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新左翼运动的历史上，创刊于1957年的《新理性者》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当时汇聚到一起的数种左翼政治与思想传统中的一种，霍尔将其概括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新理性者》的几位主要编辑，如E.P.汤普森、约翰·萨维尔、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夫·希尔等等，有着两个共同的身份，一个是英国共产党党员，一个是历史学家，而他们也都曾经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作为一种来自英国共产党内部的反抗性的声音，这几位历史学家的思想渊源与这个特殊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是密不可分的。该小组成立于1946年，核心成员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一批激进的共产党员学生，除了上述几位外，还包括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维克多·基尔南、乔治·鲁德、多萝西·汤普森以及老一辈的非历史专业的学者如莫里斯·多布和多纳·托尔等。顾名思义，这个小组的工作是历史研究，但作为有着特定的立场和鲜明的现实关注的历史学者，他们的研究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和论战性。在成立早期，他们的论争对手是持保守倾向的编年史学，从40年代末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地考察对英国历史学研究有关键作用的大量历史学问题，乃至越来越明确地批评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则成为主要议题。[1]对于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历史学家德沃金的评价是：“回忆起来，历史学家小组的意义是，它就像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编史学和历史学理论发展的孵化器，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独特阶段。”[2]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历史学家小组为这些党内的异议分子提供的绝不仅仅是一份被要求完成的研究任务，而是一种深刻而激进的历史传统和思想传统，一种足以引发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教条的愤怒的真实经验。也正是这样的精神气质和思想传统，引领着这批左翼知识分子穿越了冷战初期的各种危机，并在后来的新左翼运动中崭露头角。
一、人民阵线
作为一般而言立场最为坚定和激进的左翼政治力量，英国共产党真正在英国左翼阵营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历史其实非常短暂，而这段辉煌的历史正是30年代以来随着反法西斯斗争而建立的人民阵线的历史。成立于1920年的英国共产党最初在人数和影响力上都十分有限，虽然通过参与工会活动而实现了影响力的提升，但因为始终坚持“阶级对立”的立场而在政治运动中深受局限。3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范围内的日益得势，迫使英国共产党推翻了它那致命的“阶级反对阶级”的立场，建立了接纳所有类型的进步分子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3]这一转折性的事件具有非凡的意义，它对于机械的“阶级论”的跨越，不仅使得英国国内的反法西斯运动获得了空前的团结一致，也使得跨国性的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如英国共产主义者对西班牙共和党人的支持——成为可能，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壮大了英国共产党的队伍和影响力，使之在真正意义上充当了一类政治力量的核心。这种影响力和感召力是显而易见的，后来成为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成员的许多知识分子，就是当时活跃于人民阵线当中的激进青年学生，“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运动在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中所起的突出作用”[4]。
人民阵线所代表的那段艰难但却饱含希望的历史在众多参与者和经历者的心头都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其中就包括了许多后来第一代新左翼的代表人物，如汤普森和威廉斯，也包括与他们过从甚密的霍布斯鲍姆等人。身为历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在回忆30年代的时候坦诚地说出了自己和许多共产主义者当时的“乐观”情绪：“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乐观，乃出于三个理由。首先，我们只有一组敌人——法西斯主义以及那些不愿意对抗它的人(如英国政府)。其次，当时已有真正的战场(西班牙)，而我们正置身其间……第三，我们自以为已经晓得，一旦旧世界终结之后，新的世界将会是何模样。”[5]这种乐观看似太过天真，但它所代表的那种确实曾经存在过的强大而广泛的力量却是不容置疑的。这种独特的历史感受鼓励着后来的人一次次地尝试去重建这样一种可能性。威廉斯就曾说过：“像爱德华·汤普森和我这样的人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大家当时都在设法重新建立那种联盟。联盟在那个时期也许不再可得，但是在我们看来，即使联盟难以实现，我们的观点也是合理的。”[6]
然而，这是这样一个被许多人所珍视的人民阵线，在二战结束之后却迅速崩溃瓦解。其中原因和当时英国左翼面临的危机是一致的，即一方面，原先那个唯一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已经倒台，左翼内部不同立场之间的矛盾冲突重新突显;另一方面，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无论是在英国整体的社会政治舞台还是在左翼政治内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这直接导致了英国左翼的分裂;最后，失去了方向感和共同目标的左翼人士在面对英国工党的各种政策和行动时莫衷一是，各执一词，进一步加剧了人民阵线的瓦解。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的诞生就颇具象征与暗示的意味了。正如它出现的那个年份——1946年——所彰显的那样，“历史学家小组和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家著作是政治环境的产物。这个小组的成立，既是由于人民阵线精神的胜利，也是由于冷战产生的苦难”[7]。虽然二战之前的人民阵线更多地徘徊在主流政治的边缘，但它创造了畅所欲言的空间并引导了一系列的抗争。随着战争的逐步升级，人民阵线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最终成为缔造一种暂时打破阶级隔阂的空前统一局面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由这种力量所带来的信念“导致了1945年工党的胜利，选举的成功，这种成功产生了某种期待，即战后改革将产生一种更平等的社会”[8]。这种信念无疑也传递给了在人民阵线运动中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这些历史学家们。但是他们也必定同样要面临与之前的乐观期望反差巨大的残酷现实。战后工党政府的作为其实正如社会主义者R.H.克罗斯曼所言，非但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新时代的开始，相反是社会改革时代的结束。[9]与此同时，英国也随着世界一起步入了冷战格局当中，由于冷战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在英国的左翼内部“工党和工会发起了旨在抵抗共产主义影响的运动”[10]。对于汤普森等人而言，此时无论是人民阵线的信念还是人民阵线本身都已被历史的强力撕扯得面目全非了。
但危机还远不止于此，撕扯着他们的“历史的强力”不仅来自于外部，同样也来自于内部，来自于共产主义阵营。作为共产党员和历史学家，汤普森等人最直接感受到的来自“自己人”的限制就是标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教条的束缚。在许多批评者看来，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产物，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推进，它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问题的机械教条化的解释导致了各种简化主义的还原论和经济决定论的盛行，从而对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还是一种带有强烈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约束机制，它既表现在它所提倡的高度集中化的共产党的组织形式，也表现在它以类似的形式对其他各国共产主义政党进行的管控。这种无视独立自主和平等性的领导方式无论是在二战之前的第三国际时代，还是在进入冷战之后的意识形态对立阶段始终存在。作为被领导者之一，英国共产党自然深受上述两方面的影响。早在辉煌的人民阵线时期，斯大林主义的负面影响便已经存在，具体表现为左翼内部的宗派主义。这种宗派主义与建立人民阵线之前英共秉持的过分强调“阶级对立”的态度密切相关，但由于联合反法西斯力量的实际需要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不过，正如德沃金指出的，宗派主义还是对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的思想产生了限制，尽管它的最终突显要等到冷战时期理论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分化。[11]这种影响的明显表现之一就是迫使他们袒护、回避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种种历史错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当中，苏联在前后两个阶段分别扮演了“纳粹帮凶”和“反法西斯中坚力量”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在苏德开战直至战争结束的这段时间里，苏联身份的转变使得包括英国在内的众多国家迅速选择性地遗忘了此前苏德缔约和苏联瓜分波兰、入侵芬兰的事实。客观地说，这种选择性的遗忘同样也是当时推动左翼力量和人民阵线进一步统一和壮大的动力之一，但到冷战时期，英国的共产主义者无法避免地陷入到被“新仇旧恨”一起算的境地当中。而在两极阵营极端化的大环境和斯大林主义的束缚影响下，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小组却未能客观真实地面对历史，而是像许多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极力维护苏联和斯大林。[12]就后果而言，当时英国共产主义者这种明显带有宗派色彩的“站队”行为，既是对右翼围攻和左翼分裂的反应，又是对原有的联盟的进一步瓦解。
这种辩护毫无疑问属于威廉斯所厌恶的“局部政治”或曰“直接政治”，不仅遭致许多左翼人士的反感，实际上也令许多当事人自己都难以真正接受。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们对历史理论的思考，源自人民阵线时代以来便一直影响着他们的两个理论方向，其一是延续自恩格斯晚年著作和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所奠定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将瓦解”和“无产阶级必将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的信念，其二是面对法西斯主义蹂躏下的紧迫现实而必须采取坚定的政治行动的“意志主义”哲学，特别是当苏联面对法西斯而不作为时左翼必须自己挺身而出这样一种信念。[13]两者的关系是：“一种解释是决定论的和功能主义的，将历史人物看成是合乎历史规律而行动的人，它建立在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基础之上。另一种解释强调了阶级斗争并认识到文化、观念和人类动力的重要性，它与人民阵线的意志主义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14]可见，决定了汤普森等一代人的信仰归属的人民阵线，它所树立的历史信念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一家独大，相反是“相对开放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15]受此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思想是非常复杂而矛盾的，“他们的思想有时被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还原论理解所限。但是他们重视历史过程的极度复杂性，并认识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范畴时产生的许多困难”[16]。正是这种理论上的相对开放，使得英共在30年代避免了对苏联完全的亦步亦趋，从而缔造了辉煌的人民阵线;或者应该反过来说，这种理论上的开放，正是英共在人民阵线时代成功的政治行动的思想表征。带着这段历史记忆的历史学家们，在不得不过度夸张地提升斯大林主义的决定论历史观念的地位时，必然要承受一种难以掩盖的内在分裂的苦恼。
随着这种教条主义逐步升级为“要么是正统，要么什么都不是”的武断判定标准，它所造成的影响也就绝不仅仅是一部分人内心的分裂感受，而是实实在在的分裂。人民阵线时代的精神气质的丧失，其实标志的是人民阵线自身的不复存在，以及英国共产党对英国左翼的团结与领导能力的大大缩水，由此引发的正是左翼政治力量在战后10年间的整体萎靡不振。而这样一种“正统论”最具代表性的表演，莫过于发生在50年代初英共内部的那场“考德威尔论争”。
二、“考德威尔论争”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算得上是整个20世纪上半叶英国马克思主义在文学与文化等领域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17]就连英美新批评的宗师雷纳·韦勒克也不能忽视考德威尔的重要性，明确地将他的著作称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部重要文献”[18]。有研究者概括指出：“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觉者，考德威尔主要面临的问题是：(1)如何把他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同英国本土文学艺术经验相结合，并有效地回应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社会问题?(2)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探讨英国文学艺术的时候，如何看待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于西方的各种现代派文艺思潮?(3)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批评的作用，同英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起来?”[19]可见，考德威尔当时所要处理的问题包括了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种客观的需要使得“他用最新掌握的理论工具，重新处理从自然科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分析与文学等领域获取的广博知识，试图对现实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20]。这种综合是极具想象力的、极富雄心的，同时也是问题丛生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考德威尔著作的)参考文献包括的作品来自布哈林、卡西勒、克罗齐、涂尔干、格式塔心理学家、列维-布留尔、马林诺夫斯基、皮亚杰和索绪尔，以及弗洛伊德、荣格、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巴甫洛夫、范·热内普、马克斯·普朗克、里波特、洛海姆、萨丕尔等等。”[21]如此天马行空地跨越不同学科和不同立场基础的知识范畴进行整合，其过程难免囫囵吞枣，其结果难免漏洞百出，因而也招致后世左右两派的批评。韦勒克讥讽考德威尔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和心理分析的奇异混合”[22];伊格尔顿直言，“尽管考德威尔是主要的先驱——至少就其野心勃勃的计划而言是主要的——同样真实的是，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但也少之又少”[23];较为折中的评价则如马尔赫恩所说：“不应被看作一个可以顺手拿来的整体体系，而最好是看作一股充满洞见与有待批判反思的丰富资源。”[24]
带着这样一种复杂性进入到50年代初的英共视野中的考德威尔，似乎应该引发的是以下这些讨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当中的位置、意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概念范畴的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新兴的各种理论、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引申的马克思主义如何面对新的历史情形进行自我调整。然而，实际发生的这场“考德威尔论争”却与上述设想完全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驰。围绕考德威尔所形成的“论争”，其内容最后居然是何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汤普森在70年代对这场著名的“考德威尔论争”进行了细致的回忆与反思。在他看来，这场论战发生在1950年到1951年的《现代季刊》(Modern Quarterly)上的论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争论的最初阶段针对的是考德威尔驳杂而并不可靠的知识和跨越各种知识边界的思考方式，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这种知识与思考方式必然给他带来学科门户的审查和知识内部的驳难。汤普森认为，在这一阶段“一些关于考德威尔的争论不仅仅在于假设他是否正确理解了当时的科学，而且还在于他所使用的科学——比如关于脑皮层和无意识的论说——是否经受住了过去40年的检验”[25]。这样的讨论最后莫衷一是。
然而，汤普森指出，一位叫J.D.博纳尔的科学家在1951年秋《现代季刊》第6卷第4期上发表的批评是这场论争的一个转折点。博纳尔同样批评考德威尔对各种当代科学理论的“滥用”，并辛辣地提出：“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时髦的科学语言的使用，考德威尔的作品才会对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26]身为左翼科学家的博纳尔对考德威尔的“僭越”的反感和对被认为属于虚幻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化领域的蔑视，本身并不令人意外，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下面一段话：“博纳尔指出，考德威尔的构想不仅错得一目了然，并且还带有对‘当代资产阶级科学哲学’的屈从。”[27]将考德威尔借鉴的各种当代科学统统视作“资产阶级科学哲学”的产物，将这种借鉴行为视作对后者的屈从，显然此时争论的焦点已然发生转变，而转变的方向则浸透着时代性的危机。汤普森写道：“我们能对博纳尔(以及这场争论中的其他批评家们)关于他们时代的科学和精神分析中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什么不是的判断抱有绝对的信心吗?要知道同样是这些批评家，在同样的时间里，正在为日丹诺夫对苏联知识生活的愚蠢干预，斯大林对语言学问题和李森科遗传学的革命性特征的专横了结，或则辩解或则欢呼。事实上，这或许是为何‘考德威尔论争’会打破一向铁板一块的英国共产党的舆论的原因之一。在那个知识分子冷战的最糟糕的年代，国际共运着手开展一场旨在纠正或揭露所有的‘资产阶级’异端的严厉的运动，对考德威尔的攻击或许被党的舆论负责人看作是日丹诺夫模式下的一次小小的净化活动。”[28]
汤普森向我们证明，这场“考德威尔论争”最后变成了依据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模式而进行的“门户审查”。问题已经由一开始的“考德威尔的方法是否科学”转换成了“根据正在被斯大林教条逐步僵化的所谓正统性来看，考德威尔是否是一个合格的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29]，考德威尔身上那种重要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不仅其意义没有得到讨论，反而成了他遭受批判的原罪。如果我们对考德威尔加以同情性地理解的话，不难发现他的那种“大而无当”其实是时代的激进性的自然反映，因为对3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而言，“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对历史阶段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对未来预见的分析，以及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分析——这种哲学统一了自然和历史、思想和现实、理论与实践。由于这种新的理解方式，处于上升趋势的共产主义学生知识分子深信改造整体的知识学科的必要性，这种知识学科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学批评、科学、哲学、历史和人类学所腐化”[30]。应该说考德威尔的理论方式正是对这种整体性的追求和对局限性的拒斥。然而似乎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身为3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代表性的人物，留下了大量开创性的著述，并且最终在人民阵线运动中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生命的考德威尔，在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标准的审查时，竟然过不了关!这样的预设逻辑对论战双方的理智都是摧毁性的，“无论考德威尔的捍卫者如何努力，这场论争再也没能逃脱出它一开始就被设定的这些主题”[31]，争论的最终后果只能是强化了“要么是正统，要么什么都不是”的门户教条。窥一斑而知全豹，这场针对考德威尔的“小小的净化活动”其实是整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英共受制于斯大林主义而与曾经有过的开放、独立、多元和包容的人民阵线主张渐行渐远的时代缩影。它同时暴露了斯大林主义对历史与现实中的人民阵线的双重伤害。受此刺激的历史学家们其实已经埋下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深刻的不满，这也是为什么汤普森日后会浓墨重彩地专门讨论考德威尔，并借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赞扬考德威尔是“异端”和“恐怖主义者”：或许他既是将这个“考德威尔”视作自己的写照，又是在宣布这段历史时期所同时包含的危机与转机。
三、超越的努力
当然，任何类似上述的观点——包括汤普森等当事人后来提供的——都带有相当大的“后见之明”。事实上，虽然有着不同程度的怀疑，但在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成立的最初几年，成员们大多还是与英共主流思想步调一致地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然而，这种故意制造分裂与隔阂的做法，还是引起了历史学家小组在行动上的抵制。小组在50年代早期创办了社会历史杂志《过去与现在》。这是一份包含着人民阵线精神的刊物，三位主要编辑希尔顿、希尔和霍布斯鲍姆在30年后回顾时说，这份杂志期望在知识分子中划定一条分界线：“一边是少数立场坚定的历史学的(和政治学的)保守主义者，并不是指反共产主义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另一边是潜在的大多数人，这些人有共同的历史学研究路径，不论他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们试图在战后继续或者复兴广泛团结的政治，这种政治是我们在战前反法西斯主义时期得到的。”[32]这显然是一条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敌我标准”大为不同的划分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共产主义者所能联合的个人和群体又像人民阵线时期那样，成为了“大多数”。显然，这是历史学家们在用行动来回击“正统论”。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也在历史理论上不断尝试着对斯大林主义束缚的突破。他们对具体的历史经验的重视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汤普森等人积极投身的英国成人教育就是很好的例子。“英国的工人和成人教育传统，尤其是工人教育协会，为知识分子和工人提供了独特的交流机会，并且这种环境为创立文化研究，为形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路径，起了很大作用。”[33]在成人教育的课堂上，左翼知识分子面对的不再是条条框框的抽象理论，不再是公式般的推导和观念的自我衍生，而是活生生的历史，是未被化约整合的历史的主体，是足以撑破教条的复杂矛盾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场域的重要性，许多参与者们有着充分的自觉认识。汤普森曾说过：“我之所以参加成人教育工作，是因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能够了解工业化的英格兰，能够与学生教学相长的领域。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成人教育和基层党组织工作)是两个我随时随地能够向人民学习的领域。”[34]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其实也正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酝酿成型的过程，汤普森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是一个在历史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工人阶级，而不是随着机器和厂房的出现就立即出现的工人阶级，更不是仿佛早已被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所预定的先验存在。这一过程突显的是“阶级斗争”这一复杂的概念。事实上，在人民阵线和基础性的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们，他们的思考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并不新鲜，相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传统核心，但在汤普森等人那里，它却是一个无法被斯大林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化约整合的概念。上文曾提到过，历史学家小组拥有两个不同的理论方向，在分析作为历史推动力的阶级斗争问题时，这两者就分别指向了“客观的”与“主观的”阶级组成部分：“‘客观的’指的是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基础;‘主观的’描述了阶级意识的成长，它是一个过程，借助这个过程，被剥削阶级或团体开始主观地或者经验地意识到客观形势并去抵抗这些形势，或者在非常成熟的环境下，推翻这些形势。”[35]“当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角度来看待问题时，阶级斗争被认为是第二位的。但是，当历史性地特殊地根据阶级斗争自己的结局和影响来检验时，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就更加关键了。”[36]因此，在与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发生冲突的情形下，“关注阶级斗争暗示了另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是对生产主义模式的严格决定论的代替”[37]。虽然在1956年之前这种替代性的理论只能以“暗示”的形式存在，但它依然起到了帮助历史学家小组在历史研究中贯彻“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8]这一论断的作用。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事实是，小组中最先强调“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的成员是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虽然多布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的，但是他却坚决反对将唯物史观理解为技术或经济决定论，因为经济史研究使他坚信，‘社会不是由某些单一的因素的简单发展，而是由其主要因素的冲突与互动构成的，它进而又塑造了运动和变化的主体力量’，即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39]这种突破经济决定论的观念在小组中绝非个别。克里斯托弗·希尔将当时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的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讥讽为“对产生必然变化的经济变革的无趣记录”[40]，他提出马克思并不否定观念对历史的影响，因为这些观念已被设定了根本的经济起源。他对1640年英国革命的研究突破了过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中截然划分新旧两个体制的方法，也呼应了维克多·基尔南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之间严格区分的深刻质疑;罗德尼·希尔顿则强调在社会和社会活动的总体性中考察经济基础与观念和体制之间的矛盾。
综上可见，之所以称历史学家小组的“阶级斗争”观念是一个替代性的理论，是因为它并非矫枉过正的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是尝试提供一个更为合理、更为全面的历史理论，即“相对开放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在这种观念指引下的研究对象，不会是局限于经济决定论之下的阶级斗争，而是包括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的阶级斗争，是在一种总体性的考察中进行的历史分析。因而，历史学家小组的工作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历史理论方面其实都已蕴藏了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这类工作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使得“对阶级斗争的关注使强调意识、经验、观念和文化成为可能;它放大了历史形成过程中人类动力的作用;并且通过把历史结局看成由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共同塑造，它逃避了决定论束缚”[41]。对于后来的新左派的兴起和文化论争的出现而言，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虽然尚未很好地解决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但却为“文化”的进入提供了条件，并且这里的“文化”是与“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唯物主义”和“葛兰西转向”等等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就此而言，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在自身的努力当中已经为自己铺设了一条向新的时期过渡的桥梁，这种过渡或许不像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那样集中而显豁，却也同样重要，且同样蕴含着相当的爆发力。
注释：
[1][2][3][4][7][8][9][10][11][12][13][14][15][16][30][32][33][35][36][37][40][41] [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章、第13、12—15、12、20、21、21、22、12、28—31、37—38、38、36、36、14—15、26、8、40—41、41、41、38、41页。
[5]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6] [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17] 关于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生平、著作和评介，可参见[英]弗兰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Francis Mulhern，“The Marxist Aesthetics of Christopher Caudwell”，New Left Review，85，May/June 1974，pp.37-58;陆建德：《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译序》，载《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上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曹成竹：《考德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传统的奠基人》，载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2卷第1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75页。关于考德威尔论争，可参见E.P.Thompson，“Christopher Caudwell”，in Making History：Writings on History and Culture，New York：The New Press，1994，pp.78-140.
[18]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19] 曹成竹：《考德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传统的奠基人》，载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2卷第1期。
[20] [英]弗兰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第10页。
[21] E.P.Thompson，“Christopher Caudwell”，in Making History：Writings on History and Culture，New York：The New Press，1994，pp.80-81.
[22] [美]雷纳·韦勒克：《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23] Terry Eagleton，“Raymond Williams：an Appraisal”，New Left Review，95，January/February 1976.
[24] Francis Mulhern，“The Marxist Aesthetics of Christopher Caudwell”，New Left Review，85，May/June 1974.
[25][26][27][28][29][31] E.P.Thompson，“Christopher Caudwell”，Making History：Writings on History and Culture，New York：The New Press，1994，p.81，pp.81-82，p.82，p.82，p.84,p.81.
[34][39] 张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2页。
(：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