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以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而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独特的群众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的重要新生地,也是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案例: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群众观的中国式发展;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了谁的问题,又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靠谁的问题;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是解决党群关系的中国经验,又是这种经验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升华;既是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理论桥梁,也是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桥梁。
毛泽东在许多方面以其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成功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而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他提出的群众观点、群众方法、群众路线等群众思想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还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也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整个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其思想上的原创性、作用上的奠基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生地,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将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放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视野中,深入思考他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互关系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些。
一、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群众观的中国式发展
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阶级斗争观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基本观点,形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科学体认。
毛泽东在反复研读革命导师经典著作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概括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1318。这个概括不仅表明毛泽东科学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表明其群众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存在着确定无疑的理论渊源关系。事实上,毛泽东不仅经常直接引用马恩关于人民群众及其作用的论述,而且他的许多关于群众思想的观点也是对马恩相关论述的化用。例如毛泽东经常讲到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2]1031,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始终把千百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看作是无论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始终把人民的力量看作是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的直接化用。他的另外一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790,其中“起码的知识”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知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常识。
毛泽东用中国人民喜闻乐道的言说方式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的群众思想,使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不仅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具有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点,而且增添了许多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例如他指出群众是“诸葛亮”、“力量的来源”和“铜墙铁壁”等,“`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等。他用形象的比喻例如“种子”和“土地”、“学生”和“先生”说明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他曾说: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3]324这些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中国化无疑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毛泽东还非常重视用群众思想来指导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把它转变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根本路线,转变成为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和今天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传家宝,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把认识世界的精神力量转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例如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4]409、“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5]、“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2]809等,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和作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南和思想指导作用。
二、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了谁的问题,又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靠谁的问题
作为一个体系严整的理论或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或问题域,有一系列逻辑自洽与相互关联的理论范畴,有被科学哲学家库恩称之为“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这些问题域的确定、范畴的推演与“范式”的存在都是基于最基本的“总范式”的,或者说它们就是“总范式”的逻辑展开与延伸。当然这里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类似科学哲学的理论特征,无意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阶级性和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发展性。相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些实践性、阶级性等的强力支撑才成为一门理论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这一“总范式”,或者说贯穿于其发展始终、体现于理论内容各方面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基本命题。这一基本命题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一个学科名称。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
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开始了探讨。例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包括“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4]408,要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具体革命行动,要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6]707表现出来,“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374等。概言之,它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7]这个定义一方面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回答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其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进行的。例如围绕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回答,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马克思主义又一重大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
然而,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属人的理论,其生成、传播和变化的背后都需要一定人们的推动与参与。因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马克思主义发生“中国化”这一变化是满足了谁的需要或者说是由谁参与的?又是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中国化的?而且,作为结合的对象的“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又是谁的实践、谁的历史和谁的文化?简言之,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离不开对这一问题隐含的“主体是谁”的回答,亦即“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为了谁和依靠谁呢?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毛泽东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上面问题中的这个“谁”就是毛泽东经常讲到的“群众”或者“人民群众”(准确地说,是中国人民或中国人民群众),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或党的最高领袖或者理论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也认识到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作用。例如,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要求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群众里面去,1925年中共中央提出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与引导群众,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红军的革命行动“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1945年中共七大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和组织路线。而毛泽东更是重视群众的作用与群众运动。例如,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总结农民运动经验,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一切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在抗战时期提出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筑成革命的“铜墙铁壁”,提倡工作“群众化的方式”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等等。
联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历史我们更能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还是很早的。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由吴贻谷译的英国人可卡普著的《泰西民法志》(即《社会主义史》)可以认为是第一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该书最早介绍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20世纪初,不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孙中山、马君武、朱执信)、小资产阶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培)和海外留学生都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些介绍很快就湮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梁启超等不能说不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与理论家,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在屡屡受挫的情况下也未必就一定排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开端呢?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历史时期既不缺少优秀的革命领袖,也不缺少天才般的理论家。从一定意义上讲,仅仅是当时中国缺少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的群众力量或阶级力量即中国工人阶级及其革命运动形成的历史发展潮流。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马克思之名喧传于全国,上自所谓名士,下至初级学生,殆无不汲汲于马克思学说之喧嚣”。[8]特别是从1919年到1921年,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改良主义,与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论战并取得胜利,使许多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连戴季陶在内的理论界人士都热衷于参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一股不可遏抑的历史潮流。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急剧的历史变化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候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阶级基础——二百多万中国工业无产阶级,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需要和呼唤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激励着人们进行理论创造。极具思想创造力与理论敏感性的毛泽东及时捕捉到这一难以为常人所关注与察觉的变化,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28年革命斗争中,先后提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统一战线、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群众路线等思想观点,逐步形成了独特完整的群众思想,具体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和理论主体的问题。
三、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经验做法的真实写照,又是对这些做法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升华
在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不是“一次革命”论者想当然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性质决定了革命的出路是正确寻找到根本依靠力量,也就是在不同时期提出符合实际的统一战线结成巩固的政治同盟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最广大的人民”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核心概念,并对其作用唯物辩证地加以理解。“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2]808,“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6]674,认为这些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9]139。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还独创性地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也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理论。
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是他终身心系人民的精练概括与理论写照,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问题的科学回答与实际解决。综观毛泽东的群众观点与群众理论,无论是他对人民群众本身与作用的认识,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的认识,还是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贯彻群众路线都离不开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问题的科学回答与实际解决。特别是毛泽东正确地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甚至提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与当时一些党的领导人例如陈独秀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忽视农民、张国焘只注意工人运动而轻视农民形成鲜明对比。
毛泽东一生都心系群众与依靠群众。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明确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9]136“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10]因而,他非常重视群众工作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群众的关心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例如他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9]138他提出“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11]可以说,这些饱含深情的话语与论述是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最生动的中国化表达。
建国后,毛泽东仍然在许多场合强调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发展出在和平建设年代如何认识与处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方法和群众观点。例如《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文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12]581“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3]293因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3]291。“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12]581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由于毛泽东看到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因而他不止一次将党群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用这一比喻说明其对于革命建设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13],因而要求每个党员摆正好自己与群众的关系:“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6]522他要求牢固树立人民群众观点的思想,“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12]581,他强调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四、毛泽东的群众思想既是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桥梁,也是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理论桥梁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本质特征是革命性和实践性。但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本质特征的实现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和劳苦大众相结合这个条件。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是头脑,无产阶级是心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4]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客观的条件。而这个客观条件的创造是与毛泽东的群众观点、群众理论和群众路线的科学指引分不开的。
毛泽东历来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让马克思主义走进群众、掌握群众。例如毛泽东通过在全党提倡“为人民服务”、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1096、确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等使马克思主义在感情上走进群众、掌握群众。毛泽东通过开办农民讲习所等形式宣讲马克思主义,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等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理论武装工作,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全党乃至全国更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进方向。
因而,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群众化。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的思想武器。”[15]毛泽东许多著作大量地体现了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通俗化地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他用“实事求是”表达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用“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来说明认识的发展过程,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坏事和好事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来说明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思想具有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蕴与方法论价值,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与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899不难理解,由于人民群众的认识在整体上是分散和不系统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需要甄别、加工与提炼,因而“从群众中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观点,对来自群众的认识、意见与要求进行科学的抽象,化为总体上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集中的、有系统的、有条理的认识或领导意见。这个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把这种认识或领导意见化为群众的认识并见之于群众的实践,实际上也就是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概而言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概括,是把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提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在理论上的无缝对接与直接统一,这是毛泽东又一独创性的贡献。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认识论也是一种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因而,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不仅要自觉贯彻两个原则即“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2]1012-1013,而且,还要自觉地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工作做得好坏的尺度。毛泽东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2]1095;“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1]1319-1320。这样中国共产党就不会犯命令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群众尾巴主义的错误,就能真正地使共产党人和人民结合起来,像种子一样在人民群众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当然,毛泽东的群众思想博大精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远非本文所述的这些方面,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挥着同样不可小视的作用。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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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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