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及其一般机制
第七章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及其机制
经济全球化以来，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前，可以说西方国家都占尽先机，也占尽便宜。这期间经历无数战争征伐，全球风云经历过无数变幻，国际关系发展错综复杂，各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领域的摩擦、勾结、妥协和各种形式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极其丰富多彩。而全球化之分成赢家和输家，西方国家是赢家，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是输家，这个基本格局自形成以来，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既然西方基督教文明在世界上是晚近兴起的文明，它又有何神通可以如此迅速地后来居上，一发不可收拾?陈独秀毕竟是当年的北大文科学长，他曾说过一句不乏深刻的话：西方国家是“以小人始，以君子终”。①可以说，“以小人始”，先下手为强，是近代西方大国崛起的一个秘密。至于教育兴国、科技兴国、工业革命、法制国家、民主人权，等等，都是有了“第一桶金”以后在几个世纪里陆续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君子终”。
广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应以经济全球化以来的历史为学科的外延。长期以来，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为西方国家所垄断，为“西方中心论”所统治。沃勒斯坦是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他提出要用“一体化”方法重写西方经济史。西方学者尚且如此。所以，以中国视角深入全面地研究从早期殖民体系形成至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和机制，特别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国际体系发展变动的一般机制，对于创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序幕在中世纪晚期拉开
中国拥有发达的农业社会文明，灿烂而悠久，而于近代工业文明落后。西方恰恰相反，古代西方人不会种地，却能在近代工业社会领先。基督教文明很晚兴起，又经历了中世纪漫长而黑暗的经济社会停滞，其经济原因是长时期农业相当落后，终于酿成中世纪晚期长达两百年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然而，祸兮福所依。歪打正着的是，这场生存危机竟然成了近代西方历史的转折点，加以时来运转(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和随后大航海运动兴起)，于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竟一发不可收拾。
一、中世纪东西方的经济格局
这里的“中世纪”是为了表述方便而借用欧洲概念，一般指公元600-1500年。自秦汉以来，中国在近两千年的世界历史上是最大的、从未间断而持续存在的国际经济体。惟其持续存在，所以中国其实也是十九世纪以前世界上唯一最大的国际经济体。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30%以上。大的国际实体，国际上也先后出现过一些，如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等。这些大的国际实体，它们都存在于历史上或长或短的一段时期，而且其范围也都有限。以罗马帝国而言，其统治范围也就是地中海地区。而且，在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的历史长期极为暗淡。例如在十世纪前后(大致相当于中国北宋时期)，根据美国学者的描述，那时候西欧人异常落后，“以致10世纪的一位阿拉伯的地理学家这样写道：‘他们人高马大，行为粗俗，性格粗野，头脑愚钝……那些住在最北方的人尤其愚笨、粗鄙和残忍。’在整个中世纪早期，物质条件一直非常简陋，以至人们几乎可以称之为风餐露宿的500年。”②何谓“风餐露宿的500年”?这是曲笔，就是近乎野蛮时代。实际上一直到十五世纪，无论从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和文明程度而言，还是从生产力发展程度看，中世纪的西北欧与同时代的中国宋朝到元朝和明朝中期以前相差都不可以道里计。那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国家之一，西欧和北欧，总体上连国家还没有形成，其国际经济地位连“外围”也还谈不上，是处于非常边缘化的状态。在十三至十五世纪(相当于中国元、明两代)，西欧开始形成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近代民族国家，以后西欧国家由对外扩张开始走上了近代强国之路。西人在对外扩张中开通了世界海上新航路，于是资本掀开了近代世界经济史，西方国家迅速发展强大起来，由贫而富而贵，后来居上，由野蛮迅速发展到文明，超过了阿拉伯国家，后来又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在历史上相遇的一个例证。说到历史上的国际经济格局和这段西北欧国家的历史，需要引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一段论述。
沃勒斯坦说：“在12世纪，东半球拥有众多的帝国和小世界，它们中的许多在边界上互相联结。当时地中海是一个贸易中心，拜占庭、意大利城邦以及某种程度上北非的某些部分都在这里相遇。印度洋-红海混合区形成另一个这样的中心。中国地区是第三个。从蒙古到中亚大片陆地是第四个。波罗的海地区正在形成第五个。从经济意义上说，当时西北欧还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地区。那里的基本社会形态或社会组织后来被称为封建制度。”③以后，到“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存在着一个基督教‘文明’，但是既没有一个世界帝国，也没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在欧洲以内至少有两个小的世界经济体，其中，中等规模的一个是基于北部意大利诸城邦，较小的一个基于佛兰德和北部德意志诸城邦。欧洲的大部分没有直接参与这两个系统。”④沃勒斯坦的这段话将宋代中国与其它几个经济体等量齐观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宋代中国经济发达程度远胜于其它，这大体可以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对元朝中国的描述为证，姑且不论，但是他对欧洲状态的描述是可信的。
所谓“中世纪晚期”是指1300-1500年，在这个时期欧洲的“两个小的世界经济体”中，首推意大利城邦，这里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也是近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起点。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演变反映了近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演变。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历史的一个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由包括欧洲王室贵族、工商巨子、技术奇才、冒险家、投机家、航海家和大海盗、大经纪人、大奴隶贩子、大走私贩子，大海军将领亦即大杀人犯，总之由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兴起前后一段时期内社会各色人等充满传奇色彩的国际活动写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历史的学名，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时期是西欧民族国家纷纷兴起的时期，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很有些类似。这段历史在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只是一笔带过，在西方学者看来似乎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千万不可轻轻放过。对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来说，重温这一段历史，对于理解近代大国兴衰的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鉴于熊彼特所提示的，后来这一段历史的真相被有意歪曲和掩盖的情况，重温并以独立思考的方法研究这段历史，就更加有意义了。
二、西欧中世纪晚期的经济社会危机
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是一次长达几百年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它深深地置根于欧洲中世纪晚期(1300-1500)灾难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之中。关于欧洲中世纪晚期这一段“饥谨年代”的历史，由于其悲惨、可怕甚至骇人听闻，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出于各种原因有很多曲笔。这里研究这段历史主要着眼于分析其原因，从中找出近代欧洲社会转型的经济社会根源，而不是描述灾难的现象和过程。笔者绝无变态心理，所谓“溃烂之时，鲜如乳酪;红肿之处，艳若桃花”，但是尽可能简单的描述也还是必要的。
正如由美国学者主撰的《世界文明史》所说：“如果说中世纪盛期是‘盛宴的年代’，那么中世纪后期就是‘饥谨的年代’。”⑤按照西方对欧洲历史的划分，中世纪盛期为1050-1300年，相当于中国北宋中后期到元朝末年。由于欧洲古代历史发展相对中国、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都不同程度地滞后很多，这段时期属“盛宴的年代”也是西人按欧洲自身标准的论断，是不能与当时的国际“接轨”的。鉴于1050年以前欧洲历史“令人沮丧”的情况，⑥这样说也是相对正确的。但是说欧洲“中世纪后期就是‘饥谨的年代’”，这是事实。
1050前后，民族大迁徙的高潮已过，外族入侵减少，社会相对趋于安定，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西欧发生了第一次“农业技术革命”，⑦其最重要的成果是增加了农产品产量和食物供给，从而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人口增长加快，城镇和世俗政府得到较快发展，新的土地得到开垦，各分散的经济体的疆域和经济规模普遍得到扩大。自1050-1300年，由于西欧的人口大约增长了3倍，农业剩余人口出现，并向新兴的城镇迁移。⑧实际上由于这个时期欧洲农业技术仍然相当落后，铁犁的使用对增产的作用有限，人口增长与粮食不足的矛盾不断激化，到了十四世纪初前后，社会经济发展突然中断，经济崩溃，出现了长达两百年之久以饥谨、瘟疫、战争和经济凋敝为特征的大规模经济社会危机。《世界文明史》对这段历史作了简要描述。
“自1300年前后到15世纪中后叶，欧洲各地灾难频仍，这些灾难严酷程度骇人听闻，持续时间之长令人绝望。地力衰竭，气候变冷，暴雨倾盆，妨碍了农业生产，结果饥谨首先蔓延开来。随后，那些‘上帝的惩罚之举’达到了顶点，出现了最为可怕的自然灾害，即一场叫作‘黑死病’的大瘟疫，西欧各地死于这次浩劫者不计其数。似乎这一切还不够，无休止的战争进一步给人带来痛苦，造成一片荒芜。普通百姓受害最深，因为他们最易受到士兵和有组织的强盗帮伙的奸淫、烧杀抢劫。在军队途经的地区，人们可以看到在几百英里内腐尸遍布，废墟之内余烟未尽;在许多地方，原来人烟稠密的乡村，乃至城市的郊区，变成了野猪出没之地，由此可见荒凉的程度。简而言之，如果说安详的圣母玛利亚象征着中世纪盛期，那么狞笑的象征死亡的骷髅头象征着随后出现的这一时期。”⑨
美国历史学家的这段描述概括了欧洲中世纪晚期两百年间深重的灾难，也附带指出了一些诸如气候变迁和黑死病之类的非本质性的原因。其实，欧洲这场亘古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的具有极为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
首先，欧洲农业生产长期停滞和衰退，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发生饥荒。1050年前后的所谓第一次“农业技术革命”带来的农业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到了1300年“已经达到极限”。⑩此后开始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农产品“产量和耕地面积均开始衰减，从而导致整个欧洲经济衰退。”(11)西欧地区在1050年以后的两百五十年中人口增长了3倍，在农产品产量长期停滞和下降而封建庄园主剥削加重的情况下，建立在极为简陋的技术和小生产基础上的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已经难以为社会提供剩余产品。份地产量减少而封建庄园主的剥削又加重，结果必然进一步侵占农奴的必要产品。这时，饥荒实际上已经发生，农奴的反抗或逃亡也必然发生。正如《世界文明史》所说：“整个欧洲饥肠辘辘。”(12)
其次，自然灾害频发引发旷日持久的大面积严重饥荒，饿殍遍野，人口骤减。气候变化，降雨增多，火上浇油。“1315年西北欧各地都泛滥成灾，凶猛的洪水毁坏了庄稼，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饿殍遍地的大饥荒。农民们一连三年都受到饥谨的蹂躏，无奈之中只好吃掉了留作种子的粮食，从而也放弃了在下一年度完全恢复生产的机会。他们在极度绝望之中抓到什么吃什么，连猫、狗和老鼠也不放过。许多农民卫生条件十分恶劣，营养十分不良，体质衰弱，非常易于受到各种疾病的感染，因而死亡率非常高。在佛兰德的一个城市中，仅在1316年半年时间里就掩埋了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13)
再次，1337-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使得欧洲的经济社会衰退和灾难局面严重恶化。沃勒斯坦说：“百年战争把欧洲的国家体系变成了战时经济，其特别结果是需要增加税收。在原已沉重的封建贡赋上再行征税，对生产者来说确实负担过重……从而开始了一个向下的循环：财政负担引起消费缩减，从而导致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缩减，又进一步使资产难以变现，导致王室举债，并逐渐使有限的王室金库无力还债，由此引发信用危机，又导向黄金囤积，进而破坏了国际贸易的格局。物价暴涨，民生日蹇。人口减少。”(14)
再其次，最为沉重的打击是延宕百年的黑死病。“黑死病是一种淋巴腺鼠疫，它在1347年首次蹂躏欧洲，并在其后一百年间断断续续地袭击该地区。这一灾难——就它导致的死亡认人数、混乱状况和恐惧心理而言——完全可以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总起来说，由于饥谨、战争，尤其是黑死病，西欧总人口在1300-1450年间减少了至少一半，很可能减少了三分之二。”(15)
最后，也是具有本质性的因素，是资本原始积累。欧洲中世纪晚期正是黑死病摧毁封建庄园经济和近代资本原始积累开始的时期。马克思说：“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而“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6)其中，以暴力剥夺农民土地构成了全部过程的基础，辅之以近代税收制度、国债制度、殖民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包括战争，这些因素一起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建立。只不过，早期资本原始积累造成的人祸，与上述历史上罕见的天灾人祸混在一起发生，反倒在一定程度上被后者掩盖起来。
这场旷日持久的经济社会危机，特别是加上黑死病的流行，其经济后果是彻底摧毁了欧洲封建庄园经济，造成长期经济凋敝;其政治后果是社会各种矛盾严重激化，农民起义彼伏此起，贵族之间的战争征伐不已，如英国的玫瑰战争(1455-1485年)，以及国家之间争夺领土和工业资源的征战百年不休。
但是，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也不是漆黑一团。这一时期也是欧洲早期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和发生文艺复兴运动的时期，以意大利北部城邦经济体为龙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地中海经济圈。在十四至十五世纪英法等国为内部纷乱和战争所困扰的同时，农业、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的资本主义因素一直在发展。李约瑟说，欧洲的工业和技术在1450年开始超过中国，其根据应当是指这一时期频繁的战争促进了欧洲火器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英法百年战争名为争夺法国王位继承，实为争夺工业发达的佛兰德斯(Flanders)和英国在法国境内的领地。在意大利北部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形成的经济体和荷兰、德意志北部等地，其工商业资本主义和国际贸易已经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威尼斯在地中海经济圈已经称霸了长达五百年之久(1000-1500年)。(17)欧洲中世纪晚期的经济社会危机摧毁了封建庄园经济，极大地削弱了封建政治制度。而恰是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乘势而起的欧洲商业资产阶级与封建王室贵族阶级联手共同掀开了近代欧洲大规模对外扩张的殖民史，不仅一举摆脱了危机，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他们自己作梦也没有想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称霸世界的历史。
三、西欧封建制度危机的实质和出路
西欧中世纪晚期灾难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实际既是封建制度的危机，也是西欧社会的生存危机。其经济实质是必要产品不足(剩余产品更谈不上，种子都吃掉了)引起社会生存危机。马尔萨斯主义产生在西欧，正是这一段悲惨历史在几百年中不断没落的欧洲贵族地主阶级头脑中的反映。欧洲与中国不同。中国自古也有土地、农业与人口的矛盾，虽然农业也是长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但是中国人自古勤劳，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又加以中国历史上重视科学种田，改良品种。考古学证明，中国对水稻的人工栽培有万年历史，所以单位面积产量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较高。至今在中国许多地方农民伺弄土地和庄稼象过去大姑娘绣花一样精心。这在欧人是难以想象的。可见，中国自古就发明了农业时代的“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所以说笼统地说，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经营粗放，不懂集约化，是不正确的。中国历代的土地兼并引起的生存危机和政治冲突，通过农民起义和朝代更迭在本国范围内得以缓解，周而复始，虽然不断付出破坏生产力和文明成果的巨大代价，但是毕竟社会经济得以维系和发展，民族得以生存繁衍，且辉煌的历史得以延续，文化总体上得以传承下来。中国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付出的巨大代价，都消耗于社会内部，没有殃及外国外族。欧洲自古是经商连带种地，是一种极其落后的农业耕作方式，直到“1050年以前，他们甚至连把锄头也没有。加洛林时代的农具清单表明，就连最富裕的农业庄园里，金属工具也极为罕见，甚至木制工具也数量不多，许多农业劳动者确确实实只能徒手与自然搏斗。”(18)可见，当时的欧洲农民和社会真正是“土里刨食”，劳动生产率自然低下;所以，所谓1050年“第一次农业革命”意义也是有限，重犁只解决了深耕，也还是粗“耕”，不是“精耕”，更没有解决“作”的技术，光是三圃制轮作不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当时没有可能与中国比较，欧人并不自觉，不懂得提高单产，因此潜意识里认为自己“缺乏生存空间”。农业技术落后，单产低，要生存就必须扩大土地耕作面积，就是扩大地盘，这是欧洲自古就有领土扩张和航海殖民传统的经济原因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心理原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也就是所谓争夺“空间”。又由于地理、气候乃至久而久之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文化等原因，实际上欧洲自古希腊时代就有殖民、航海的传统，经久不衰，形成了探险和航海与商业目的相联系的性格和文化。这个殖民和航海传统在近代“威尼斯商人”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和发扬光大，并在称霸地中海五百年的漫长历史实践中进一步积累了海盗、海军、海战、殖民和国际贸易乃至包括欺诈厚黑在内的国际政治等方面丰富的经验。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及其代表作《君主论》(又译《霸术》)诞生在意大利不是偶然的。
西欧封建制度的危机是全面的社会危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必然激化。吃不饱是穷人和大众的事，一般情况下与少数贵族和封建庄园主无涉。但是危机、战乱和瘟疫造成贵族和封建庄园主收入大幅下降的情况比比皆是，破产也成为社会常态。这与靠经营工商业致富的日益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适成鲜明的对照。贵族和封建主多是大家族，地位显赫，一旦收入骤减或破产，这些人及其家族不仅豪华奢侈的生活难以为继，声誉地位也即刻跌落，后一点在虚荣的欧洲封建上流社会也是很要命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千方百计要寻找弥补其收入的渠道，并且由此形成对国王的政治压力。当时，当局的办法是引导这些贵族及其子孙向“新兴产业”——海外探险发展，而不是耗在国内打内战。后来的事实证明海外扩张确实“弥补”了在欧洲本土收入的损失。从社会下层来说，过剩的人口、从庄园逃亡到城镇的农民、大量失业和无业游民、起义的农民、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阶级冲突和社会骚乱等等，在在都构成对社会的政治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扩张也是统治者缓解人口压力、转移和缓解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办法。教皇厄本二世在解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原因时就坦率地对欧洲人说：“你们所居住的这块土地，四面八方为海洋闭锁、山峰环绕，对于你们庞大的人口来说它太嫌狭小;而由于财富匮乏，土地也难以为其开垦者提供足够的食粮。所以，这块土地便成了你们互相残杀和毁灭之所，从事战争之所，你们中的许多人在内斗中陨没之所。”(19)
欧洲在中世纪晚期这场极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中，与其说“找到了”不如说是“逼出了”一条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没想到却歪打正着，走出了一条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历史出路。这个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出路包括两个分支的“历史出口”，其中一个是对外扩张的解决出路，这是很自然的，也是符合近代欧洲的航海殖民的“比较优势”的。另一个“历史出口”就是在欧洲本土以资产阶级革命开路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史上是欧洲的“改革开放(扩张)”在先。于是西欧不仅从中世纪的危机中“绝路逢生”，而且由此崛起。不过这绝对不是“和平崛起”，而是杀出一条血路，掀开了近代资本“血与火的历史”。所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欧洲封建制度的危机不过是十六世纪以后社会转型和开始大规模对外殖民扩张的基础、历史背景和序幕。
历史上欧洲人的扩张，先是不断在欧洲大陆内部“扩张”，开辟新的耕地。“用布罗代尔富有洞察力的的话来说，欧洲最初在北部森林和地中海平原发现了它的‘内部美洲’。”沃勒斯坦补充说，“但是‘内部美洲’还不够。又向边缘地区扩张，首先是扩张到一些岛屿。”(20)根据沃勒斯坦引用的资料，“‘从11世纪到13世纪中叶，西欧几乎完全沿袭古典式的边疆发展的道路。’”这里所谓“古典式的边疆发展道路”，指的是“西班牙逐渐从摩尔人手里光复了它的领土，基督教欧洲收复了巴利阿里克群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诺曼人征服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此外还有，十字军先向塞普路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后又向克里特岛和爱琴群岛进行远征。在西北欧，英国扩张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在东欧，德意志人和斯堪地纳维亚人侵入及征服波罗的海人和斯拉夫人的土地，并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但是，‘最重要的边疆是森林、各种沼泽、荒野的腹地。在1000年到1250年之间，欧洲农民在这些荒原上定居下来，还耕种了大部分土地。’”(21)这一扩张趋势由于中世纪的危机而被中断，不仅中断，而且由于对方反扑而被迫“收缩”。例如十字军被从地中海东部和爱琴海沿岸的立范特驱逐，拜占庭1261年重新收复君士坦丁堡，蒙古人横扫俄罗斯平原。欧洲内部出现“弃地运动”。(22)所以，沃勒斯坦得出结论：“大探险，即大西洋探险，并不是欧洲扩张的第一个高潮，而是第二个高潮。由于其势头更强大，社会和技术基础更牢固，动机更强烈，因而获得成功。”(23)而在这欧洲对外扩张的“第二个高潮”中，“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机遇偏偏落到了葡萄牙头上，使得这个地处欧洲边陲的蕞尔小国成了开路先锋。其实，加上十字军东征，这已经是历史上欧洲对外扩张的第三个高潮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代西方向资本主义转型中的对外扩张，是中世纪晚期的天灾人祸的大危机逼出来的，首先是农业落后导致生存危机逼出来的，或说就是饿出来的。虽然这是事实，但是西方文献中一般决不会这样说，就连沃勒斯坦也是用曲笔。指出这一点对于我们有意义。例如他说：“在农艺依靠更多空间的条件下，15世纪欧洲的‘内部美洲’很快便告枯竭。无论人或社会都不会无偿地从事艰难的事业。探险和殖民都是艰难的事业。”(24)这段话实际上等于说西欧的探险和殖民和“逼”出来和“饿”出来的。所谓“农艺依靠更多空间”是很委婉的说法，意在掩盖当时欧洲先民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饥荒遍地的逃荒和扩张，可见在美国作学问也不能“恣意挥洒”。此外，“扩大就业”也是早期殖民扩张的经济动因。西欧中世纪晚期社会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过剩，以至到处游民充斥，盗匪横行，动乱不止，由此造成了巨大政治和经济压力。沃勒斯坦引用的资料说：“急需给他们找到有益的工作，所以有人建议再次征服北非。”(25)其实不止是下层社会需要找到出路，贵族也需要找到新的财路，而且当时“在欧洲各个集团(都)需要寻找工作。”(26)沃勒斯坦引用的另一资料说得比较坦率：“从1400年到1750年，欧洲是面包的大消费者，有一半以上的人是素食者。…….只有这种‘落后的’食物结构才使欧洲能承受起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面包消费使肉类消费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直到19世纪中期才发生变化。”“没有美洲的各种作物，欧洲便不可能负担得了这么多的人口”(27) 可见在十五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四百五十年间，欧洲都是素食者，仅靠吃面包勉强生存，靠美洲运来大批粮食和各种食品生存，而且这四百多年中相当一个时期的饥荒有多么严重，是饥荒逼出的对外殖民扩张拯救了欧洲。这说明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四百五十年里，欧洲殖民者从美洲运回的不止是黄金，更急迫的是粮食。
四、葡萄牙引领大航海运动(28)
沃勒斯坦指出：“从理论上说，欧洲的领土扩张是解决‘封建制度危机’的关键前提。倘若没有这一点，欧洲的局面很可能早已分崩成相对的无政府状态，然后进一步收缩。欧洲是如何抓住这个拯救了它的另一条出路呢?答案是，不是欧洲而是葡萄牙这样做了，或者，至少是葡萄牙带头做的。”(29)在中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和地中海，财富、权力和光荣，以及海战、殖民、商业和航海经验等等，都属于“威尼斯商人”。按理说，近代大航海运动的开路先锋应当是威尼斯人或至少是意大利人。但是为什么却是葡萄牙领先崛起?这个曾经引起沃勒斯坦等西方学者兴趣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重要。对我们来说，葡萄牙也好，西班牙也好，或是别的什么“牙”也好，都是一样。但是这里还是要简单交代一下基本原因，以便于理解当时葡萄牙崛起的特点和机遇。
西欧在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危机中，受到历史上多次十字军东征影响，以及自古航海、经商和殖民传统，普遍滋生了向海外寻找食物、财富和出路的需要、动机、愿望和狂热。可以说当时无论从社会上层到底层，都涌动着强大的海外冒险的潜流。这方面葡萄牙不逊于任何欧洲国家。贵族为了财富，穷人为了生路：只要不葬身鱼腹，或死于非命，活着回来就是富贵和荣耀。而以威尼斯为首的意大利北部城邦早期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和几百年地中海的“海上事业”，早就为大航海运动准备了充足的资本、知识、经验、熟练的海员以及所需要的一切。葡萄牙在这方面的实力仅逊于威尼斯人，也是早已深深卷入大西洋冒险的航海高手，何况有威尼斯的对手热那亚人的鼎力资助。根据沃勒斯坦引用的资料，早在十三世纪热那亚商人就到达伊比利亚半岛，为的是将其纳入他们的地中海贸易圈，并在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初控制了那里的商业。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以后通过联姻的古老方式将热那亚商人同化，才重新确立了本国对商业的控制。(30)所以，当时西欧许多国家具备发动大航海运动的条件，葡萄牙也具备这些条件。此外，葡萄牙还具有某些独具的“比较优势”。
首先是葡萄牙拥有王室(国家)的强大支持和国内政治稳定的政治优势。葡萄牙在十二世纪曾经被阿拉伯人占领和奴役达百年之久。它在1249年独立后建国，主要归功于十字军骑士团。所以葡萄牙的政治制度与威尼斯的共和制完全不同，国家机器强大，国王可以任命主教和向教会征税。(30)十五世纪的欧洲到处是动乱和战争，英国、法国和卡斯蒂尔(西班牙半岛居主导地位的王国)等大西洋沿岸国家都陷于内部战乱和纷争，既无力(财力、精力)也无暇他顾。而葡萄牙国内却相对稳定。沃勒斯坦指出，“葡萄牙几乎是当时欧洲唯一没有因为内部冲突而分散注意力的国家。它达到中等程度政治稳定的时间至少比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要早一个世纪。”(31)一个世纪，能多做多少事情!这就在战略上占了先机。可见，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政治稳定才能带来商业和其它事业繁荣。在政治稳定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各利益集团都在推动海外冒险。除了贵族、商业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国家(王室政府)也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对于葡萄牙这个人口多而土地不足的小国来说，对外扩张是增加财政收入和赢得荣耀以提高王权实力、地位的捷径。所以王室成为葡萄牙进行海外扩张的最大股东和最强大的后台。1418-1460年葡萄牙的海外扩张就是由有着航海家称号的亨利亲王亲自率领的。这期间，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的亨里克王子起了主导作用，在这四十年里“他将自己的巨额资产投入到这一冒险事业中，并且通过开发航海技术为后来葡萄牙人成功地进入亚洲贸易奠定了基础。”(32)
其次，葡萄牙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独具的航海优势。从地图上看得最清楚：葡萄牙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南面距非洲最近，面向大西洋，扼地中海的西口，地理位置优越，且具有战略意义。此外，葡人最有利的地理优势是来自大西洋的海流汇合于葡萄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向大西洋和非洲西海岸扩张，从这里出发最为便捷，也相对安全顺利。在航海知识方面，据安格斯• 麦迪森认为，葡人从事深海捕捞的渔民“发展了有关大西洋风向、气候和潮汐的无与伦比的知识。这些知识的价值因为国王对大西洋考察、航海技术研究、领航员培训和标有罗盘定位和航海地图的航海记录等各方面的资助，而得到极大的增强。”(33)葡人为了大西洋航行，还专门设计了方形帆和三角帆，改进了造船技术。为了保密，还禁止向国外出售这类船只。(34)
再次，葡萄牙其实是欧洲最早进行海外殖民探险的主要国家之一，拥有殖民扩张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这一点几乎可与威尼斯人相匹敌，而在大西洋航行，葡人则堪称无敌手。十四世纪后半叶，葡人已经在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建立了殖民地，掠夺那里的食糖和酒。后来在十五世纪初则转向西非海岸攫取黄金和奴隶。(35)此后，葡人在非洲的“发现”接踵而至，直到1487年饶过好望角。所以，到西班牙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葡萄牙的海外扩张已经至少领先欧洲一百五十年了。
第二节 早期殖民体系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
一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它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尽管科技进步对于近现代世界经济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当代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体上原来吃肉的还吃肉，原来喝汤的还喝汤，甚至于汤都喝不上了，如非洲某些国家和地区。苏丹是欧洲殖民者最早的黄金产地，几百年来不断被吸血，现在又陷入所谓“达尔富尔问题”，所谓“人道主义危机”，根源在殖民主义。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完全是一场作不完的噩梦。
中国在1842年被英国强行卷入经济全球化，沦为半殖民地。1949年以后，一直被排斥于经济全球化之外。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97年更主动加入WTO。这一次加入经济全球化，尽管与一百多年前那次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后进国家加入WTO这种强者的游戏，吃亏、上当、被愚弄，受欺骗，“付学费”，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些是由于没有经验，有些是由于愚昧无知，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只是程度不同。所以，了解早期殖民体系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对于理解当代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利益，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早期殖民体系的形成
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人类发展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又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耻辱。其突出表现就是伴随资本原始积累和形成早期国际分工的西方近代殖民史。资本主义其所以后来长成参天大树，是因为它从生长的早期就已经将自己的根系分布跨出欧洲(象榕树的气根一样)，逐步伸向非洲、美洲和亚洲，通过建立殖民体系逐步实现了根系分布“全球化”，也就实现了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的良性循环。所以，在西方关于早期世界体系形成的文献中试图饶过殖民主义对国际分工的影响是荒谬的，而在我国有关西方经济的教学和研究中历史部分薄弱也是有弊端的。
近代殖民体系的建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形成，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1450-1640年西欧海外殖民体系的建立时期，既是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和形成的时期，也是近代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和全球化的第一阶段。马克思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创立。”(36)为什么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得以“在16世纪创立”?是因为西欧自1450年前后以来的殖民扩张。所以，布罗代尔认为，“我看‘我们的’16世纪分成两个……第一个16世纪开始于约1450年，结束于约1550年，第二个16世纪开始于同一年代而延续到1620年或1640年。”(37)这也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延长的16世纪”的含义。沃勒斯坦在评论布罗代尔的这个观点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把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认为1450-1640年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时间单位，在这段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创立起来了。”(38)考虑到史学界一般以164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本书采用了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历史划分。
早期殖民体系由西欧殖民者的海外“探险”活动发展而来。“探险”当然是西人特有的说法，实际是探“宝”，“宝”者，黄金之谓也。按照西方和中国传统教科书最通常的说法，西人海外“探险”的最初目的是寻找黄金和香料。而香料其实远在其次，所以最初的动机就是“淘金”。在1250-1500年期间，贵金属“不断通过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从欧洲流向印度和中国”，造成欧洲金银的极度匮乏。这个现象使得西人长期感到神秘不可解。其实这是中世纪晚期东西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贸易逆差所致，并没有什么神秘。那时候中国的国际贸易相当赚钱，且都是现金交易。不象后来的外贸，既赔钱又欠“三角债”。当时西欧尚处于世界的边缘，中国的丝绸、瓷器享誉世界，成为西方封建贵族和庄园主等上流阶级重金追求的商品。当然他们也追求来自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许多贵重商品。而欧洲由于经济落后和凋敝，没有什么东西交换，当时的“WTO”规则是东方定的，就是现金硬通货交易，这样长此以往就造成了那里支付手段严重匮乏，这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兴起金银热的基本原因之一。据沃勒斯坦引用的资料，1350-1450年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开采的白银成为欧洲贵金属的重要来源;1460-1530年，白银产量在中欧增长了4倍，但是还不够。(39)于是欧洲涌起海外“淘金”的狂潮，最早是葡人饶过北非取得苏丹的黄金，后来又有了更大的美洲金矿来源。
欧洲追逐黄金最初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购买来自东方的香料。这个说法一直使人感到困惑。香料用于制肉，不难理解，在没有冰箱的年代，这确实是保存食品的好办法。但是，中世纪晚期欧洲的生产力很低，加以灾难频仍，吃肉是很奢侈的，贵族也不可能经常吃肉。所以肉的需求是有限的，何以使香料成为支持几百年东西方贸易的“支柱商品”?原来，东方的香料还有妙用，就是能做春药(这可能是来自古代印度的宫廷技术)。可是这也不能成其为理由。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香料被制成春药，好象贵族们舍此便不能作爱似的。”(40)所以，“我怀疑这种贵重物品的交换，无论在欧洲上层阶级的自我意识中如何重要，竟能支持象大西洋世界的扩张这么巨大的事业，更不必说创建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了。从长远来看，大宗商品比奢侈品在人类经济奋进中的作用更大。西欧在14世纪和15世纪需要的是食物和燃料。扩张到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扩张到北非和西非并穿过大西洋，以及扩张到东欧和俄罗斯大平原，最后又扩张到中亚，——所有这些扩张，都得到了食物和燃料。”(41)这样解释，既合乎逻辑又符合历史真实，就可信多了。试想，一伙饥饿的人群首先追求的必定是食物。所以，沃勒斯坦的结论可信，它不仅符合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而且也符合西方近现代直到最近扩张的历史(追求石油——工业的食物)。
实际上，除了黄金和香料以外，谷物、小麦、食糖和燃料、染料(靛青)以及奴隶是最初葡人向大西洋岛屿扩张的主要经济原因。对欧洲来说，“食物的需要支配了欧洲的地理扩张，食物的好处到头来比预期的大得多。”“除食物外，另一个基本需要是木材——作燃料的木材和造船以及建造房屋的木材。”这种强大的需求使得西欧森林面积逐步减少，栎树尤为稀缺，也改变了生态。“到16世纪，波罗地海地区开始向荷兰、英国和伊比利亚半岛大量输出木材。”(42)
于是十六世纪形成了早期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和最初以西欧为中心的早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对这个最初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范围做了描述。他说：“在16世纪末，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不仅包括西北欧和地中海的基督教地区(包括伊比利亚)，而且包括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它也包括南北美洲某些地区：新西班牙，安的列斯群岛，地峡地区，秘鲁，智利，巴西——或者不如说那些在西班牙或葡萄牙有效的行政控制下的美洲各个地区大西洋岛屿和非洲海岸的少数几个飞地或许也包括在内。但不包括印度洋地区;不包括远东，除了某一时期的菲律宾部分地区;不包括奥斯曼帝国;不包括俄国，或者俄国至多是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勉强包括在内。”(43)早期的世界经济体系远不够完整，但是它已经是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雏形。
二、早期殖民体系的国际分工
早期的地理扩张得到了食物、燃料和黄金，不仅将欧洲从中世纪晚期的危机中解救了出来，而且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深化了国内分工，更促进了早期殖民体系的国际分工形成。这是一个由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相联系的既有水平分工，但主要是垂直分工的体系。十六世纪欧洲初步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在欧洲内部形成的;一部分主要是在西欧和殖民地国家之间形成的。
这个时期欧洲国际分工的地区结构主要由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组成：一个是以威尼斯等意大利北部城市为中心的地中海经济体;另一个是以欧洲西北部的佛兰德斯、布拉班特和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中心的西北欧经济体;第三个就是东欧的波罗的海经济体。在前两个经济体中存在着水平分工，也存在垂直分工。佛兰德斯和汉萨是毛纺织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中心，例如在十二至十四世纪，英国的生产是为佛兰德斯供应羊毛和为德意志的汉萨供货，处于分工的下游;葡萄牙则主要为佛兰德斯提供初级产品，(44)后者处于半外围地位。到十五世纪中叶，英国已经上升成为毛纺织业的出口国，羊毛出口量下降了4/5;(45)到1640年英格兰、尼德兰已经上升到核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法国北部，起先还包括西班牙，后来西班牙下降为边缘地位。佛兰德斯的食品大部分靠进口：从英格兰和法国进口小麦和大麦，从波罗的海进口黑麦和鱼类(也从荷兰进口)，从法国进口葡萄酒。(46)十四至十六世纪西欧地区内部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安特卫普崛起成为北欧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后来为伦敦所效仿。
中世纪晚期西欧人口减少，加以羊毛和肉类价格较高，所以不少种植业转为养羊和养牛的牧场，用人少。于是十四世纪西欧受到养羊业的刺激而开始圈地，直到十六世纪英国、西班牙兴起大规模“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规模的圈地运动造成农民失地而沦为自由劳动者，这在英国加强了手工业，而在西班牙，政府却把失地农民驱逐到海外殖民地，这是后来导致其经济衰落沦为西欧边缘地位的一个原因。(47)
而在西欧和东欧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殖民地性质的垂直分工。西欧日益成为商业和手工业制造中心，生产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东欧以农奴制劳动为基础的封建主庄园经济日益沦为外围国家的地位，成为前者的粮食和原料产地。这可以由波罗的海的贸易结构得到证明。沃勒斯坦引用的资料说;“从15世纪起，由东欧流入西欧的产品首先是大宗商品(谷物、木材、后来还有羊毛)，虽然古老的出口商品毛皮和蜂蜡继续出口。而从西欧流入东欧的是纺织品、盐、酒、丝绸。到15世纪末荷兰已经依赖波罗的海的谷物，没有东欧的木材、大麻、沥青、动物脂，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海运事业将不可想象。另一方面，小麦已经成为东欧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甚至出口到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48)以至于“西欧经济的崛起成了东欧城镇衰落最强有力的原因之一。”(49)随着西欧农业中畜牧业的发展和城镇工商业兴起，谷物越来越依赖进口，于是1544年形成了以低地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谷物市场。(50)十六世纪东欧和西属美洲被卷入欧洲的国际分工，促进了西欧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以及多样化和专业化。而东欧长期保持单一经营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其专业化主要是小麦生产。
这一时期西欧的殖民地国家主要是两类，一是东欧，主要是提供食物(小麦);二是亚非拉国家，提供黄金、食糖、香料和奴隶等。这里以葡萄牙的早期殖民扩张为例来考察当时的殖民地分工。
上文已经提到，“从1400年到1750年，欧洲是面包的大消费者，有一半以上的人是素食者。”这主要是由于没有别的东西吃，那时不懂什么饮食结构。西方后人写史往往有意或无意中粉饰先人，说“卡路里”什么的，其实那时候面包能吃饱已经不错。但是光吃面包，又没有什么蔬菜水果，人受不了，这就非得有食糖不行。所以当初葡萄牙国王“御驾亲征”大西洋群岛，主要找的也是黄金和糖。(51)制糖业包括甘蔗种植和加工。1456-1500年葡人在塞浦路斯和马德拉建立了制糖基地;1580年起圣多美、普林西比已经发展成为大西洋蔗糖中心。1700年以后直到十九世纪末，巴西、英属加勒比、法属加勒比都是欧洲的主要食糖来源。
黄金的收获最为惊人。早期西欧已经开通了从马里的廷巴克图到摩洛哥海岸的黄金航道，葡人更开辟出运送黄金的新的海上通道，这条航线运送了进入欧洲的2/3的黄金。(52)1482年葡人建立了位于加纳海岸埃尔明纳要塞的黄金贸易中心，黄金成为葡萄牙国王最丰厚的收入来源。根据安格斯•麦迪森引用的资料，1471-1700年西非黄金出口总量为145吨，大部分流向了葡萄牙。1471-1500年，从西非输出的黄金总量达17吨，这些黄金成为葡萄牙国王用于支付最昂贵的扩张活动的财政资源——打通好望角到亚洲的通道。后来西欧其它国家加入进来。1500-1600年一百年间美洲运往欧洲的黄金为150吨，白银7500吨;1600-1700年分别为158吨和26168吨;1700-1800年为1400吨和39157吨，其中来自巴西的在800-850吨之间;这三百年里从美洲运往欧洲的黄金和白银合计分别为1708吨和73835吨。(53)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信哉斯言!联想到中国明代郑和船队在1405-1433年七下西洋，几乎与葡人同时动身，但耗资巨万，不久明朝国库告罄。不少国人为此感慨不已，以为中国与资本主义失之交臂，其实完全不必。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社会背景和发展道路使然。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化是有意压制资本主义，长期搞“轻商主义”，不想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既与中国传统政治相矛盾(分化、动荡)，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矛盾(弱肉强食，违反人性与社会和谐)。现在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也是为了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对中国漫长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个大道理，西方人除了少数有识之士，绝大多数人不懂，至今许多误解都源于此。
黄金多了，吃肉就多，这也是人之常情。黄金多、吃肉多就催生荷尔蒙(中国叫“饱暖思淫欲”)，追求人性解放，欧洲的饮食结构和农业结构从此改变，畜牧业大兴，对香料的需求也就大增。这样讲，当然不无揶揄成分，也是一个事实。在到达亚洲以前，葡人在西非洲得到胡椒和一种叫“天堂谷”(Amomum melegueta)的胡椒代用品。这东西虽然不能给欧洲贵族和富人“入药”(做春药必须是亚洲香料)，但却可用于制造一种“颇受欢迎的稀糊糊”，也就是“入酒”。后来果然一种成为以西波克列斯(Hippocras)知名的葡萄酒。(54)在十五世纪，几内亚和贝宁成为葡萄牙的胡椒产地。后来达·伽马饶过非洲到达亚洲，更扩大了亚洲香料的来源。1503年达·伽马从印度一次就带回十三艘船，载了1700吨香料回到里斯本。这相当于十五世纪末威尼斯一年从中东的进口量。(55)据麦迪森引用的资料，十六世纪前五十年，葡萄牙平均每年进口香料1475吨，后五十年平均每年进口1160吨。到1600年，整个西欧对香料的消费量可能是1500年的2倍左右，人均消费增长了一半。(56)十六世纪欧洲香料消费量的变化不仅是西欧农业结构和饮食结构变化的反映，也是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商业蓬勃兴起的反映。
所谓“储蓄等于投资”只是西方经济学的假设，不能太认真，它既不适合于西方早期，也不适合于西方现在，例如美国(美国人不储蓄)。中世纪晚期的欧洲，面包都吃不上，何来储蓄?可是一旦海外来的黄金多了，除了用来满足奢侈性消费和打仗，主要还是用于投资。而且投资规模巨大，最初的海外投资都是直接投资(那时还没有间接投资那玩意儿)，主要是投资金矿和制糖业。所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主要来自海外掠夺，“羊吃人”的内部积累没几个钱。而且西欧多是小国寡民，以葡萄牙为例，如此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和投资扩张，本国区区一百万国民哪里够用?所以本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动，许多下层社会的人开始向中产阶级移动，而一旦殖民海外，摇身即是“上等人”(监工之类)。劳动力“缺口”(与二十世纪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中的“双缺口”不同)太大，于是西欧的奴隶“贸易”在几百年里长盛不衰。但是也不是什么样的人都适合当奴隶，例如印地安人桀骜不逊，动不动就逃亡，最后连进入殖民社会的资格也被剥夺，种族几遭灭绝。“无奈之下，葡萄牙转而使用进口的非洲奴隶作为劳力。”(57)所谓“进口”或“奴隶贸易”，也是西人的粉饰之辞。实际上“贸易”是连蒙带骗、巧取豪夺的“交易”，如1445年葡人发现佛得角群岛后开始大规模贩卖奴隶，用服装、马匹、小饰物和食盐交换奴隶。更多的是干脆就“猎取”：在安哥拉和以南的非洲到处抓捕奴隶。如此这般，1500-1870年间西欧国家输往美洲殖民地的奴隶达940万人，其中450万人由葡人提供。(58)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欧洲中世纪晚期到十六世纪早期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中看到一条复杂的“生物链”：在东欧和非洲、美洲等殖民地的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中，生产和再生产出为西欧国家提供基本食物(粮食和食糖)的生产者;同时这些生产食物的生产者还需要为那些向中心地区提供工业原料的生产者提供食物;这两者共同为西欧中心地区的工业人口提供食品和原料，工业中心生产的制成品再销往殖民地市场;这三者共同支撑着欧洲国家的上层社会。从中产生的利润(剩余产品)则在各国家的有关利益集团之间分配，其中超出消费的相当一部分剩余价值就不断地转化为资本投入再生产，于是西欧国家开始“驾长车，破万里浪”，乘着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翅膀，开始在中心国家、半外围和边缘地区之间形成的国际化、“洲际化”过程中，也就是早期全球化“良性循环”的过程中崛起了。
从西欧早期建立殖民主义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资源禀赋方面起初存在的相对细小的差别，经过长期持续的人为的强化，这种起初细小的差别就可能从量的差别累积成质的区别，久而久之就转化为“比较优势”的区别，转化成前者和后者各不相同的“优势”;后者的“优势”再稳定一个时期就变成了“传统优势”，实际上等于将后者的国际分工锁定在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实际上高度发达与低度发展的共存(共生)是世界经济的一体两面，两者互为生存条件，这在早期殖民主义时期就是如此。不是我作你的“菜篮子”，就是你作我的“菜篮子”，总得有“垫背”的。西欧与东欧的早期分工也是如此。在十五世纪，西欧的工业较东欧只具有不很明显的优势，到十七世纪则变成“比较优势”;到十九世纪西欧成为“世界工厂”，而东欧的国际分工地位相对锁定。发达国家有意人为地扩大国际分工差距，这是维持其垄断地位的重要机制和秘密。但是从外围国家来看，当地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有积极性，因为生产越多，他们分得的利润尽管比例小，但绝对数相对也越多，于是心安理得。这也就是今天某些发展中国家地方官员招商引资时流行的说法——“你发财，我发展”——的道理。殊不知，一旦锁定国际分工，经济依附形成，政治上独立自主就逐渐没有了，更遑论经济发展，最后的结果是民族和文化被消灭。文化被消灭了，文明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就没有了，存在的只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现在撒哈拉以南一些国家已经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东欧国家挣脱了苏联的控制，以为得到了自由和民主，殊不知自由和民主“不管饭”，那里的普通民众首先是得到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抛妻别子，满欧盟打工，人民落入西欧国家垄断资本的掌控之中，国家成为欧盟的囊中之物。东欧国家的命运，使人联想起早期的汉撒同盟和十六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欧的国际分工。这是历史的进步，抑或是倒退?
三、早期殖民体系的经济后果与资本积累机制
不难看出，西欧经过十五至十七世纪上半叶长达两百多年的大扩张，其经济后果是：
第一，西欧的“生存空间”和人口资源比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是欧洲在这个现代早期的关键性阶段有能力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因素。”沃勒斯坦引用的资料表明，“在1535-1540年的5年中西班牙就实现了对西半球一半多人口的控制。并从那时到1670-1680年的时间内，欧洲人控制下的地区从大约300万平方公里增到约700万平方公里(一直到18世纪末，这一扩张成果才稳定下来)”。(59)不过，这七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总人口并没有增长，因为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大部分被广大欧洲以外地区(殖民地——引者)的人口下降所抵消。”为什么欧洲以外地区人口下降，显然是殖民扩张带来的屠杀。沃勒斯坦其所以认为“这是欧洲在这个现代早期的关键性阶段有能力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因素，”是因为“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极大地增加了”，这是沃勒斯坦作为美国学者对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得出的中肯的历史结论。言外之意，海外扩张使得西欧由此得救，否则其发展就“不可持续”了，哪里有今天?从这个意义上说，西人信仰上帝，但上帝没有拯救他们，殖民地才是他们真正的上帝。沃勒斯坦说：“16世纪，欧洲如同一匹腾起的野马。”(60)或者，如果把西欧比作一辆待上道的历史跑车，从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两百多年这辆车一直在不断地边加油边启动，而世界许多其它地区在为这辆车不断地输油。十六世纪西欧这辆资本主义跑车开始二挡上路。而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工业革命发生，这辆车如同挂了三挡，以后又加到四挡、五挡，就风驰电掣，所向披靡了。至于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发生，这辆跑车的动力系统开始出问题;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时，已经不得不借助“社会主义原理”来改进其动力系统。
第二， 持续两百多年的对外殖民主义扩张，主要是对非洲和美洲等地区的扩张，彻底解决了西欧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源需求。西欧是近代历史上靠掠夺殖民地起家的最大的暴发户。早期重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建立殖民主义国际分工最大限度地汲取来自非洲和美洲和其它地区的黄金白银，形成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早期的西欧几乎可以不依赖内部积累，而且还足以支持其上层集团的穷奢极欲。事实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主要来自海外掠夺，“羊吃人”的内部积累没几个钱。来自非洲特别是美洲的廉价金银极大地冲击着西欧的货币信贷市场，导致利率骤降。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利率大约在4-5%，在1520-1570年最高到5.5%,在1570-1620年陡降到平均2%。(61)低利率极大地刺激了投资工商业的浪潮。除了资本原始积累，殖民体系还解决了西欧的资源危机，并且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解决了原料来源，建立了中心地区和外围之间的“输血机制”。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原本是塞万提斯笔下的一匹羸弱不堪的瘦马，骑士唐·吉珂德原本也饿得眼冒金星，其所以到十六世纪这匹瘦马开始“腾起”，或如同加满油箱的跑车上路，是因为这匹马吃了两百多年的“夜草”，或这辆车得到两百年的廉价“加油机制”或“输血机制”。用经济学语言说，就是在持续两百多年中将世界各地区的压榨出的“剩余”集中起来，变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先是主要在西欧本土加以资本化，工业化，再加以全球化，于是就推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起飞了。
第三， 十六世纪西欧国家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也就是早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雏形，它大体上奠定了西欧地区的中心地位、东欧地区和非洲、美洲的外围和边缘地位，这就是早期国际分工体系的基本格局，也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以后进一步完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初始的框架和基础。这个体系在十八世纪以后的三百年里不断发生着大的结构性变动，但是其本质和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至于十六世纪西欧地区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自己的中心、半外围、外围和边缘国家的结构。西欧内部的“小分工体系”在形成过程中，由于存在激烈的竞争，本身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结构。这方面，十六世纪的突出特点是英格兰一直不懈地在工商业领域赶超先进，并且在向形成大不列颠的方向发展。(62)西欧和北欧至今是这一不断发展和演变的体系的中心之一和主要受益者，只不过后来霸主国从欧洲移到了北美。美国本质上无非是位于北美的“另一个”英国。而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在吞咽着五百多年以来西欧国家殖民统治和掠夺种下的苦果。
现在我们来看看最初西欧这辆“跑车”在海外殖民地的“加油机制”。
首先，是控制自然资源。最初主要是粮食、食糖和黄金，后来扩大到其它资源。控制资源的手段主要是靠武力征服，西方的殖民扩张都是在海陆军的配合支持下进行的，或者“探险”船队本身几乎就是海军。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和美洲等地的武力扩张基本上都比较顺利，在许多地区例如在南美洲几乎没有遇到多少象样的抵抗，不象在中国抵抗的激烈，有三元里抗英、义和团、抗日战争等。十九世纪以前，西方殖民者对中国一直怀有神秘感，心存敬畏，不敢贸然造次，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强大形成的心理威慑以外，与荷兰人和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多次遭到明朝海军的顽强抵抗和痛击有关，一直心有余悸。这一点与中国在世界上几乎是最晚(十九世纪中期)才被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多少有一定关系。而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最终未能从领土上瓜分中国，与列强终于认识到中国人民拼死抵御外侮的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政治意志和力量也有关系。反观非洲和中东，几百年持续不断的“抽血机制”完全摧毁了某些民族国家的精神和意志。随着战后国际形势变化，西方国家对过去殖民地的控制手法被迫从直接控制资源转变为通过控制后者的思想和政治来对资源实行“间接控制”，也相当有效。
其次，建立殖民主义的国际分工体系。通过建立由“中心-半外围-外围-边缘”结构组成的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建立起由殖民地边缘地区通过垂直分工体系的“梯级结构”向西欧输出资源的通道。这些巨大而宝贵的资源在几百年里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欧，形成资本积累。而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其所以能够建立，其秘密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说：“主要是因为殖民大国与殖民地之间存在着技术差距。换言之，在人力和国家权力的其它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的英国之所以能够征服印度，主要是由于英国掌握了较高的技术，当这种技术被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时候，印度各邦就抵抗不住了。”(63)这里主要指火器优势。遗憾的是，中国发明的火药、火炮通过成吉思汗带到欧洲，在那里很快发展成征服东方的近代枪炮，反过来被用来打败自己。
再次，边缘地区的自然资源流入西欧，是通过国际分工体系的“梯级结构”实现的，更是由“梯级结构”中各个“梯级”所使用的无数廉价的活劳动推动的。正是由这种殖民体系强制推动的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廉价的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形成了西欧早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对此，下文还要进一步分析。
最后，通货膨胀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机制，成为西欧早期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早期的殖民扩张带来的巨量金银流入，导致十六世纪欧洲持续的通货膨胀，也称“价格革命”。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到十六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平均上涨4倍，谷物价格平均上涨5倍。英法等国的物价平均上涨2-2.5倍。通货膨胀历来以掠夺穷人特别是工资劳动者为最甚，当时西欧工人的工资是“年薪制”，一年一付，在高通胀条件下必然沦为绝对贫困化状态，而且当时法律禁止提高工人工资(后来欧洲工人的工资能按月或周发放，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通货膨胀对于富人也有不同的再分配作用。工资固然跟不上物价上涨，地租也跟不上，所以封建地主也遭到削弱。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国家。通货膨胀既是对工人的强制储蓄，又提高了资本家的利润，有利于积累、投资和再投资，更刺激投机。持续整个十六世纪西欧的通货膨胀，在形成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的条件下更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掠夺财富，不仅加大掠夺中心地区，也加大掠夺半外围-外围地区的财富，。至于边缘地区使用奴隶劳动，过度压榨只能导致奴隶大批死亡。如西印度群岛的印地安人于十六世纪上半叶遭到灭绝，也不光是屠杀所致。
在十六世纪欧洲的殖民体系内，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沃勒斯坦发现，在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下，形成了一种控制劳动进而占有剩余的机制。这就是中心地区使用自由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外围地区使用封建强制劳动，如东欧;边缘地区使用奴隶劳动。因为这几种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的“结合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如果到处都是自由的雇佣劳动，将会看到社会主义。”(64)他进一步指出：“在形成中的世界经济体里，商人得到的各种利益，比起他们如果必须在单一的、国家的框架内谋取利益，在政治上要容易得多，因为各国统治者将不得不对多种多样的利益和压力作出反应。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奥秘：何以是在一个不是帝国的世界经济体的构架内建立劳动分工，而不是在单一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建立劳动分工。”(65)简单地说，这种越出民族国家的国际化的世界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和几种生产方式和劳动控制方式的结合，使得商人能在政治上避开国家(干预)，好赚钱。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国际化劳动分工体系下才能建立，民族化的发展无论多大规模都只能是发展成帝国，资本国际化发展才能是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的秘密。一句话，资本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又需要国际化机制。沃勒斯坦的论断从商人好赚钱的角度强调了国际分工和资本国际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有启发性。但是这一点还是可以归结为有利于资本积累，区别不过是国家积累还是私人积累。而且商人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国家监管，但商人赚钱毕竟要受利润率制约，无论如何赶不上海盗，而早期的商业殖民活动几乎就是海盗。据西方学者估算，“西欧早期商业殖民活动的利润率是非常高的：‘有时几乎从无异于海盗行径的交易中获得的利润超过了200%或300%’。”(66)
建立殖民体系，如果离开殖民地国家或当地利益集团的配合协助，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扶植殖民地政权和改造殖民地的政治机制也是西方殖民体系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早期的西非和南美洲没有遇到大的困难。在西非，达荷美和其它一些王国竟然沦为当地王室垄断的贩奴大国，即当地的特殊利益集团靠出售同胞中饱，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依附”经济。(67)
四、 强化国家机器的作用
在中世纪盛期(1050-1300)，欧洲是教皇的天下，建立了教会政府，可以发动十字军东征，而国王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那时欧洲的世俗国家尚未形成，在彼此分割的贵族地主的领地和封建庄园里，贵族领主和庄园主享有很大的自由，也很少被征税，却可以随意欺压农民和向其征税，对国王只有象征性的忠诚。到了十三世纪末，随着教皇的衰落和英法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王权地位上升，英格兰和法国国王已经可以向教士征税而无须借口。十四至十五世纪欧洲的严重灾难削弱了贵族和封建主阶级的地位，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改变其政治态度，转而效忠王室，拥护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兴起的趋势。这时期的技术进步和火器的普遍使用使得国家为建立常备军以及维持官僚机构所需要的财政需求和能力迅速扩大，这就更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趋势。这一切的经济和政治目的是对外扩张，用武力争夺财富。中央集权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国家对外扩张，对于君主都是有利可图的事业。那时候国家的需要，就是君主需要;君主的需要，也就是国家需要。“朕即国家”自此成为近代欧洲君主的信念。
早期的西欧国家，为了对外扩张、穷兵黩武而扩大税源，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卖官鬻爵”、(68)没收教会财产、举债、人为降低贵金属硬币的成色，等等情事，都是有的。为了刺激私人积极性，起初国家还实行包税制，并将征兵权授予私人，当然兵饷也得自筹。这是初期国家无力兴办军队时的过渡办法，后来就把税收和军队都拿到自己手中了。随着国家实力增强，操纵货币，制造通货膨胀也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因为这不仅可以增加国库收入，还可以在政治上削弱封建主阶级。甚至建立各种国会机构，也成为协助其通过立法程序来征税的机制。
欧洲不象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并很早就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官僚体制。在欧洲，国家是近代历史上一大创新，而且其形成方式也与中国大不相同。西欧是“先打仗，再划线(边境线)，后有民族”，“线”里就是自己的国家。根据沃勒斯坦引用的资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分界线是经过公元1212-1214年的一系列战争之后确定的。后来的民族感情的形成是以分界线为基础的。(69)首先是划分界线，而后才是培养感情，也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形成民族。早期欧洲是这样，二十世纪的非洲也是这样。非洲国家的“线”实际上是欧洲人给划的，而且都是直线，刀切的一般。这说明欧洲和非洲的民族形成较晚，比中国晚得多，“划线”之前还没有形成民族，不然同一个民族分成两半，也是麻烦事。一直到十五世纪以前，西欧的国家，主要就是英、法、西这三个国家，加上一个葡萄牙。其它多是城邦国家，不是同一个意义。十五世纪以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成为潮流，大部分近代民族国家陆续形成，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兴起，王室和封建贵族为了经济政治利益而不断强化其国家机器的作用，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非洲、美洲沦为殖民地的重要原因。因为那里甚至没有国家机器，所以殖民扩张所到之处，原住民族缺乏组织，一盘散沙，殖民者甚至如履平地。阿拉伯世界和亚洲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这里也有一条规律，就是哪里的国家机器软弱，哪里的遭遇就更悲惨，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就更边缘化，最终被全球化所吞噬，被“化”掉。
民族国家的建立是西欧国家对外实行殖民扩张的前提和基础。葡萄牙最先迈出这一步，即是由于国家机器的强大支持。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威尼斯。安格斯·麦迪森说：“国家在威尼斯的商业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作为主要造船者，它将国有帆船租赁给私人企业，并负责组织护航船队和确定护航时间表。它开发出适合威尼斯商业和地中海贸易条件的各种类型帆船。这种国家活动为商业活动创造了免造敌人攻击的安全环境，从而降低了私营商人的成本。另外它还帮助小商人利用有限的资本参与国际贸易。”(70)为了对外扩张，西欧一些国家很早就建立了大型国有企业，而以威尼斯为最早。“威尼斯最大的企业是阿森诺(Arsenal)，一个在公元1104年创建的国有造船厂。它经营的时间长达几个世纪，雇佣的工人多达数千人。”(71)至于在葡萄牙后面接踵而来的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其殖民扩张莫不以国家为后台发动和支持。国家机器也是建立和维持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的条件和保障。没有国家机器的强大支持，仅靠私人资本和实力去建立、维持和扩张殖民体系，是不可能成气候的。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硬道理，无论早期还是现在，都是如此。其实国家与私人资本集团已经合为一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十四世纪葡萄牙的大西洋航行是以国王挂帅，西班牙也是王室大力资助，后来的荷兰和英国干脆授权其东、西印度公司代表国家行使外交权力，包括可以随时代表国家对外宣战。所以，东印度公司哪里是“公司”，根本就是一个到处征战游动的帝国。所以，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72)
值得注意的是，十六世纪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提供了滥用国家机器而导致衰落的实例，这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在王室推动下紧跟葡萄牙开始海外殖民扩张，到十六世纪已经建立起(主要在美洲)拥有庞大殖民地的帝国。十六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在长达五十多年里陷于同法国争夺意大利半岛的战争，加以王室和贵族的极度挥霍，使得从庞大的殖民地汲取的无数黄金等资源没有转变为本国的资本原始积累，终于在1557年因财政崩溃而退出战争，从此迅速走向衰落。这其中，除了王室穷兵黩武之外，国家被贵族阶级的利益所挟持，政治上目光短浅，经济上无能，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是一个重要原因。十六世纪西欧国家的历史潮流是重商主义，是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和工商业的经济民族主义。西班牙王室和贵族的穷兵黩武和极度奢侈，使得从庞大的殖民地汲取的无数黄金等宝贵资源或变成无谓的消耗，或沉淀于“房地产”(教堂、宫殿、修道院等)和艺术品，或流入别国，转化为别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其次，国家站在贵族立场上，推行经济上自我毁灭的驱赶摩尔人(穆斯林)的宗教政策;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完全罔顾西班牙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实行当时西欧国家盛行的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听凭卡斯蒂利亚(位于西班牙东海岸中部——引者)资产阶级被物价飞涨的影响、贵族的穷奢极欲和皇帝借钱导致的通货膨胀与反保护主义所压垮，”(73)也就是听任其民族工业被后起的英国和法国挤垮。沃勒斯坦引用的资料说：“西班牙衰落的根源在于它不能接受保护主义政策，自己倒变成了敌国英法工业的主要推动力。”(74)于是，1588年西班牙在它的“无敌舰队”被英国击溃以后就迅速衰落，以后简直就破罐子破摔，“到了17和18世纪的弊政导致大规模砍伐森林，从而毁坏了相当大部分的可耕地，它的政治没落已确定无疑。结果西班牙中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实际上变成了沙漠。”(75)所以，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三百多年里西班牙这个早期殖民帝国一直沦为欧洲的半边缘和边缘国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国家早期的王室和贵族没有政治远见，逆重商主义的历史潮流而动，成为过路财神，结果“过把瘾就‘死’”了。
注释：
① 参见(美)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实，这句话的后半句不够深刻，所谓西方“以君子终”只是表面现象，是他不了解现代西方文明社会是以“契约”(合同)、“权力”、“搏弈”和“利害”之类的政治概念为基础的。西方所谓“民主”、“自由”和“人权”等等的漂亮字眼，都是在权力(力量)的搏弈(政治斗争，包括阶级斗争)之后，经过利害掂量，反复权衡，交易OK以后的契约行为;一切都是交易，在交易OK之前是不那么“君子”的，甚至是很不“君子”的。但是前半句“以小人始”却是深刻之论，也是事实。在二十世纪初有此见识，独具只眼，实属不易。
②(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上卷，中译本，第518页，商务引书馆，1998年版。
③(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译本第1卷，第1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西欧的社会形态后来被概括为封建制度，而中国漫长的历史也长期被称为封建制度，二者被等量齐观，引起很大的误解。
④同上，第27页。
⑤同②，第656页。
⑥同②，第533页。
⑦其标志为金属工具如重犁和锄头、三圃制和磨的发明。同②，第536-540页。
⑧同②，第544页。
⑨同②，第656-657页。
⑩同②，第657页。
(11)同②，第657页。
(12)同②，第658页。
(13)同②。
(14)同③，第17页。
(15)同②，第66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0页。
(17)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第4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18)同②，第536-537页。
(19)转引自(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中译本，第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同③，第32页。
(21)同上，第29页。
(22)(23)同上，第30页。Levant，指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的国家和岛屿。自希腊到埃及，其中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
(23)同上，第43页。
(24)同上，第34页。
(25)同上。
(26)同上，第69-70页。
(27)笔者主张不使用“地理大发现”这一概念，是因为这一概念的“欧洲中心论”和无视有色人种的色彩过于明显。
(28)同③，第29页。
(29)同上书，第37页。
(30)(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第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非洲和美洲在世界地理上早已存在并早已有人类居住，何谓“地理大发现”?置当地土著于何地?特别是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杀害了大批华人，有时一次性就杀害几万人。美国近代迫害华工“猪崽”的暴行也是骇人听闻。所以，发展中国家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不宜附和西方学者，也使用这一概念，以至习惯成自然。
(31)同上，第38页。
(32)同上，第48页。
(33)同上，第46-47页。
(34)尽管如此，据西人观察判断，葡人和欧人的海船还远不如同时期中国明代永乐年间的郑和宝船，郑和宝船的长度为达伽马船只的5倍，船长120米，宽50米，还设有密封舱，船体局部受损不会下沉，而且舒适得多。同上，第59页。
(35)同②，第87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7)同③，第80页。
(38)同上。
(39)同上，第30页。
(40)同上，第31页。
(41)同上。
(42)同上，第32-33页。
(43)同上，第81页。
(44)同上，第105页。
(45)同(30)，第46页。
(46)同上，第67页。
(47)同上，第114页。
(48)同上，第104-105页。
(49)同上，第148页。
(50)同上，第105页。
(51)同上，第48页。
(52)同上。
(53)同上，第49、62、55页。
(54)同③，第33页。
(55)同(30)，第53页。
(56)同上，第53-54页。
(57)同上，第61页。
(58)同上，第48页。
(59)同(54)，第89页。
(60)同上，第472页。
(61)同③，第89页。
(62)同③，第468页。
(63)同(19)，第154页。
(64)同③，第127页。
(65)同上。
(66)同上，第121页。
(67)同上，第238页。
(68)指国家向社会各阶层出售本国和殖民地的官职，求职人可以获得贷款以买官。
(69)同上，第24页。
(70)同(30)，第42页。
(71)同上，第43页。
(72)同(17)，第13-15页。
(73)同③，第231页。
(74)同上，第271页。
(75)(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中译本，第1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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