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革命的需要与抗战期间国民的失败
作为一种管理模式的“共产党领导”
一、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管理学革命”
二、长征之后新型管理经验的普及
三、革命家管理群体和管理经验的展开
按照管理思想史家雷恩的看法：“管理被视为是对一切组织化工作必不可少的活动。管理的基础在于经济地分配和利用人力及物质资源，以便实现组织的目标。” 而美国学者杨炳章则以幽默的语调，把共产党比作一家企业，把毛泽东看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长征则是企业从此走向兴旺发达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当时像是一家临近破产的企业，而毛泽东则是新上任的总经理。毛泽东在工作中的勤奋和在中央领导层中的超凡魅力都是没有疑问的。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细大不捐地监督着所有管理业务中几乎所有的问题，外部事务如谈判、竞争、宣传和广告;内部事务如人事组织、任务分配和革命教育。他非常懂得对下属雇员的用人之道，善于把每个人团结在他的手下。他严格要求，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玩忽职守。他注意谨慎地投资，在萧条时期维持最低业务，一旦市场红火，他便进行充满希望的冒险，以求迅速发展。”
一般而言，通常的管理学研究局限于揭示“有形实力”方面，例如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数量对比，经济力量和武器装备的对照等等，因为这些方面易于进行理论处理和量化。但是，仅仅是有形实力并不足以决定竞争的最后胜负的，从历史上革命的经验和后果看来，革命阵营一个特定时期的力量对比的劣势，对于全局胜负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一切都革命者都是从受压迫地位起而反抗的，革命阵营在早期实力不足甚至是一个共同的特点，革命最后胜利显然是有形实力之外的决定性力量起作用的结果，本文称之为“无形实力”。
共产党人的管理模式与常规管理的巨大不同，在一个过于正常的社会里面难以得到理解。美国管理学大师们就曾经发现，共产党作为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三个管理组织之一，但是其经验很难移植，当然也是难以理解的。“欧内斯特•戴尔在会上(196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关于区分管理教学者和实践者的讨论会)的发言对的一致性提出了质疑。被孔茨认为是经验主义学派之一的戴尔从两方面对一致性主题提出了反驳：首先，他指出管理得最好的三个组织(根据杰克逊•马丁德尔的观点)是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罗马教会个共产党。如果采用综合性学说，那就意味着这三个组织的主要管理人员有可能互换。由于这一点显而易见不能成立，因此‘管理的综合性和可转移性’被否定了。” 本文对照国民党的失败，比较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时期完成的管理学革命与常规管理的不同，试图把握一种完全脱离常规思路的管理学成就的来龙去脉。
管理革命的需要与抗战期间国民的失败
战争是最高程度的一种残酷检验：一个政权或者一支军队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动员民众的力量，并运用好这一力量;所以，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始计篇》)这句话翻译成今天的通俗语言，意思就是：打仗是关系到一个政权存亡和个人生死的大事情，必须明辨秋毫，容不得半点马虎。正是战争的残酷性和严肃性，逼迫人们抛弃一切虚伪和骄傲，认真看待实际问题，所以是对政权和军队战斗力的最严格考验，就其本质而言战争是检验把内部资源动员起来应付外部侵略的有效性的最严酷的课题。
毛泽东曾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说到：“打一打仗可能有好处，可以减少主观主义。” 在日本侵略军的优势力量面前，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得按照自己最大的能力去通过这一严酷的检验。邓小平同志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对“主观主义少”特别有心得，所以他把“实事求是”提高到统领一切的高度，不仅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这个，还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不外乎这个。
许多人对于有形力量的对比是清醒的，但是在有形力量之外还有什么作为，则懵然无知。毛泽东有着完全不同于普通人的看法。他非常清晰地区分了那些地方是有形力量暂时要起作用的地方，在哪些地方有形力量取法全面起到作用，这个争取强敌无法经营的薄弱地带的方式，从本质上是要求一种不同的管理者以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来工作的，他对陕北公学的毕业生的讲话中间说：
“有个青年从长沙写信来说：‘中国必亡。设若武汉失掉，则大块地方都完了，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陕北公学同学出去一定有办法，办法就是画‘豆腐块’，在大路附近画‘豆腐块’。在‘豆腐块’边上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因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据有优势武器的兵种占领着，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比方，陕北延安被占领了，我们就会在其它小块，无数乡村，无数小路打持久战。城市速决战日本可以取得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取得胜利。这次你们毕业后要分两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发展***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块’里去。也许有人怕去画‘豆腐块’，我们举出聂荣臻的例子，就会不怕了。聂荣臻在五台山创造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大队伍(不脱离生产的还不算)。我们要把这个例子告诉全国被占领或将被占领的区域的人民，使他们看到抗日的办法与出路。我们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讲讲十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经验。……你们要到敌人占领的一切地方去工作。山西的‘田’字形态势，从几条大路来讲，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过来，我们占据了大路附近的许多‘豆腐块’，我们就包围了敌人。
当然，共产党人的成就也不是一设想出来就可能起作用的，还要经过摸索和磨砺，但是经过数年的努力之后，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完成的管理革命成就，就开始在华北敌后起作用了(这将在下一节展开叙述)，来自侵略军方面的文献，具体显示了毛泽东的“画豆腐块”的成绩：“1944年秋，当日军大力恢复‘治安肃正’的局面时，其驻华北部队的高级参谋住川吉光宣称：在日军进占的400多个县中，牢牢控制住的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占总数的31.5%)后来又被迫放弃给共产党了，另有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带，两派势力‘波动很大’，同时，‘在许多地区，人民都同情共产党’。”
反过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被共产党人批评为“片面抗战路线”，错误地选择了按照发挥强敌优势力量的方式进行战争，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国民党的失败本质上也是一种管理方式的失败，因为除了按照强敌选择的那种方式之外，他们没有能力组织按照敌人弱点的方向进行战争，这样的失败不是偶然的：
“国民党军在战略防御阶段中先后进行了平津、南口、涿州、忻口、娘子关、上海、南京、晋南、鲁南、武汉10次较大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将士进行了英勇战斗，几十万人殉国前线，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国民党政府不愿发动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而实行了单纯政府、军队抗战路线;它的统帅部在战略指导上又有许多失误，从而招致了许多不应有的失利。从战略防御的全部看，一则自己损失过大，国土丧失过多;一则对敌消耗不够，对敌国的战争潜力的破坏又显太小，从而导致了战略相持时期中国抗战局面的严重困难。”在第二阶段的抗战期间“国民党战场，先后进行了14次较大的战役，在所有这些战役中，国民党丧军失地，并且丢掉了西北除外的所有国际交通线，使财力、物力和军力遭受了巨大损失，军队战斗力空前降低。这些时期，国民党军58个将领、50万军队投降日本。国民党上层动摇，蒋介石的投降获得使中国抗战一度出现严重危机。此外，国民党还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此后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当中，国民党军队更是从郑州一直败退到南宁，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三省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为协助国民党作战而设在这一地区的全部空军基地也被摧毁。
战争背后所凸显出来的是不同的管理理念和不同的对力量对比的看法，存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有普遍意义。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队在武器装备、人力物力方面的有形实力优势，在1946年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发出了那个气势磅薄的预言――“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实际上，小米加步枪恰恰反应了共产党军队在经济和装备方面的劣势，武器装备的差距恰恰反应了人民军队的有形实力劣势，步枪的杀伤力也无法跟飞机加坦克相比，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有形实力上的有限优势，不足以弥补无形实力方面的巨大落后，是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的乘积奠定了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命运。而解放战争的结果，则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
作为一种管理模式的“共产党领导”
如何把中国多数人口中间蕴含的力量动员起来，这个课题是近代中国一切有志于奋发图强的中国人的共同志向，至少严复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到了毛泽东少年时代那个时候，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实力不仅来自机器，而且来自能够将全国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的思想和制度。这就是严复在他的论文和译着序言中鼓吹了十余年的一种见解。” 目标虽然是清楚的，但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则留待共产党人去回答了。
在秋收起义队伍到达井冈山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面临两个紧迫的问题，短期问题是要解决弱势红军面对强敌包围的生存风险，长期问题是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优势如何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两个问题有内在关系：就是如何有效地动员蕴藏在农民中间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支持，并有效地运用动员起来的资源实现决敌致胜。毛泽东曾经数次引用斯大林的话，说中国革命的优点和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一走上井冈山的情况，就完全是这个样子：“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作为根据地的领导者，在井冈山根据时期做出了创造性的回应，突破了科层化管理的禁锢，创造性地完成了扁平化管理革命，从而有力地回答了这两个根本问题，由此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之路。
梁漱溟在1980年接受美国学者的访问时，出于对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管理成就的敬佩，他推许毛泽东为最伟大的中国人并给出这样的评价：“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整个儿地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 邓小平也曾经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看法：“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井冈山那个起始阶段，在这种特殊环境中间，需要创造性地解决相应的管理问题，这个时期的管理探索决定性地影响了一大批共产党人。首先是，极端贫乏的经济资源，只能勉强维持军队的生存，这决定了内部分配上的供给制;分配上的平等，以及官兵都来自社会底层，所以队伍内部很容易做到“三大民主”，形成不同于科层化管理下金字塔型权力等级结构，而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扁平化结构”;同时，革命需要扩张到尽可能多的地区，迫切需要动员更多的农民参加，这就不能容许在红军内部实行少数管理者垄断管理事务，否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绝对分工，需要尽可能地让一切人都成为管理者，学习动员群众武装群众的方法，这两者都对科层制构成根本性的修正;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三大任务”的提出，都是让“被管理者”全面“管理者”化并承担监督成本。
扁平化管理中间要求较高的认同程度，较低的控制程度，更依赖个人的自主性，本身是战争年代着眼于激发战士本人的努力水平的关键。这些都成为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共产党人的共识，特别是扁平化管理经验相对成熟的抗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三八式干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掌握着大局，这使得新中国的管理出现路径依赖特点。
一、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管理学革命”
作为一个管理者，毛泽东发展出适应革命环境的特定管理方案，这一管理方案具体经历了三个大的步骤：第一步是“三湾改编”建设基层积极分子团体和管理科层中间的反向监督;第二步是打茶陵失败后在砻市的河滩上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要求被管理者也具备一个全局的管理视野;第三步是提出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核心的军民关系建设要求。毛泽东的管理思想，最终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上，被确立下来了，此后就很少改变了。
1、常规管理手段的退出
根据一般的社会管理经验，较大的组织在管理上总是要按“功能”来划分“科室”同时按照管理范围来划分“层级”，并据以分解管理职责，这可以被称之为“科层化”。
科层化按照充任官员的特点也被称为官僚制，韦伯认为这代表着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作为一种“理想型”，得到了他毫无保留的好评：“官僚体制的组织广泛传播的决定性的原因，向来是由于它的纯技术的优势超过任何其它的形式。一种充分发达的官僚体制机制与其它形式的关系，恰恰如同一台机器与货物生产的非机械方式的关系一样。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磨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在由训练有素的具体官员进行严格官僚体制的、特别是集权体制的行政管理时，比起所有合议的或者名誉职务的和兼任职务的形式来，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它成功地从解决职位上的事务中，排除爱、憎和一切纯粹个人的、从根据上说一切非理性的、不可预计的感觉因素。” 这样的优点要得到实现，就必须做到对于官僚统治机构的任务进行固定的分工，对于履行这些义务所需要的命令权力也需要进行固定切割，并招聘一种符合普遍规定的资格的人员来行使权力并完成义务，并设立一个上下级安排固定有序的机构，其中上级监督下级;此外，工作需要保持原始的文件记录和档案，官员一般要经过专业训练通常是终生任职的，按照固定的分工来工作，并定期拿到货币报酬等等。
从那以后，这个理想型几乎被当作一种管理上的共识，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写道：“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这四个因素是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工厂是按科层制度组织起来的，政府机关也一样;假如它们不具备这四个因素，它们就无法十分有效地工作。” 另外一位英国学者则解释说：
“官僚制的核心特征是系统化的劳动分工，据此，复杂的行政管理问题被细分为可处理的、可重复性的任务，每一项任务归属于某一特定的公职，然后由一个权力集中的、等级制的控制中心加以协调。在此，机械的类比是相当准确的，把一整套的运动细分为一些构成要素，然后重新组合为一个协调的过程，从而大大扩张了运作的范围，提高了运作的精确性和成本效益。官僚制其它方面的特征也有助于实现同样的目标。非人格性保证了在人员选择中不存在个人偏爱，因为他们是按照实绩进行任命的，也保证了行政管理行为中不存在个人偏爱，因为它避免了人际关系的不可预期性。通过分类的办法，官僚制照章办事的特征使其能够统一地处理大量事务，为改变规则而设定的系统程序则使行政管理避免了传统的僵化性(一成不变的规矩)。”
以韦伯对于官僚制“理想型”的认识为基础，构成了一种管理的常规模式——本文称之为“科层化管理”，在一切正常社会中间，统治者或者管理者都很难脱离这个思想框架来看待并思考管理问题。但是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往往没有办法预备科层化管理所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的那一天起，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在内部完成一场“管理模式上的革命”。
第一件就是由于给养困难，必须取消薪俸制，最常见的管理手段就这样被排除出管理思考的视野。就是黄克诚这样有觉悟的老共产党员，也对毛泽东提出来的激进方法都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经济困难下，形格势禁，大家也只有接受：“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
在取消了最主要的常规管理手段之后，毛泽东又继续推出“反对军官打骂士兵”的主张，管理者进一步失去了原本就不多的控制下级的手段，这当然也很难得到军官们的认同，结果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成了少数派，据何长工回忆：“毛泽东同志决定废除军阀军队旧制度及其影响，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礼节，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为了保障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 “毛泽东同志当时主张军队要有民主，但是、要的是有限制的民主，反对极端民主;一些同志认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看不到充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主张建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军官打骂士兵，维护组织纪律，而一部分旧军官对此不满。” 与常规管理模式相比，毛泽东的革新当然过于激进，特别是不利于管理者采取那些稳妥可靠、操作性强的方式来控制下级，不奇怪的是他的主张即使是在红军中，也是和者渺渺。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军的优秀将领粟裕同志说他自己也是经过了“自我改造过程”之后，才领悟到的：“说服教育胜过拳头，而官兵平等的实际行动又胜过万语千言。在人民军队里，扫除了几千年军队内部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建立起了新型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生活虽然苦，但从朱军长、毛委员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只有军医受优待，那时医生很少，给他们每月十元津贴。大家都知道，旧军队常常有闹晌的事，而我们的部队，因为官兵一个样，从来没有闹晌的，也不怨恨谁。”“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塑，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迸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宜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它是红军阶级本质的具体体现。”
2、三湾改编的丰富内涵
这一管理上的创新，是从三湾改编开始的，改编的动因则肇源于毛泽东在一个“偶然现象”中间发现了“必然”，亲历者陈士蕖回忆说，在上井冈山的行军路上：“从对战士的广泛接触中，毛泽东察觉到，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不但士气高，而且能够有效地监督干部，部队面貌就不一样。毛泽东当时指示，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 很快毛泽东就作出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决策，并且加快了发展和培训新党员的步伐，这是希望把“必然”制度化。一些党史专家往往把支部建在连上简单地解释为“党的绝对领导”，这未必准确，实际上人世间现存的一切管理系统中间，军队的管理系统是控制得最为严密的，不存在“叠床架屋”地重复设置党的指挥权力的必要。而且，管理都很忌讳政出多门和多头领导，如果建立党组织仅仅意味着在行政系统之外建立又一套控制系统，对管理成效而言恐怕是负面的。
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出发，能够更好地理解“支部建在连上”在管理中间的价值。奥尔森曾提出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当需要一种集体物品的集团太大(即‘潜在集团’)，企业家很可能不能通过议价或与集团成员拟订自愿分担费用的协议来使物品达到最优供给状态;其实在一般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提供物品。”“不管是否通过企业家，没有一个人会有为获得集体物品而作出任何贡献的积极性，因为如此之大的集团中的个人从因其贡献而导致的收益中所获得的份额只能是一个无穷小量。” 按照奥尔森的推论，随着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大集团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象“干革命”这样的事情，要以推翻一个现存的政权为目标以改善被统治阶级的境况，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中间，显然就构成奥尔森所揭示的、合作最为困难的典型的集体行动。因为，如果革命成功了，无论个人是否在革命中间作出贡献，都将获得革命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一个人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就有选择“搭便车”的强烈冲动，结果带来一种集体行动的困境：没有人愿意为改善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去承担革命的成本和风险。
后续的研究揭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也是有办法改变的：“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是，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为数少于百分之一。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百分之三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 革命队伍在低潮的时候，就面临着如何突破这一集体行动困境，这就需要寻找乃至培育那个积极行动的“3%”，这些人勇于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然后在他们的影响下去改变整个队伍的氛围。
毛泽东从一个偶然现象中间发现了有觉悟的党员的作用，接着就开始在普通战士中间去寻找有觉悟的积极分子，把他们发展为新的党员，并通过党小组活动优先给予政治学习和政策培训工作。通过这样的安排，连队基层的积极分子人数迅速超过了“3%”的最低底线，这些人是起模范带头作用的人，在行军作战中间处处表现出优先承担革命成本的积极性，处处表现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的战斗品格，结果在无形中间改变整个连队的气氛，普通战士也受到他们的感召从而改变对于集体行动的消极态度(消除了“雇佣”思想)。从这个意义上看，支部建在连上和在战士中间发展党员的安排，其最主要的价值就不是“党的绝对领导”而是与那个“战斗堡垒”的说法更为贴近。有了这些战斗堡垒之后，就会从根本上改变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中间的气氛，诱导人们走出一己私利的局限，开始勇于承担创造新社会新国家的斗争成本。
红军中间士兵委员会的建立，这对于科层化管理更是一场革命性的颠覆。根据“宋任穷、张令彬等老红军在井冈山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士兵委员会在打遂川以前就成立了。它是由选举产生的。首先在党内酝酿(当时党员还是秘密的)，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不设什么机关，也没有专职人员，只是遇事在一起开会研究。它的工作，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还是存在的，有的相当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把伙食办好，按时结账分伙食尾子。营、团士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放在连里，这是基础。连党代表的职责，一个是党的工作，一个是抓士兵委员会。” 甚至，朱老总都曾经因为1928年的“八月失败”而受到士兵会的严厉批评，这就一改通常科层管理结构中间监督和命令多自上而下“单向流动”的僵化方式，让基层的被管理者参与到管理和监督中间来，从而把管理和监督事务及其成本向下分担。
有了士兵会作为依托，毛泽东所坚持的“三大民主”—— “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才算有了依托，不会流于形式。这在另外一个方面避免了所有管理权力集中在管理层手里的弊端，从而导致权力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进行相对均衡的分配，毛泽东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士兵的努力水平极大提高，并部分抵消了部队训练不足、技术水平差的缺点：“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在红军内部，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的控制权相对小，建立士兵会并实施三大民主，在管理权力和物质福利方面都是在官兵中间进行均衡分配，否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截然两分，这是管理“扁平化管理”的主要特点，并构成与常规“科层化管理”的根本区别，科层化着眼于管理者实施对被管理者的精确和严密的控制，把控制管理对象的严密程度作为追求管理绩效的唯一路径，反过来，扁平化管理对精确控制的依赖很少，更多地靠激发被管理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显然就需要从提高被管理者对于管理目标的认同来着手。
3、三大任务的提出
1927年11月中旬，红军地三次攻打茶陵失利，在砻市的河滩上，毛泽东正式提出红军要执行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组织、宣传、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他对红军战士也提出“三大任务”作为要求，这在根本上是要求一个普通的战士也要象“总经理”那样关注全局，关注红军生存和发展的全部环节，这是从根本上取消了组织内部关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科层化管理下的绝对分工，正是在这个努力方向上，共产党军队才有了可能成为“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
正是因为毛泽东要求红军的士兵也必须思考和学习做群众工作的总经理职责，才能部分地实现“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全面地参加根据地建设工作，但是这一工作的推进有很大的阻力，许多人往往难以摆脱生存条件改善的诱惑：“部队中存在的流寇思想、乡土观念、无政府主义是树立根据地思想的严重障碍。有些人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有些人怀疑老在山沟子里哪能打出天下，还有些人觉得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土豪打完了，没有猪肉、鸡子那些好东西吃了，所以总想打到外面去，打到城镇中去。八月失败给我们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但部队里存在这些错误思想，是部队易于接受盲动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也正是因为强调处于科层制底部的被管理者也有作为“管理者”角色的必要，他们才被恰当地要求参与“三大民主”同时分担“监督成本”，而不是把监督职责保留给少数管理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作为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丰富内涵来自给“非管理岗位”赋予管理职责。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实现管理监督和纠偏，跟单纯的上级管理下级的效果非常不一样，一个美国记者很深刻地认识到其独特价值：“士兵一般不爱听军官的训斥，所以共产党就让部队以班为单位成立互助组，对班里的缺点进行批评。当一个班撤离一个村庄时，互助组检查从老百姓那儿借来的东西是否退还了。这些事不需要指挥员的监督，因此更有效。互助组每天还用三、五分钟作公开的自我批评。比如，这个战士可能说;‘今天我挖战壕没挖好’，那个战土可能说：‘我没有打好机枪’。” 在毛泽东年代，无论是工厂还是学校，都经常召开各种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也算是源远流长了。
红军时期“党的领导”及其领导的士兵会，从根本上加强了通常被视为被管理者的管理地位和责任，在制度上构成一种对于科层化管理的根本修正，透过这样的形式来实现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和批评，修正科层命令单向流动的弊害，借以保证红军内部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 建国后，下级无法有效地监督上级，对于各级官员的监督成本无法向下分担，是毛泽东毕生的忧患所在。他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对人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4、军纪要求的背后是军民关系的建设
抗战期间，毛泽东曾经对记者哈道•汉森说：“我相信，除非发动农民群众的人力和物力，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只有迅速地实行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才能得到农民的合作。” 实际上，在井冈山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时候，共产党人和红军都一直依靠农民的人力物力支持，才能够与强敌周旋的。
1928年春天，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掩护接应从湘南撤退的部队，从酃县中村进入桂东。三月三十日到达桂东沙田。当毛泽东同志率队进入沙田村时，由于受反动宣传，群众纷纷逃避。作为一支以推翻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为目标的军队，如果没有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和人民隔膜起来，其失败肯定是不可能避免，这是毛泽东最为忧患的事情。很快，毛泽东就设想如何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不仅仅是一个宣传的问题，而且是如何取得信任的问题。接着，就在沙田万寿宫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干部会议，决定组织宣传队深入沙田一带进行调查研究和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工农革命军为工农谋利益的革命宗旨，号召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四月三日毛泽东同志在沙田坪老虎冲大田的集会上，向工农革命军逐条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要稳定地取得人民群众的人力物力支持，就必须建立起地方政权和武装，作为普通群众和军队之间的稳定联系渠道，地方政权的不稳定，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老红军陈士蕖回忆说：“有一次，部队在酃县中村住下后，他同酃县党的负责人周里等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当周里说到由于没有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政权一直不稳定的问题时，毛泽东当即指出：政权建设和地方武装的发展不能分开，有了政权，没有坚强的地方武装，政权就立不住脚。他对周里说：你不能总是跟着我们打游击吧，土地革命就是要发动农民，你要找那些满身是泥巴、满脚是牛屎的人交朋友，把他们武装起来，你就有靠山了!”
取得群众的信任，并建立起稳定的根据地政权，才能稳定地从群众中间取得稳定的人力物力支持，毕竟“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所以红军的军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老百姓心目中间的形象和是否值得支持的问题，是宣传群众最具有说服力的“行动语言”，是军民结合的关键。破坏军纪等同于破坏红军在群众心目中间的形象，是疏远群众的起点，所以被毛泽东看得非常严重，1929年红军回师瑞金途中“杀了经商富农的四头肥猪” ，并由此引发严重的争论，毛泽东因此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前委书记”，但是一等到他可以说话的时候，他在古田会议上就又继续强调：“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
一些有觉悟的共产党人很快就领会了群众的支持对于红军的重大意义，何长工在主持红校工作的时候，就有着非常清晰的指导思想：“敌人有比较现代化的装备，且有兵工厂、大后方，帝国主义的援助。我们呢，我们要靠敌人装备我们，我们所占优势的也是我们藉以欣慰的就是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我们的强大后盾，也是我们的基础。因此我们在战争中要趋利避害，扬长避短。你蒋介石纵使有八个拐杖，我们有九个，这就是比他多一个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有我们军民坚如盘石的团结。”
每一个组织的生存，都依赖于从环境中间取得维持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但是，劣势的红军对军纪的重视达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度，因维护军纪在内部引发高层指挥员如此严重的争论，本质上是红军作为一个承担革命使命的特殊组织，对于环境(农民群众)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通常水平的反应，按照何长工的理解，因为这是实现军民“坚如盘石的团结”的起点，也是弱势的红军争取比蒋介石多出来的那一个决定战争胜负的“拐杖”。
二、长征之后新型管理经验的普及
革命不仅仅是要完成推翻旧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而且在一开始就必须完成对于科层化管理模式的革命，没有后一革命，组织和动员群众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即便是苦心动员起来的力量，也很难以发挥最大的作用。没有对于科层化管理的颠覆和扁平化管理的创新，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1965年在回答马尔罗如何启发农民勇敢作战并获得胜利的原因时，毛泽东回答说：“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先生作为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背靠农村和农民的共产党人反而打了胜仗，梁漱溟老先生也一样没有想到：“起初我们没有料到蒋介石、国民党能够被赶出大陆，以前没有料到，因为显然国民党是中国政府嘛，共产党只占局部地方，对外国民党代表中国，美国无论哪一方面。军事方面什么都是支持国民党，我们没有料想在兵力多、有美国的武器帮助、外交上的援助，种种好条件、便利，被赶出大陆，这个没想到，实在没想到，为什么就是这样子被赶出大陆了?就是蒋介石太坏了，蒋介石太不得人心，他一点信义没有，说话不算数……”看不到扁平化管理的威力，就肯定很难理解贫苦农民的政治不满何以能够组织成为不可抵御的反抗力量，也很难明白为什么具有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国民党反而打了败仗，最后老先生只得勉强给出一个道德上的判断。
其实，在革命队伍内部，走出传统的“科层化管理”的常规思路，也是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并且是在经历过最惨重的失败之后，这一“激进”的管理革命成果才最后被认识和接受的。1956年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党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在革命发展的曲折道路上，不仅要对付强大、狡猾而凶恶的中外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与反动派)，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与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者、投机分子、愚昧无知作斗争，不断端正我们前进的方向。因而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和代价。”“‘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是打击、排挤正确领导，否定、抛弃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来的正确路线，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损失，最后不得不丢开了革命根据地，跑了二万五千里。敌人教育了我们党员中的顽固分子。挫折和损失才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符合实际的话，对革命有益的话，过去他们是听不进去的。” 周总理就自己亲眼所见，也印证了这一次管理革命的难度：“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
建立稳定的基层政权，改善贫苦农民的生存条件，都受制于劳动力低下的相对价格，减租减息政策很难落实，因为贫农在占有土地的地主富农面前处于一种低下的谈判地位，这是市场关系中间活生生的力量对比。国民党也曾于一九三○年颁布《土地法》并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是，没有配套的措施去颠覆地主富农的经济力量优势，这一政策将永远不可能落实。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也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他们是真的想要帮助农民实现这一目标，就切实着手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去颠覆地主富农的经济优势。一个事后的总结说得非常精辟：“减租减息是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中实现的，而它的实现又是取决于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农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对地主让步。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条件下，地主在经济上的优势，农民在经济上的劣势，尚不能完全扭转，但是，地主在政治上的优势，却是可以而且必须改变的。通过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和武装农民，改造乡村政权，建立农民在政治上的优势，弥补农民在经济上的劣势。”
减租减息的关键，当然是要让地主和富农基于生产资料占有而形成的优势和权力无效，不然就根本谈不上政策的落实。一位海外的研究者从共产党人的实践中间看出其中的奥秘：“要粉碎地主的权力，关键在于不仅要彻底废除大约有30种之多的附加税收，而且要禁止地主阶级的其它许多剥削活动，如各种徭役，佃农向地主‘送礼’等等。自从法律细则保证了佃农长期租用土地的权利以后，佃农不会在武断之下被迫与自己耕种的土地分离了。地主再不能随意收回土地，也不能对佃农进行敲诈。地主阶级的经济活动被严格地限制在它可以得到的一定数量的地租和利息的范围内。”
对于地主权力的有效限制，有待于农民权力的成长过程，不仅仅是农民关心自己利益的愿望被激发出来，而且还要他们能够掌握住实现自身愿望的组织和政治优势，在群众运动走向稳定政权的过程中间，常常发生“先左后右”的公式——群众难以起来的时候往往过分强调放手，群众有了初步的力量之后往往出现过火行为，这个时候又容易发生过分的纠偏打击群众积极性的问题。这些错误和曲折，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最终还是要形成群众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自己的政策水平和兼顾全面和长远的意识。“使乡村发生了重要变化的群众斗争的开展，事实上是漫长的，充满曲折和反复的。如果能使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克服巨大的困难，寻求自己生存条件的改善，那就能够使农民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意识到他似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变和推翻自已身受的苦难和压迫，发掘出自己的创造潜力。在这个辩证的过程中，农民在改变他们的环境，同时也在改变他们自己。正如列宁所说的：‘只靠宣传和鼓动并不够，群众必须要有他们自己的经验。’”
与经济学家们的狭隘视野的完全不同，共产党人很早就看到了所有制或者财产权并不能单独起作用，经济问题不可能局限在“纯经济”的狭窄视野里去解读，必须要与政治权力和舆论氛围的变化结合起来，这固然与共产党人追求在现实中间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有关，同时也揭示了经济权力独立起作用的限度。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工作，太行根据地做得最好，他们那时经过深入调查，就发现国民党的三七五减租法令和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都很难落实：
“调查证明：减租减息不止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进一步发动农民支持战争，而且是一次异常深刻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它包括着阶级关系和思想意识两个方面的大变动。如果不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让他们自觉地起来斗争，单纯靠政府从上而下以命令行事，真正彻底的减租减息是很难实现的。当然，如果没有政府法令作依据，没有政权和军队的支持和保护，地主阶级也不会轻易让步，农民进行斗争就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针对农民的‘命运’、‘良心’观点和各种顾虑，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用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结合地主剥削农民的具体事实，教育农民，让农民懂得地主的土地和地里的粮食是哪里来的;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耕地，也不会生产出粮食;同时，用地主阶级通过祖佃、债务关系兼并农民土地的生动事例，说明土地的主人原来是农民而不是地主，又用地主的发家史教育农民，地主之所以发家是剥削的结果，是‘坑害’穷人的结果……。通过这些教育，使农民逐渐认识到一切财富(包括地主的财产)都是农民劳动创造的，一切应归劳动者所有的道理。”“实践还证明：如果没有一支形成优势的纯洁的阶级队伍，没有一个支持群众运动的抗日民主政权，‘双减’运动是搞不起来的。”
要系统地颠覆地主富农的经济优势，这就需要建立一种站在劳动者背后的政权，并颠覆国民党政权，革命与劳动力相对地位的提升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而且共产党人善于通过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内在的联系揭示出来给人看。还是那个美国记者贝尔登，他记录到了共产党人如何把贫苦农民的经济感受提升为政治觉悟的技术，并转换为军队的战斗力的：
“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八路军的一种政治战术，这种战术可能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军队从未采用过的。这就是八路军的诉苦会。今天，八路军(现在改称为人民解放军)是由三种战士组成的：老战士、共产党地区参军的农民新战士和俘虏兵。每打一仗，捉到俘虏后，部队就找一块空地开大会。一个老战士站起来讲他如何参加八路军，如何打仗，以及现在的生活。一个新战士讲他先是如何在村里受苦，如何打倒地主闹‘翻身’以及从土改中得到什么果实。然后一个俘虏经过动员，也站起来讲他在蒋介石军队中的经历，讲他如何在村里被抓壮丁，如何在军队中挨打、挨饿等等。……中国人是有哲理的民族，而中国士兵是最有哲理的。同农民一样，单个的士兵总以为自己的命苦，但当他看到人人都有一本苦情帐时，就得出天下穷人是一家的结论。这种诉苦会在士兵心灵中造成的强烈反响，比指挥员或政治指导员言教的作用更大。这种教育的作用根本无法抵消，别的军队也无法仿效，因为如果蒋介石允许他的士兵诉苦的话，那末士兵们就可能起来反抗他们自己的长官。……当一个俘虏兵联系个人的苦情而控诉坏村长时，政委就把这件事联系到县长、省长、一直追到蒋介石头上。很快这个士兵就相信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是县长而是中国的独裁者。政委就是这样引导俘虏兵从政治上来归纳问题的。这些新方法具有如此奇效大验，以致到了一九四七年年中，国民党的士兵白天被俘，晚上参加了一次诉苦会，第二天就参加八路军一边打仗了。”
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首举义旗开始，中国历代第一波起来反抗统治阶级暴政的起义者，多数都在与旧统治阶级撕拼的过程中拼成同归于尽的结局，只有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奋斗取得了最后胜利。而从有形实力――主要是技术兵器和经济力量――的差距看，毛泽东和同志们却是处在最不利的地位上;在冷兵器时代，起义者与统治者的武器差距是大刀长矛对锄头镰刀，而共产党和红军却是面临着锄头镰刀对洋枪洋炮的差距;而且，历代统治者都只能从国境之内攫取资源去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却能够取得海外列强的大量经济和技术支持。
中国革命的成功，意味着共产党人必须从民间取得人力物力资源去支持颠覆旧政权的战争，由于所能动员的有形力量少于对方，这就必须寻找一种最节约的力量使用方式;同时“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其支持者主要是贫苦的农民群众，而共产党人要从他们那里取得足够的支持，就必须解决一个低成本、广覆盖的基层政权系统的问题，否则，仅仅是管理对象数量庞大相联系的管理系统的巨大规模及其常规运转费用，就足以耗尽苦心收集起来的有限资源，这其实就是国民党政权在华北乡村陷入“内卷化”困境的原因所在 。
共产党人的管理革命，在两个方面与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是要求最节约地运用获得的资源，这集中体现以游击战为核心的系列战略战术方面;另一个是必须最小化联系农民群众的政权的消耗，使来自农民的有限资源能够最大化服务于战争第一线的需要，精兵简政、供给制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都体现了最小化单个工作人员的消耗水平的努力方向。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扁平化管理的特色，战争胜负虽然最后是在战场上见分晓的，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竞争优势，却先于最后的胜利而通过管理模式日常化了，没有一个低消耗、高效能的联系群众的政权，共产党人就不可能源源不断地取得民间资源去支持战场上的长期搏斗。作为八路军的对手，日本人也是十分清楚的：“保密的和不保密的日本文件，对中共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表示了特殊的忧虑。群众工作是如此‘广泛和深入’，以至都做到日军驻地旁边来了，这是‘真正可怕的事情’。一个日本作家在强调了中共‘可怕的’组织力和人民对它的支持以后深深感到，将来共产党的力量将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大障碍’。”
三、革命家管理群体和管理经验的展开
在敌后抗战期间，共产党和八路军逆向渗透进华北地区，在农村发动农民减租减息建立基层政权，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是一大批“三八式干部”在工作中间成长起来，解放战争期间其中53000人随军南下，在建设新中国政权方面成为支柱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共产党人对于自身的不足，进行了深刻的发掘和检讨，在思想认识和组织团结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海内外许多人感到难以理解的地方“为什么共产党竟然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这么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此后，共产党人更高程度地把井冈山时期管理革命的成就应用了到了更广泛的领域，由此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无形实力，并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管理经验下培训的干部的继续领导着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特点。
1、扁平化管理经验在抗战期间的成熟
共产党和红军的弱小，但是对手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都比自己强大，所以，在管理上不仅缺乏足够的控制力量去影响尽可能多的农民，而且也缺乏经过适当训练的行政管理人员。共产党人从自己的短处进行突破并形成新的管理设计，美国学者沃马克看得很清楚：“如果红军仅仅依靠军事上的优势来要求服从，那么它会极大地提高管理成本，并降低乡村支持的水平。但是还有另外的决定政策受欢迎程度的标准：一个是强调这一政策能够动员起来的有效的大众支持的数量;另一个则强调政策与大多数‘民众’偏好的一致性。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标准并没有分歧，一个大多数喜欢的政策通常能产生相当大的积极支持。”而且，把被管理者的行为看作是管理手段起作用的结果，这一看法也是有局限的：“引起对公共目标的认同可以降低动员的资源成本，但认同要求更多的合作性努力，也要求有可接受的目标。组织及其目标必须贴近于人民，否则他们就逃避自己的那部分责任，或者对最后结果也漠不关心。如果一个组织对参与行为进行奖励，资源成本就会上升，最高领导人就会获得对组织目标更大的控制权，角色规范就变得明确。依赖制裁进行控制也是昂贵的，还限定了服从的标准。”
以底层群众的认同为基础，最小化管理者掌握的控制权作用的分量，这是建国后在党内开展系列整风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先声。从尊重被管理者——农民群众和士兵的认识起点出发去看待管理问题，而不是从专业化需要和完美制度设计出发，这构成扁平化管理的根本要点：
“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一个社会的运作总是从属于一个管理系统――总是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相互作用中间取得管理绩效。在毛泽东看来，在管理系统内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有所不足的，但是管理者的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间的描述性措辞看这两者的不足有某种一致性――都可以归结为“非无产阶级思想”或者“个人主义”，被管理者的个人主义表现为对于管理目标(这在毛泽东那里是被视为阶级利益的具体化)的冷漠――通常表现为“雇佣思想”，而管理者的个人主义表现则是强烈要求降低管理的投入水平，把视野局限在单纯军事方面，或者采取官僚主义或者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和建设年代都同等强调：“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共产党人没有使用国民党那种抓丁派捐的强硬手段，也没有建立以有文化有管理经验的乡村绅士为依托的更具理性化色彩的基层政权，但是，却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共产党政权在农村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依靠国家政权这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根据C.K.杨估计，共产党通过这种联系从农村中所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以前的地主和国民党。与此同时，新的更大的负担比以前更加平均地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暂时和过渡性的。摧毁旧秩序，建立与政府的新联系，从农民中取得更多的资源，无非是解决一个基本问题的最初步骤：即增加经济产量从而成为在世界上有竞争能力的军事巨人。……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 反对强迫生硬的工作方法，强调管理者尊重群众的态度的重要性，以提高认同而不是控制去追求管理绩效为主要努力方向，这种“三位一体”的审视管理者的眼光，是毛泽东终生不改的，建国后高层的系列争论仍然与这三个“因素”紧密相关。
看来，在毛泽东心目中间，管理绩效最终与认同水平的关系更为密切，与控制权的关系较为不密切，损害扁平化管理带来的认同水平下降速度会快于控制权上升的速度，结果总的管理绩效水平是下降的。所以，战争年代他把人民群众“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即认同水平很高)视为“真正的铜墙铁壁”。 也很显然，共产党人多数来自底层，文化水平低和管理经验少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相对于庞大的管理事务而言，这一管理者群体所能实现的最高科层化管理绩效有其上限，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强调深入群众和扁平化管理也有一个特殊时代条件的针对性。
人地关系紧张与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旧统治阶级加之于农民的苛重经济剥削往往利用农民低下的市场谈判地位，这使得旧中国多数贫苦农民的生存境况难以忍受，构成颠覆旧政权的巨大政治能量，而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从走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着眼于如何把这股政治能量制度化，塑造为破坏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动力。与这个制度化过程相联系的首先是一场扁平化管理的革命，这一管理革命颠覆了科层化管理的大多数原理，革命的深度超出许多普通人正常的认识视野，引发了共产党人内部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这一管理革命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从而保证共产党人能成功地汲取农村的人力物力资源，有效地用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随着减租减息政策逐步落实使得根据地社会也出现了“中农化”趋势 ，扁平化管理的成熟和根据地的稳定，在多个方面都验证了经典作家对新社会的展望，同时也强化了第一代共产党人(特别是抗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三八式”干部，他们在新中国管理中间扮演着非常寻常的重要角色)对扁平化经验的认可：
“在延安时代最不正统的革命战略的运用过程中，却产生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奇妙地一致的社会理想和实践。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延安实践，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进行社全主义改造的步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步骤是实现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一更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首要的和基本的步骤。后来，毛泽东主义也正是这样来赞扬和评价延安传统的。延安时代要求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参加生产劳动，这对于在中国传统上特别明显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至少是象征性的一击，它同时证明了，毛泽东主义决心要消除这种分离。为推行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方针而开展的‘精兵简政’运动、群众参政运动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想的序幕，但仍然反映了他们对缩小国家和社会之间裂痕的强烈关注。而毛泽东主义关于延安游击队的领导人从理论上说应是能够从事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多面手的观点，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人的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在革命斗争本身的进程中，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比20世纪其它任何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更多地产生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价值观念。”
2、扁平化管理与无形实力的提升
1936年红军经过艰难困苦的长征抵达陕北之后，美国记者斯诺对于有形实力劣势下的人民军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住敌人的在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中国农民占红军的大部分，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这在长征中已经表现了出来，这也在红军日常生活的严格要求上表现出来。可能也有外国军队能够吃得消这种同样的风吹雨打、食物粗砺、住所简陋、长期艰苦的生活，但我没有见过。” 。在战争期间，由于强大的敌人所施加的生存压力，大体而言，在革命军队内部强化了共同体信念，每一个战士和军官的安全，都取决于整体事业的进展、革命力量的壮大。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排除乃至取消个人利益的种种小算盘，整体目标在个人努力中间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就使得共产党军队能够在有形实力的劣势之外，形成无形实力的优势，无形实力有赖于“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态势的实现，这是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那个古老命题最精彩的演绎。
在“上下同欲”这一高度力量整合的反面，是国民党军队存在着严重的“五不和”，按照一个眼光独到的美国记者贝尔登所见：“某些爱发牢骚的蒋介石军官中流传的一些说法，颇足以说明蒋军的战斗力如何。例如说蒋军有‘五不和’：一、军政不和;二、军党不和;三、军民不和;四、军内不和;五、官兵不和。还有三个不关心：一、不关心打仗;二、不关心老百姓;三、不关心自己。” 国民党军队直到最后败退台湾的时候，仍然拥有海空军优势，虽然一直占据着有形实力的若干优势，但怎奈无形实力方面的劣势实在是太大。
有形实力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单独起到决定战争胜负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可能没有人比毛泽东更清晰地指出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在共产党革命的有形实力劣势现实中间，毛泽东显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无形实力的成长方面。革命战争的胜利从表面上看总是违背了一般竞争的规则，总是有形实力不足的弱势群体最后赢得了胜利，这是普通的竞争力量对比难以解释的，所以在分析革命的时候，研究视野和分析重点就要更多地放在无形实力方面。
竞争实力大体上可以分为“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通常的管理学视野局限于静态力量――人力物力资源――的对比和运用上，对直接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有形实力”的研究较多，难以深入到动态过程内部去分析“无形实力”的作用，因而容易忽略革命时代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对于群体竞争力量的分析，尚未发展出适当的分析工具，因此难于进行理论提炼。本文借鉴美国学者克莱因的国力方程，并进行必要的改进，来分析中国革命胜利中的无形实力因素，并由此去呈现共产党从长征前的失败中间所提升的前进动力。
克莱因国力方程表示如下：
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
其中“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能力”包括GNP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包括战略打击能力和常规军事力量。克莱因认为“战略意图”的最高值是1，多数国家的的战略意图是自卫和保护性的，评分居中为0.5分，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历史久远，则大于0.5分，战略目标模糊或者摇摆不定，则低于0.5分。克莱因把“战略意志”定义为“国家可以动员其内部力量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的素质”，最高值也是1分，其中民族凝聚力约占33%，政府首脑的领导水平和效率的高低约占34%，人民大众对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关心程度约占33%。
克莱因原来是分析国家之间的竞争力量问题，我们为了表示革命时期对垒阶层竞争力量的形成机制，把有形资源构成划分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因为对国内战争而言领土因素是既定的，而人口的作用则服从统一战线和阵营的划分，不是固定在某一个方面起作用的因素，所以就从等式中间取消这一项。而无形资源则划分为“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个方面。总的竞争实力等于有形实力与无形实力之乘积。这样，有形实力就不是单独起作用，要与无形实力联合起来看待，有形实力能够运用到什么程度要取决于无形实力的系数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而是乘积关系。因此，在一个国家的内部革命战争期间，精英阶层(统治阶级)和平民阶层(革命者)的竞争力量对比关系公式，就可以改写为：
竞争力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竞争意志+组织程度)
毛泽东有一个简洁的说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精辟地说明了对外竞争的实力取决于内部力量整合的程度。“团结”是为了更好地在自己的阵营内部，把人力物力资源更好地整合起来用于竞争的目的，胜利的基础就在于此，在有形实力既定的情况下，“团结”是提高无形实力的关键甚至是唯一的路径。“团结”这个通俗的说法，实际上反映了个人努力与集体目标的一致性程度的高低，个人的利益和追求与整体目标偏离越大，个人努力对整体目标的有效贡献就越小，不同个体努力之间的算术总和与形成的实际合力的差距就越大。最理想的状态下，是所有人的努力方向都与整体目标一致，这样竞争实力就等于全体努力的代数和，没有相互之间的抵消和损耗，也就是说：无形实力作为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的衡量取值，最大为1，最小是0。对于无形实力的取值范围，以及与有形实力的关系，毛泽东是这样认识的：“战争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掌握着国家军事机器并占有或者支配大部分资本和社会剩余分配，在有形资源方面，被统治阶级是处于劣势的，这是革命在有形实力方面的不利条件。长征之前的“反围剿”作战失败，以及长征途中湘江之役的挫折，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竞争方略选择错误之外，也是与这个有形实力方面的劣势紧密相关的。从这里也间接说明了无形实力意味着一种不同的组织和运用资源的管理模式。
毛泽东说过失败是成功之母，重大的挫折可以把压力变成为动力，促使人们放弃错误的观念吸取教训。红军长征之后，斯诺到达延安访问了很多红军将士，发现毛泽东和他所遇见过的其它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斗、战术、“措施”等等，却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都“显然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思想意识里面只剩下了“我们”没有了“我”，这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挫折之后在无形实力方面取得的更大突破。正是基于这个方面认识的深刻把握，斯诺在所有西方观察家之前看到共产党人在有形实力劣势之外的制胜优势，预言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也使得他的书成为拉铁摩尔所称许的“西方国家介绍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之一：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详谈他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因为知道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这些个人琐事。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却使我的报道工作发生困难。”
由于无形实力是劣势一方竞争和生存的关键，共产党人就在这个方面投入了格外多的精力，去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问题和组织观念问题，启发官兵的觉悟和主动性，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在战争期间集中那么多的高级干部花那么长的时间去解决思想和作风问题，这本身是提升无形实力的需要。
3、扁平化管理的外部条件
整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安全态势，使得扁平化管理模式的运行，没有遭遇特别大的困难，这是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的主要区别，建国后毛泽东和对立面争论的升级就是与外在压力消失后内部分化程度加深有关的。即便是战争年代，对于管理上层而言，扁平化管理模式还是受到他们的相当自觉的抵制，这集中体现在古田会议之前的争论中间，这个争论实际上预示了扁平化管理模式与管理层独立利益和视野的冲突，从而在较小的程度上预言了建国后的党内严重分歧。
扁平化管理的种种优势，及其在外部强敌压力下的自我维持，本身也部分地说明了其适用条件，胡乔木很精辟地看到了这一点：“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和其它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新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究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锢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导的管理革命成就得到了最高程度的证明，在认识上共产党内部已经不存在对于扁平化管理的认识很大和怀疑，但是，基于不同的社会条件，扁平化管理模式的外部维持压力不再存在了，所以争论还是在老地方继续发生。扁平化管理方法走出了“手段和目的”的简单直接对应这一狭隘的观察视野，要求从根本处着手解决问题，以内部的良性互动关系建设为起手处，而把最直接的管理目标放在第二位上，优先关注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军队内部的上下级关系调整，最终造成一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上下同欲”的态势，然后把军事和战争胜利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来看待，扁平化管理模式要求管理者在直接的管理目标之外，优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提高无形力量的着手去提升竞争力量，在力量对比优势的基础上去自然地取得胜利;这一从“关系建设”着手追究无形力量提升的过程，被作为比追求直接的管理目标――战争胜利――更优先的目标。和平年代似乎仅仅对应着一个权力划分问题的“党指挥抢”，在战争年代却蕴含着要求军事指挥员把目光，从直接目标上转移开，关注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于“单纯军事观点”的批评，并配合了对军队内部指挥结构的再造。
扁平化管理模式中间，隐含着一个“管理人”对于复杂世界的简化模式，有一种明确的方法论提炼，这在认识上区分了两个不同的层次，核心层次联系着社会分化的结构性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布不均衡以及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利益的排斥，这是为什么扁平化管理可以成立的原因所在——被压迫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政策和策略层次，则建基于一个特定的敌强我弱的局势(力量对比)，由此设计了相应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方式和运用方式，也就是一系列的战略战术，有形实力劣势条件下需要不同的竞争方略。最后，毛泽东从核心认识的结构性部分提炼出矛盾和对抗的理论，他关于力量对比的判断落实为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统一战线策略。
注释
(美)雷恩着，孔令济译：《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566页
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九章
(美)A•雷恩着，孔令济译：《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456页
顾迈男：《远景壮丽的南水北调——记原长江水利规划办公室负责人林一山》，《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7月4日第9版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以上均载《邓小平文选》
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瑞典〕达格芬•嘉图着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59页
张宏志：《中日血战三部曲》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前言
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6页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出版，第62、120页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马克斯•韦伯着 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 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6、298页
马克斯•韦伯着 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 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参见第278-286页
(美)布劳、梅耶着;马戎，时宪明，邱泽奇译《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7页
(英)毕瑟姆着 韩志明等译《官僚制》吉林人民出版杜2005年，第7-8页
黄克诚：《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载《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1日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03-104页
《何长工回忆录》，第226-227页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67-69页
陈士蕖着 刘恩营整理《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蕖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3页
奥尔森着 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16页
陈抗：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经济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期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72页
(美)贾克•贝尔登：《中国震撼着世界》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年版，第七章，土地与革命;这本书和斯诺的《西行漫记》、韩丁的《翻身》一起，被拉铁摩尔称为描写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引自马社香《前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
〔瑞典〕达格芬•嘉图着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陈士蕖着 刘恩营整理《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蕖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页
曾志着：《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同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参见第92-94页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载《毛泽东军事文选》第一卷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299页
毛泽东同马尔罗谈话记录，1965年8月3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出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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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学习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杜润生主编 李友九副主编《当代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参见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三节
(瑞典)达格芬•嘉图着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瑞典)达格芬•嘉图着 杨建立 朱永红 赵景峰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4页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8、33-34页
(美)贾克•贝尔登：《中国震撼着世界》第七章，土地与革命，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年版
参阅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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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47、116页
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1页
(美)巴林顿•摩尔着 拓夫 张东东等译《民主与专制社会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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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主编 李友九副主编《当代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参见第五章第三节
(美)莫里斯•迈斯纳着 杜蒲 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 年，第67-68页
(美)埃德加•斯诺着，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1979年12月，第253页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美)贾克•贝尔登:《中国震撼着世界》，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年版，第十一章，内战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五九页
王恩涌等编着：《政治地理学-大时空中间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8-179页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七五页
(美)埃德加•斯诺着，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1979年，第103-104页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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