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是个“威胁”吗?而“威胁”这个词语本身就很容易产生误导。依照同样的逻辑，对中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算得上是最大的威胁。类似“威胁”这样夸张的词语，对于我们理解时局没有太大帮助，也许仅仅对政治宣传有点用处。按照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理论，相互威胁兴许能提供一个机会，让双方找到一个理性的“聚合点”，共同致力于有信任的和平与合作。
新兴大国即便宣称有和平意图，其崛起通常也是不受欢迎的，这一点毫不奇怪。中国用“和平崛起”这种提法来彰显其崛起的和平属性，即使事实上是非常坦诚的，但听上去却仍然暗含心机。这种说法没能安抚那些守成大国，不是因为这种提法本身没有可信度，而是因为和平压根就不是守成大国所关注的问题点。很显然，伦理上宣称自身的无辜与新兴大国崛起这个政治问题毫不相干。
历史表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时，重大问题会自动消失而不是得到妥善解决。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是在游戏内部发生的细枝末叶的变化，而是整个游戏性质的深刻改变。全球化正在创造历史，而我们的思维却还停留在现代性的陷阱里，满脑子都是昔日一个大国完胜另一个大国的光荣故事，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未来的政治很可能截然不同，全球跨国权力实体将取代民族国家统治世界，也即新技术、金融资本和新媒体这些系统性的权力实体，将凭借全球网络形式，从对民族国家及政府的经济垄断，进而实现对其政治控制。这意味着一场崭新的博弈，这些系统性的权力实体将重组全球社会，而民族国家将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分支”。有关博弈、国家利益、安全的概念势必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曾经的紧张局势抑或誓死敌对，届时都会显得毫无道理甚至是愚蠢的。
一、谁怕谁？
历史上，大国兴衰乃平常之事。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解释大国的兴衰时，喜欢考察在体制上是创新还是保守、是开拓性的创举还是过于野心勃勃的冒险。在历史上以及当今社会，包括古代罗马、中国、蒙古帝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大国都已经经历过振奋的崛起以及失意的衰落。迄今为止，唯一的例外是美国。毋庸置疑，这个一直非常成功的帝国对潜在的和实际的挑战都非常敏感，比如，日益强大的中国和遭受挫折却依然强大的俄罗斯。美国历来不从他国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自己就是他国最大的威胁。事实上，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甚至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各项指标方面都远比中国强大。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中国威胁”其实并不现实，至少也是言过其实。
当今紧张的国际局势，令我回想起毛泽东时代的一首流行歌曲，那时毛泽东尚未与基辛格及尼克松握手。歌词有些挑衅，但很有趣：“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人民”指的是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所有受压迫的人民)。如果不是用这种有些风趣的语言提出来的话，“谁怕谁”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问题。一方面，虽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似乎中国怕美国更甚于美国怕中国;另一方面，美国却自寻烦恼，担心未来某一天，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及领导地位，然而无论是在能力还是意愿方面，这种担心都是不成立的。
现代政治思维自身有问题，这种思维似乎已沦为进攻性的现实主义与霸权意识形态的糟糕结合。现代政治概念误导了主流的政治分析家，这些概念包括民族国家、国际策略、排他利益的最大化、甄别敌人、解放受压迫的人民、争夺控制权、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霸权的竞争、文明的冲突等等。现代政治无法消除对威胁的恐惧，尽管许多威胁是臆造的或是被夸大的。因为现代政治本身才是无穷尽的冲突与威胁的根源。需要指出的是，自从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以战争导向为视角的政治，就没有与时俱进地更新过，早已与当今全球形势格格不入，只会滋生猜忌与非理性的期待，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正是以现代方式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写的一篇论文就是一个例子，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中国的非和平崛起》(China’s UnpeacefulRise)。该文指出，未来美中两国之间可能会爆发一场大战，理由是基于他的国际政治理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试图在自己的地盘建立霸权，同时确保任何敌对大国不能控制其他地方。这种理论，不仅能够解释美国自立国以来的外交政策，并且对未来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这能找到数百篇持类似观点的论文，兴许这与挥之不去的精神担忧有关，这是一种自找的使命感，总想着与不必要的臆想敌人决一雌雄。对中美两国之间爆发大战的悲剧期待，现在看来不啻是一出喜剧，因为中国在意识形态霸权方面的诉求远不及美国强，但是如果美国故意坚持实际上并不现实的现实主义，则这有可能演变成悲剧，届时所有人都将是输家。
我们必须承认敌人总是存在的，可是战争果真能够带来和平吗?恰恰相反，战争只能带来更多的敌人以及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要想解释清楚人类对战争的嗜好也许很困难，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能够够通过战争解决的争端屈指可数。只有当新的游戏出现，并推出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去改变人们的思维，这样在全球范围内现代问题才会消亡，而不仅仅是得到解决。而在此之前，这些严重的现代问题不仅无解，甚至可能恶化。
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政治的理解很有意思 ：“所有政治行为的目标，不是守成就是图变。当致力于守成时，我们希望避免事态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当致力于图变时，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所有政治行为的指导思想都与更好或更坏的思考有关。但是，更好或更坏的思考隐含着对好的思考。关于好的概念指导着我们所有的行为，却是主观臆断的：尽管已经没人去质疑，但只要进入反思，就知道确实是不可靠的”。确实，很多概念与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不可靠的，例如国家安全。大国都需要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确保国家安全也不能夸大其词，不能不切实际或过分紧张，比如说，把国家安全理解为不存在任何有潜力挑战自己的国家、或是通过消除竞争对手，成为永远不会受到挑战的唯我独尊的超级大国。这种绝对安全的想象虽然不能说毫无指望，但想在现实生活中做到这点确实无比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存在着无法避免的镜子效应，即一方的策略很快就会在另一方的思维中影射出来，接下来就是非理性的、充满敌意的策略竞赛，例如，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军备竞赛、贸易战、金融欺诈等，这会损害双方的安全和利益。这一切可谓是模仿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这里用“模仿试验”来说明这个观点：假设在给定的情势下展开博弈游戏，各方都可以选择任何可能的策略，又假设各方都有能力学习模仿其他各方采取的成功策略。结果是，任何成功策略都不能长期保持其相对优势，因为这些策略很快就会众所周知而成为共同知识，其他竞争者很容易加以模仿，并采取相应对策，很快就会达成策略均衡，而策略创新所需的时间远远超过模仿所需的时间，模仿者很快就会赶上创新者。最后，当所有可行的策略都被采用过，当所有各方都已经学会了各种策略，大家就会变得同样聪明或同样愚蠢，从而达到一种稳定均衡。这大概可以解释在军事、经济、金融、技术、意识形态领域的恶性竞争循环。
然而，模仿策略会有两个结果，要么是人人获益的好结果(比如互惠或公益)，要么是人人受害的坏结果(例如囚徒困境、公地悲剧等)。可见，采取敌对不合作战略策略，最后可能会毁掉各方，令大家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因为敌对策略必定引发负面的报应或报复。换句话说，由于存在这种策略模仿，敌对策略极有可能导致自掘坟墓。如果以敌对策略去博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模仿的悲剧”。无论多么强势的单边主义策略，都不可能取得稳定的良好结果，除非它碰巧能够产生互惠效果。
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游戏性质，才有望阻止非理性的冲突和冒险。但现实问题是，任何重大或决定性的变革，都取决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做出的选择。换句话说，只有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主动决定开启一场互惠的游戏，才有可能带来根本性改变。道理很明显：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具备控制能力以及相应的责任来为博弈的根本改变设定议程。多亏有自然法则，它天然注定，只有互惠的或普惠的博弈规则和策略，才能够避免模仿的悲剧。因此，最强大的国家有责任以身作则，带头改变敌对状态，成为普世效仿的对象。
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是当之无愧最强大的国家，有能力也有责任去改变敌对博弈。然而令人失望的是，美国对此似乎态度保守，因为该国一直是昔日博弈的最大受益者，而博弈的未来对美国而言很悲观。我们可以顺着列奥·施特劳斯的说法接着说：一个政权的目标，不是守成就是图变。当致力于守成，它是在试图避免自己得以长期受益的世界秩序发生改变;当致力于图变时，它就希望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便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在这里我不是批评美国，因为有过错的是现代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美国这个具体国家。现代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很难抑制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更不可能考虑到损人不利己的未来。
假如所有的大国都成为了民主国家，按照民主和平论的说法，世界真的会变得更美好更安全吗?然而对于民主和平论的迷信，我却不敢苟同。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国家政治体制的相似性并不能消除在基本利益方面的冲突——想想孔子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因而，在一个缺乏说服力的历史终结论后，期待民主和平就显得有点天真。即便民主的胜利果真终结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涉及国家利益的竞争却很难随之终结。很显然，世界和平靠的不是意识形态的趋同，而是互惠以及相互依存。民主对国内社会是有效的，但对国际政治而言就显得很幼稚了。
长期以来流行的现代思维方式虽然很不可靠，但该思维方式并未真正受到质疑，因为“主观性”这一概念很受欢迎，并且大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而助长了对来自他人威胁的臆测。与通常的看法相反的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或者说对每个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因为大国的存在，而是因为一神论主观主义。幸运的是，有迹象表明，现实正在发生的改变或许能够撼动固执的现代思维方式。目前，全球化的现实已经走在了相对滞后的思维之前，全球化正在慢慢改变世界，虽说改变还不彻底，但方向很明确，就是必须形成新游戏，届时敌意竞争的现代策略将会失效。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现代思维有可能会拒绝改变，或者是误入歧途。
二、树敌自找麻烦
通常情况下，博弈的结局会有最终的胜利，但是詹姆斯·P. 卡斯(James P. Carse)所说的“无限博弈”却没有这样的结局。无限博弈包括语言、文化、学术研究、艺术、爱情、友谊，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与和平。能否把追求权力的有限博弈变成无限博弈呢?在政客看来，这个问题也许太天真太愚蠢了，但我认为这是有可能走出现代国际政治死亡陷阱的出路之一。
可以用棋牌类游戏来打个比方，当然，政治较之复杂得多。众所周知，国际象棋比赛的胜利意味着赢家彻底击败输家，而围棋比赛的胜利则有所不同，赢家比竞争者“得到的份额”稍微大一点儿，在职业比赛中胜负之间的差距可能只有0.5%。关于成功的概念，围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思路 ：成功并不意味着赢家通吃，而是意味着分享。基辛格博士在他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里面，关于中国围棋思维的论述很精彩，但同时也很容易误导读者。我认为中国思维为与人共处指出了一条道路，而不是以一种更狡猾的方式去获得成功。以战争为导向的那些概念(比如赢家、输家、胜利、失败等)用来描述围棋活动就不太合适，应该说围棋的下法更接近投资与交换的概念。下围棋时，每走一步都可以看作是为了追求更好回报的投资，而走法的对错取决于后续棋子营造的形与势——形与势这两个概念，出自关于战略的最古老的书《孙子兵法》，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广泛应用形与势的概念来分析政治、经济和军事策略。围棋的结局是追求一种共处的平衡，所谓的赢家就是通过更高明的手段，“建构”自己的领域，从而占有更多的份额。围棋给竞争性的游戏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它超越了敌人和决战的概念。
人与人并非天生的敌人，本来没必要你死我活。故意的敌意才会树敌，而意识形态之争则催生了更多敌人。事实上，他人与自身的异质性并不必然在逻辑上或先验方面蕴涵敌人的概念，也就是说，敌人是被制造出来的观念，而不是存在本身。还需要说明的是，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异质性是一种意识形态臆造，其根源可追溯到基督教的魔鬼或异教徒的概念。基督教认为如果不能让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就必须要消灭他们。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基督教已经使政治的概念发生了一种根本改变，政治的概念从城邦的公共生活变成了按异质性来区分敌我，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后来发现了识别敌友的这种现代政治潜意识。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也难逃离以文化排他主义来划分敌我的窠臼。树敌意识甚至会破坏对话，妨碍相互理解与合理妥协。
就其本质而言，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的自然状态，即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这种状态并不真实，并且也是不合理性的，因为主动攻击他人的后果很严重，势必招致报复，这不利于确保自身的安全和福祉，显然不是理性明智的选择。中国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的原始状态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愿景。荀子认为，初始状态是社会状态，其理论依据是集体协作乃个人生存的必要条件。他最独到的见解是一个悖论：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简言之，人人都需要合作，但没人想要公正。然而荀子学说的核心还是很鼓舞人心的：能成就每个人的是合作，而非敌意。
儒家思想讲求仁，孟子的名言“仁者无敌”已经成为中国人与他人交往的主要指导原则。此言隐含两重意思：不树敌则不会身陷险境;仁者正义在握，因此无法被挑战。从长期来看，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不幸的是，强调树敌的现代思维方式大行其道，影响深远，受到许多伟大思想家的推波助澜，包括尼可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托马斯·霍布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卡尔·施密特、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塞缪尔·亨廷顿以及现代大多数策略家和政治家。确实，现代中国并没有完全按照儒家仁学的指导行事，因为中国既已置身现代敌对游戏之中，必须按现代博弈的方式出牌。现代中国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西方文化已经内化成为现代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内在问题，这得感谢或者说得归咎于世界的西化。
三、建构世界体系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混乱世界，本质上是一个非世界。这意味着，虽然全球化已经在经济上整合了全世界，但政治方面的统合体系还尚未建构起来。缺乏一个对整个世界负责的全球政治体系，很可能会在未来给所有国家带来灾难。世界都在谈责任，但现实情况恰好相反。例如，美国呼吁全世界支持其反恐行动，但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反恐行动却不予同情。值得注意的是，扬善必须要率先垂范。
最近几十年出现的种种全球性问题，之所以缺乏解决方案，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的事实与全球政治的缺位之间形成了失衡，目前这一失衡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共同安全的棘手政治问题。各大国都在为各自的国家利益争斗，而仍然缺乏一个以世界为重并且为世界服务的全球政治体系。经济全球化后，世界政治体系化将是深化全球化的必然步骤。
为什么要建构世界政治体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全球化在各个领域全面铺开之势，率先铺开的是全球市场与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是在经济领域建构世界体系，接下来自然是需要在政治领域建构世界体系，即政治全球化。这很可能会带来现代的终结，而不是历史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与塞缪尔·亨廷顿都或多或少误判了冷战结束这一重要时刻的意义，该一时刻无疑是历史的转折点，意味着全球政治的发端，而不是历史的终结，或不同文明之间敌对的开始。恰恰相反，全球政治呼唤文明的合作。
在政治发展的三部曲中，紧随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之后，必然的第三步似乎应该是全球政治。希腊城邦的公共生活已经把政治事务定义为内部政治，而国家之间的冲突依然是在混乱条件下的自发战斗。随着时间推移，才出现了国际政治来应对不得不处理的外部问题。人们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视作民族国家体系的开端，同时也是现代国际政治的肇始。然而不幸的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现代世界反而还经历了更多的国家间的血腥战争，虽说已经建立起了国际法，也成立了联合国，但并不能解决日益增多的世界性问题，因为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并不能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只能在国家间的水平上发挥有限作用，因为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并不具备高于民族国家主权的权力或权威。鉴于全球化已经波及所有国家，世界需要全球政治。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和南联盟的战争，打出“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可谓是最早尝试建立全球政治的努力，但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是以错误的方式，为错误的目的而进行的全球政治，其手段只不过是早已用过的单边帝国主义，而未能给政治引入新的理念。可以说，美国已经错失了建立合理全球政治的良机。现在，混乱的世界期待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全新全球体系，这种体系可以称为具有“世界性”的世界体系。
全球政治的目的是处理世界范围的经济、技术、军事、价值观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并且在本质上也不同于国家之间的国际问题，而是引入了一种以前未有的全新政治，它关注的焦点是普适性的问题，而非具体情形的个别问题。毫无疑问，建立在追求单边权力及国家利益最大化基础之上的国际战略，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将不再是理性与合理的了。最简单的事实是，世界已经改变了。从哲学上来看，政治游戏的“存在论条件”已经被全球化所改变，因此，思维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改变。
全球化带来了共同市场、同享知识、共通标准、互联网、全球金融以及跨国公司等等，所有这一切使得世界的内化成为现实，换句话说，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的内化，世界的内在性将超越国际性，曾经的“外部性”问题正在演变成内部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的内化并非意味着新的内部政治，比如建立世界共和国，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也无比困难。全球政治要创新，但也要继承——创新是为了处理新问题，而继承是为了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
在现代社会里，只有极少数大国能够享受到知识技术领域的非对称优势所带来的利益，因而能够在与不发达国家的竞争中获益，从而控制这些国家。但是，发达国家的非对称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而那些受剥削被压迫的国家通过学习与模仿，正在不断提升其竞争力。目前，现代竞争性博弈已经没有前途，已经处于向新博弈“原初状态”过渡的关键时刻。全球化带来了权力的重塑，而并非权力的简单再分配或转移，远远超越了国家兴亡的旧模式。全球化使得所有空间都对全球网络、各种联系方式及一切技术媒介开放，因而金融资本、高新技术、新媒体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由活动能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发展和“殖民”，从而实现了由经济势力向政治势力的转型。事实上世界上多数事情正是这些全球势力在背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于是各国政府将演变为这些全球势力的经理代表或执行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由全球金融资本、高技术与新媒体构成的系统性力量应被视作全球性势力，而不是从属于各个国家的资源。另外，这些全球权力以网络形式遍布全球，因而具有系统性存在的优势，而不是各自为政的独立实体，这使得它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运作。然而，它们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是国际政治的能力范围内所不能解决的。可以说，全球化带来的最深刻变化不是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而是国家权力向系统权力的转移。这些系统性全球力量，正以非暴力的渐进方式，通过在国家之间建立相互依存的联系，使世界体制化并进一步高度融合。在这个方面，它们确实已经改变了世界的存在论条件(the ont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world)。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越紧密，单边策略就越不适用，而只有互惠关系才能给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利益带来美好前景。
在全球性力量完成对整个世界的体系建构之前，还有一个风险需要考虑。新出现的情况是，金融资本、高技术、新媒体通过其体系化的网络提供的最佳服务令人无法抗拒而产生对这些系统的高度依赖，从而可能控制整个世界的运作方式，离开这些服务我们便无法生活，我们将被这些服务所控制。武力和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已经不够了，现在是服务就是权力。这些系统性力量有可能发展成新的专制统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新专制的统治基础或支持力量正是自由市场与民主。虽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从全球化到建构世界体系的进程，我认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全球系统性力量，而不是国家间不必要的冲突。简而言之，应该由一种全球政治来解决国际政治所不能够解决的新问题。
思想往往跟不上现实的步伐。国际政治的定势思维会阻碍我们思考世界如何转向全球政治。既然我们赖以生存的存在论条件已经改变，世界已经网络化，那么，能够更好地阐释全球现实的基本存在“单位”就是关系，而不是实体，显然，我们的生存与全球各种网络化事实密不可分，生存本身的独立性已经丧失。关于存在的“独立性”的现代意识成为过去，在全球化条件下，存在的前提是共存，换句话说，共存先于存在。鉴于世界已经发生了存在论的改变，通往世界权力的新途径就不再是去消灭敌人，而是为所有人提供最佳服务。可以想象，未来的世界政治体系应该是一个协作的服务体系，而不是一个统治的体系。
全球政治不妨可以利用一个现成概念，就是三千多年以前中国周朝设计并部分实施的天下体系，那是一个兼容理想的世界体系。天下体系所依据的哲学首先包含“和”的存在论概念(“和”被译成 harmony 是不准确的)，这一概念在中国最早之玄学《易经》所提到的，“和”的概念与德国哲学家威廉·莱布尼茨(Wilhelm Leibniz)的“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y)概念有着相通之处。共存的存在论理由是“生生”，是对存在的丰富性、平衡、和平与持久的认识。天下体系的认识方法论则可以追溯到老子“以天下观天下”，还有基于儒家的仁义理念而发展出来的关系理性(relational rationality)，这种关系理性比个人理性具有更强的风险规避意识，表现为优先追求“相互伤害最少化”而不是“自己利益最大化”以确保互相安全。如果未来真能实现兼容的天下体系，就更有可能实现世界永久和平。在保证永久和平的能力上，天下体系比康德的永久和平设想更完备，因为康德和平方案对付不了亨廷顿问题。天下体系的和平条件更为宽容，它不需要所有国家具有相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仅仅要求一种普遍相容关系。
最后，我再次强调那个预期中的崭新天下体制，不是人们误解的中华帝国，当今世界不再需要帝国主义，而是为了世界集体安全而建立的全球体系，该体系会创造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和服务，例如，世界货币、通用技术，该体系的基础是普世价值，其核心是重新定义的相互依存而非个人主义。
(译者 ：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李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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