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性因素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综合国力特别是生产力和科技创新力。 CFP
缘起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新兴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后，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徘徊停滞而无法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10年达到4240美元，2014年接近8000美元，已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过渡的阶段。据此，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矛盾和挑战，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学界和社会上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有鉴于此，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科学的认识。
第一，应当看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最新分类标准，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在1045至12746美元之间的国家都属中等收入国家。(每年世界银行都根据前一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来修订世界经济体的分类。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分类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高收入国家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目前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有75个(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12746美元)，中等收入国家有105个，低收入国家有34个。而在1996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数量为45个(1994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8956美元)，2001年增至50个(1999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9266美元)，2005年为55个(2003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9386美元)。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被作为“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一些国家，如亚马来西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人均收入接近或超过了一万美元，正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相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一些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持续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的所谓新常态，落入了所谓“高收入陷阱”。由此可见，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事实和一般规律。
第二，应当看到，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也是具体历史的，与所谓的中等收入其实并无直接的必然联系，人均收入这一概念只具有统计学的意义，而不反映任何经济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比如，以现价美元计算，美国人均收入处于3000美元时，是19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中国则是在2008年。情况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今世界，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有100多个，它们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千差万别，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很难用一个空泛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加以解释，否则就会抹杀了矛盾的特殊性，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
第三，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土地、众多人口、悠久传统并处于发展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正经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同步发展，以及市场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几重重大历史变革的汇集交织，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世所罕见，所具有的历史优势、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也非其他国家可以比肩。因此，把现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相提并论，都列为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对象，虽然对我们有警示作用，但却似猫虎相比，没有意义，无助于我们正确廓清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第四，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性因素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生产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力;决定国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不是收入的平均水平，而是收入的合理分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病症，如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就业困难、创新力缺乏、金融体系脆弱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落后，国家能力孱弱，而与中等收入无关。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在国际关系中获得了统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落后国家则变成了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样就形成了发达与不发达或中心与外围相分割相对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除少数国家之外(如日本、韩国)，绝大多数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未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这种不发达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
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而难以自拔呢?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天生是不平等的，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表现在国家之间，则是少数发达国家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控制等方面都处于支配地位，而不发达国家则处于被支配地位，从而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这一不平等体系演变的一般规律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具体表现。
从不发达国家国家的内部状况来看，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对落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使其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特殊的困境。马克思当年分析德国问题时曾经指出：“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仅适用于19世纪初德国的情况，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也有重要启示。“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是指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旧社会的残余，如自然经济、城乡分离、君主专制、政教合一、法制松弛等，阻碍了国家的现代化。“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则指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劳资冲突、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等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日益显现。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双重障碍的叠加，再加之于长期受发达国家的支配控制，丧失了自主发展能力，必然使经济社会发展陷入长期停滞和动荡不安的陷阱。
综上所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现象，其实质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宿命，提高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而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努力和奋斗，已经找到了一条实现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其根本之点在于，不断坚持、完善和创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激烈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现阶段，必须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开放而自主、完整而强大的科技体系、产业体系、贸易体系、金融体系、财政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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