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 编译
人权的整体不是不变的，也不能一劳永逸地建立，而是具有一种历史的规模和特点，因此通过时间会发生变化和观念、诠释和实施的更新。这样它反映觉悟的程度和在一定的时期达成的共识，围绕社会正义的理想对问题和具体的历史情况做出回答。在这个意义上一代又一代的人权不仅成为新的公认的权利，而且成为历史的阶段，以直到当时公认的方式接受、解释和实施权利。比如在谈到在第一代权利中包括了政治权利的事实，这是确实的，如普遍的选举不仅是男人的权利，也是妇女的权利，直到进入20世纪这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还没有被承认。
但是，现在这里提出的主要问题：面对资本主义和它的危机人权能够实现吗?更明确地说，上述权利与当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是相容的吗?
几代人的人权
习惯的说法是第一代的权利是指公民的和政治的权利，或自由的权利，主要是由于这种性质在最初所要求的人权宣言中当时也被称为“自然的权利”。那是面对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而要求的权利。这样，比如开始和部分承认宗教信仰的自由，这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结束以宗教作为借口进行的战争是决定性的开端。但是，在实质上隐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面对阻碍对自由贸易的要求，当时四分五裂和半封建的政权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它强调私人所有制是“神圣的”权利。
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上述权利特别要求公共权力不要参与，但是更多的思考让人看到这种“不参与”是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谎言之一，他们的目的是使资产阶级推动的经济制度合法化，也就是说，他们将资本主义说成是“民主”和“法制国家”。这样，资本主义的制度开始在欧洲和美洲逐步占统治地位，同时被冠以“现代特色”。按照他们更民主的说法，公民的权利和政治的权利与公共的和私人的权力不是对立的，以及与其他人的权利也不是对立的，他们的目的是让人尊重每个部分个人的自主权。
相反，第二代的权利明确要求公共权力的参与，目的是个人特别是更贫穷和处在不利地位的人能够实现他们的权利，因为仅靠他们自己缺乏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资金。这被称为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权利，或者说平等的权利，这是在漫长的19和20世纪出现的，受到面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强加的艰难的劳动条件工人斗争的推动。它在法律条文开始具体化时可以看到，比如它成为法国1848年革命的动因，或是19世纪末在德国一些确定的社会保险被承认。但是，20世纪初苏联和墨西哥的革命对这些权利在不同的宪法中和不同国家的司法安排中开始被承认是决定性的事件。
另一方面，第三代的人权也是在认识到和动员起来争取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更多的福利之后才出现的，同样是为了加强和平共处。这涉及到面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人民)的自决权; 反对战争的对和平的权利要求;为了所有人的发展反对贫困的权利;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面对极端严重的形势(灾害、战争冲突等)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面对我们的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以及人类的自然的和历史的共同的应当保护的财富受到破坏时对健康的环境的权利。人们常说第三代的权利强调必要的团结或兄弟情谊，这是人们之间为了尊重和保卫价值和愿望应当存在的，被认为对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也就是说是普遍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看法是，上面指出的不同代的人权特有的特点，也就是说第一代的权利(民众的和政治的权利)的相互矛盾，第二代人权(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权利)的强制性，第三代人权休戚相关性汇合在三个代。也就是说，所有的人权是相互矛盾的，有强制性的和为了实现人权需要团结与合作。这样，第一代人权最新奇的事情不仅是引入新的权利，而且也引入新的理解、解释和实施的方式，不论是新的权利或是传统的权利。比如，第一代的民事的和政治的权利要求不应当以个人主义和和排他主义的方式去解释和实施，如同古典的自由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提出的那样，而且应当与第二代的权利(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权利)以及第三代的权利(自决权，和平权，发展权、健康的环境的权利和人类共同财富的权利)共存。
出于这个原因，公民的和政治的权利需要不仅仅是公共权力的“参与”，只有那些拥有足够的资源去自己利用那些权利的个人能够实现权利，也需要公共权力在个人缺乏这些资金的情况下的参与。比如行使司法监护权的情况日益明显，只有那些拥有更多特权的人通过越来越专业化和高成本的咨询以更有效的方式利用它。在“职业律师”或“司法的成本”的领域法律的规定是明显不足的。为此所拨付的预算资金更是不足。此外，对这种情况出现法官的缺乏。其结果是当有人有过多的理由求助司法部门时，在许多情况下因为缺乏资金而不能去做，相反，那些有更多特权的人不论有没有原因都没有疑问地去干。
另一方面，为了要求和利用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权利，必须行使一定的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这包括在公民的权利和政治的权利之中，比如思想、舆论、议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等，这意味着公共的权利应当放弃阻止行使这些权利，尽管要求公共权力介入时是为了其他的人或团体不要阻止行使这些权利。个人和团体组成一个共同体，应当根据每一方面的能力和资金做出团结一致的贡献，目的是建立一些有足够的手段和资金公共权力，以便对所有的人以公平的方式有效地行使人权。
自由、平等和团结是相互交叉而又互相独立的观念，这样不能理解为能孤立地实现它们当中一任何一项，也就是说，不考虑到其他的权利。试图得到相反的东西，也就是说，以对抗的方式诠释权利中的一项与其他的权利的关系(如自由反对平等和团结)成为自由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关于权利的理论的特点之一。这样，在一个有特权的少数宣扬个人自由的优点，主要是没有限制地发财致富的同时，人类的另一部分，人数要多得多，却缺乏为了有尊严的生活的起码的东西。在这里提出每一代人权的特点作为所有的人权自己的特点的是合适的。
当前资本主义的危机
从资本主义历史的开端起在资本积累的进程中就伴随着周期性复发的和痉挛的危机，向来就折射出在最不利的和无力自卫的居民中产生的最坏的后果：罢工和劳工的不稳定，增加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贫困等等。当前在富国尖锐的危机不是一种例外，已经表明可以预见的后果，但是被疏忽而无视的是银行和私营跨国公司过分的金融投机，它们与许多国家的和政府的领导人一起，通过征收它们认为“过时的”公共部门的大量资金再次避免了自己的停滞不前，不承认已经采取的支持私人部门的措施的失败，继续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标志—管理作为一种观念强加于人。这样，它们确保继续在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
这种危机以金融界为中心，在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领域引起反响。完全影响到资本主义宗主国统治力量的核心，世界经济制度拥有霸权的团体就在这些力量之中。实际上，这涉及一场金融危机，它的原因与占统治地位的投机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富国的大银行和跨国公司从事投机活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标志之一是为其提供便利，也就是说允许资本流动的自由，随之实现经济的“金融化”。这样，流通中的资本没有节制的增加绝对不是为了适应现实的经济或生产性的经济。
说到第三世界贫穷的国家，上述资本流动的自由有利于所有类型的准备逃离“高风险的”国家(也就是说最贫穷的国家)的投机资本，逃离与它进入时同样的快速，只要有最起码的“报警”信号，使最穷的人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这发生在90年代当时被称为“亚洲小虎”的国家和地区(泰国、印度尼西亚、台湾、韩国等)它们作为经济增长的模式受到宗主国的赞扬，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成功的“试验品”。那场危机与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类似的危机同时发生，在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则表现为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消极与合谋。
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周期性重复发生的危机定期出现，这是没有疑问的。现在轮到了“宗主国”。被“金融化的”私人资本从它的本性来说，倾向于在最短的期限内争取最多的利润，保障它获得的利润汇回它的来源国，而不是在它获得上述利润的地方进行再投资。不可思议的是，那些主张削减社会支出和减少公共权力的干预以便重新进行分配的人现在他们的口袋里塞满了公共的资金，这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做出的决定，这些领导人再次屈从于那些实际上将他们推上现在的岗位的人。如果他们自己实施曾大力推动、银行和跨国公司推崇的“管理的”准则，那很简单，他们就会因为“没有资格”而完全消失。
总之，当前的力量对比使得最富和最有权势的人不仅让那些过错更少的人为这场危机买单，而且这场危机可以作为他们加速和深化新自由主义的反改革的借口。这种反改革的基本点在于减少和逐步消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有凯恩斯式的重新分配的经济政策而实现的福利状况、进展和社会权利，尽管这些总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贸易和消费。
对此还要补充的是，陪伴它的必不可少的军事成分，这使得现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或世界化(新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一个强大的军事工业向军队经常不断地提供“营养”，军队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发动战争，这既是因为军事工业是赚大钱的交易之一，也因为这是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及其帝国的和殖民主义的衍生品强加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民、无视他们的主权意志的方式。事实上，美国的“国防”预算、统治当前的世界的军事实力对其他国家拥有巨大的优势，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的推动者，是世界上主要的军事干涉者，美国的军费从2000年的3000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7000亿美元，2012年仍保持这一数字，尽管在这个国家存在经济危机。与此同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活动费用从2005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三倍。
结论
在当前的世界上要求经济政策能够为所有的人实现所有的人权是合适的，特别是为了那些更加脆弱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这就要求更加民主的、有选择的和能够对付庞大的“最生硬的”官僚机构的组织方式和联系方式，这种官僚机构集中在企业界、工会、政党和媒体中，它们在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行使霸权，从其整体来说，屈从于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也就是说，这涉及从基层促进社会的动员，目的是创造允许推动有别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它的衍生品的可选择的政策，以及加强民主的、多元的、不同的和有选择的组织，它们有别于瘫痪的和服从于资本的官僚机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4期，摘译自2012年12月10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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