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如果从管理角度切入，会非常富有启示意义。从革命到建设年代，毛泽东所面对的首要事项，都是着眼于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力物力资源以支持革命和工业化事业的快速推进，这是经典的管理学事务。从管理角度看毛泽东思想，就不需要追问其思想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甚至，管理者除非进入现场，事先不可能进行决策和判断，他总是在遭遇到问题之后才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解决方案的正确与否仍然需要实践的检验。从管理看，毛泽东的思想在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决议中间已经完全成熟了，此后毕生没有变化，所修改的部分只是适应不同的内外部环境，引入不同的因应措施。
毛泽东的管理思想有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两个方面的认识：战略层面上的认识，体现为对中国社会的一个结构性判断，这一判断是社会学性质的――社会分化程度和阶级利益的兼容性如何;战术层面的认识，则联系着管理的操作方法，体现为弱势群体的竞争方略――在有形实力不足的条件下如何生存和发展。他从战略层面的认识提炼出来的、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两个基本判断，得出了毛泽东思想中间两个最基本的结论：解放前的“纸老虎”和建国后的“走资派”;这两个基本结论都联系着对中国精英阶层的权力优势和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基本利益诉求的不兼容态度的判断。
作为管理者，总是要没完没了地纠正那些偏离整体目标的行为，这些偏离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中间都大量存在，相比较而言，毛泽东更注重纠正管理层内部的偏差，他说治国就是治吏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把社会监督和管理成本的大部分针对精英阶层。这本质上反应了毛泽东对于中国精英阶层的基本判断，同时也是他在政治上格外强调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并把这一领导权的落实作为对精英阶层“狭隘利益”进行纠偏的唯一依靠力量。他终生肯定群众是对上层偏离共同利益行为的唯一矫正力量，目的是凭借平民阶层的力量去破除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间他就主张吸纳工农分子进红军以冲淡“游民成分”和“俘虏成分”，主张地方政权和群众从外部批评红军官员，以实现政治上的矫正。而且，他毕生反对管理者把眼光局限于直接的管理目标，反对单纯一味地强化自上而下的控制权，通过建立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反向作用于上级，这与通常的管理理论强调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强调由管理层负责监督和纠偏的内部机制有别。
在毛泽东看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都需要矫正。对于被管理者而言，矫正主要是“技术性”的，目的是通过教育之后把被管理者看问题的视野提升至共同利益水平;而对于管理者是矫正，则主要是政政治性的，目的是破除管理层向更高的狭隘利益水平前进并压低至共同利益(涵盖利益)水平。
一、毛泽东的管理视野
把毛泽东作为管理者看待，就西方今天的学科分割现状看，需要作一个颠倒。在毛泽东那里，管理的层次是最宏观的，而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反而降低为管理的一个方面，而西方的管理学对象在于一个微观机构内部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展开，政治学等都是覆盖整个社会(国家)的宏观层次上。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西方已有的学术积累都可以运用，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经过社会分层的分析，可以达到个人政治态度(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追求)的不同。综合运用这三个学科的逻辑，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核心都可以直接推导出来：精英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得到更多的权力和利益，所以知识精英(“反动学术权威”)和权力精英(“走资派“)天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依靠力量。从西方三个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的一般前提出发，可以直接推导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其上层(包括官僚精英和知识精英)倾向于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得到更多利益和权力。
从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出发，西方社会科学中间的经验性积累都可以进行对照运用，关键条件是必须破除学科的壁垒，把三个最主要的学科打通，这样的综合过程所得出的结论是革命性的。从毛泽东那里，存在着沟通东西方原本被认作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学术的可能桥梁。也正是如此，毛泽东及其管理思想有着很强的“社会学”特性。
二、毛主义管理模式的定型――红军在特定环境中间的适应性调整
毛主义管理模式的形成和定型，是秋收起义失败后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发展出来的，这体现在三个重大步骤之中：三湾改编、三大任务和红军纪律。
1、 三湾改编的丰富内涵
“三湾改编”的丰富内涵，在官方的毛学家那里得不到全面的呈现。根据陈士蕖的回忆，在上井冈山的行军路上，“从对战士的广泛接触中，毛泽东察觉到，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不但士气高，而且能够有效地监督干部，部队面貌就不一样。毛泽东当时指示，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陈士蕖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 3页)很快毛泽东就作出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决策，并且加快了发展和培训新党员的步伐。官方的毛学家们，往往把支部建在连上解释为“党的绝对领导”，这是极端狭隘甚至是错误的，实际上人世间现存的一切管理系统中间，军队的管理系统是控制得最为严密的，不存在需要“跌床架屋”的重复权力设置来继续强化控制系统的必要。而且一般的管理都是忌讳政出多门和多头领导，如果建立党组织仅仅意味着在行政系统之外的又一套控制系统，显然对管理有效性而言是负面的。
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出发，能够更好地理解“支部建在连上”的管理价值。象“干革命”这样的事情，是典型的集体行动，如果革命成功了，无论个人是否在革命中间作出贡献，都将获得革命带来的好处，因此，许多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的人，都有选择“搭便车”的强烈冲动，结果带来一种集体行动的困境：没有人愿意为争取集体利益而承担成本和付出努力。后来的研究表明，只要有3%的人士勇于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就会改变整个的氛围。毛泽东在战士中间寻找有觉悟的积极分子，把他们发展为新的党员并组成党小组，优先进行政治学习和政策培训工作。结果，这个基层的积极分子团体是最积极承担斗争成本(当时党小组是秘密的)，在行军作战中间处处表现出优先承担成本的积极性，处处表现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的战斗品格，这就会在无形中间改变整个连队的气氛，普通战士也受到他们的感召从而改变对于集体行动的消极态度(消除“雇佣”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支部建在连上，与曾经让人们烂熟于心的一个说法“战斗堡垒”更为贴近。有了这些战斗堡垒之后，就会从根本上改变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中间的气氛，使人们不再局限于一己私利，而是勇于承担创造新社会新国家的斗争成本，哪怕是流血牺牲，从而提高整体的努力水平。
在三湾改编的同时，毛泽东同时还主张在团营连三级成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官长的不良作风，纠正官长的错误，作为开展反向批评的制度支撑，甚至，朱德都曾经因为1928年的“八月失败”而受到士兵会的严厉批评。在毛泽东看来，破坏纪律和制度威信的往往先是那些老爷们，因此，也需要进行批评，除了管理层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外，士兵会作为一个外在的监督制度，始终要发挥作用。这就一改通常管理体系的“单向命令流动”的僵化方式，从而把管理和监督管理者的成本向下分担。并且，在士兵会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坚持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这在另外一个方面不仅导致权力分配的相对均衡造就一种“扁平化结构”，而且会有效地削减雇佣意识同时强化共同体意识。建国后，下级无法有效地监督上级，对于当权派的监督成本无法向下分担，是毛泽东毕生的忧患所在，他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时候，还把士兵会作为井冈山时期三大精神支柱之一。
三湾改编之后成立的“连级支部”，实际上成为红军内部管理培训的第一重点――有限的培训资源先集中分配给可能最快产生成果的积极分子，然后，经由积极分子的言行去影响周围的人。把目光从单纯的行军打仗转移开，有助于军官和战士的思维“政治化”，并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全面的知识积累。党小组的经常性的学习和讨论，乃至日常进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造就了一种把经验相互交流，缺点相互监督，同时把认识和技术局限相互弥补的经验积累态势，加速了学习过程和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进度。民间谚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在军队内部的军事民主中间，曾经发展出“诸葛亮会”这种方式，很典型地体现出集思广益的特点，结果在指挥系统内部，相当于是建设了“千手千眼”的思考阵列。
2、 三大任务的提出
在砻市的河滩上，毛泽东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宣传并组织群众帮助建立地方政权。这实际上把管理的全局视野，强行加在每一个战士的头脑里，使得每一个革命者都关注和参与思考革命队伍的生存和壮大过程，关注红军生存和发展的军事和政治方面，毛泽东后来曾经总结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培养全面人才的方法。再后来，毛泽东把这一思想发展为“政治挂帅”，以政治统帅军事，最终归结为一个形象的说法“党指挥抢”。建国后的政权设置方面，很容易让人产生混淆的理解，以为军权必须掌握在党委手里，变成一个空洞无物的科层权力划分问题。
有一次，部队在酃县中村住下后，他同酃县党的负责人周里等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当周里说到由于没有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政权一直不稳定的问题时，毛泽东当即指出：政权建设和地方武装的发展不能分开，有了政权，没有坚强的地方武装，政权就立不住脚。他对周里说：你不能总是跟着我们打游击吧，土地革命就是要发动农民，你要找那些满身是泥巴、满脚是牛屎的人交朋友，把他们武装起来，你就有靠山了!(陈士蕖回忆录34)
3、 军纪要求的背后是军民关系的建设
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为了阻击敌人，掩护接应从湘南撤退的部队，从酃县中村进入桂东。三月三十日到达桂东沙田。同时，指示我们二团向资兴方向前进。当毛泽东同志率队进入沙田村时，由于受反动宣传，群众纷纷逃避。于是，在沙田万寿宫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干部会议，决定组织宣传队深入沙田一带进行调查研究和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工农革命军为工农谋利益的革命宗旨，号召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四月三日毛泽东同志在沙田坪老虎冲大田的集会上，向工农革命军逐条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何长工回忆录，137)
在战争期间，由于敌人的强大，所施加的生存压力，大体而言，在革命军队内部强化了共同体信念，每一个战士和军官的安全，都取决于整体事业的进展、革命力量的壮大。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排除乃至取消个人利益的种种小算盘，斯诺在延安访问红军将士的时候，就惊奇地发现很多人在加入红军之后，思想意识里面只剩下了“我们”没有了“我”，很清晰地记得我们某月某日在哪里干了什么，对于自己的个人行为都失去了记忆。
整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安全态势，使得毛主义管理模式的运行，没有遭遇特别大的困难，这是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的主要区别，建国后毛泽东和对立面争论的升级就是与外在压力消失后内部分化程度加深有关的。即便是战争年代，对于管理上层而言，毛主义管理模式还是受到他们的相当自觉的抵制，这集中体现在古田会议之前的争论中间，这个争论实际上预示了毛主义管理模式与管理层独立利益和视野的冲突，从而在较小的程度上预言了建国后的党内严重分歧。
毛泽东1929年为古田会议起草了决议，其中第一部分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篇文章中间，已经出现了毛主义管理模式的结构性视野，此后毛泽东借以认识人类社会的视野就趋于定型了，毕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在战争年代，“党指挥抢”的内涵却丰富得多，这意味着军队不能只是消极打仗的工具，军事指挥员也不能单纯地把眼光盯在杀敌制胜方面，而是要在宣传、组织群众，特别是在开展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多投入精力。毛主义管理方法走出了“手段和目的”的简单直接对应这一狭隘的观察视野，要求从根本处着手解决问题，以关系建设为起手处，而把最直接的管理目标放在第二位上，优先关注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军队内部的上下级关系调整，最终造成一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上下同欲”的态势，然后把军事和战争胜利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来看待，毛主义管理模式要求管理者在直接的管理目标之外，优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提高无形力量的着手去提升竞争力量，在力量对比优势的基础上去自然地取得胜利;这一从“关系建设”着手追究无形力量提升的过程，被作为比追求直接的管理目标――战争胜利――更优先的目标。和平年代似乎仅仅对应着一个权力划分问题的“党指挥抢”，在战争年代却蕴含着要求军事指挥员把目光，从直接目标上转移开，关注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于“单纯军事观点”的批评，并配合了对军队内部指挥结构的再造。
毛主义的管理模式中间，在认识上区分了两个不同的层次，核心层次联系着社会分化的结构性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布不均衡以及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不响应;在政策和策略层次，则建基于一个特定的敌强我弱的局势(力量对比)，由此设计了相应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方式和运用方式，也就是一系列的战略战术。最后，他从核心认识的结构性部分提炼出矛盾和对抗的理论，他关于力量对比的判断落实为统一战线策略。
在毛泽东看来，一个社会的运作总是从属于一个管理系统――总是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相互作用。在管理系统内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有所不足的，从描述性措辞看这两者的不足有一致性――都可以归结为“非无产阶级思想”或者“个人主义”，被管理者的个人主义表现为对于管理目标(这在毛泽东那里是被视为阶级利益的具体化)的冷漠――通常表现为“雇佣思想”，而管理者的表现则是强烈要求降低管理的投入水平，把视野局限在单纯军事方面。
三、毛主义管理模式的砥砺和初步形成――古田会议决议
毛泽东思想向管理的转化过程，在战略结构方面，是一个对于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性质判断――对抗性矛盾，这个对抗性矛盾就经济内涵进行表述就是：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包括帝、官、封三个组成部分)不能够兼容被统治阶级的生存利益，因此，被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生存福利的获得，不得不奋起反抗帝官封的联合压迫和剥削。
这个认识的反面，则在建国后表现得很明显，中国为了避免激烈的阶级冲突和对抗，从而保留一种可以管理的状态，必须要求精英阶层不走极端，兼容平民阶层的生存利益，维护他们的基本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
换言之，战略结构判断的结论是只能是否定特权和分化营造一个扁平化结构来通过提升认同来解决中国的管理问题，这是他毕生重视革命时代的管理经验和注重“关系-结构”的原因。这一努力方向，向下延伸到战术层面和操作层面，毛泽东毕生注重发扬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注重缩短官民之间的距离，要求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在这个方面，也有结构性认识的体现，因为旧的统治阶级不兼容民众的生存利益，所以民众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进行反抗的要求是天然存在的，共产党人作为革命者的领导集团，就是启发群众的觉悟，让他们看到自身的痛苦来自何方，有什么方法可以摆脱苦难，未来前进的空间有多大，只要是群众认识到了这些，那么他们就能够坚定不移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而付出前赴后继的努力，共产党人的组织作用就在于把这些努力系统化和长期化，以服务于一个确定的解放目标。要农民为这一目标努力，不仅要他们看到自己解放的利益空间，而且要他们相信自己的解放情景(毕竟没有人愿意为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献身)，所以，在认识到自身的利益还不够，还要求他们能够相信自己确实能够得到这些利益。
毛主义管理模式的核心是一个为多数人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与旧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换言之，只要是旧的统治阶级还保留他们的统治地位，多数人的利益就无法实现。在管理上，这就转化为一个统治阶级能否完成其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的问题。毛泽东认定，旧的统治阶级受到其阶级利益和本能的局限，无法回应被统治阶级的生存利益诉求，因此他们必须被推翻。只要平民阶层自己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导权之后，才可能实现满足被统治阶级生存需要的潜在利益。
由于毛主义管理模式肯定的是一个多数人自身的整体利益目标，因此，在控制技术不足和控制权作用很有限的革命时代，可以指望农民群众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认同革命的目标，从而使得管理系统的技术性要求下降到最低限度。他在井冈山时期和建国后合作化时期主张的干部和党员选拔标准，都明显地服务于共产党官员文化和经验不足的现实，反对科层分化和正规化的过分扩张。在不反对组织惯例提炼和推广的同时，有意识地保留管理系统上下左右的沟通和互动的开放性、降低僵硬性。
从管理的战略结构认识中间，毛泽东从旧的统治阶级无法回应平民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出发，作出乐了一个重大的判断：在第三世界的精英阶层(统治阶级)天然地要脱离大多数人的利益，精英阶层天然地服务于自己的狭隘利益并长期地、结构性地偏离涵盖利益，无法承担社会管理职能。慈禧太后和蒋政权都表现为“对外投降、对内镇压”――都体现为把国内阶级矛盾放在民族矛盾之先，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代表整个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他们有的只是狭隘的统治利益。从这一判断出发，毛泽东格外强调“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从这一领导权出发，民主主义革命也只能是“新”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平民阶层手里。
与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紧密相关，毛泽东出来不信赖共产党管理层的自我纠偏机制，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间，他就主张要地方政权和群众来从“外部”批评红军这么一种纠偏机制。在三湾改编之后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实际上也是从基础出发对管理层进行纠偏和监督的。这是在革命队伍内部行使“平民阶层政治领导权”的方式。从管理角度出发，士兵委员会和地方对于军队的批评，都是把监督成本转嫁给下层;目的是为了避免管理层自发走向“狭隘利益”，是为了保证管理层处在“涵盖利益”附近而支付的成本。这一批评还是内部的“小民主性质”，不是对敌的“大民主方式”。
四、毛主义管理模式的特色和难题――扁平化结构及其反对者
1965年8月他在回答马尔罗如何启发农民勇敢作战并获得胜利的原因时，毛泽东回答说：“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毛泽东同马尔罗谈话记录，1965年8月3日。)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井冈山的斗争)
“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井冈山的斗争)
从这个简单的叙述中间，可以把握到毛主义管理模式的核心线索：营造一个权力和利益分配相对均衡的“扁平化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间，就能够激发被管理者更高水平的努力，而且还可以降低管理系统的正规化弊端，把管理和监督成本适当地向下分摊。
毛泽东在建国后的系列管理要求，干部参加劳动等等，都是要造就一个分化程度低下(所谓“缩小三大差别”)的共同体社会，取得被管理者的高度认同，在较少运用控制权的前提下，在降低管理者的素质要求的前提下，通过提升民众的自主努力水平，以取得更好的管理成效。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诸人的分歧所在，也是他与韦伯的不同之处，韦伯更强调专业化分工和非人格化的控制，毛泽东反过来强调群众化的参与、甚至连军队和公检法等国家机构都要民办，这是一般的管理者视野所不及的地方。毛泽东的高度自信，来自战争期间的残酷竞争的检验，共产党军队的管理者大都来自文化水平和管理经验不足的底层，但是因为比国民党军队更好地做到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从而达到了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在有形实力(经济、技术兵器包括军队数量等方面)远远不如国民党的情况下最终胜出。
从毛泽东和党内同志的分歧看，毛泽东要求的管理模式最大特点是取消管理者的特权地位和待遇，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更为平均地分配物质利益和权力(就是他所坚持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从而造就一个人为地抑制自发的社会分化机制的“扁平化结构”，所以不为官僚精英所赞成。毛泽东管理视野的核心是“社会学”的――首在抑制社会分化。这个巨大的分歧在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毛主义管理模式最终能够在共产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为多数人所接受，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军对于共产党及其军队所强加的生存危机，在每一次严重的生存危机过后，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普及率才有所提高。所以毛泽东说他自己的著作是“鲜血写成的”，实际上他是很有远见的人，他写成的著作在牺牲付出之前就完成了，但是他的思想普及的条件才真正是由鲜血和牺牲造就的。由于毛泽东的管理模式在党内高层不受欢迎，在建国后失去外在的生存危机之后，背离毛泽东的路线就成为官僚精英中间一个潮流，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思想或者他的管理模式的普及条件的苛刻性，早已预见了一九八一年的六一七决议。
其实，否定干部特权以营造更高的认同水平，以此降低对于管理者本身的素质要求，同时以低成本、广覆盖的管理系统去联系全体民众的有组织努力，才是共产党政权的强项。这一动员的成就，既不是因为共产党格外强大有效地实施了对多数人的强制，也不是共产党官员合理地找出了计划经济的最合理配比关系从而更有效地运用了资源，而是共产党政权以否定与特权相联系的剩余索取权，而争取到了绝大多数民众的高度认同。
毛式管理是对于战争年代的管理经验的总结和继续，所以毛严厉地把对立面谴责为背叛革命路线。
如果把建国后的共产党政权作为一个管理系统看待，拿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相比的话，在管理上他们分别看着非常不同的管理层面，刘少奇等人注重“资源分配--有效控制”方面，这是计划经济时期与政府配置资源更为直接的视角，这一视角与西方的管理学可以直接对应，所以许多人把刘少奇等人作为“务实派”来看待，因为他们响应了更多的直接属于管理学的课题。这是以管理者的目光和视野，与西方常规管理学的相似性作为标准，来分析问题而得出的结论。
而毛泽东则毕生注重“关系--结构”--他实际上认定管理的最高水平只能体现为一个“扁平化结构”(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相对均衡、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距离接近、双方具有共同目标和利益)的共同体内部，这本质上很接近于《礼记-礼运篇》中间描述的那个“大同模型”--本质上儒家的管理视野和毛泽东高度一致：都认定分化严重的社会是不可管理的，所以管理的基础首先在于“认同”而不在于“控制”，而高认同水平只能在低分化的社会实现。和党史国史研究中间过分渲染毛泽东的“空想”不同，毛泽东很少反对刘少奇等人的“务实”努力，也支持他们寻求资源合理配置的努力，但是反对他们完全不响应管理的战略层面(或者称为“政治层面”)，完全陷入事务主义，把一切努力都服从于眼前目标和问题。
后来邓力群和胡乔木等人都格外强调资源配置方面和控制，强调大工业离不开权威，强调计划经济中间的配比关系，恩格斯在《论权威》中间的这句话“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被他们不厌其烦地成百次引用，目的在于说明管理者的地位和控制权何等必要和不可超越。诚然，工业生产中间包括全国性的计划经济内部，确实有一种关于人力物力资源的配比关系，作为管理者要需要发现并利用这一配比关系来指导经济建设，但是，这并非管理的全部内容，而且，正是在他们所强调的这个方面，由于管理经验和文化水平的限制，成为共产党管理方面的“短腿”，第一代领导人直到最后推出政治舞台，都未能就资源分配和控制层面的管理经验积累，提炼出有价值的配比关系和组织惯例。所以，把管理视野限定为刘少奇视野，确实共产党的成就不值一提，主流知识精英可以轻而易举低否定共产党的全部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在强调“关系――结构”的优先性的同时，没有否定“资源分配――有效控制”的必要性，只是反对把后一视野扩张为全局从而为管理者集中控制权服务。反过来，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在非毛化时期绝对强调“权威”，实际上是否定了毛主义管理模式的基本问题意识。如果以此去推论共产党高层的早期争论，可以认定是毛泽东的对立面而不是毛泽东采取了争论中间的“攻势”，这从1956年的“反冒进社论”就可以看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薄一波等人以压缩投资数量为由否定“四十条纲要”，毛泽东在进行反批评时，并没有否定他们进行调整“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的必要性。攻势总是与自认为绝对真理在握的膨胀心态密切相关。
五、对毛主义管理模式的第一次检验――反围剿时期的争论
马克·塞尔登说：“中共曾经经历过三次灭顶之灾。而每一次大灾难都促使它改弦更张、东山再起。也是在这三次大灾难之中，毛泽东身历残酷的党内斗争而逐步成为新的舵手。(P173)”因为毛主义管理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降低管理者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往往为管理层所排斥，毛主义管理模式实际上就是通过这样的残酷检验过程，而为全党所接受的。毛泽东说自己的著作是血写的，是付出了牺牲作为代价的，我们看到毛泽东见微知著、看问题很具有前瞻性，他确立了管理模式的全部规则之时，还是在共产党经历重大挫折之先。但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智慧的结晶”――为共产党管理层所服膺运用，则确实是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失败之后。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不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源泉，但确实毛泽东思想的普及条件。
六、抗战期间对毛主义管理模式的再次检验――延安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人无法在日本侵略军的优势之下，维持其政权，这其实也是所有正规化管理的盲点。但是，八路军对于侵略军的劣势更为明显，但是共产党人却能够逆向渗透到华北，甚至就在日本侵略军的炮楼底下，建立起“两面政权”。人们通常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国家政权是依靠军队警察等等镇压机器作为支撑，才能建立起来并运作下去的。但是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建设政权的成就，超越了这一“常规管理困境”。被超越这个常规管理的困境，实际上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而国民党政权无法面对常规管理困境，实际上也注定了他们战后败亡的命运。马克·塞尔登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农村计划的对比突出了前者的失败，他们未能从外国入侵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激情中得到利益。国民党作为中央政府权力的发挥者，的确在抗战初期获得上层人物的民族主义支持。然而，同一个国民党呼吁团结抗日，对农民却不发生作用。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应该看成是第三世界的普遍性问题，以实例显示由“军事现代化人员”或其他上层人物团体转变农民社会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受到训练、经验和人们视野的影响。这种失败来自基本的结构障碍，即其固有的社会构成和政治权力基础。因为坚定地认可地主霸权，国民党证明不能领导一个广泛的运动抵挡日本的进攻，不能提供抵抗的基地。国民党没有什么东西给农民。(P154)
扁平化结构在战争期间的实践，迈斯纳是这样来概括的：“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大概都不会想到、在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村的革命力量会组织起来包围和制服不革命的城市，而城市工人阶级只是消极地等待着农民革命军队来解放自己。然而，在延安时代最不正统的革命战略的运用过程中，却产生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奇妙地一致的社会理想和实践。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延安实践，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进行社全主义改造的步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步骤是实现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一更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首要的和基本的步骤。后来，毛泽东主义也正是这样来赞扬和评价延安传统的。延安时代要求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参加生产劳动，这对于在中国传统上特别明显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至少是象征性的一击，它同时证明了，毛泽东主义决心要消除这种分离。为推行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方针而开展的‘精兵简政’运动、群众参政运动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想的序幕，但仍然反映了他们对缩小国家和社会之间裂痕的强烈关注。而毛泽东主义关于延安游击队的领导人从理论上说应是能够从事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多面手的观点，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人的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在革命斗争本身的进程中，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比20世纪其他任何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更多地产生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价值观念。P67-68”
马克·塞尔登则看到：“在1942年和1943年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中，形成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新观念。这种理想中的人，超越了专业与地位的界限，集劳动者、领袖、战士和学生于一身。这些品质体现在地方积极分子身上。他们不仅在本村或本厂创造和传播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而且在抗战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还在‘业余时间’从事自学和教育别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就这样被缩小了。在战争和生产中，共同的斗争使整个社区拧成一股绳，那些劳动英雄或杰出积极分子成为连结乡村和上层领导的纽带，在促进社区团结的同时也改造着乡村生活。”“延安时期的一大创造，是发现了将广大民众参与的抗战活动与广泛的乡村改造运动紧密连结起来的具体方法。在人民战争中，社区的集体行动深入每个村庄，以至于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这样的运动呼唤新的领导方法，这体现在群众路线的理论中。在抗战的后期，群众路线在全国根据地都扎下了根。(P259-260)”
在扁平化结构之下，由于有基层民众对于目标的高度认同，对于管理中间的控制技术和控制手段部分的要求弱化，管理成为一种人人都可以从事和参与的事情。在降低了对于管理者的要求之后，不仅扁平化结构受到了维护，而且参与变成了一个真的可以广泛推广的事情，这在客观上显然有利于维护扁平化结构。新社会和新人，是相互作用的，新社会降低了对管理者的要求，从而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管理者，降低了管理专业化之后的分工和信息壁垒。
七、共产党高层分歧和毛主义管理模式的再出发
把毛泽东作为管理者看待，其实国民党当年的许多看法也是可以沟通的，例如国民党人认定中国只有大贫小贫和赤贫之分没有阶级斗争，解决民生问题确实在“再分配”的视野里不存在一个简便出路，这实际上是从中国人地关系紧张出发去看问题的，这个认识在建国后的共产党高层也是存在的，虽然没有明确表述，但是很多政策例如以粮为纲等等的出台，都是因应人地关系紧张的现实的。那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争论，最终将落实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旧有的统治阶级将无法应对人地关系紧张条件下的社会管理职能，在旧有的统治阶级利益和视野里，不可能找到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制度条件。那么，中国革命的一个直接推论将是要解决“领导权”转移到下层手里的问题，这一转换的结果将是：共产党能够依托底层民众对于自身利益和出路的关心，建设一个低成本、广覆盖的政权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集结一切可用的人力物力资源来实现国家的进步，包括完成革命任务。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提炼出两个互为关联的判断：一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无法有效承担社会管理职能，二是中国的社会管理必须依托平民阶层走群众路线而非精英路线。从这个角度看，若真的毛泽东在地下重逢蒋介石，他似乎可以告诉蒋介石说已经很公平地对待了他，因为在晚年毛泽东看来，邓小平这样的共产党高官若非受到群众运动的强制性矫正，也一样会走上“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路子，与慈禧太后和蒋政权一样。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和文革都是着眼于解决同一个问题：如何把底层民众的组织程度提升一步，达到足以主导自己命运和国家未来的程度、最低限度要能够矫正精英阶层的自利倾向。这个观点，如果作普遍性的推演，实际上是阐释了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局限性，与保罗-巴兰一九五二年发布的观点很一致。从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平民阶层手里这一点看，革命和文革是一致的，从对统治阶级的蜕变前途看，毛泽东把共产党高官放在慈禧太后和蒋介石同样的地位上，给予最严厉的审视。
因为把毛泽东作为管理者来看待，西方晚近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只要是去掉其为私有制辩护从而把私有制设定为不可更改的合理制度这个“偏执”，是最能够与毛泽东思想进行对照的。诺思认为在正式制度之外，还存在着非正式制度和执行特点，非正式制度一般联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而执行特点则意味着制度执行过程中管理者和组织惯例也有着非凡重要性，有人说“政策就是执行”这不无道理。一些人把公有制的建成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要点，认为三大改造之后的中国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毛泽东认定还必须继续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后两个革命最后完成之前，我们国家还只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
毛泽东临终之前总结党内分歧，他最看重的有两次“合作化的时候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在建国初期关于合作化的争论中间，刘少奇认为没有机械化就没有合作化，邓子恢认为干部的管理能力和农民的觉悟水平不足，合作化的结果会带来很多管理错误和问题。毛泽东认为要把合作化的利益和成本联系起来看，只要是最终有利于国家工业化的快速进行，有利于降低农民的生存风险(无形的福利)和粮食产量，就算是犯很多错误，农民也会原谅共产党政权的。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是最终的收益大于付出，合作化就应该启动并大力发展，在邓子恢看来，只要是无法把政治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就不应该启动合作化，邓子恢的看法明显是把“共产党官员的政治风险”放在第一位来思考问题了，至于刘少奇，实际上他认为除非做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以至于单个农民家庭不得不屈服于集体的庞大生存资料占有，就不要对农民干预过多。这些实际上都是把共产党官员的狭隘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1957年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后，1958年有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两个行为在思路上完全一致：都是要建立一种上下级之间相对缓和而不是很僵硬的关系，建立起一种被管理者也有发言权和参与机会的管理系统。所不同的是，正处讲话是从正面引导的，批判法权则是从反面要求破除上下级之间的“父子关系”和“猫鼠关系”的。这些思考，实际上上毛主义管理模式中间有战略高度的地位：重视建立一种并非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命运的管理系统，切实落实多数人的参与机会和权力，尽可能少地把管理权力赋予官僚精英群体，更公平地实现权力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对均衡的分配。这本身被毛泽东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权力不为少数人所垄断和私有。
八、毛主义管理模式的组织路线――考察三个说法背后的政治选拔标准
对于共产党员，或者领导人民前进的干部，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拔出来，毛泽东的认识相当稳定。
体现在干部和领导人的选拔标准上，既要反应结构――即阶级立场和出身(这是政治指标)，又要反应能力和努力的意愿(这是技术指标)。政治指标与毛泽东管理认识的结构部分对应，技术指标与他的操作水平对应。
建国后，在合作化时期，毛泽东要求合作社的领导机构中间，贫下中农要占2/3以上的优势，在这个第一次筛选之下，才提出“公道能干”的第二次选择要求。公道就是私心和小圈子心态较为淡漠，而能干则体现了领导技术方面的成熟性。
在战争年代，他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五条党员标准是
新分子入党条件：
(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
(2)忠实;
(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不吃鸦片、不赌博。”
这五条标准同样反应了结构和操作两个方面的认识。
施拉姆对于毛泽东政治选拔标准的认识也能很有意思，他注意到毛泽东特别重视的人是――“不是地主和富农的穷苦农民、思想觉悟不反动不右、同时在道德上不坏的人。”他的认识是通过对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五类分子”的反面理解得出来的：“不妨考虑一下毛在60年代提出，至今仍在使用的所谓‘五类分子’的说法：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其中两类是社会性，两类是政治性的，一类是思想性的。毛把它们搁在一起，似乎没有看到任何矛盾和问题。也许是他没有把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好人的工作?难道已有的全部材料不能说明毛在事实上和刘少奇同样具有真正中国的、尤其是儒家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认为不可能把一个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与其外在行为和整个政治王国分开。”(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载《在历史的天平上》第32页)
在文革期间，高调批判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融化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这是在反面提出了选拔标准。被选拔的人应该不是驯服工具，而是具有“五不怕精神”的人，选拔权力应该操在普通工农的手里(推荐)而不是掌握在当权派手里，这些人不是把自己的官位和权力放在首位、能够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而不是老好人等等，七〇年代中期还号召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甚至是“头上长角、身上长莿”的闯将。
这些说法，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的管理思路中间，什么样的人具备政治领导资格。最后化约为一种与毛主义管理模式相互搭配的组织路线。这个组织路线中间，越是到晚年越是强调反潮流和造反精神，这体现了毛泽东对于党内监督严重欠缺的深切忧虑。
毛主义管理模式下，底层平民的政治领导权是不可超越的，因此，在选拔干部和党员的时候，在政治上就要对下层进行倾斜。这一倾斜的结果，也成为毛主义管理模式――低成本、广覆盖政权――的主要支撑，只有来自基层的工人农民，才不会特别在乎高薪，不在乎规范化的办公室工作条件，更少脱离群众的危险，共产党政权才因此更少走向狭隘利益并保持涵盖利益的可能性。毛泽东时代，基层大量的干部都是通过“以工代干”和“以农代干”而产生的，在毛泽东身后这个选拔机制被视为“极左”而被有意抛弃，结果共产党政权的运作成本――无论是高层还是基层――都急剧上升，改革后二十多年来，统计在财政支出项目下的行政经费就膨胀了七十多倍(这还没有统计各种“乱收费”“小金库”中间的支出)。农村沉重的农民负担和城市的“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就是作为政权运作成本急剧膨胀的副产品而出现的，也是政权中间官员的自利动机得不到有效抑制的结果。
毛泽东认定的“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确实是唯一可以凭借来纠正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走向的力量，但是，管理的专业化过程即便是在“扁平化结构”的中国社会中间，还是具有一定的深度，这就使得平民阶层难以直接在“技术上”实现，从而为精英阶层的复辟和非毛化制造了条件。技术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不一致，是第三世界不同于第一世界的关键社会条件，也是毛主义管理模式内在的矛盾性所在，这一矛盾性不是逻辑上的，而是现实中间的。
九、毛泽东思想在特定社会场景下的再生机制
毛泽东思想有自我再生的能力。不一定依赖于传授和学习，只要一个人处在特定情境之下，就能够自动总结和提炼出来。
在宏观和战略上，毛泽东思想体现为一个社会分层和冲突性质的判断。作为第三世界的穷国，社会上的三种权力分配的不均衡相对严重，精英阶层手里能够集中的权力份额要大于发达国家，由此，精英们具备残酷压榨多数人生存利益的可能，最终社会两大对立阶层的冲突，将属于对抗性矛盾性质。在茅于轼开办的保姆学校里，小保姆们认定今天这个社会不可能满足她们的基本诉求，除非推翻现存的一切，她们的希望就不可能实现。换言之，小保姆们认定今天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性质是对抗性的，所以她们不受“恩主”茅于轼的影响，坚定不移地主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所以，在宏观和战略层面，只要是你得出社会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这一判断，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步就自动产生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思想是解决对抗性社会矛盾的思想。
在微观和战术操作层面，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弱势群体参与竞争的方略，是在有形实力不足的条件下如何提升无形实力的方法，因此这就不得不诉诸于人们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不得不诉诸于人们的“觉悟”和使命感――一种没有报酬也愿意进行高水平努力的心态。龙芯课题组负责人胡伟武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很好地体现了这个“弱势群体竞争方略”的层面。他认识到“决定一件事情或一个组织的成败，不在于眼前是否强大，而在于这件事或这个组织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历史就是在弱小者不断战胜强大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如果按照强大就能赢的推理，共产党早在井冈山时就被国民党剿灭了。毛主席早就告诉过我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龙芯也只有永远坚持为广大人民服务而不是只为少数精英服务才能取得成功。国外垄断集团不可能以实现中国人民的信息化作为目标，他们不断升级计算机产品的背后是对暴利的追求，并不符合中国人民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需求。中国不可能在西方垄断公司获取暴利的情况下完成全国人民的信息化。”“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地方能够打破国外垄断集团在CPU方面的垄断，那肯定是中国。如果在中国有一种力量能够战胜强大的国外垄断集团，这种力量肯定是人民的力量。”(胡伟武专访：龙芯有三个地方需要毛泽东思想指导-2007-04-05 来源：龙讯)
不仅是胡伟武这样的先进分子，会有这样的认识和体会，就算是处在创业阶段的资本家，也一样会有一个“没有回报的高水平努力阶段”――一个胼手胝足的奋斗阶段，没有使命感，没有对于长远利益的信念，没有对于自身努力价值的高度估价，不可能在没有收益的长期奋斗中间进行高投入的。从竞争方略这一操作层面看，毛泽东思想是可以穿越阶级分化和对立的。
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降低为“实事求是”，仅仅与弱势群体竞争方略的一个认知起点相联系，尚不能概括竞争方略的全部内涵。孙子说：“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武说，战争胜负牵涉到个人的生死和政权的兴衰，所以必须把眼睛瞪得大大的。邓小平所肯定的毛泽东思想，算是体会到了为什么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这个原因，仅仅与面对强势敌人必须寻求更高程度的主观和客观一致这一方面，同时舍弃了作为竞争方略的核心内涵，邓小平的毛泽东思想比胡伟武和资本家能够接受的内涵更为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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