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监察御史杨爵，看到嘉靖皇帝即位不久就耽于享乐，不见当初励精图治的雄心，就大胆进谏。结果，皇帝勃然大怒，将杨爵逮捕入狱，打得“血肉狼藉”。毛泽东读到《明史·杨爵传》中的这个地方，重重地批了“靡不有初”4个字。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和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何等吻合：“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
“精神也渐渐放下了”一语，道出了革命意志衰退，实乃享乐主义的根源所在。
历史是最有力的证明。从纵欲横行的古罗马帝国到苏共的豪奢，从“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南唐后主到“岂宜重问后庭花”的陈后主，从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到国民党在大陆的溃不成军，无不演绎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悲歌。
尽管毛泽东曾自信地说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但是他心中的那根弦一直没有放松。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两个务必”和值得注意的“四种情绪”：“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从“四种情绪”到“四种考验”“四大危险”“四风”问题，鲜明地体现出一个政党深刻的忧患和自警意识。
今天，形形色色的诱惑冲击着意志的堤坝，稍不留神就可能一溃千里。陈毅元帅在诗中写道：“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他不否认权力、地位、美色、赞誉等“糖衣炮弹”的诱惑力，但他的结论绝不含糊，那就是“来自人民莫作恶”。
朱德元帅被誉为“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踔厉坚行，一生尚俭，“朴素浑如田舍翁”，主要在于“信仰”二字。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看来，朱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随时忘掉身边的艰难困苦而乐观向前，总能用坚定的信仰、高远的情怀点燃将士理想，照亮前进征程。
永葆创业年代的那股劲、那种革命意志，我们才能走得更远。一位台湾作家说，自己在写新中国“两弹一星”史话时，常常老泪纵横。尤其是在写到氢弹成功爆炸后，邓稼先、于敏这些大科学家们，到一家小饭馆，每人要一碗2毛钱的肉丝面，算是庆功宴会，这位作家失声痛哭。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抗拒诱惑吧，那样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做出崇高的事情来。”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在诱惑面前败下阵来。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长征前夕，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发布的报告中称：“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6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并一连列举了“十个没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等等。
在业已拉开帷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党能否像筚路蓝缕的创业时期那样为民、务实、清廉，能否有底气、有信心去赢取像“空前的”“最进步”之类的赞誉?
让我们一起来回答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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