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Marxist Critique of Post-Marxism
詹姆斯·彼得拉斯①
前言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撤退，后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分子的时尚立场。改革派左翼留下的空间，部分地被资本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技术官僚和传统宗教，以及原教旨主义者所占据。过去，这个空间是由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政治家，以及与“解放神学”合作的宗教活动分子占据的;中左翼在政治制度(上层)和较少政治化的人民阶级(基层)中有很大影响。激进左翼空缺的空间是与政治知识分子、政治化的工会阶层，以及城乡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而在今天，正是在这些阶级之间，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更为激烈。
一大批“社会组织”在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主要金融机构和政府代理的豢养下，在很多情况下得到它们的资助而涌现出来。它们的意识形态、它们的关系和它们的实践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直接较量。这些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自称是“非政府”组织或“独立研究中心”)竞相提出容易被人接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以充实资助它们的老板的新自由主义的内容。本论文将描述和批判这一意识形态和各个组成成分，然后描述它们的活动和非活动，并把它们同社会基层的运动加以比较。此后将要讨论的，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它的演变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和可能的回归等有关问题的前景。
后马克思主义的成分
在很多情况下，提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是“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出发点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并对每一个基本建议提出反建议，以便提出一种替代理论，或者至少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分析思路。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遇到的基本论据，至少可以归纳为十个：
1.社会主义是一种失败，社会的所有“一般理论”都注定要重复这个过程。意识形态都是虚伪的(后马克思主义除外!)，因为它们反映的思想世界是被一个单一的种类/种族文化体系控制的;
2.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阶级的观点是一种“简化论”，因为阶级正在解体;主要的政治出发点是文化性质的，并同许多不同的本性(种族、种类、人种、性欲)交织在一起;
3.国家是民主和自由的敌人，是腐败而不充分的社会福利的载体。“公民社会”是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扮演者;
4.中央计划经济导致官僚统治，又是官僚统治的产物，它阻碍产品在生产者之间交换。也许需要对市场和市场交换作有限的调节，这可以促进消费和更有效的分配;
5.传统左翼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导致把公民社会归它控制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是腐败的。地方组织就地方性事务开展地方性斗争，结合向国家和国际当局提出要求或施加压力，是实现变革的惟一途径;
6.革命总是或者以失败告终。或者不可能进行：社会变革有导致专制反应的风险。替代办法是为巩固民主让步而斗争，以保障选举进程;
7.阶级声援是过时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们反映的是以前的政治和现实。阶级已经不存在了。现有的只是一些相互割裂的地方。在那里，特殊团体(属性)和地方以相互帮助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并在依靠外援合作的基础上，为生存而保持相互关系。相互声援是一种表现阶级——红十字精神的现象，是一种人道姿态;
8.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不产生可感知的结果，而只能导致失败，不能解决近期问题。围绕特殊计划开展的政府间合作和国际合作带来生产的增长和发展;
9.反对帝国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残存表述，是另一种过时的东西。在当今全球化经济中，不存在同经济中心对抗的可能性。世界日益相互依赖。在这个世界中，更需要资本、技术和知识从“富”国向“穷”国转移的国际合作;
10.人民组织的领导人不应该仅仅面向穷人的组织和为他们的条件分忧。内部动员应该建立在外部资助的基础上。专业人员应该制订方案，保障组织地方团体所需的外部资助。没有外部帮助，地方团体和职业教育将会衰败。
对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
于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了一种分析，一项批评和一个发展战略。用一句话表述，这个发展战略是一种非常广义的意识形态，是在他们讨论马克思主义时想当然地加以谴责的东西。此外，还是一种对国内和国际资本主义危机(长期停滞、周期性金融恐慌，等等)和影响当地社会问题的社会矛盾(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判断失误的意识形态。例如，新自由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者据以活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是阶级冲突的产物。同国家和帝国结盟的特定资本阶层打败了人民阶级，强加了模式。非阶级观的前景不能解释后马克思主义者据以行动的社会世界的来源。不仅如此，在有关后马克思主义者来源的讨论中，这个问题本身暴露了出来——他们自己的经历反映了(在国内和国际经济和文化领域内)权力的急剧和彻底的转向：在限制马克思主义赖以活动的空间和资源的同时，增加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机会和资金，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渊源已经融入了政治权力的走向之内，脱离了工人阶级而转向资本输出。
现在，让我们从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社会学的批判认识和它对一般理论普遍不牢靠的见解出发，来讨论它的一些特殊建议，让我们从它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和“意识形态的末日”开始。“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什么意思?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第一，那仅仅是有关社会主义的惟一概念。第二，即使如此，失败的是什么并不清楚，是政治制度，还是社会经济制度?最近在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和许多前苏维埃共和国举行的大选表明，大多数选民宁愿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过去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经济实践。如果前共产党国家的公众舆论是“失败”的晴雨表，那么，现在还没有定论。其次，如果后马克思主义者想以左翼政权的衰落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失败”，那么，我们还要坚持，在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内部缺陷而导致的“失败”与外部侵略造成的政治和军事失败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没有人会说，希特勒摧毁西欧的民主政权是“民主的失败”。资本主义的恐怖主义政权和/或美国对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安哥拉、莫桑比克和阿富汗的干涉，在革命左翼的“衰败”中起了主要作用。军事上的失利并不是经济体制的失败，并不反映社会主义经验的有效性。此外，当我们通过许多社会指数来分析社会主义或人民政府相对稳定时期的内部运作时，其结果要比后来的政权有利得多。同皮诺切特政府时期相比，阿连德政府在人民的参与程度、卫生、教育、公正的增长等方面要有利得多。在尼加拉瓜，以同样的指数比较，桑地诺政府要比查莫罗政府好。阿本斯政府的土地改革和人权政策同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植的政府政策下的土地集中和15万件谋杀案要好得多。
目前，新自由主义者确实在执政，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但与此同时，在西半球很难找到一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群众运动不发挥影响的国家，而这些群众运动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正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新自由主义政权发起挑战。在巴拉圭、乌拉圭和玻利维亚举行了富有成效的大罢工，在墨西哥有重要的印第安农民和游击队运动，在巴西有无地农***动，这一切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共产集团以外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一种人民民主力量，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持，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后马克思主义者混淆了苏维埃共产主义与植根于拉丁美洲的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接受了概念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混淆了军事失利与左翼的政治失败。最后，面对东方的共产主义，他们看不到共产主义的发展变化和富有生命力的本质。一个以社会所有制、福利计划、土地改革和民主为内容的新的社会主义具有日益增强的人民性。它是建立在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个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末日”的观点，不仅与它的意识形态不相符合，而且也与新老马克思主义者持续开展的意识形态辩论不相符合，与新自由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目前的辩论和冲突不相符合。
阶级的解体和个性的涌现
后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一方面，他们说它冲淡了文化特性(种类、人种)同样具有甚至更加重要的意义。他们指责阶级分析论者为“经济简化论者”，错误地解释了阶级内部的种类和不同人种。可是，当他们提出这些“差别”决定当代政治的本质时，他们走得更远。对阶级分析观点所作的第二个攻击是，阶级纯粹是由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见解，本质上是一种由文化决定的主观现象，阶级分析是这一见解的产物。这样，就没有了分割社会的“客观阶级利益”，因为“利益”完全是主观性质的，每种文化都确定自身的偏好。第三个攻击说，经济已经经历过几次变革，社会中也已经抹掉了古老的阶级差别。有些后马克思主义者说，在后工业社会，权力的源泉是新的信息体系、新的技术与领导和控制它们的人。根据这个观点，社会正在向一个新的社会进化。在这个新社会中，工业工人正在沿着两个方向消失：向上，参加到高技术“新中产阶级”的行列中;向下，变成“下等阶级”的边缘人群。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否认阶级内部存在着人种、性别和种族的差别。然而，他们强调的是，导致这种差别的广泛社会制度，以及把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以便在所有领域(劳动领域、社团领域、家道领域)消灭众多不平等现象。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的，是性别和种族的差别能够并且应该在阶级范畴之外加以分析和解决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拥有侍女和财富的地主婆同其工资仅能糊口的雇佣农妇具有同样的本质“个性”;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印第安官僚同被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剥夺了土地的印第安人具有同样的“个性”。例如，玻利维亚有一位印第安人副总统，在他主持下，把耕种古柯的印第安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驱逐了出去。这种受相邻人群压迫的特殊形式的政策可能成为一种恰当的出发点。然而，除非消除压迫，挑战社会制度，否则，这一观念将变成为一个囚禁其他受剥削社会团体的“个性”(种族或性别)的隔离囚牢。这需要对(领导和确定一般和特殊不平等条件的)社会权力结构做一个更广泛的阶级分析。
个性政策的本质内容是，把各种团体分割成无力穿透政治——经济世界的、相互竞争的团体，而这个政治——经济世界定义穷人、工人、农民和雇员，然后抛弃他们。阶级政治是应对“个性政策”挑战，并改造那些制造和其他不平等的机构的场所。
阶级不是主观的产物，阶级是资本家阶级为把价值据为己有而组织起来的。这样，阶级是由时间、地点和感觉制造出来的主观观念的说法，就把阶级与阶级觉悟混为一谈。实际上，前者是一种客观状态，而后者受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制约。阶级觉悟虽然是一种社会合成，然而在历史上却是“真实”而重要的。尽管阶级觉悟的形式和表现千差万别，却是一种历史上和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存在的现象;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它常常被其他“觉悟”形式(如，种族、性别、民族)所遮掩，或同它们结合在一起(民族主义和阶级觉悟)。
在阶级结构方面显然有重大变化，但并不是在后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方向上。重大的变化增强了阶级差别和阶级剥削，尽管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本质和条件已经变了。目前，工薪劳动者的数量比过去更多。非常规剥削不是描述“穿越”过去的资本主义的课题，而是回顾19世纪对劳动力剥削的形式。需要重新分析的，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一个人民国家被更清晰、更直接地同资本主义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机构所取代。这个资本主义统治者就是没有中介地治理着国家阶级权力的新自由主义。不管国家行为的“众多决定因素”是哪些，不管最近的和过去的政权如何，目前的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更直接地取决于一种同国际银行业和出口行业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监控。它同公民主体的垂直联系和基本联系是通过国家的镇丫机器和一些以消弭社会爆炸形势为己任的准国家机器——非政府组织实现的。
福利国家的消失意味着社会结构更加两极化：一边是在健康、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受到损害的国家公务员，另一边是薪酬丰厚的专业人员，他们是与多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与世界市场和政治权力中心关系密切、得到资助的其他机构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的斗争已经不仅仅是工厂里的阶级，而且还有国家与没有固定职业的阶级、被迫在街头和市场生产、销售和承担再生产成本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与出口商精英和中小买主(电子产品进口商、宾馆和国际休闲胜地的旅游业人士)的市场一体化伴生的，是国内经济(地方工业、小农场)的解体，其生产者被不断地从农村驱赶到城市和外国。
为中产阶级上层服务的品进口的基础，是穷人“出口”劳动力所提供的利润。剥削的纽带是从国内的贫困化、农民的离乡背井并被赶到城市和外国开始的。“出口劳动力”寄回的收入提供了硬通货，为进口和新自由主义的(为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而建设的)基础设施计划提供了财源。剥削链拥有更多的渠道，但最终还是一种资本——劳动力关系。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它为“民族”的多样化而斗争。国家市场、国内生产和交换再次成为的历史要求。同样，非常规(非正式)职业的发展要求进行巨大的公共投资和一个调节中心，以提供拥有适当生活条件的正当职位。总而言之，阶级分析必须适应在具有国际联系的劳动力市场内无中介资本的规则。在这个市场里，过去的再分配改革政策已被把收入集中到高层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取代。广大的工人和农民阶层过去是生活在正规劳动力市场里的。而这些阶层目前的单一化和向下滑动，为统一的革命行动提出了一个极具潜力的目标。一句话，存在着一种共同的阶级个性，它是组织穷人斗争的温床。
总之，与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相反，资本主义的变革使阶级分析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
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消除，而是加剧了阶级差别。微型加工工业和那些采用新加工技术的工业部门的劳动者并没有消灭工人阶级，而是连续的剥削进程中调整了活动中心和生产方式的方向。到目前为止所能感知的新的阶级结构，把新技术与更受控制的剥削方式结合起来：一些部门的自动化增加了在生产线上的劳动时间，闭路电视摄像机在减少管理人员的同时强化了对劳动者的监督，束缚工人的“质量控制圈”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增强了自动的剥削。“技术革命”最终适应了新自由主义反革命阶级结构的要求。计算机使农业交易能够控制成本和害虫的数量，但却是低收入的劳动者浇灌了农田，中了农药的毒。信息网连接了起来，剥夺了体育用品工业、家庭用品工业(非正规经济)、纺织和制鞋工业工人的工作。理解这一种技术与劳动力不均衡发展过程的关键，是阶级分析，性别和种族只是其中的内容。
国家与公民社会
后马克思主义者描绘了一幅只是从一侧观察到的国家的图像。国家被描述为一个掠夺公共财富，使人民陷入贫困，使经济破产的巨大而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在政治领域，国家是一个专制政府，是实施阻挡人民行使公民权(民主)和产品交换(“市场”)的独断专行措施的根源。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公民社会”是自由、社会运动和公民权的源泉。在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中，人们可以得到富有活力和公平的经济。这一意识形态令人奇怪的事情是它脆弱的能力，它竟然忽视了50年的历史，在缺乏私人投资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1930年的世界性危机、40年代的战争，等等)，公共部门是鼓励工业化的必要工具。
其次，教育和基本公共卫生大多来自公共机构的主观能动性。
在从18世纪到1930年一个半世纪的自由企业时期内，拉丁美洲经受了圣经上所说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亲身经历的所有七种灾难：种族灭绝、饥饿、疾病、独裁统治、依附、离乡背井和剥削。
好像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公共部门壮大了，并且背离了它原有的公共职能，直至被政治和商业精英们占为私有。“国家的效率低下”是它被引向为私人利润服务的结果，同时为交易利息提供补贴(通过低成本能源)，为政治追随者提供职位。国家效率低下同它从属于私人利益直接相关。理所当然地属于国家职能范畴的卫生和教育计划被私人经济、教会或非政府组织恰当地取代。无论私人部门还是教会，它们资助诊所和私立学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少数富人的需要。非政府组织更甚，它们根据外国捐助者的好恶或利益，在地方上为少数人提供短期的照顾和教育。
正如一项系统的比较研究指出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理解了历史：在公共成果的积极面相对而言大于私人成果时，他们容忍用自己反国家的花言巧语蒙上自己的眼睛。
“国家是专制政治的根源”这一论点既是事实，又不是事实。独裁国家过去有过，将来还会有，但是它与公共所有制很少有关，或者毫无关系，特别当它意味着剥夺外国企业时。大多数独裁政权是反国家的，支持自由市场的，今天是这样，很可能将来还是这样。
此外，国家推动被剥削阶层参与政治，承认劳动者、黑人、妇女等的合法权利，已经是公民权利的重要支持。各国在做了有利于穷人的重新分配土地、收入和预算以后，已经为社会公正打下了基础。
一句话，我们需要抛弃国家/反国家的各种言辞，以便确定国家的阶级本质、它的政治代表性的基础和合法性。对国家进行违背历史事实的泛泛攻击是不可取的，只能起到论战工具的作用，只能阻碍自由市场的居民在依靠公共行动创造潜力的情况下，做出合理和有效的选择。
“公民社会”与国家互不相容的论点也是一种虚假的二分法。此外，关于公民社会的大部分讨论对分裂“公民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置若罔闻。公民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民社会的领导阶级，在攻击穷人的“国家主义”的同时，始终把巩固其与国库和军方的关系作为重要的支点，以促进和保护自己在“公民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同样，当公民社会中的人民阶级起而反抗时，他们谋求的是打破统治阶级对国家的垄断。穷人争取国家资源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巩固与富人相比的社会——经济地位。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事情始终是各个不同的阶级同国家的关系。
身处新自由主义国家之外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改变了它的功能意义。他们在不加批判地吸收上层的反国家言辞的同时，把它搬到了下层。后马克思主义者企图为他们的组织道路(非政府组织)辩解，把它们搬到上层，其理由是，他们是在国家之外、在“公民社会”中行动的，然而，事实上他们接受外国政府的补贴，为本国政府工作。
“公民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深刻社会问题，在新自由主义之下深化了的社会分歧的一种抽象认识。既有公民社会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冲突，又有“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只有某些极其少见的情况下，才会遇到其他的形式。在折磨、任意支配和掠夺各社会阶级整体的法西斯政权和极权主义政府下，我们才会遇到国家与公民社会互相分离的时刻。
谈论和描述“公民社会”的意图在于，出于政治目的，把合法的差别改变成为主要的政治派别。而实际做起来，阶级之间的差别将被淡化，就没有了对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挑战。
把“公民”与“国家”对立起来，是忽视某些公民(出口精英、中上阶层)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忽视把绝大多数公民(工人、失业者、农民)排斥在有效行使最基本社会权利之外的事实。精英公民利用国家，用把公民变为单个个人的手段，使公民权利失去任何意义，从而剥夺大多数公民的这种权利。讨论公民社会，如同讨论国家一样，需要确定各社会阶级所处的环境和特权阶级所强加的界限。后马克思主义者把术语当做一种不加批判的概念，这种方式只能削弱而不是加强社会变革的活力。
计划经济、官僚制度与市场
无疑，在过去的共产主义国家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是“官僚”的，在意识上是专制的，执行时是集权的。从这种经验性观察出发，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计划经济”(无论是中央集权的，还是非中央集权的)与需求多样、消费者成千上万、信息流繁忙的现代经济的需要是相矛盾的。只有市场才能承担这个任务。民主和市场相伴相随——这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的另一个共同点。这个概念的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大多数主要机构都卷入了中央计划经济。
通用汽车公司、沃尔玛公司、微软公司为了提高产量和扩大市场，都集中筹划直接投资和开支，集中地做出计划。后马克思主义者中很少有人——尽管还有人——以批判的眼光注意这些企业。后马克思主义者从不怀疑多国公司的中央计划的效率，也不怀疑它们与以竞争性选举制度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民主的相容性。
理论问题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混淆了中央计划经济与它特有的历史——政治变种。中央计划制度可以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专制制度或民主制度)内存在。如果我们接受这一事实的话，计划制度的灵活性和它的应变能力也可以是多样的。这是当然的。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军事预算是计划和国家开支的组成部分。国家开支是向生产者(和资本的主人)征收的。在没有“计划模式”的情况下，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国家的中央计划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制度”才有的现象。它的缺点扩散了开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同样存在这些缺点。在两种情况(五角大楼和共产主义)中存在的问题，是缺乏一种民主的会计制度：产量、成本、需求和供应都是由军工系统的首脑确定的。
由于在资源供给、移民、劳动生产率、产品需求等方面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或其他林林总总的历史性理由)，集中支配国家的资源在许多国家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满足(由于上述因素而受到伤害的)某些欠发达地区、某些阶级、性别和种族的需要，只能采取集中决定的方式分配资源。如果不这样，“市场”就只为某些人牟利。由于历史上存在的“发展极”，甚至由于当时鼓励地区间剥削、阶级剥削和种族冲突，这些人处于优势地位。
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为计划过程提供信息的政治结构。被选择出来的作计划并从属于社会或社会团体(生产者、消费者、青年、妇女、少数民族)的人，以与那些同军事工业集团联系在一起的人不同的方式，在生产、消费和再投资之间分配资源。
其次，计划并不需要确定细节。国家的社会预算金额可以由选出的代表，根据公众代表大会的协议来决定。在公众代表大会里，公民可以根据地方利益投票。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在劳工党领导下的市政府内，这一做法在一些年里获得了成功。全国计划与地方计划的关系、开支项目的水平和决定“高水平”的投资都没有最终确定。为推动造福于全国(用于基础设施、高技术、教育等)的特殊目标给它们的拨款，用对学校、医院和文化中心给予补贴的形式加以补充。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计划是一种关键的手段。取消社会主义计划就放弃了一种组织社会变革的工具。为了改变广泛的不平等、贫困化和非正义的预算分配，需要一个整体计划和具有推行这一计划的权力的民主权力机关。中央计划同公有制企业和生产者、消费者自决委员会一起，是民主变革的第三个支柱。
最后，中央计划与生产活动和地方所有制的服务业(餐馆、咖啡馆、修理车间、家庭农场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当然，公共权力机构将要管理的是社会的宏观结构。
目前，由于有了超量级信息处理计算机，复杂的决定和信息流通已经更容易了。公式是：民主代表性加上计算机，再加上中央计划，等于效率、生产和公正的社会分配。
“腐败的国家权力”：屈从的地方政治家们
后马克思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腐败的国家权力和夺取权力的斗争是一种原罪。他们的论点是，国家与居民的距离如此遥远，以致权力机构忘记了它们的最初目标和目前的个人利益，从而变得自行其是，独断专行。无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政权的人有可能变为暴君。但同样确实的是，领导社会运动的个人取得政权会产生一种解放效应。废除奴隶制和打倒君主专制制度是这种效应的两个实例。因为，国家“权力”因历史背景不同而具有双重含义。同样，地方运动在动员社会之后，改善(在有些情况下显著地改善)这些基本条件，取得了成功。但是，经济和宏观政治决定葬送了地方的努力，也是事实。今天，国家和国际范围的结构调整政策导致了贫困和失业，耗尽了地方资源，迫使地方上的人背井离乡或卷入暴力活动。存在于国家和地方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不是葬送地方的积极性或变革，就是支持它们，而这完全取决于哪个阶级掌握着国家和地方政权的权力。进步的市政府由于反动的国家权力机构切断了它们的财源而被葬送的事例举不胜举。另一方面，进步的市政府曾经是一种十分积极的力量，帮助了地方的社会组织，如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市的社会主义者市长和巴西阿雷格里港的左翼市长。
把“地方”与“国家权力”对立起来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不把他们的讨论建立在历史经验，至少不是建立在拉丁美洲的历史经验之上。这种自相矛盾是他们企图为非政府组织辩解而造成的。他们把非政府组织看做是地方组织与新自由主义的外国捐款者(世界银行、欧洲或美国)、自由市场的地方政权之间的调解人。为使他们作用“合法化”，作为“民主基础代理人”的非政府组织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轻视国家权力层的左翼力量。在这进程中，他们切断地方斗争与国家或国际政治运动组织的联系，充实了新自由主义者的活动。他们强调“地方活动”，从而恰当地为新自由主义政权提供了服务，因为，这使他们的国内外追随者掌握了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把国家的大部分资源为资本主义出口商和金融利益服务。
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后马克思主义者熟练地制订方案，向人***动传达新的“本性”和“全球化”行话。他们关于国际合作、自助、微型企业的演说和文章，在促成对外国捐助者的依附和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色彩的同时，制造了同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纽带。在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十年以后，当我们看到后马克思主义者使社会生活的许多整个领域，如妇女、社团、青年等组织的“非政治化”、非激进化倾向时，就毫不奇怪了。秘鲁和智利是典型的例子。在那里，非政府组织牢固地建立了起来，而激进的社会运动却萎缩了。
具有共同课题的地方斗争是养育新生运动的食品和养分。要害是它们的方向和它们的原动力：要么提升社会体系的重大课题，并把它们与地方力量结合起来，以与国家和它的支持者做斗争;要么寻求外国支持，成为争相谋求外国补贴的一分子，并在这种情况下把眼光转向内部。它们必须须这两者之间择其一。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动走后一条路，马克思主义则选择前者。
革命总是以失败告终：后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论”（EIposibilismo）
后马克思主义者较少谈论革命的失误，更多地谈论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一种悲观主义的出路。他们举出了革命左翼的没落、资本主义在东方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选择余地的丧失、美国的力量、政变和军人的镇丫。举出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胁迫左翼去支持“可能论”：必须在世界银行强加的自由市场墓穴内，根据结构改革的日程行事，并在军人强加的选举准则范围之内开展政治活动。这叫“现实主义”，或者叫“增长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者扮演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主要角色，推动和维护所谓的军政府的选举过渡。在这一过渡中，社会变革服从于一种选举制度的重新确立。
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部分论据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静止的、有选择观察的基础上的，并且受早已得出的结论的束缚。在得出革命已经过时的结论以后，后马克思主义者把精力集中在争取新自由主义选举获得胜利上面，而不是放在选举后组织群众性抗议和动员大量人员参加院外活动大罢工上面。他们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主义的销声匿迹，却看不到90年代中期共产主义的复苏。在描述军人对选举政策的限制时，他们不看萨帕塔游击队对军人的挑战，不看加拉加斯的城市暴恸和玻利维亚的大罢工。一句话，“可能论”者对开始出现的针对军人选举准则的斗争，以及在选举领域和地方范围内表现出来的斗争活力视而不见。然后，由于“可能论”的失误和无能，这些选举则被推到了极限，无法满足居民的要求和基本需要。“可能论”者在惩罚军人不让其逍遥法外、补发(阿根廷各省)公务员工资、停止销毁(玻利维亚)古柯种植者的收成等方面都已经遭到了失败。
后马克思主义“可能论”者本身成了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者。从“谈判过渡”开始以来已经过去了15年。后马克思主义者在每一时刻都迎合新自由主义，深化了自由市场政策。“可能论”者没有能力有效地消弭自由市场在人民中造成的负面影响，却被新自由主义者所俘虏，去推行新的、更多地为维持他们执政地位而采取的节俭措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批评家，自封为新自由主义富有成效的和诚实的领导人，有能力给投资者以信心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已经逐渐行动起来。
与此同时，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实用性表现为，它走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避免危机，他们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激进政策，把盈利最多的投资和投机机会交给了银行和外国的跨国公司。
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它们得到了石油，……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它们可以用低工资和更少的社会保险支出，得到更多的免税待遇和更少的劳工法律限制。新自由主义者正在制造一种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比起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这一阶级结构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范例。与过去相比，当代拉丁美洲的阶级结构更僵硬、更定型、与政治或国家的关系更密切。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政策比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实用主义建议更为重要。
阶级友爱与外国捐助者的“友爱”
“友爱”一词被滥用到了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失去它原有含义的地步。对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友爱”名括给予任何指定贫困团体的外国援助。职业人士进行的单纯“研究”工作或在穷人中开展的人民教育，也被称为“友爱”。在许多情况下，“援助”和“培训”的领导结构和传输方式，与19世纪明显地相同，而它的推行者同基督教传教士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攻击国家的“家长作风和依赖性”时，后马克思主义强调“自助”。在非政府组织之间展开的猎取新自由主义牺牲品的竞争中，后马克思主义者从他们的欧洲和美国的同行那里获得巨额的补贴。自助意识强调用志愿者和短期雇用的熟练职业人士取代公务员。后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基本哲学是，把“友受”改变为合作，从属于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把富有阶级的注意力引向国家的资源，引向穷人的自我剥削。穷人并不需要后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国家需要他们做的事而变成纯洁的圣徒。
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友爱观强调阶级之间的友爱、阶级内部的友爱、被压迫人群(妇女和有色人种)的友爱，反对他们的国内外剥削者。它最关心的不是分裂阶级和使少数人群在有限时间内得到安宁的捐助。马克思主义的友爱观关心的，是具有共同经济意愿的阶级的成员自身开展共同的行动，以获得集体的改善。
这也包括为开展斗争的社会运动写作和呐喊，承诺承担同样政治后果的那些知识分子。友爱观念是与基本上是运动组成部分的“有机”知识分子——具有为阶级斗争提供分析和教育能力的人群——联系在一起的。相反，后马克思主义者沉溺于各种组织、学术讨论会、外国基金会、国际会议和官样文章的世界里。他们用后现代的秘传行话，写一些只有这些主观主义本性的创始人才懂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把友爱看做共同运动的风险，而不是把外部世界说得一无是处，却什么也不维护的评论员。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主要目标是为他们的“计划”“获得”外国的资助。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问题是政治斗争的进程和保障社会改善的教育。运动是一切。为了提高争取社会变革——创始改变绝大多数人基本条件的政治权力——的觉悟，目标是重要的。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友爱”是同解放的基本目标分离的，是一种把人召集起来参加一场重新定义劳动的学术讨论会，或建造一座污水池的形式。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一场集体斗争中的友爱，包含着未来集体主义民主社会的种子。是否具有广阔的眼界，是不同友爱观的分界线，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内容。
阶级斗争与合作
后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撰文谈论所有人之间的“合作”，不管他们是近处的人还是远处的人，也不深入地触及为保障新自由主义政权和外国金融代理的合作所需要的代价和条件。阶级斗争被视为一种已经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返祖现象。今天，人们告诉我们，“穷人”正在试图建设一个新生活。他们靠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的政治家吃饭。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问题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并非冒险分子，并不敢于把自己描述为起调解人和经纪人作用的人，并不承认自己在匆匆忙忙地从外国获取资金，并把它用于捐助者和当地的接收者都能接受的计划。基金会的投资家们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类型。他们类似于并非遥远的过去存在的“劳工签约人”(招兵买马人)。他们建立微型公司，与大生产者和出口商签订合约，集体招募妇女，让她们接受“训练”。
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新政策，本质上是买办的政策：他们不生产自己的产品，而是为外国金融资本家和地方的劳动力牵线搭桥(自助微型企业)，以使新自由主义体制得以继续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后马克思主义者起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作用时，他们基本上是一些政治演员。他们的计划、训练和车间既不包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也不在缩小贫困的意义上产生任何经济效果。然而，他们的活动却以同压迫者合作的非进攻性的和非真实的方式，在把从事阶级斗争的人引入歧途方面起着作用。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阶级斗争和冲突的前景，是建立在社会分割为阶级这一现实之上的：一些人收取利润、利息、租金和返还税收，另一些人为得到更高的工资、更多的社会开支和生产投资而奋斗。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前景十分清楚：在倡导合作、微型企业和自助十年之后，收入集中、不平等加剧比任何时候都严重。今天，如美洲开发银行那样的银行建立了出口农业企业。这些企业剥削和毒害成千上万农业工人，同时又提供资金，资助小的微型计划。在微型计划中，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是，在上层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在基层化解政治反对派。“合作”的意识形态，通过上层的新自由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联系穷人。从知识的意义上讲，后马克思主义者是知识化的警察，他们确定一种可接受的科学研究，为研究分配资金，过滤可能做出的阶级分析、导致斗争的课题和结论。马克思主义者背上了“空想家“的恶名，被排除在各种会议之外，而与此同时，后马克思主义者却到处自我标榜为”社会科学家“。对知识时尚、出版物、会议和研究经费的控制，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重大的权力基础，而这一权力最终要避免与外国的金融老板发生冲突。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于，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他们的思想重新回响起来。如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见的那样，阶级分化和激烈的冲突在加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在战术上是软弱的，在同后马克思主义者面对面的斗争中，犯了战略错误。
反帝斗争消亡了吗？
近年来，反帝斗争已经从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词汇中消失了。中美洲的前游击队变成了选举政治团体，非政府组织的职业人士现在谈论的是国际合作和相互依存。但是，为偿还债务本息，拉丁美洲穷人的巨额金钱正在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银行。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正在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公共财产、银行，特别是夺取自然资源。把自己的资金存入美国和欧洲银行的拉丁美洲亿万富翁，其人数之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有更多的军事顾问、扫毒官员和联邦警察领导着拉丁美洲的“政策”，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某些老的桑地诺主义者和前法拉本多分子告诉我们，冷战结束以后，反帝斗争和帝国主义都消失了。他们说，问题不在于有外国投资或外国援助，而是缺乏外国投资和外国援助。因此，他们要求得到更多帝国的援助。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和经济上的短视行为，就是降低劳动力的价格，取消社会立法，使拉丁美洲变成一个大农场、大矿场和大自由贸易区，丧失了它的权利、主权和财富。
马克思主义强调，帝国主义剥削得以深化的根据在于社会生产关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依附资本主义之间的国家关系。苏联的垮台加强了帝国主义剥削。以为单极世界可以带来更好“合作”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前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理解了美国对巴拿马、伊拉克、索马里和其他地方的干涉。更为本质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活力在于资本的内在活力，而不是由于苏联的外部竞争。丧失了国内市场而专门从事对外经贸活动的拉丁美洲，倒退到了“前民族”阶段。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就开始类似于过去的“殖民地时代”。
今天，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与民族复兴、恢复国内市场、恢复生产性经济和恢复具有生产和社会消费能力的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变革的两种前景：阶级组织与非政府组织
为了得以前进，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国内合——新买办的斗争，同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内部及其边缘地带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辩论。目前，新自由主义在两条战线(经济战线和政治——文化战线)和两个层次(政权和人民阶级)上展开活动。在上层，新自由主义为众所周知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和制订政策，同华盛顿、波恩和东京狼狈为奸，新自由主义政权与出口商、大商人和银行家沉瀣一气。
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统治阶级中最有远见的阶层意识到，他们的政策正在使社会两极分化，正在引起全社会的不满。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们资助和促进一项平行战略，以一种“反国家”的意识形态，“自下而上”地动员基层组织，干预具有潜在利益冲突的阶级，从而组成一个“社会防护带”。它们是一些具有新自由主义渊源，但在财政上独立的组织。它们忠实于地方领袖和活跃团体，直接参与同社会运动展开的竞争。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被描述为“非政府”的组织有成千上万，从全世界收到了近70亿美元的捐款。
关于非政府组织政治性质的概念源自20世纪70年代的独裁统治时期。在那个时期，它们积极推动向军事独裁政权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非政府组织支持举办“家庭汤菜”，使受害者熬过新自由主义独裁政权操纵的第一次迫害高潮，得以生存下来。这个时期甚至在左翼中也营造了一种有利于非政府组织的形象，认为它们是“进步领域”的组成部分。然而，就在当时，非政府组织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在它们攻击地方独裁政权侵犯人权的同时，很少揭露资助它们并为它们出谋划策的美国和欧洲的主子。在揭露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与当局侵犯人权之间的关系方面，它们也很少做出严肃的努力。显然，国外的资助限制了它们批评的范围，也限制了它们维护人权的行动。
20世纪80年代，随着反对新自由主义呼声的高涨，美国和欧洲各国，以及世界银行增加了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一方面，谴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社会运动在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有人正在做出努力，企图通过非政府组织制造一种社会行动的替代方式。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非政府组织与世界银行之间的基本汇合点，是它们都反对“国家主义”。表面上，非政府组织从“左”的方面批评国家，维护百姓社会，而右翼是以市场名义做出这一批评的。然而，实际上，世界银行、新自由主义政权和西方的基金会鼓励非政府组织去埋葬福利国家，以提供社会服务来补偿改革的受害者。换句话说，在上层的新自由主义政权使国内充斥廉价的进口商品、支付外债本息、废除劳工法、制造日益壮大的低工资收入者和失业队伍的同时，非政府组织在经济上的得到支持，以便执行“自助”、“人民教育”、劳工培训等项计划，以暂时吸收一小批穷人，埋葬反制度斗争。
非政府组织与上层人士密切联系，并以其他地方计划协助他们进行破坏工作，从而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社团门面”。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者组织了一项“镊子”行动或一项一箭双雕的战略。不幸的是，许多左翼人士只看到了上层的“新自由主义”、外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看不到下层(非政府组织、微型企业)的新自由主义。出现这种普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非政府组织药方是由许多前马克思主义者付诸实施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政治阶级演变为“社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演变为非政府组织的这一意识形态过渡的入场券。
当新自由主义者把国家盈利获得的财产变成私人财富时，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参加工会的抵制行动。相反，它们积极地参与了地方私人计划，推动私人企业(自助企业)改造成为(以微型企业为主)地方社团的进程。非政府组织在小资本家和在私有化中获利的垄断资本家之间建造了意识形态桥梁，而所有的事情都是以“反国家主义”和建设公民社会的名义进行的。当富人积聚私有化的大量金融财富时，属于中产阶级的非政府组织人士获得了用于支付办公室开支、运输费用和开展小规模经济活动所需的少量资金。政治上重要的一点是，非政府组织政治化了居民的各个阶层，食言了向公职人员做出的承诺。当新自由主义政权向公立学校教师进攻时，非政府组织拒不参加学校教师的斗争。当发生反对低收入和拖欠经费的罢工和抗议时，非政府组织给予的支持即使还有的话，也是很少。由于教育资助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它们避免支援公立学校教师的斗争。在实践中，“非政府”被演绎成了“反公共”开支的活动，把大部分资金给予了新自由主义者，补贴了出口商，少量的经费则从政府那里流向了非政府组织。
事实上，非政府组织并不是非政府的。它们从外国政府那里领取资金，或作为私人间接承包人接受地方政府的工作。他们经常同国内外的政府代理人公开合作。这种“间接承包”葬送了(有固定合同的)职业人士，用小集团的职业人士取代了他们。非政府组织不能提供一个福利国家能够提供的广泛而合理的计划。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计划只是向小的社会团体提供有限的服务。他们的计划是只能向国际捐助者而不能在国内报账的。在这个意义上，非政府组织排除当地人士和经选举产生的官员的社会计划，制造了选举产生的官员依附国际官员及其豢养的地方官员的局面，葬送了民主。
非政府组织转移人民的注意力，把他们的斗争从国家预算转向保障地方社会服务的自我开发。这就使新自由主义者得以削减社会预算，并把国家的资金转而用于补贴私人银行的赤字、给出口商发放贷款，等等。自我开发(自助)的意思是，除了向国家纳税并得不到任何回报以外，劳动者还必须用边缘资源加班加点，消耗稀缺的精力，以获得资产阶级从国家那里收到的服务。更深一层的意思是，非政府组织的“私人自愿活动”思想断送了“公共”的含义。政府有义务关心居民、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寻求自由幸福的权利，国家的政治责任是保障居民福利的基本因素。但是，非政府组织把这些思想都丢弃了。非政府组织提出了与这些公共责任相反的观念，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想，强调解决社会问题的私人责任，强调私人资源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意义。实际上，他们给穷人加上了双重的负担;向国家缴税，让它有钱为富人服务;用私人的自我开发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非政府组织与政治社会运动
非政府组织支持计划而不支持运动;它们动员人们去从事额外的劳动，而不动员他们去为控制生产的基础手段和财富而斗争;它们关心计划的技术——金融参与，而不关心适应人们日常生活的结构条件。非政府组织抄袭了左翼的词汇：“人民权力”、“交出权力”、“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下层人民的领导”，等等。问题在于，这些词汇是与捐助者和政府代理人之间的合作联系在一起的，而捐助者和政府代理人要求实践活动遵从不对抗政策。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地方本质是，“授予权力”永远不能超越社会生活的小范围，必须以有限的资源，在新自由主义国家和宏观经济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非政府组织及其后马克思主义职业人士与社会政治运动直接竞争，在穷人、妇女、被排斥的种族中争夺影响力。它们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把关于贫困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的注意力引入歧途(向下和向里寻找，而不是向上和向外寻找)。谈论微型企业而并不实践，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之上的：它是一个个人主观能动性问题，而不是一个收入转移到外国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援助只涉及居民的很小阶层，它们挑起对立社团之间的竞争，以此为手段破坏友爱。有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为获得外国资助而各自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它们迎合外国捐助者的口味，竞相提出低价的建议，却大言不惭地说，它们是在为许多追随者说话。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扩散的时期。它们把贫困的社团分裂为宗派和小宗派团体，它们不具有开阔的视野，更不具备在反体制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能力。最近的经验还表明，外国捐助者资助针对危机时期——对现状提出政治和社会挑战的时期——的计划。社会运动一旦平息，他们就改变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同政府合作，在新自由主义的范围内调整非政府组织的计划。同“自由市场”，而不是同争取社会变革的社会组织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成了资助议程的主导文章。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和本质，以他们的“非政治”外衣和自助口号，非政治化了穷人，涣散了他们的斗志。它们加强受到新自由主义政党和新闻媒体支持的选举进程。它们避免关于帝国主义本质、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基础，以及剥削者和劳动者之间阶级斗争的教育。取而代之的，是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关于“被排斥者”、“无权者”、“极端贫困”、“种族或性别歧视”的讨论，这些讨论绝不超越表面现象，决不涉及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制度。通过纯“私人自愿行动”使穷人加入到新自由主义经济以后，非政府组织就创建了一个政治世界。在这个政治世界里，友爱和社会行动维护着同国内外权力结构保持的协调一致。
正如非政府组织已经做的那样，随着它们在某些地区占有主导地位，独立阶级的政治行动衰退了，新自由主义已经没有了对手。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接下来的就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贫困化的到处加剧。尽管有许多地方性成就，新自由主义的权力从整体上不再遇到挑战，而非政府组织正以日益增长的方式，在权力的缝隙中寻找自己的归宿。提出替代出路问题正以另外的方式受到阻挡。游击队和社会运动的许多老的领导人、工会和妇女组织已经被非政府组织取代。出价是诱人的：高工资(有时候还以硬通货支付)、威望和外国捐助者的认可、国外的会议、办公室，以及可以躲避镇丫而得到的相对安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政治运动提供的物质利益稀少，获得的尊重和独立性巨大。更为重要的是，得到了批判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自由。非政府组织和资助它们的外国银行(泛美银行、世界银行)出版简报，强调微型企业和其它自助计划的成就史，回避占高比例的失败事例——人民的消费减少，廉价进口商品充斥市场、利率上扬(如当前的墨西哥)。
“成就”也仅仅对穷人中的少数人起了作用。一些人向前进了一步，而另一些人连市场都进不去。个别微型企业取得成就的宣传价值是巨大的。然而，这种价值只表现为，制造了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民众现象的幻觉。在倡导微型企业的地区，经常发生激烈的社会爆炸事件。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并不一致，非政府组织还没有消除独立的阶级运动。
最后，在非政府组织的鼓动下，造就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殖民主义、新型的霸权和依附。计划是在帝国中心或它的机构“优先”的范围内设计的，至少是得到它们认可的。计划是“卖给”社团，并由它们管理的。评价是为帝国机构做的。优先顺序的变化，或者一个坏的评价，就会造成各个团体、社团、农场和合作社的倾销。这就使所有的人在满足捐助者和计划评估人的要求方面更守纪律。新总督们监督并保证所做的一切符合捐助者的目标、价值和意识形态，合理使用资金。凡取得“成就”的地方，都持续地依赖外国的支持，否则，它们就会让你瘫痪。
作为整体，非政府组织越来越成为新自由主义工具。与此同时，少数非政府组织企图实行一种替代战略，转而依靠阶级，实行反帝政策。这类非政府组织没有一个得到世界银行或欧洲银行的资金，也没有得到美国政府代理人的资助。这类非政府组织支持把地方权力与争取国家权力的斗争联系起来的努力。它们把地方计划与全国社会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维护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反对跨国公司。它们对卷入夺地的社会运动提供政治支援。它们支持具有阶级色彩的妇女斗争。在评价地方的和近期的斗争时，它们承认主导政策的重要性。它们相信，地方组织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斗争，认为全国性领导人应该是地方积极分子的负责人。总之，它们不属于后马克思主义那一类。
①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Petras)：美国政治学家、宾厄姆顿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个人网页：http://petras.lahaine.or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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