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就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面对又富又强、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中国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痛感自己的国家落后了，万事不如人。一些人救国心切，喊出了打倒中国一切旧东西、全盘西化的口号。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渐渐地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想把西方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是行不通的，何况西方也不是一切都好，甚至有很多坏东西。民国初年议会的闹剧更使人感到洋办法的“水土不服”，中国只有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才能真正救自己。今天又有人提出以西方多党议会民主为标本的宪政问题来，实际上是这场争论在新时代的继续。
清末风雨飘摇，西风东渐，人们深感不变是不可能的。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中主张：“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用意很清楚，那就是要维护满清政权的正统。所以，如果把“体”理解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肯定应该批判。但现在时代不同了，皇帝已经消失一百多年了。如果不是把“体”理解为中国的政统，而是道统，即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道德、风俗和治国理政理念，包括近百年来摸索、积累的所有好的东西，那么，这句话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心思想是：一切以我为主，吸收国内外一切好的东西壮大自己。我们学外国的好东西，是为我所用，不是把“我”变成“他”。汉唐气象之所以宏大，是善于拿来为我所用，厚植自己。我们有些人往往不看重自己的好东西，以为只有西方才有真理，其实西方历来也有不少学者重视东方。梁启超在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记载，大哲学家蒲咤罗对他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他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已不知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觉得他精深博大。望中国人不要失掉这份家当。”这位西方哲人的睿智之言，值得我们今天回味。
一
1.中国共产党是博采众长、以我为主的楷模。中国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应时代大潮而生，并不是偶然的，是中国人民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经过清末民初的种种探索和碰壁之后，经受了“老师(帝国主义国家)怎么总是打学生”的惨痛反思之后，看到了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黑暗之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鼓舞，才走上了一条新路。今天有人说，中国当时若走改良的道路多好啊，那是对历史缺乏了解。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都是有献身精神的大知识分子，他们走这条路是一时冲动吗?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至今92年了，既没有全盘“苏化”，也拒绝全盘“西化”，倒是有点像前面那位法国哲人说的，把自己的特质与别人的特质化合，“产生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试问：清朝时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欧美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中国今天有，那是有别于专制和西方议会的适合中国的更好的东西，虽然西方不肯承认这一点。用我们的办法，60多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近30多年来，西方承认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为什么就不能继续不断改进和完善，用它来创造新的奇迹呢?
2.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实际而非理念。有人宣扬说，中国今天已矛盾尖锐，民怨沸腾，如果不赶紧像他们主张的那样走西方多党议会民主道路，中国马上就要崩溃了。说这话的人是生活在中国吗?我们不否认中国今天面临分配不公、贪污腐败、一些干部作风不良、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等等严重问题，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的态度是正视它们，努力解决它们。但解决是要有个过程的，需要大家尽心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如贪污腐败，是可以遏制而无法根除的，它的存在同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一样长。有人说，只有搞西方多党议会民主才能消除腐败，只要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西方和其他一些民主国家，例如印度，那里的腐败肯定比中国厉害得多。去年印度人民为了反腐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街头抗议，结果最后落到议会里去讨论一个草案，至今没有结果。可以预见，即使议会里通过了一个什么决议，社会上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现在反而一些外国人看问题要比国内有些人客观。美国《大西洋》月刊6月6日网站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什么放缓?民调展现一个乐观、向前发展的中国》，提到外国人搞的两个民调：第一份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5月底公布的报告，它调查了39个国家，结果88%的中国人对本国经济感到乐观，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第二份是西班牙电话公司和《金融时报》所做的调查，对象是27个国家18至30岁的青年人，结果93%的中国青年认为自己国家的好日子还在前头。相比之下，81%的日本人认为前途不妙。
有些人思考问题只从理念出发，认定西方民主是唯一真理，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改得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或改得像美国一样，他们就认为一切都黑暗无光。真希望这些人早上也到公园里去跟那些唱歌跳舞的老人聊聊，跟搬出棚户区的人谈谈，跟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创业者交换交换意见，那样他们的看法或许才会公正一点。如果仅从理论上来争论一党制(其实我们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好，还是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好，就好象辩论荔枝好还是苹果好，是永远讨论不清的。只有比较一下各国的实际情况，才会得出切实的看法。还需要提醒的是，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就认为：基于不同的正义理念就有不同的政权类型。要想全世界政体一律，那是做不到的。
二
1.西方的多党议会民主制正面临严峻考验。一些西方国家一直要全世界都相信，只有西方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他们有权把西方的民主强加给别人。这种本身就很不民主的做法有时被称作“白人的责任”，有时被称作“上帝的意志”。西方给非洲的难民送一点粮食，也先要这些国家答应实行西方的民主。非洲国家许多是部落统治，有部落民主，也许有人认为这很落后，但那是当地的办法，改不改是当地人的事。但西方人说不行，你们必须马上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其结果是原来的制度及办法不用了，新的制度及办法又无法真正实行，因而导致社会动乱和兵变频频。等到这些国家闹得不可开交，西方人便耸耸肩说：“你们太落后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是他们亲自上马用武力推行西方民主的实例，结果怎么样呢?那些国家死了那么多人，现在还在爆炸不断，是谁造成的呢?又有谁能把发动战争的人送到国际法庭去接受“反人类罪”的审判呢?
再看看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民主吧。西方很多知识分子指出它现在至少有三大毛病：一是金权政治，没有钱你能竞选吗;二是政党恶斗，每个政党都以上台执政为最高目标，精力都消磨在内斗之中;三是只顾眼前，每个政党都向选民许诺好处，最后只能靠借债(向外国借和向子孙后代借)来维持高福利。这种现实使人思考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一人一票就一定能选出最好的领导人吗?每个投票的人都是理性的吗?“我”选出来的那个人能真正代表“我”吗?这是蕴含在民主选举中的内在难题。现在有西方人士指出，美国选出来的领导人缺乏中国领导人经历过的长时间的工作磨练和人品考察，这话有没有道理呢?
在同封建主义和宗教权威长期抗争之后形成的今天的西方议会民主，是历史的进步，几百年来它大大发展了经济，同时也造了不少孽(殖民地、黑奴、两次世界大战，等等)，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它更暴露了许多弊病，目前正在受到严峻的考验，西方国家要想搞点改革看来很难。希望这些国家会有所改进，不要搞不下去，如果哪天搞不下去了，希特勒式的人物就会登场了，这是世界人民不愿看到的。
2.民主与集中是对立的统一，缺一不可。西方国家批评中国不民主。这么说是不对的。我们有民主，我们的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实践证明效果很好，是克敌制胜、化解难题的法宝。中国发展到今天，凡是民主集中制实行得好的时期，发展就快，社会就和谐;凡是实行得不好的时期，就会带来失误和灾难。只要尊重历史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更牢记这一点，并已制定章程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实施。
民主与集中是对立的统一，不能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反之亦然。今天西方一些国家口口声声讲民主，似乎到了议会里就可以通过正确的提案。实际上议会往往是清谈馆，真正能“集中”的是幕后的权势集团。美国攻打伊拉克是幕后早就作出的决定，到议会里没怎么讨论，战争就发动了。
我们讲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作决定之前，先要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让大家讲透了，再作集中。但集中之后，要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不能爱实行就实行，不爱实行就不实行。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好。西方也有人士指出，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人认识快、决策快、行动快，让西方望洋兴叹。
看看当前的形势，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很不确定的时代，大家普遍有一种感觉：旧秩序动摇了，新秩序还没建立起来。面对金融与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核危机、恐怖主义、互联网难题……在这种时候，哪个国家认识快、决策快、行动快，哪个国家就抢得先机，抢占有利地位。中国很有希望，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优势丢了，把宝贝丢了。
3.越南面临的形势值得我们警惕。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受挫之后，西方国家把推广“民主”的重点放在“软实力”上，他们养着一批各国的所谓“民主人士”，用各种渗透的方式施加压力。互联网就是重要武器之一，而攻击一党制则是他们的战略重点。亚洲时报网站5月30日刊登渥太华大学一位兼职法律教授和律师的文章说：“最近出现的要求结束越南一党专政的请愿书，有理由希望他们取得成功。该请愿书由当地学者起草，针对的是目前越共正在进行的修宪运动。”文章说，美国的短期目标是“在人权和民主等核心价值观上(向越南)妥协，以快速发展一个抗衡中国的战略伙伴。在长期目标中，美国将支持越南人民终有一天夺回对国家的控制权，并把美国视为跨越太平洋的民主灯塔。”美国想干什么，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最近美国学者鼓吹对中国打“凉战”，即经济上尽可能利用中国，生意是一定要做的;同时，他们要搞“民主同盟”，以压促变。如果他们能用软的手段改变中国，则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台湾的民进党要员曾不无得意地说：“我们上街喊喊叫叫，就把政权拿过来了。”这是美国教给他们的办法。美国做梦都希望用这个办法在中国大陆也能成功。对此，一切善良的、富有正义感的人们不能不有所警惕。
最近，89岁高龄的李光耀先生在接受美国两位知名学者采访时说：“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思想具有普遍性——人人言论自由的至高无上性。但实际上美国人的思想并不是这样——从来不是。美国之所以长期取得成功，不是因为这些思想与原则，而是因为特殊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财富：丰富的资源和大量的移民，来自欧洲的大量资本和技术，以及让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冲突分隔开来的两大海洋。”在谈到美国认为新加坡独裁时，他的回答是：“(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他们有关我们应该如何治理的建议。我们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生活做试验。他们的想法是理论，未经证实的理论。”
三
1.如何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按照有些人的说法，中国近百年来压根儿走错了路，在这段历史中的伟大人物都得否定。这种态度有点可笑。也许某些人头脑中所谓的“正确道路”非常美妙，合乎正义，可是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听你们的!再说，你们今天可以这样发表如此高论，也是历史进程提供了舞台和条件，并不是你们个人有多大能耐。
历史确实有很多偶然性，但一连串的偶然性便形成了必然性，并不是某个人可以随意更改的。伟大的人物可以在历史上发挥一己的主观能动性，或做对了，或做错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也脱离不开当时、当地的客观环境。越是伟大的人物，越是会在身后留下巨大的、长久的争论。看历史，主要还是要看大的结果;看历史人物，主要还是看他的事功，看他是否让最广大的人民得到好处，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里包含着一个常识：如果把一个人的优点集中起来宣扬，他就是一个圣人;如果把他的缺点和错误集中起来批判，他就是一个恶魔。
西方总结搞垮苏联的心理战有两个要点：一是全盘否定苏联领导人;二是进而否定这些领导人走过的历史。这两点做到了，苏联就彻底垮了。当然，苏联的解体有其内部的原因，这里就不细说了。
2.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人类的文明只有几千年，资本主义的西方文明史也才500年，望天地之悠悠，谁也别太骄傲。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别人就都得听我的。人民如何当家作主?国家怎么治理?应该允许各国根据各自的情况自行探索，不要强加于人。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多党议会民主好，大可在自己的国内去实践和改进，别人并不干涉。而别人要走自己的路，西方国家也不要干涉。
社会是复杂的，人心是难测的。民主不等于民粹主义。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理性的，都有缺陷，西方人说人“一半天使，一半魔鬼”。西方社会学家甚至很消极地提出：“根据常识，可知这些难治、幼稚的人，个人独行则为盗贼，相聚成群则成暴民。基于人根本难治，统治必须非常严格。”(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第218页)所以，他们的政治理念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需要一个绝对而具备正当性的主权中心。”(同上，第320页)我们的理念是积极的，我们讲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重要的是相信人民，教育人民，引导人民。哪个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好，做得有效，哪个国家就兴旺发达，幸福安定。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正当性方面受西方的批评久矣，令他们无奈的是越批评中国越强大。西方也有不少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看法。例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5月16日发表哈佛大学教授诺亚·费尔德曼的文章《不可阻挡的和不可移动的对象——美国真的可能与中国开战吗?》，文中说：“我们还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领导层已经不再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务实，并且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他们谋求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规律的权力交接，和一种尝试性的政府问责形式来维护合法性。”这是他的观察。其实说到主义，我们坚持共产主义并不含糊。打个比方，譬如走路，向哪个方向走，这就是主义，我们的方向是消灭人剥削人，大家平等、自由地过好日子，但这是长远目标;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走?我现在站在哪里?遇到什么障碍?该如何解决?这就是具体的政策。政策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方向不变。
世界上还有好多明白人。例如，阿联酋前议员娜杰拉·阿瓦迪2012年11月14日在《海湾新闻报》上撰文说：“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准是其西方化的能力。今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观念。”
我们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今天的世界有趋同性，每个国家负责任的领导人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大家要吃饭，因而要保证就业，因而要发展经济，因而要保持稳定，因而要合理分配以照顾各方利益，因而要公正处理矛盾和纠纷，同时要同外国保持双方可以接受的关系……社会就是在处理和解决这些看来日常和琐碎的事务中前进的。不要幻想动不动就彻底革命，推倒重来。那样的变革，老百姓承受的损失太大，也决不会答应。与其构想宏大蓝图，不如亲身参加几次村委会选举，积累一些解决问题的实际经验。我们也不愿意甘心当别人的试验品，最后让别人看笑话。苏联的殷鉴不远，我们也决不会重蹈覆辙。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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