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所体现的深层政治意蕴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松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它的本质目的是促使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趋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一些人鼓吹的西方“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企图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入西方“民主化”陷阱。这种错误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统领作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必须坚决抵制。
一、关于“普世价值”的相关研究
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普世价值”的争论中，有部分学者提出价值绝对论，认为存在时空上绝对永恒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等理念就属于这个范畴。大多数学者则认可“价值相对论”，认为不存在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等理念都有阶级性、历史性、区域性，“不同种群、国家的利益需求千差万别，根本不可能产生对谁都适用的‘普遍价值’”。还有一种折衷观点，既反对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又反对把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
实际上，“普世价值”概念遮蔽了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具有把人们对价值的认识导入误区的作用。价值与真理的根本不同在于真理总是一元的，而价值常是多元的。主体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价值的各异性、特殊性和多元化。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但人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人的“普世价值”。把西方文明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这是把西方文明的特殊价值“普世化”了。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本质上只是西方的价值观。
在“普世价值”问题上，西方学者中以下几种观点很有影响。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鼓吹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取得最后胜利，美国模式是“人类普世价值和最终统治形式”。另一位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冷战后的主要国际冲突都来自不同文明或文化交接的断层地带。这一观点强调冲突多样化以及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而且，他把中国所代表的儒教文明视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威胁。德国学者孔汉思则倡导“全球伦理”，即在各种文化之间“通约”，求得“普世价值”。孔汉思1990年提出的通过对话建立世界普遍伦理的设想，试图在世界的多元冲突中寻求某种普遍的、可供冲突各方共同遵循的东西。
美国政府把“普世价值”作为其一直以来的对外战略之一，奥巴马执政后，认为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提出用“巧实力”实行美国的对外战略，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包括人权、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美国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首度阐明现政府对美国安全利益的界定，即“安全、繁荣、普世价值、合作性的国际秩序”，其不可或缺的理念就是让美国的文化、政策或价值观念具有吸引力，使别的国家模仿、理解、认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主张，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的“美国的持久利益”。美国推行的“新帝国主义论”主张利用实力优势，凭借军事强力，用美国价值观来改造世界，向其他国家输出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企图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伊拉克战争和“拉美陷阱”就是美国推广所谓“普世”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所造成的恶劣后果。
二、“普世价值”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
美国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实际上是为其推行霸权主义寻找借口，最终目的是确立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通过对美国“普世价值”历史渊源的梳理，尤其是其当前对外战略中所实行的双重标准，可以发现，美国所要实现的是“全球美国化”，而不是美国一直宣称的所谓“全球民主化”。
1.美国确立“普世价值”战略的历史渊源。二战以后，美国在国家博弈中，为了取得优势，从自由贸易走向保护主义。随着美国的逐步强大，为了寻求世界霸权，美国又由保护主义走向自由贸易。20世纪80年代，为了扩大已经取得的霸权，美国把“普世价值”作为思想武器，用来争夺全球文化领导权，力图把全球纳入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完成推行全球化的战略部署。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框架，即维护安全、拓展经济和推进民主同时推进。为适应这一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需要，人权进一步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战略的重要工具之一。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可以推广到全球，强调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作用，试图通过“民主化”进程来创建一个“自由世界”。在小布什第一任期里，美国政府把推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优先置于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之上，开始强调不仅要通过美国的榜样，而且关键是要通过美国的力量，来重新塑造国际秩序。“9·11”事件的发生令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威胁感，宣告主要依靠“硬实力”战略的失败，使得小布什在第二任期回归到对“普世价值”等“软实力”的重视，即通过在全球推广美国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推进民主改革，以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2008年奥巴马执政后，采取的是通过建设更广泛联盟的方式，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推进“普世价值”。
2.美国“普世价值”对外战略的双重标准。美国一方面把包装起来的“普世价值”当作外交工具，无视当今世界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现实，笃信自己的价值观可以凌驾于其他价值观之上，不择手段地向全球输出其价值观，以达到谋取本国私利和成为全球霸主的目的。更加恶劣的是，美国经常采用双重标准，用“普世价值”打压战略竞争对手来维护本国的私利。比如，在面对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政治动荡时，美国对利比亚、叙利亚和对巴林、也门采取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当利比亚、叙利亚爆发国内冲突时，美国不仅帮助反对派提供各种武器装备，还鼓动其他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叙利亚发动直接打击，这种亲自上阵的模式已经不止一次在世界上演，其背后的动因无非是美国的全球战略，显然不是用“普世价值”的理念能解释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巴林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后，美国虽然暂时停止了对其军售，但时隔一年就重新恢复了对巴林的武器出售。虽然美国一再表示，所售武器是帮助巴林政府提高对外防御能力，而不是用于控制民众，但事实上，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基地所在地，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这才是美国恢复军售的根本原因。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也门，当统治也门长达三十多年的总统萨利赫四面楚歌之时，美国并没有打出“普世价值”这张牌，反而表现得格外谨慎，甚至有些犹豫不决。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也门作为美国的反恐前线，多年来美国政府对萨利赫一直持支持态度，这才是决定美国行为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美国在中东的各种行为，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
3.美国“普世价值”对外战略中的人权攻势。近年来，美国不断发布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报告，并借此向中国施加压力，其目的无非是为推广“普世价值”对外战略打开局面。针对美国发布人权报告对中国社会产生的负面作用，中国政府也开始一改往日沉默的态度，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应对，其中最为有效的措施就是发布美国人权方面的报告，以此来深刻揭露美国的别有用心。针对2011年4月8日美国发表的《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指责，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4月10日发表《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其中所列举的一系列事实表明，美国自身的人权纪录十分糟糕，没有资格冒充世界“人权法官”。中国发布的《2012年美国的人权记录》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在生命与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种族歧视、妇女和儿童权益、侵犯他国人权等六个方面，均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其中所列举的美国持枪犯罪威胁公民安全、监听公民通信、拍摄并播放侮辱伊斯兰教电影等事实，使世人对美国人权状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显然，美国无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热衷于推行所谓“人权外交”，这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权和“普世价值”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的伪善面目，以及借口人权和“普世价值”推行霸权主义的不良图谋，将人权作为丑化别国形象和谋取自己战略利益的政治工具的实质。
4.美国“普世价值”对外战略的阶级功用。在当今世界依然存在阶级对立与国家利益至上的情况下，“普世价值”根本不具备“普遍的现实性”。马克思曾指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前资产阶级仍是国际社会的统治阶级，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也是为资产阶级利益与需要服务的，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只能成为大国侵犯小国、强国欺压弱国的借口。美国为了对全球进行思想和政治渗透，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幌子，组织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搞街头政治，通过“颜色革命”推翻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政权，甚至打着推广“普世价值”的幌子直接通过武力来达到目的。这就是“普世价值”的功用。冷战之后，美国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中亚国家策动“颜色革命”，并以武力为其大中东计划扫平道路，借口人权问题、民主问题、西藏问题干涉我国内政。这些事实证明，脱离实际、抽象地谈论“普世价值”是没有意义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博爱等抽象的价值理念只有与特定的国家和民族等主体相结合，通过具体的实现方式，才能真正产生具体的价值。
三、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途径
当前，美国采取“软实力”的方式把推广“普世价值”纳入其全球战略，使“普世价值”的推广成为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自由主义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从全球化到美国化。全球化，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统一大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在美国看来，在具有中心与边缘权力结构的全球化时代，获得话语霸权的国家才能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居于主导地位，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并为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提供便利条件，最终实现政治全球化。因此，美国在继续强化军事、经济竞争的前提下，又把意识形态、文化以至核心价值观的竞争提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全球化在“普世价值”的掩盖下很大程度美国化了。从经济一体化到文化同质化再到政治“民主”化，这正是美国所谓“全球现代化”的途径。
2.以硬实力为后盾，以“软实力”为手段。美国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通过强大的物质和军事保障，在“普世价值”的旗帜下推广自由主义和美式民主，迫使各国采用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这是美国重要的“软实力”。美国拥有传播“普世价值”的物质基础保障，包括语言、有线电视网络、计算机互联网、对所支持国家的经济援助等。有了这些基本实力的保障，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就可以通过开展强势文化战来传播“普世价值”，具体推行途径有：利用现代传媒进行长期的、全球规模的广播宣传，宣传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通过非政府组织、民间基金会的推广，以文化交流为掩饰进行文化渗透;通过国际贸易中对文化商品的输出，并通过全球贸易的文化“配售”传播美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互联网建立全球各种媒体网络，进行媒体外交;通过大众消费文化进行公共传播等政治社会化渠道，对外推行其民主制度和政治价值。
四、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实质
近年来，美国依靠其所推广的“普世价值”，屡次在对外政策中获得主动，并以此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普世价值”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在全球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利器”。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实质，并不在于“普世价值”本身，更多的情况下，是把这种意识形态当作一种标准，对世界其他国家加以衡量，并且作为一种工具，甚至是手段，用于强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1.推广“普世价值”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独占话语霸权的表现。西方文明在人类现代文明成果中正处于主导优势甚至处于强势支配地位，所以在政治上乃至全球政治发展问题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张与声音占了主流，导致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表现为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发展道路上有着不同的理解、认同和实践向度。美国坚持把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标榜为“普世价值”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核心，无视文化具有多样性，价值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让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为美国无视民族国家主权及在全球实施霸权提供理论辩护。这种追求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霸权行为，却被冠以维护国际正义的行为。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政党制度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体形式和领导人的普选制才算是民主，而实际上，代议制只是实现民主的方式之一，如果把代议制与民主划等号，就等于把民主模式之一的美式民主等同于全部的民主，这是用具体取代一般。这既混淆了视听，更容易让人们对民主的认识片面化，即在讨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时，只考虑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民主问题，并未把国家或社会的民主观念问题、人们的民主行为与作风问题、国家赋予民众的民主权利问题全面地纳入讨论范围，其结果只能是以偏概全。在美国所提倡的“普世价值”的背后，隐藏的是维护阶级利益的狭隘心态。美国宣扬“普世价值”的用心，并不是在乎“民主、自由、人权”本身，它在乎的只是“民主、自由、人权”背后的美式政治制度。
2.“普世价值”是美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普世价值”是美国文化“傲慢与偏见”的最新版本。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加以推广，把非本国文化看作是“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极易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首先，美国鼓吹“普世价值”是为了压制战略竞争对手制造舆论氛围，然后通过输出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对它所不认同的文明和价值观进行打压，并辅以武力打击、政治颠覆、外交封锁、经济制裁等手段来推进它的“普世价值”。其做法并不是让其他国家顺利走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而是要削弱这些国家最高权力体系的主导能力，以强化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控制。由美国在全球推广民主化进程的实践，可以看出，作为美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战略工具，“普世价值”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表现为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将其霸权行径美化为维护人类正义的行为、削弱它所针对国家的最高权力主导能力、通过“颜色革命”扶植傀儡上台等方面。
3.宣扬“普世价值”是美国为推翻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手段。美国针对中国推销“普世价值”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引入资本主义的既有轨道，对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进行颠覆，终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体系。这也是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意识形态价值观对我国进行渗透，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集中表现。苏东剧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戈尔巴乔夫抛弃了苏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为并不存在的“高于一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摇旗呐喊，解除了苏共的思想武装，迎合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在其颂扬的所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导下，苏联逐渐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放弃了苏共的领导，最终走上了一条亡党亡国的不归路。
我们要揭露西方宣扬“普世价值”的政治用心，这与我们要充分肯定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通过国际合作和文化交流达成一定范围的价值共识，并不矛盾。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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