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专门给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马列毛主义的科学命题。但三十五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和其后的思想解放，却大体上步入了庸俗马克思主义和思想封闭与现代神话的陷阱和轨迹之上。
真理的标准问题，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利基基石。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经典理论作家，都有明确与深刻的论断和阐发。
作为现代科学、哲学、伦理、艺术美学，甚至一定意义上的“神学”的真理标准，实践本体、实践论，从而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几乎成为时代、世界的价值合理性的大体共识。在这个意义上，神谕哲学、自然法类的神圣天启，形而上学的纯粹思辨，经院哲学的故弄玄虚，封建迷信的鬼蜮巫幻，谶纬、玄学的五迷三道，甚至政治正确的强权即真理，统统从传统的真理标准的神坛、圣庙中被几近彻底地扫地出门。尽管现代神话不断，花样翻新，但其仅仅起到蛊惑和煽情的作用，不再具有真理的规范性和导引的价值观作用，更不具有现实思想启迪与预测作用。
然而，真理标准的现代转型和人类认识论的伟大胜利，却远非已经穷尽了真理探索和真理同谬误间的殊死斗争，更非使得人类日益接近绝对真理。真理标准的朝代时尚与时代思辩，却远非完全步上了一劳永逸的真理光明“圣途”与科学理性大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完成的无非是以急功近利的后文革的假公济私的文化、精神复仇式的反扑，将中国文化与思想现代性的伟大进程，几乎彻底打断和险些彻底葬送。在虚假的国际接轨和小康温饱似的纵欲主义的价值取向统帅之下，成为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与精神，乃至世界图景和价值观方面的大倒退、大回潮，大颠覆。这个文化反革命复辟和精神反动的历史大回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上的反动作用，比其中国的物质经济、国民财富安全、社会资本的摧毁，要可怕得多得多，损失大得多。
真理标准是个极为复杂的几乎可以同本体论相媲美的哲学和一切科学的根本性的问题。现代性的对神性神道，经验主义，形而上学及一切启蒙的毁灭性的颠覆，使得人们对这一重大的问题，出于一种常识性的不屑一顾的状态。这就给了大讨论的骗子哲学、文化与政治打手运动，以有力的可乘之机。
真理标准问题至少包含了真理终极尺度问题，真理检验过程与手段问题，检验真理的主体性问题，真理检验的评估，特别是其终审权拥有等问题。这既涉及到真理的价值观、世界图景问题，又涉及到真理的阶级性、民族性问题，既涉及到真理的关于统一性和普世价值问题，又涉及到真理的多元性，即国别、民族的社会多样性问题。
以毛主席的定义，人类社会文明涵盖，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样三大领域的社会实践。这就同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广泛的全面的自然辩证法，社会辩证法，全景式的实践、演进的世界观相统合，在这个层级上，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构成了马列毛主义的最普遍的最经典的真理标准命题。
继而，这里显然已经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里的精华，统统吸收进去了。
余下的展开是极为丰富的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
检验真理的行为主体是谁?毛主席的答案显然是创造历史的人民。毛泽东毕生拒绝承认天才，反对英雄史观，高呼人民万岁。但与此同时，他承认圣人，而且两度推崇鲁迅为圣人，并一次比一次升格，在延安时认为是中国圣人，建国后又认为是唯一圣人(见陈晋的当代中国官方对毛泽东长期系统和深度研究文章)，而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位贤人。毛泽东的谦虚，同他的博大精深一样，成为真正的古今中外圣雄的楷模。
这里的哲学问题是，领袖、英雄同人民的关系和在检验真理的主体中的地位。
在马恩列斯毛看来，人民领袖、导师、英雄，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毫无疑问是巨大的，但其同人民主体的关系在于：第一其是其中的构成和一部分，而绝非是可以同人民主体相对立，成为左右与超然的神圣天灵;第二其的认知与决策执行，包括预见性的作用，统统仰赖于人民实践主体。离开了人民主体，无论其天才再伟大，只会成为泥足巨人;第三其无论多么高明、伟大、英明，其理论、思想、路线、方针等等，统统必须反复地，诚心诚意地接受人民主体的批判和检验。而没有任何特殊的特权性的地位，可以使得其可以凌驾于历史过程和人民主体的实践验证之上。例如以不争论为名，行垄断真理权、话语权、诠释权、决策权，就是对马列毛主义的真理标准的无耻背叛。
接下来，真理的标准问题，转换成了检验主体的行为方式和检验过程这样的棘手的问题。
显然，社会人群是划分为阶级与阶层集团的。那么，阶级利益、立场、观点、方法的尖锐对立状态，真理还能有统一标准，得到一致同意的验证吗?
继而，真理不论从实践源头上，还是从认识路径和积累上看，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已有的被反复检验论证过的真理体系，可不可能成为真理检验的测试剂?验证路标和检验警示剂呢?进而，在现代性起源和转型前，人类文明测验建构起来的，可能形成最小公约数的真、善、美的积累知识体系和智慧大成，能不能成为真理验证过程中的参照体系和准则评判，尺度与标准呢?
再者，社会实践过程和历史演进中，话语权、知情权、诠释权，甚至真理发布权和真理“终审权”，从来都几乎不在大多数贫民百姓手中。现代民族国家前，百姓可以用脚投票，显示出民心所向。而现代社会的国土疆界与国际文化、语言网络，统统成为移民流动的巨大制度障碍。人民失去了这些包括诉诸民心的所有权力，又如何能够检验真理呢?
当然，文革大民主似的真正的还权于民，还“思”于民，还知识、文化于民的社会过程，当时的中国人民并没有真正的准备好，错失了一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文化之世界性历史大体缘。而当时的世界却着实为之以剧烈的震动和冲击。毛泽东思想和世界解放风暴，产生了一大批第一流的西方思想和理论大家。其中，萨特、阿尔度塞、福柯、斯特劳斯、德里达、哈贝马斯、拉康、吉登斯等是杰出的代表。然而，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整个世界和人类都没有成熟和理性到可以和能够驾驭的地步。尤其是在各路精英与当权派的无穷尽的阴谋策动和反复利用民众和操纵人心与政治-经济社会情绪下，历史与世界竟然悄然步入另外一个反向轨道之上。这就给了大讨论以为善，假仁假义的假惺惺以可乘之机和可以拿捏的口实。
大讨论的起乘，尽管不乏了阴谋小人之操纵，但大讨论，思想解放和随后开启的改革开放，确实是当时历史的选择和中华百姓大多数，至少是默许，甚至相当多数都是抱着不妨试试看的所谓同情与支持。当然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人，依旧大体上还是一副随波逐流的观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与与时逐利的社会转型过程，但这一过程已经毫无疑问进入了自然性中断阶段。原因就在于量变正在走向质变，已经迅速逼近所谓“度”的最后关节点，而这种温水煮青蛙之间的博弈，已经由最初的对青蛙的连哄带骗的舒舒服服的温水洗澡，走向就要开锅吃蛙的最后关头。中国人民、世界百姓统统已经处于半震惊和接近清醒过来的状态了。
这样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态势，才是真正的真理标准与思想彻底解放的伟大前夜。
当代人以无数美好的科学的理性的神话和破除精神迷信，在获得了政治解放、经济解放，正与走向文化与科学思想的最后解放的时候，却在一个常识得不能再常识，神圣的不能再神圣的马列毛主义的命题之下，在口号的“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拨乱反正，恢复毛主席一贯的优良传统和正确主张的大旗-虎皮之下，在走向共和，赋予民主，追求繁荣，先富(代)共富的特别是的盛世欢歌中，被彻底的骗上了私有化、资本主义、殖民地的依附性，特别是看病难、上学艰、住房贵，甚至死不起，生不能，两极化世界，望族大家复辟，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回潮，封资修加上奴隶制的阴魂不散和就社会的一切拐弯抹角，遮遮掩掩甚至完全是大张旗鼓，鸣锣开道式地彻底回归。
按照常理说，这已经应当让实践主体的人民彻底反省了吧。且慢，问题哪是如此的简单奥!
要知道，政治真理标准，甚至单单就是社会实践的检验行动，从来都是带血的，革命是要被杀头的，而现实的游戏规则还在，中国梦、美国梦、欧洲梦在召唤着的无数小资产阶级和古今中外的中产阶级贫民大众，向来就是在这种数千年的大梦激励下的淘金大军、产业后备军两极储备性的“神勇无敌”的财富与富贵的追梦大军。在泡沫破灭前，在亡国灭种之前，在世界末日之前，大梦还在追逐着，最后的梦境与梦圆都会顽强的抵抗和拒绝承认残酷的现实和不着调的那些理论创新。
这就是当下的中国与全球的政治生态现实，心明如镜的泾渭分明的左右两端中间，夹着占人口百分之五十甚至更高的中间派。其中，仅占人口5%-10%已经或并有望进入中产阶级上层。这大约只有5000万到1.3亿人口之间。但这百分之五十左右，也就是大约5亿到7亿人口，却依旧在画饼充饥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梦境中朝思苦想、梦寐以求地在谋求所谓的人生出彩和大富大贵的先富“中国梦”。
而右派与右翼，主要是极端右翼更加恐慌和绝望。因为无论从末日般最后的摊牌和大洗牌的日益逼近，还是从全体大众的日渐觉醒看，真理回归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左翼红色大潮，已经是从彻底告别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世界反动黑潮中，猛醒过来。这就给了全世界正义人民，以排山倒海般的当代共识，提供了最为坚实的认知与价值基础。
这样，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深度但极为现实的真理标准问题上来。
首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丝毫不否定，更不排斥马列毛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检验真理的参照标准。
实践当然是终极标准，但马列毛主义作为已经被检验并被反复验证的真理体系，自然就有检验其他的理论之资格。就如同已有了牛顿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时空弯曲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新假说，新理论就理当首先受这些理论的检验。其若连这些检验都通不过，一般说来，就不可能成为科学。当然，若属于挑战这些理论的替代学说，则应当把牛顿的、爱因斯坦的和挑战理论一同放在检验之中，看其解释力，预测性和合理应用范围。爱因斯坦理论，被几十种挑战理论所再度反复验证，迄今仍然没有任何可以替代它的。
中国和全世界的转型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的供给经济学派的世界性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的大实验与大检验，其中什么休克主义，震荡疗法，科斯定律，华盛顿共识，伦敦大爆炸，东京大爆炸，华尔街-芝加哥大爆炸，远程通信，互联网，数据化与大数据时代，知识经济，后工业革命，再工业化，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化，信用与金融革命，可谓花样翻新，五花八门，眼花缭乱，但也无非是群魔乱舞，招摇过市，不亦乐乎的欺世盗名又自欺欺人。因为，既没有真正的高科技革命，也没有后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无非是非理性繁荣的透支哲学和泡沫经济加庞奇游戏。
那么检验的结果应该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资本与资产，商品与财富，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下，根本逃不过两极分化的魔掌之中，任你采取累进制所得税也好，奉行福利国家，高额遗产税也罢，高喊凯恩斯的食利资本无痛苦死亡也好，搞什么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也罢，资本会若七十二变白骨精，一会儿一个仙女造型，美女换装，白骨精会令没有火眼金睛的唐僧、猪八戒神魂颠倒、不辨东西，甚至使得八戒兄弟眼花缭乱，淫心大起，但却终不得手，任你孙悟火眼金睛，也难逃被骗的师傅的极度不满和终极再被金箍咒箍得疼痛难忍，不得不离开“革命队伍”(西天取经)。
但西天取经的迷底就要揭穿了。
人们回望，感情打着哲学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儿们，根本的哲学修养与思辩能力与水平，就是等而下之的，而其阴谋小集团其后的活动，更显示出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出现了一蟹不如一蟹，超级返祖现象，从小丑到打手，最后就是皇帝新衣的闪亮登场，目的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从真理标准的“神坛上”拉下来，换上自己的特别是破烂货。而后就是蛮横地不争论的发明，将真理发布、冶炼、催化及其应用，统统变成小团体精英骗子的独家垄断权，进而，放出几只家奴似的恶犬，不时地里应外合，疯狂咬人，满街叫骂，装腔作势，从“饿死三千万”到“奸淫妇女无数”，从“晚年严重错误”到“建国有罪”，从苏区打A.B.团到西路军覆灭，从朱德会打仗到彭德怀仗义执言，甚至一直走向老蒋、汪精卫，乃至慈禧太后，以至于秦桧的大翻案，整个中国的历史被彻底地翻个底朝天。
这个检验真理竟是那家的标准，试问当代中国究竟是谁家之天下?竟可以任由这帮乌龟王八蛋丧心病狂地肆无忌惮地糟蹋开国领袖，建国之父?这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吗?这是思想大解放吗?这是文明与现代化吗?这是现代性吗?这是全球化吗?哪一国，哪一家，哪一朝，哪一代的建国之父会遭受如此的谩骂和诬陷、诽谤?
这是十足的反攻倒算，是完全的黑白颠倒，是疯狂的指鹿为马，是歇斯底里的无恶不做。
精神与历史，若可以如此任意打扮，任小人随心所欲地篡改、误导、颠覆，那甚至连强权即真理都不如，连婊子牌坊都不及。强权毕竟还有自身的强力存在，婊子毕竟还有自己的肉体劳作和情感“奉献”，尔等倒是些什么渣滓、蛀虫与无赖!
让我们再把历史的镜头拉回来。好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外大小气候，有了掌握一切资源的精英们，比当年独裁的蒋家王朝还甚。将家王朝时代，毕竟文化已经陷落，甚至丧失殆尽。那么如此全胜的历史机遇，一切大权与舆论在握，实践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这就是检验的主体行为与真理终极审判权问题。
马恩列斯毛，都拥有近乎绝对的影响力和法定的权利，但他们都没有垄断真理，垄断话语。他们都理智气壮地批判，但也心甘情愿地接受批评甚至被批判。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有绝对的权威，但他不是交给了群众与人民以自我解放和首创精神了吗?他们都自觉地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他们从来都是经常反复，科学而认真的检讨自己的错误与过失，反反复复修改自己的文稿、手稿、讲话和笔记，反复评判自己的思想和政策。他们的检查与纠错，甄别和平反，改革和作为，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具体的。从来没有抽象的自我批评，如“我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我能四六开就心满意足了”，但具体则从来不认错。更不会违心地，装腔作势地搞什么“永不翻案”和拥护表决心的下做欺骗表演。
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九十年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天翻地覆六十余年，大体上，每三十年左右，就会生成一个历史性的决议。
该是集思广益，广开言路，推心置腹，集全党、全军、全国各行各业人民大众的科学认真的而非敷衍了事的，客观公正而非揽功讳过，求得心悦诚服地而非阳奉阴违地搞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总结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政党，一个军队，若仅仅对毛泽东一分为二，对其历史功过振振有词，而对那些无论就历史功绩，还是历史眼光，无论是学识修养，还是学理学识渊博，无论是领导方略还是领袖艺术，无论是人格操守还是领袖气度，无论是民间社会威望，还是真刀真枪，都远远不及，甚至不是一般的不及而是若干个量级的不及，却神话加拔高，护短加造神，至少是造成事实上的禁区，造成莫名其妙的新的黑后凡是和权力潜规则，投入不该投入的高级研究人力资源，制造莫须有的理论、思想和体系，就会不但误导中国，葬送前程，更会在国际共运和人类文明史上留下千古笑柄。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大众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在自觉和不自觉的检验着各种思想和理论。
一般说来，真理标准的第一验证关口，是逻辑与知识验证。这是作为一般性的检验。这就好像小学老师对作文的评语与打分一样。通常文理不通，语焉不详，论证有误，论据不足，论辩欠缺的都通不过。逻辑验证、理论自洽、理论结构，以及结论或命题的完整性、文采与文论魅力，逻辑展开力和精神魅力，都属于这一检验，必须通过第一关口。搞些什么摸论、猫论、不争论，左代表右代表，无机制与途径支撑的河蟹和什么观，都通不过理论的第一关口。连这一关都过不了，就好像连小学生作文的理论入门的关都过不去，即属于理论科的不及格(当然，作为前后相续的代际政治口号与方略，为了软着陆式地纠偏而不引起过度政治震荡和风波，可以出现代际工作重心调整。但要害是取得思想共识，形成有效社会机制，达到兴利除弊之目的。)。
再上一个层次，真理标准的第二关口就是历史与现实的阶级、阶层统合力和广泛的统一战线解释力和统合力。作为现代阶级社会与现代的社会理论，试图出现若世界大同境界下的普世价值与理论，是不可能的。那么共产党与共和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这当然不是指当只能重复经典作家的，当然容许而且鼓励与时俱进。厚今薄古，推陈出新的创新和发展。但这要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在固守唯物辨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已经建构的全部理论制造的基础上。
人们能够自由地创造历史，但却不是随心所欲的想怎样就怎样。
如果理论体系不能像《论持久论战》那样，把整个的三大历史阶段统统预见到，不能持续提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兵民战争，人民战的方略，仅仅提出一个可能演化的不利的如十个如果类的猜想和祈使句的语句上的语文否定，就不能称其为理论。理论是必须包含命题与前提系列，核心主张和根本性的系统建构，包括核心概念与范畴体系的命题展开，基本和主要的社会历史生态与环境要素条件分析，必然性一致或至少是趋势性的判定与理论预言，而且是在循着主要矛盾、基本力量、主要矛盾方面展开的理论建构，及其倘若脱离和违反理论指向的正向的双重方向的营造和防止，和所有的战略性的制度设计、机制设计、机理和政策方针构建。
毛、周、刘、朱等第一代的理论、文化修养，基本上都是过关的。其中，毛主席的大理论家、大思想家与大哲学家的地位是举世公认的。其中，瞿秋白、毛泽东、郭沫若、茅盾(沈雁宾)等，都是同鲁迅一样，堪称中国大文豪式的人物。
后来的基本上都是会议文稿、讲话汇编、传媒杂志性的文章。既没有文章大家(王安石、范仲淹都是千古不朽的文章大家。可不要以为弄几个雕虫小技就可以自称改革家了!)的气势与章法，也没有理论思想家、战略家的东西。
党政军必须下大决心，坚决彻底地逆转和纠正这种文化倒退现象。苏联就是从这里垮下来的。没有世界一流的理论、思想、哲学与文化，就不可能从精神上赢得世界的追随。没有这样的认同和价值欣赏，无论有多少票子，如何腰缠万贯，都不可能赢得世界，甚至不能整合世界。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世界影响力与无尽的魅力，有着极大的学问，值得中华好好透视，大力传承。
在此基础上，真理标准，经过社会统一战线，阶级基础的检验而走向深度的广泛的检验。这时候，如发生的阶级斗争的针尖对麦芒的对峙，发生了阶级路线争论，并发生了在此基础上或是阶级立场，或是认识论与思想认知上的挑战，则可以或是借助于宪政框架，或是借助于学术批判与争论，或者借助于思想运动时的快速检验，或者在共识下借助马列毛主义等共识性的思想意识形态标准，对其加以检验。
一般说来，一旦进入上述轨道，鲜少迅速检验结果的可能。这时候靠压服而说服，靠舆论强制等等通常是不起作用的。像在三十多年前出现了历史上鲜有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的社会平稳、快速地接受与转轨，是极其罕见的历史例外。只可惜，中精英们疯狂地滥用和无限透支了这一伟大、绝好的历史机缘，葬送了中华民族超过秦统合六国，汉随千年，盛唐高峰之后，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基础上的文武双成之后的全面解放、跨越式发展、左右和引领世界的历史大体缘。
客观地回望和平心而论地客观评断，由于毛泽东的巨人般的“君”与圣共济，哲学家王的存在和新中国的泰山压顶的现代化急迫“综合症”，加上苏联和中国自身的教条与僵化的建制文化境遇，导致了新中国的金融与文化的双重抑制。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大遗憾。
一九七六年的自然断代，提供了一个绝世的历史纪元。这也是举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几乎全体与全方位跟进的历史驱动。
毛泽东时代从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大众哲学，人民解放到举国体制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专家培养的再造和文化教育科研条件与环境，两千余所高等院校，遍布全国的各行各业的研究机构、图书馆、科研单位，一大批长期积累，并既有马列毛哲学水准，高水平历史世界和相当系统功底的古文献学养，后毛泽东时代，如洪涛巨浪般地涌现出来。迄今为止，我们已知的大部分的数卷本的包括《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科技发展史》，《中国各代社会发展史》，三卷本的《唐朝社会史》，以及汪晖的《中国现代化思想思想史》等等，都先后横空出世。
这些作品研究，加上中国文本与数字化的出版物的空前的大繁荣，把中华思想、学术、文化的典籍、文本与历史整理，推到了可能远超中华历史历朝各代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玄学时代、理学时代、汉学时代。然而，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当代中国未能再现诸子百家的辉煌。更没有前子学的圣学时代的圣人辈出。甚至未能形成上述各个学术朝代的风流人物。
这就是三十多年来，社会实践检验的基本结果。
结论是：第一，急欲争当先锋，作为显学，特别是的理论包装、经营打造的几乎全部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所谓主流的理论与学说，除了西化的，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既没有任何创新，又没有任何科学、学术价值，仅仅是一批二道贩子的所谓中国化或仅仅是中文翻译，甚至更是变公为私的骗子术，信用与资产敛财招数，法哲学里的伪善学和后黑之道。
第二，作为商务化、发财致富梦向伴随和作为其伪装的思想解放过程的副产品，毛泽东时代原本厚积薄发的在阴错阳差厦门的境遇下的无控制地喷涌，形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浩如烟海的古典智慧集成整理和全球文化与文明的海潮般的全引进、全翻译。这在客观上成为中国未来文化腾飞的一个非自觉地但却十分要紧与必要的准备。
第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社会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体系几乎彻底分裂。上下、主流与非主流已经彻底断裂。根本没有共识性检验的可能。
在此之下，唯一可以期盼的就是无法预测的能够同仇敌忾的大事变。一旦发生，其可能打断中国的残梦，重新把极端右翼和汉奸卖国贼官僚集团，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唯此中华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才可能走向真理的光明之彼岸。
这就是马克思早已说过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全球化的历史大事变，世界闻名的最前沿的主战场，就如同是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时的东方薄弱环节，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下的革命曙光一样，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和潮变的最前沿。
左翼和人民大众同党政军内的健康力量应当有希望看到，参与并理性的领导这一人类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革命与文明运动。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深切和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为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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