了谁的“软件”，其实是没什么意思的，但如果一定要扒小肠，也是西方先下载了东方的软件。可是这样一来，岂不无趣？只不过中国明清以来的政治动荡和衰落导致东亚朝贡体系衰落，适逢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全球扩张，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到19世纪中叶以后彻底摧毁了东亚体系，王道让位于霸道，世界由不仁者居了高位，于是建立了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二、历史上东西方的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
近代以前人类发展漫长历史年代的国际分工，是中国和印度为主的东亚生产并出口，而西欧则长期受困于经济文化极端落后，无力以商品交换，也缺乏贵金属支付能力，只能以有限的进口和满足社会上层贵族消费（如中国丝绸、瓷器），在经济和技术上表现为西方对东方的“依附”地位。但是这种“依附”只是经济上的，绝不伴随着东方对西方政治上的统治和压迫以及文化上的毁灭，像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崛起对东方和中国所做的那样，甚至也不伴随着经济上的剥削。如果说有剥削，那是存在于东西方国际贸易的流通领域，特别是在东西方国际流通的末端，由于阿拉伯人占据红海和地中海的世界商路要津，着实卡了西方的脖子。自古罗马时代西方就长期痴迷于中国丝绸，苦于支付能力有限，故除了贵族以外，绝大部分人无福消受。那时是等价交换，贵金属现金交易，中国固然赚钱，更多地似乎还是阿拉伯人做中间商，居间牟利。阿拉伯人有地利（理）优势，能够垄断东西方贸易通道，西方长期缺乏竞争力，自身支付能力有限，也打不过阿拉伯人，固有历史积怨。西方长期经济落后，贸易数量有限，所得只能满足部分西欧贵族特别是贵族妇女消费，为此罗马帝国还禁止男人穿丝绸。到16世纪，西方掀起大航海运动和殖民掠夺，开发美洲金银矿，还有来自非洲的金矿，这一下暴富起来。有了第一桶金，不仅可以大力购买东方的高档消费品（近代以来西方得自美洲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在经济史上被称之为“迷”），还可以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是贵金属大量外流，与追逐中国丝绸这种奢侈品，过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关系非细。到了近代，西方“第一篮金子有一半洒在中国，买中国的瓷器、丝绸等商品。所以，中国从1500年开始，顺差走到1800年。”（8）（（台）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进入21世纪，又到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中国顺差时代，不过历史上是中国处于国际分工高端，西方处于低端，现在基本上倒过来；历史上是公平交易，这次是WTO和知识产权制度以及美元霸权下的不平等交易；历史上是贵金属现金交易，这次是美元纸币交易；历史上是双赢，这次是中国攒钱，美国花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是苦力，美国是大爷。相隔两百年的这一东西方国际贸易的现象，也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其中有何联系和不同，前景怎样，是一个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一个比较经济史研究课题。
西方海外殖民扩张攫取的金银，是没有成本的净财富，一半用于东西方贸易，另一半流回欧洲，不仅养活了欧洲的城市，还成为推动工商业的资本原始积累。而欧洲由于中世纪晚期的长期大瘟疫、大战乱、大饥荒，人口骤减，加以殖民扩张，重商主义兴起，国际市场强力拉动，需求刺激供给，发展资本主义倍感劳动力短缺，于是大搞奴隶贸易。海外殖民扩张，世界市场扩大，刺激技术进步，产生工业革命，大机器工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源革命推动。中世纪晚期，欧洲大饥荒，粮食不够吃，耕地不够用，先在欧洲大陆内部扩张，森林都砍光了，没有燃料。于是转向大规模开发使用矿物燃料，煤炭成为燃料和动力。这一下蒸汽机在英国出现，工业如虎添翼。西方在中国火药、火炮技术的基础上发生军事革命，再来个工业革命，于是扩张性文化有了船坚炮利的支撑，欧洲人就称霸世界了。冷兵器时代和早期火器时代，西方打不过中国，军舰无法登陆，工业革命以后，鸟枪换炮，木帆船变成铁甲舰，中国打败了。所以近代西方的优越，不在文明上，而在技术能后来居上。到当代科技高度发达，按照西方地缘政治学看来，有色人种的劳动分工地位和地缘政治价值、地位降低，特别是他们人数巨大，还消耗地球上已经空间危机的宝贵剩余资源，所以必须将其在理论上打入“垃圾人口”的另册，实践上“清除”起来就名正言顺了。
三、历史上世界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
如果大而化之地概括自古以来的东西方关系和世界体系（结构）演变，可以说以中国为地缘政治核心的东亚体系即朝贡体系，大体上是一个和谐体系，也是和平体系，不仅体系内部和平，且一直对西方态度和平，向其输出商品和技术、文化，直到促进了18世纪启蒙运动以至当代，对西方有益而无害。而西方历史上难言体系，自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形成以来，至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霸权体系、战争体系，几百年来对世界上其他种族、文明和国家造成了难以计数的毁灭和侵害。这个体系发展到20世纪末，已经难以为继，而且人类社会发展与地球资源的矛盾也空前激化，于是这个体系的政治核心势力试图以灭绝90%以上的世界人口来维持霸权，如此则人类社会必将自毁。
近代以前的世界体系内部，相互联系主要表现在欧亚大陆，分三大块：东方以经济文化发达和富裕的中国为核心和主导，中间有广大善于经商的富裕的阿拉伯世界，其地缘经济作用是通过贸易联系东西方和促进西方发展进步，其地缘政治作用是缓冲西方落后的文明体对发达的东方的攻击（如八次十字军东征）。西方文明在公元11世纪开始形成之后，长期受到东方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滋润，后来又吸收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甚至拜占庭等文明的营养。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东方对西方文明进步的影响是温和友好的，润物细无声的，积极的，绝无侵略的行动，更无侵略的意图；16-18世纪西方靠暴力扩张而崛起，开始绕过阿拉伯世界进入东亚，从此开始对东亚发生的影响，不仅是暴力的，而且一开始就具有毁灭性的企图，对强大的中国一时不能实施侵略的，则试图以长期传教来实现以夷变夏。（9）（参见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给罗马教廷的报告。）西方在对东亚进行毁灭性的而又不可能完全毁灭的影响过程中，不经意间撒下了近代工业文明的种子，那是与西方国家的政治意图相悖的，也是东亚国家以无比沉重的民族牺牲和巨大代价换来的。如果近代以来西方进入东亚和中国，能像中国历史上对待西方那样和平友好，东亚的近代史绝不会如此悲惨，而东亚原本大体和谐的地缘政治体系也绝不会解体后演变成后来四分五裂甚至相互对抗的地步。直到近来，中国东海、黄海和南海一带的紧张局势背后闹什么鬼，不问可知。所以，东亚许多问题的根源主要在近代史，在西方入侵和插手。西方创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上对人类既造福也造孽；在政治上对大多数非西方文明的影响主要是破坏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许多文明和种族被消灭，所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说得好：“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10）（（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路爱国等译：《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历史证明，西方对中国从近代耶稣会士的“以夷变夏”，到19世纪对华的几次侵略战争，直到20世纪的“和平演变”乃至近年来力图搞“颜色革命”，都是一脉相承的“亡我之心不死”。现在，面对美国政治和文明道德破产，连布热津斯基也在自嘲：“我们总是吹嘘山巅之城，我们的外交政策，每隔一分钟就会推广一次民主”，所以“我们通常在推广民主的时候有一点象传教。”（11）（（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夫罗夫特著，姚芸竹译：《大博弈 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168页）他还坦言：“我们（美国人）是传教型的”。（12）（同上，第170页）欧洲人由于历史稍长，包括传教的历史也稍长，对几百年来在中国传教的效果没那么自信，故不像美国人那么疯狂。而中华民族由于不甘心在中西文明冲突中亡国灭种，奋起反抗，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前赴后继一百多年，才有今天中华复兴起步的局面。而这一历史进程引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对人类社会是重大的，愈来愈重大，更是进步的。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的急遽演变之后，世界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和政治家已经看到，中国是将濒于毁灭的人类社会重新拉回到文明大道上来的最重要也最有希望的一支地缘政治力量。中华复兴的成败，不仅关系到本民族的兴亡，实际上关系到全人类命运。
近代西方崛起以来，“文明冲突”突出地表现为白种人对非西方文明、有色人种发动的毁灭性的殖民战争，欧洲古典经济学家最早发现和阐述了“文明冲突”背后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将其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以科学的理论诠释，揭示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通过社会主义运动改变了20世纪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经济秩序，也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政治结构、地缘政治秩序和面貌；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显然掩盖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为21世纪新马尔萨斯主义鸣锣开道，“盎格鲁-撒克逊计划”就是其最新版。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充满对抗性矛盾和靠霸权维持的体系，也就不可能稳定和持久，甚至刚一形成，就分裂破碎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的一次大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我崩溃，而由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引发的东方革命浪潮更使世界进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体系并存和对抗的时代。苏联解体了，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地缘政治存在，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更在全世界复兴；“历史终结”的历史喧嚣尚未平息，祸不旋踵，美国便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国的宝座上跌落。所以，贯穿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个体系的对抗和竞争，并没有最终分出胜负，历史还在继续。
战后形成的两个政治经济体系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世界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根本改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由于德国和日本是战败国，被剥夺了部分主权，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陡然下降，并服从于美国需要。就两个体系之间来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认为苏联败局已定，冷战面临“结束”，美国势必再次出现大量过剩资本，转向哪里？不搞些“新经济”包括金融“创新”、网络经济，不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包括不打些仗，等等，如何满足军事工业联合体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的胃口？所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规模转移，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业再度膨胀，世界经济结构更加扭曲，而战争愈加频发。世界金融业的膨胀，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也是损害，却为金融投机资本带来巨大的利益。两极世界格局倾覆，导致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和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下降，而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上升，愈来愈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重大因素。从世界政治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蓬勃发展前进的地缘政治存在，以及世界上各种与美国明争暗斗的势力，都是牵制美国的重要地缘政治力量。而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以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终于彻底破产，再说资本主义制度有多少生命力，这种说辞在西方也几乎没有了市场。欧美也再次兴起社会主义思潮和酝酿社会变革。世界政治结构正在发生剧烈变动，世界经济结构亦复如此。东亚复兴和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未21世纪的人类社会将为一个政治黑暗如史前时代的野蛮体系所取代，抑或是人类在核战争和生物战争的灾难中同归于尽，还是走向社会主义与文明和解？围绕这个人类社会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世界各国议论纷纷，忧心忡忡，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本文为拙著《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第三章第一节第一目，该书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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