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且也是中国人民自觉创造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
再过五年，我们就要隆重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了。
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在中国爆发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工人阶级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并起了主力军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催生了于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在时间上紧密衔接，以五四运动为重要标志，开辟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纪元。
五四运动是觉醒起来的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一场伟大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近百年来，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总是与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选择问题联系在一起。“五四”的精神遗产是多方面的，包括引进的各种思想、学说和主义，甚至也包括某些值得总结记取的教训，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始终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给我们留下来的主要精神财富，它引导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所以，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且是中国人民自觉创造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
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
25年前，我曾就“五四”后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特别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意义在于，近代以来甚至自16世纪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由于增加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重要维度，已经被分别倚重中、西、马三种思想文化资源的现代新儒家、自由主义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派“三足鼎立”的格局所取代，近百年来这种“三分”的思想格局始终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它延续的时间越长，“五四”作为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性意义也就越突出。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三大思潮分别代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在它们之间发生过多次思想文化论战，都力图主导和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史实践证明，“全盘西化”和“复兴儒学”两种选择在现实中都是行不通的，而且与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革命精神都有相牴牾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革命精神既表现为“对传统求解放”，也表现为“对西方求解放”，那么就不可能全面复兴传统儒学或者全盘西化。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根据世情和国情适时地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一条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坐集千古之智”
如何处理中、西、马的关系是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论争的中心主题。自由主义西化派和文化保守派仍固执于古今中西之争，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无视马克思主义这个重要维度，在其取得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后又不断对它进行挑战，所以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一直都不平静。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则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前提下，主张吸收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制定自己文化方针时，一贯强调对古今中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都要采取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态度。比如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古今中外法”，指出这是对待文化问题的一种“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又如1986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就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同于各执一偏的西化派和文化保守派，这是一种整合“五四”多元精神遗产，兼容中、西、马而“坐集千古之智”的综合创新的态度。
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思想最初是由张申府、张岱年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在人们只看到三大思潮之间互相批评、激烈论战、“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一面的时候，他们却看到了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综合西方的科学方法与中国的道德理想，建立起一种“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哲学和新文化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方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上新的方兴未艾的传统。“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张申府在《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一文中写道：我们“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这种辩证综合的视野与方法，半个世纪后被张岱年先生发展成为系统、完整、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成为在当今中国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理论。应该说，经过近百年探索，这种新文化观的确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收获。
“马魂、中体、西用”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作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之最新发展形态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中、西、马三者在文化综合创新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作了更准确的界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有机地统一起来。这种文化理论的特点是突破了传统的中西对立、体用二元模式，把作为精神指导原则之“魂”与作为文化发展载体之“体”区分开来，创造性地提出了“魂、体、用”三元模式，其中心环节是强化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它以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在今天它自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承担者。这与五四运动所要实现的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目标，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夯实民族文化的根基、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任务是完全一致的。
人间正道是沧桑。“五四”后的中国，只有在“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统一、综合创新原则的指导下，才能找到一条整个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正道。它在不同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本质上都是“五四”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部分。比如在今天，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搞西化自由主义的“颜色革命”是一条改旗易帜之路，宣称要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王官学地位”也是一条改旗易帜之路，都是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的。只要坚持走正道，到五四运动和建党百周年之际，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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