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周保松教授在网上发表《什么是自由主义左翼》一文，吸引到许多朋友的关注与讨论。在这篇文章中，周老师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发人深省。但于笔者而言，周老师提出的社会主义左翼和资本主义右翼以外的第三条道路——自由民主制下的福利国家模式，实在值得商榷。原因在于，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统治下，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已渐渐失去活力。在欧债危机日益深化，希腊、西班牙等南欧福利国家濒临崩溃的背景下，重读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劳斯.奥菲(Claus Offe)有关福利国家的著作，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进步主义出路的思考。
在1984年出版的《福利国家的矛盾》一书中，奥菲解构了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内部的矛盾与张力，同时对新社会运动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他把新社会运动视为“非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战略”，是替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行方案。一年后，奥菲更特意写作《新社会运动：挑战制度化政治的边界》一文，详细地描述新社会运动的结构基础和特征。他认为新社会运动的成败，关键在于传统左派、传统右派与新社会运动三者间的关系，唯有新社会运动与左派的联合才能推进社会的变革。
一、福利国家：当危机管理遭遇危机
于奥菲而言，福利国家的出现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目的在于舒缓经济系统内的矛盾。福利资本主义制度有三个子系统：经济系统、政治-行政系统与规范(合法性)系统。经济体系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存在着“自我瘫痪”的倾向，表现在垄断、贫富悬殊和经济危机等方面，使劳动群体失业，也使越来越多的资本撤出市场，对规范系统带来负面的影响。为了避免制度的瓦解，政治-行政系统必须积极介入，调解经济系统与规范系统间的张力，鼓励资本继续积累，并维系制度的合法性。譬如，通过教育来提高劳动群体在市场的竞争力、提供社会福利让工人免受市场带来的痛苦、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以刺激劳动力资本间的交换等。换言之，福利国家可被视为一种危机管理的体制。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福利国家的人为干预已涉及社会各个领域，政府成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者。
但是，奥菲指出，福利国家不仅无法长远解决资本主义负面的回馈，还带来了新的问题与危机。这些矛盾包括：(一)财政危机：国家不断投入财政资源以补贴再商品化过程，使国家的包袱越来越重，同时，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们对经济过程的贡献也不断递减，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例如，全面的社会保障降低了劳动者参与市场交换的心理动力、福利国家的干预措施破坏了市场的运作机制、高税收成为资本不堪忍受的负担，打消了资本投资的意图;(二)管治缺失：稳定的管治，有赖于政治-行政系统与其环境的分离、内部分工以及协调。但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张，这些条件都被破坏殆尽。为了能执行政策，政府被迫与特定的集团结成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此外，行政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分离也因管理的需要或执政党保持权力的策略而不断收缩，协调问题也成倍地增加;以及(三)合法性危机：基于以上两个矛盾，国家的政策愈发偏袒和不连贯，严重削弱管治的合法性。
奥菲认为，虽然西方福利国家实行代议民主制度，但人民无法单凭选票来扭转政策的不公，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行政体系高度分工，以致没有单一的国家权力中心可供占领。结果，为了取得政治精英的控制权，反抗他们偏向某一利益群体，公民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特别是非正规的政治参与，来表达其意见。从此可见，在福利国家里，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与非政治领域相互融合，这不但体现在社会政治安排上，还体现在公民作为基本的政治行动者层面上，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分因而受到质疑。
二、福利国家的可能替代方案：新保守主义vs.新社会运动
面对福利国家的问题与矛盾，不同学派提出来的替代方案也各异。新自由(新保守)主义试图重新回到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社会。而新社会运动的支持者，例如奥菲，却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是不可行的。他们主张，以价值扩展为基础的新社会运动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是解决福利国家矛盾的唯一出路。从此可见，他们两者对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相互渗透，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提倡较为狭义地定义“政治”，把“非政治”的议题排除在政府议程外，认为公民非正规的政治参与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后者则认同公民的政治参与，主张政治化公民社会的不同部分，使它们不再受国家的管制。
从奥菲的角度看，新社会运动是唯一能有效替代福利国家的方案。但是，他并不认为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必然带来社会的革新与进步。写作《新社会运动：挑战制度化政治的边界》的目的，在于讨论何种形态的新社会运动能真正改造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三、新范式的特征以及兴起原因的结构分析
在《新社会运动》的开头，奥菲首先比较了政治的新旧范式。与旧政治范式不同，当代的新社会运动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因某种特定议题或者价值观念结合而成的集体行动者。他们要求的并非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是生活世界质量上的提升。新社会运动参与者看到了以议会制、政党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民主的缺陷，认为这些制度化管道难以解决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破坏性结果，因而采取了于体制外进行政治动员的抗争模式，期望改变、约束社会其他群体的价值与行为。
结构因素，即社会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了谁会参与新政治。但是，新社会运动的要求并不限于指定阶级(Class-unspecific)。他们具有“阶级意识”(Class-aware)，但非“阶级觉悟”(Class-conscious)。换句话说，新社会运动是一个阶级的政治，而不是代表特定阶级的政治。(A politics of a class but not on behalf of a class)。此外，认为，新政治的参加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绝非单纯的边缘性。他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新中产阶级(尤其是人本服务工以及于公共部门工作的人); (二)部分旧中产阶级，如旧有中产阶级，例如农场主、商店主、工匠等也会支持新社会运动，但是他们的加入，大多因为其经济利益与抗争内容一致，而非由自身的价值观念所驱使;(三)市场结构以外，被边缘或去商品化的群体，例如无业者、学生、家庭主妇、退休者等。从此可见，新社会运动挑战了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发起斗争的单位由过去的单一阶级，变成许多阶级或非阶级的“社会联合”。要求的性质亦由阶级特定，转变为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些新现象，仍然以阶级作为较基本的组织化单位。
奥菲认为，新社会运动的怨恨生产将不断延续。这是因为新政治范式的崛起与现存社会结构的本质密不可分。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控制与剥夺范围愈加广泛、深入，并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促成了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与发展：(一)压迫的广泛性——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不再集中于某一特定阶级身上，而是分散在不同阶层。这是因为，福利国家制度具有强大的冲突转移能力，故此阶级紧张可通过转移成本至外部行动者，如区域发展不平衡，或改变其形式，如通货膨胀，而得以舒缓;(二)控制的深入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日渐加深。经济与政治规范不再单单影响个人行为的外在约束，而是通过符号与意义的生产，渗透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以及(三)积重难返性——福利国家制度存在“自我瘫痪”(self-paralyzing)的倾向，无法通过制度化的管道解决它们自身引起的问题。
四、新社会运动可能出现的结果
在文章最后的部分，奥菲对今后新社会运动的发展提出了展望。他认为新社会运动能否成功对旧范式提出挑战，取决于运动本身能否并如何摆平内部社会结构基础的分歧(Offe, 1985: 857)。在新社会运动于上世纪70年代兴起前，以分配资源方法为指标的单维度左-右区分便足以描绘西方不同的政治立场，一端为右翼/保守主义;另一端则为左翼/自由主义。但是，新社会运动出现后，一轴模型已经不足以形象化所有的政治立场。故此，奥菲认为应在单维度的政治光谱里加入新的测量指标：以反对现代化过程的非理性为目的;自我防卫的抗争行为(见图一)。
图一.政治分歧与可能联盟的三角模型
根据奥菲的看法，传统左派、传统右派与新社会运动所构成的三角模型并非稳定不变，其形态取决于不同阶层的联盟是否组成，以及他们如何结盟(视乎新社会运动那一组成部分占主导)。
简单来说，新社会运动的未来发展，有三种可能方向：(一)联盟一：传统自由-保守力量(右派)与新社会运动联合——当旧中产阶级为多数时，传统右派便与新社会运动联合。该联盟强调伦理、宗教与美学等前现代社会价值，鼓吹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其保守主义主张，故此并没有对旧政治构成挑战，而是进行协商或妥协;(二)联盟二：传统左派与传统右派联合——边缘群体对国家与私有财产都持有敌对态度，但同时他们并没有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只是单纯的摆脱社会的纪律与规范。社会的不稳，致使左派与右派抛开分歧，组成联盟。于奥菲而言，这一联盟并不能促使范式的转型，而是更有可能带来持续的暴力冲突;以及(三)联盟三：传统左派与新社会运动联合——若果新中产阶级成为新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他们便多与传统左派合作，同时亦对边缘群体保持开放与积极的态度。对这一联盟是高度赞赏的。他主张，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传统左派与新社会运动的联合是唯一可挑战旧范式、推动社会改造的方案。
总结而言，福利国家的内在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故此社会民主主义并不能成为进步主义运动的出路。即使是提出“第三条道路”的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近日也不得不承认“第三条道路”模式已无法应对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所带来的挑战。“第三条道路”走不通，那么还有别的路可走吗?奥菲1984年的研究告诉我们，唯有传统左翼与新社会运动合流、以新社会运动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枷锁，带来人类的解放。
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克劳斯.奥菲著，郭忠华等译：《福利国家的矛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Offe, Claus.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Offe, Claus. (1985). “New Social Movement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52(4): 817 -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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