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专门给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二．抓住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积极领导，有条不紊地搞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一）抓住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

　　1.1952年以前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

　　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如前所述——笔者注)

　　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这种设想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根据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还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

　　在作出这种设想的时候，毛泽东既充分估计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有利因素，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也充分估计到还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种种条件限制，这主要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尚未展开，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所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经济秩序;占国民经济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然正在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但其生产方式还是个体的、分散的、十分落后的，要把它们通过适当形式引导到合作社经济的轨道，还要有一个过程;在中国现代工业中居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还没有纳人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

　　要想使情况根本改观，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

　　2.1952年9月，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毛泽东开始提出，从现在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

　　到1952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1951年军费开支占伞年财政开支的50%以上。1952年比重略有减少。——笔者注)，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三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而原先的估计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

　　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基本数据上。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有可能提出过渡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前面已经提到，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行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时候，他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在10月24日斯大林会见中共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二）1952年11月以后，毛泽东在各级干部中调查研究、反复酝酿，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1952年11月3日，他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要有步骤：一要消灭，一还要扶持一下。

　　1953年1月31日，他说：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税收，二、劳资，三、商业调整，四、资金短绌。要解决。

　　1953年2月1日，他表示不赞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指我)。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听了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的汇报后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 “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1953年2月17日，毛泽东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2月19日，毛泽东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2月21日，毛泽东对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说：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2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三）1953年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全国财经会议从1953年6月13日开始，到8月13日结束。会议议程共三项：财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中心是财政问题。

　　6月15日，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

　　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逐步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则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讲话首先对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包括了过渡时期的起点、时限和总任务。

　　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这以前，毛泽东提过渡的起点是1953年。)

　　时限，他说：“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

　　总任务，包括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部分。

　　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接下来，毛泽东分别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及其表现进行了批评。

　　他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

　　这是批评“左”的，然后着重批评右的。

　　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接着，就着重批评右倾表现的三句话。

　　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原来写在周恩来1953年2月4日向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里。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指建国三年来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话虽然被删去了，这件事却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他说：“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是很谨慎的。比如，他在1953年2月2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很强调“逐步过渡”。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毛泽东6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已经考虑成熟。全国财经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很显然，他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

　　8月11日，在怀仁堂召开全体大会，周恩来做结论。结论引述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国财经会议的重大成果。

　　这个结论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结论在引用总路线的提法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8月1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讲话的提纲就写在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铅印本的封面上。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三反”“五反”以后，我们仅仅给了党内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但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在适当时机，召集地区一级领导干部，开展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他说，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现在要具体化。

　　他再一次批评新税制。他说，二中全会对利用、限制、改造讲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将从几个方面(指在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劳动条件方面。——引者注)受限制，它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现在是“公私一律平等”，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他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他强调说，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

　　毛泽东在批评新税制、批评薄一波之前，先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这里指旧人民币，折合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为16亿元。)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结余打入下年的预算。——一波注)，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

　　毛泽东最后讲到，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他说：“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全国财经会议使全党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毛泽东这样说过：“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和宣传

　　9月8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阐述。他说：“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他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

　　9月11日，周恩来在总结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

　　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过渡时期，这是对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在理论上的突破。

　　9月24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兴起了一个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了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国革命就转入了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一个新的提法，毛泽东觉得有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必要，因此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话：“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党内发布以后，一个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推动了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快速发展。

　　（五）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宣传提纲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

　　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

　　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

　　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的。他同“实业救国”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反复思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他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就是指导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1952年8月，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

　　9月24日，周恩来等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为五年计划的制订确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1953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地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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