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里，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大规模涌入，严重干扰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一些做法背离了人民的利益诉求，在局部领域引发了群众的迷惑、质疑和不满。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主张是提倡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主张完全的私有化，反对公有制。这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右翼意识形态，完全站在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对立面上，这一主张的本质就是促使中国能改弦易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确定国家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变，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在积极谋改革、促发展、向国外学习时，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者们便趁机将大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谓“理论”、“机制”拿到国内来贩售，打着“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旗号，在路线设计和政策实践上依然竭力鼓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朝着全面私有化的方向推进，对少数党员干部形成了误导，从而酿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社会后果，突出表现在国企改革和房改、教改、医改等领域。
国企改革模式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潜化侵袭。诚然，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内部存在着运行效率不高、政企不分、职工缺乏劳动积极性等问题，这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企业内部的管理、利益分配机制上找原因，正确对策应是实现政企分离、经济民主和使企业的经营活动与利益分配真正服从市场经济规律。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宣扬者们却由“自私人”的经济假设炮制出所谓“明晰产权”理论，认为“公有制企业产权不明晰，导致利益分配不合理，效率低”，只有卖给私人或外资，产权才算“明晰”，运行效率才高。一些地方政府受到这种理论影响，将国企、集体所有企业视作包袱，早卖早轻松。在此过程中，更是有少数腐败官员，与不法私营、外资企业主相勾结，人为地低估企业价格然后贱卖，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与此同时，为企业发展辛劳了一辈子的大批职工，因为福利待遇、医疗养老等问题，被买到企业的私营业主视作包袱，大量裁员，甚至干脆直接全部清出，便于其转手倒卖。当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结果使数以千万计的下岗职工在基本生活、再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完全丧失保障，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
在房改、教改、医改领域，“住房完全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等，都是受到私有化和最小权限政府理论的误导和“暗忽悠”，住房、教育和医疗的准公共产品性质被忽视。一些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一度认为，这些本来需要政府为自己的公民提供最基本保障的产品，都需要改革为由私人资本接手或按照资本赢利模式运作才能实现“高效产出”，要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在住房领域，由于土地财政的刺激，各级政府缺乏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动力，把城镇居民的住房需求几乎完全推给房地产市场来解决，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这样做就直接导致了城市房价的暴涨和房地产投资泡沫。大量家庭背负沉重的还贷压力，更多工薪族面对高房价只能望楼兴叹。在教育领域，中小学“择校费”问题越来越突出，“择校费”背后反映出的还是政府在教育资源公平配置上的惰性和将优质教育资源视为竞价商品，谁出价高谁就有权享受的“市场调节”心态。在医疗领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研究报告之中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并认为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因为以上这些政策偏差而蒙受利益损失的，基本上是社会中的“多数人群”，如广大原公有制企业职工、农民、普通大学生、城市工薪族等；而从中获益颇丰的始终是一小部分人，如腐败官员、不法私营企业家、大房地产商、学校校长、招生办主任、药企和医院的主要负责人等。事实铁一般地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只要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潜化侵袭“暗忽悠”，哪怕只是在局部领域造成影响，最后都会造成导致少部分人攫取大量财富、多数人利益受损的不良社会后果，进而不断扩大两极分化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如果我们在今后的改革事业中不能及时扭转上述偏差、及时消除新自由主义的潜化侵袭，不仅有违社会主义本质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初衷，还会对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构成重大威胁。
邓小平说：“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成果，一定要由最广大人民群众公平地享有，而不能出现少数人利用权力和资本，执行贪婪攫取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方案和政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或苗头、动向，就需要及时地进行纠正和调整。
为防止我国政策在制定和落实过程中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暗忽悠”下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因此，建议设立专门机构，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专职研究，其职能重点是防范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何对党政官员进行渗透、施加影响，预先防范和适时消除这些不良思潮的侵袭和影响。
目前，我国在学术、大众传媒等领域越来越开放、管制也越来越松，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借此良机，尽其所能利用各种传播方式，如出书、学术沙龙、开设网站、办研讨会、讲座、受邀讲学等，全方位地对大众，尤其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灌输”其新自由主义思想理念。少数地方领导受到蒙蔽、蛊惑或自身思想发生变化，严重者甚至拱手让出报纸、杂志等影响力较大的传统舆论阵地，供敌对思潮传播其论调观点。
这样的“暗忽悠”往往潜移默化地侵袭、干扰中央宏观顶层政策的落实执行，因此，需高度重视对中央政策、实施目标和利益立场的有效宣传，坚决与敌对思潮争夺舆论阵地；同时联合各地方大学、党校、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与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中，立场坚定、学识丰富的专家学者，以开办学习班和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播放专题纪录片等形式，对地方官员和传媒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宣传，务必使他们加强政治鉴别能力，端正政治立场，摆脱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蛊惑和侵袭、“暗忽悠”，这种宣传教育需喜闻乐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而不是板着面孔死板说教。
中央宏观顶层政策的贯彻执行是一个体系工程，需要顶层-高层-中层-基层各层面领域的和谐与协调。在基层，目前和今后需进一步扩大人民群众的话语权，以便对具体改革方案的制定和执行，进行有效的知情、评议、监督，以及时遏止一些损害人民利益的“改革”方案推进。在中央顶层可推动形成中央政策落实评估机制和机构，对一定时间段内的改革成效做出公正、客观、准确、全方面的评估分析，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参与下一步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实施。
在这一评估机制和机构中，需高度重视基层普通劳动者的话语权和参与权，由专家学者汇总、归纳和分析基层劳动者们对中央政策贯彻落实状况的看法，其结论性材料须由劳动者推举出的代表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后，再向人大、政府、政协提交并向社会公布。这个评估机制和机构应该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全时段发挥作用，即形成改革前参与决策—改革中观察监督—改革后总结评估的体系落实机制。
为上述机制和机构提供信息汇总、归纳、总结服务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广泛征求基层劳动者们的意见和诉求，特别是直接征求劳动者群体中思想立场坚定、文化水平较高的优秀代表者的意见和诉求。我们党应该在自己真正的阶级基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寻求建立一种能从外部监督改革设计和执行行情况的机制，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各级干部在改革开放的具体设计和落实过程中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不脱离群众，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成果能真正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公平地享有。
因此，在今后深化改革开放中，从顶层的中央宏观政策制定到高层、中层、基层的贯彻落实执行，都需要时刻警惕和坚决阻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化侵袭，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充分享受到国企改制、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众多领域深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利益成果。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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