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并波及全球、酿成国际性金融危机之后，至今已有七年。在这七年之中，美国和欧洲均出台了反危机措施。这些措施反映出深陷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美欧资本主义的新动向，即欧美正在试图回归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第三条道路”。
一、美欧危机表现有别，病因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美欧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总爆发，但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模式是有区别的，当前两者危机的表现形式也有差别。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当前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及由此引起的经济衰退;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模式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当前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主权债务危机及由此引起的经济衰退。所以，美欧危机的爆发原因不同。
1.美国金融危机的病根在于新自由主义模式
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在美国里根和大、小布什政府的推动下，逐步营造了一个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代表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这是同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过渡相伴而行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逐步显现出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既有某种联系、继承又有显著差别的六大基本特征。
第一，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资本由服务于实体经济蜕变为实体经济乃至整个经济、政治的主宰。
第二，金融虚拟化、泡沫化，在货币循环中通过五花八门的所谓“产品创新”、投机诈骗、高杠杆运作骗取高额回报。
第三，实体经济空心化。美国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也就是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2007年下降至18%。进入新世纪后，IT产业、飞机制造业、房地产、汽车行业先后遭重创。至此，美国实体经济逐步萎缩、国民经济空心化。
第四，在所谓“效率优先”、实则“资本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加大对普通劳动者的掠夺，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两极分化在仅二、三十年进一步加剧。
第五，美国经济乃至国家运行的基础债务化，民众靠借贷消费，企业和政府靠举债维持经营或运转，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用债券再次进行榨取和诈骗。
第六，金融资本流动、金融运作自由化。1981年笃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推动金融自由化，放松乃至取消金融监管。1999年，美国颁布了以允许混业经营、放松金融监管的《格雷姆—里奇—布利雷法》，结束了近50年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监管的局面。2004年又推行投资金融机构自我监管计划，进一步打开了投资金融机构的高管们为获取高额利润和高额奖金，以金融创新的名义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包括有毒产品去投资市场坑蒙拐骗的闸门，使大大小小在货币循环中凭借欺诈手段“圏钱”的金融巨鳄获得空前“解放”，孵化出了一批又一批麦道夫、斯坦福之流的超级金融骗子。
以上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是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运行中的基本表现。美国当前爆发这一场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很快席卷全球绝非偶然，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日益加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彻底破产。
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原因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综合症
2009年底，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随后，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普遍爆发。在过去五六年中，国际学术界对欧元区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大量分析，先后提出了美国次贷危机波及论、美国评级机构推动论、欧元区制度缺陷论、高社会福利论等见解。应该说这些见解对于从不同角度认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有帮助的。但笔者认为学术界、包括欧洲学术界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原因的分析，忽视了“和平演变”苏东的后遗症和西式民主制度的功能紊乱两个方面。
所谓“和平演变”苏东的后遗症。毫无疑问，高福利制度不可持续。然而，欧洲诸国，主要是欧洲大陆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改良型的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没有改变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的经济制度，所以从本质上看，这种社会经济模式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建设一个覆盖全民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所谓高福利制度是冷战期间出于对前苏东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
欧洲诸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加大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希冀籍此建设一个对苏东国家人民具有吸引力的“人间天堂”。历史已经表明，欧洲这一战略还真灵，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中，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设所谓的高福利制度不可能通过提高资本所得税去筹集，只能靠发行国家债券以借新债还旧债这种“寅吃卯粮”、“吃子孙”的方式去筹集，从而推动欧洲诸国的主权债务持续攀升。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欧洲在冷战时期对原苏东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后遗症，也是欧洲“和平演变”苏东所应付出的代价!
所谓西式民主制度功能紊乱症，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日趋腐朽，西式民主制度逐步异化为资产阶级内部的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攫取国家最髙权力的另类“敲门砖”。每当换届选举时，参选的各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为捞取选票纷纷登台，竞相对选民许诺开出为选民谋取什么什么福利的“空头支票”。如此循环往复，将选民对社会福利的胃口越吊越高，社会福利投资越来越多，国家主权债务负担越积越重;甚至在这次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债务率也不仅没有下降，而是仍在上升，终致不可持续发展。全球知名数据编纂机构马基特2014年4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14年初，18个欧元区国家的整体债务率已髙达92.6%，比2013年上升两个百分点，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线。可见，欧洲西式民主制度功能的紊乱，是欧元区诸国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推手。
二、美欧反危机措施：试图从不同方向回归“第三条道路”
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美欧是重灾区。由于美国和欧洲危机的表现形式和酿成危机的原因不同，几年来美国政府和欧盟出台的治理危机措施也有差别。
1.奥巴马政府试图拉开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距离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危机发生后，受伤害最深重的中下层愤怒地走上街头，声讨新自由主义的贪婪和残暴，“占领华尔街”运动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2008年以来，奥巴马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同新自由主义拉开距离，甚至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危机措施。
其一，“再工业化”。奥巴马上任不久，便将“再工业化”作为反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提了出来。在第一任内，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翻番目标”政策和部署，其中期目标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实体产业促进就业，走出危机;长远目标是重新占领制造业、第二产业髙地，维持美国超级经济体地位。
其二，推进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去“金融自由化”。奥巴马积极推动金融监管改革。2010年7月1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以“沃尔克法则”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这一法案围绕加强金融监管、金融交易去高杠杆化和消费者金融保护等问题，作出了诸多规定。这些规定、限制措施的核心在于降低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去高杠杆率，杜绝金融绝对自由化，限制其风险敞口，使其难以成为在2008年危机中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及濒临破产的美国国际集团那样的金融“巨无霸”，试图从根本上杜绝“太大而不能倒”局面的出现。这一法案是对1999年颁布的《格雷姆—里奇—布利雷法》的否定。
其三，增加社会建设投资，推行医保改革。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签署了“经济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主要目标是扩大医保覆盖面，将没有医疗保障、占全美人口15%的处于最底层的4000多万人纳入医保体系。
其四，遏制两极分化加剧的势头。据美国学者调查，当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已超过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当“占领华尔街”的“占领运动”呼喊出“代表99%”的口号时，马上得到广大民众认同，转瞬间波及美国上百个城市。奥巴马政府为应对危机并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在改善民生方面出台一些措施，主要有以下三项。(1)第一，创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奥巴马除通过“再工业化”创造就业岗位外，还敦促国会创办了45个创新产业中心，增加就业岗位。(2)减轻国内中小企业税收，简化征收程序，将工作岗位留在国内，增加就业机会，并采取措施保证每个公司员工工资的按时发放。(3)提髙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为全美国1500万低收入工人增加了收入，处于贫困线之下的最低收入者的家庭年薪增加3500美元。
由上可见，奥巴马推出的治理危机措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抛弃新自由主义模式，但试图将新自由主义这种极右、极野蛮的社会经济模式向左做一些调整。
2.欧洲反危机措施是左右出击，两面作战
欧洲危机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本身制度的缺陷，也有美国的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模式推动的金融危机波及的因素。欧洲推出的反危机措施，明显呈现出左右出击、两面作战的特点，既抵制右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模式的金融自由化，又试图抛弃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中亲劳动者的某些价值理念。最突出的体现，是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立法去“金融自由化”，加强金融监管。2009年以来，欧盟、欧洲央行及欧洲诸国针对处于混乱中的金融系统推出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如，2012年9月6日，欧洲央行宣布，启动购买欧元区成员国国债计划，以降低重债国融资成本，防止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2012年8月，法国开征金融交易税(即所谓“托宾税”);2013年3月，欧盟推出银行高管“限薪令”;2013年12月初，欧盟对违规操作以牟取暴利的八大金融机构重罚17.12亿欧元，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从不同角度对金融自由化进行遏制。然而，这些措施仅具有临时应对性意义，最具根本性意义的措施还在于三项立法，即2012年10月18日，欧盟峰会通过“单一银行监管机制”，加强对银行的监管;欧盟在2014年1月29日公布的“大银行改革计划”，将银行具有风险的交易活动与相对安全的放贷活动隔离开来;2014年4月15日，欧洲议会通过三个法案，规定由各国银行出资组建总额达5500亿欧元的共同基金——“欧洲银行业联盟”，防止金融危机发生。这些立法、措施，无疑是对极右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金融自由化的一种制约。
其二，实施紧缩财政，削减社会投入，剥夺普通百姓已经获得的某些经济社会权益。欧洲国家的债务率普遍过高，均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在前台领衔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三驾马车”推出的主要措施，是实行财政紧缩，大幅削减社会投入。以希腊为例：
希腊危机爆发时(2009年)，主权债务总额45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80%。“三驾马车”对希腊实施了两轮救援。第一轮救援提供贷款1100亿欧元，条件是希腊保证在2010～2013年削减赤字300亿欧元。第二轮救援提供1300亿欧元贷款，条件较第一轮更为苛刻，希腊保证到2020年将债务率减至120%;此外，还必须到2015年裁减15万公务员，将最低工资水平降低22%，私营公司也必须相应大幅削减工人工资，等等。可见，紧缩措施的真正受损者是普通老百姓。
“三驾马车”不仅对希腊如此，对欧洲其他需要救援的重灾、重债国也如此。为应对危机，西班牙政府在提高增值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同样是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剥夺广大民众已经获得的经济社会权益。
从对欧洲、特别是希腊和西班牙实施的治理危机措施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立法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抵制金融自由化，加强金融监管，主要由欧盟、欧洲央行主导;而实施财政紧缩方针，则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欧洲央行这“三驾马车”主导，有关国家政府被动组织实施。推进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去“金融自由化”，明显具有针对极右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意味，而实行紧缩财政削减社会建设和福利医保投资，则明显具有“劫贫救债”、剥夺普通百姓业已获得的部分经济社会权益的性质。
在此次危机中，美国总统奥巴马为治理危机所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其意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去金融自由化、去金融交易高杠杆化，加强金融监管;二是加大财政对社会事业、医疗保险的投入，创造就业岗位，提高贫困群体收入，以遏制新自由主义模式所造成的美国社会两极分化急剧扩大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奥巴马出台的危机治理措施，是试图将美国的极右、极野蛮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向“左”也即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作出一些调整或改革。而欧洲出台的危机治理措施，明显具有既抵制来自右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又具有告别国际社会党(工党)“左”的传统价值理念，如“经济平等与经济公平”等、向美英新自由主义理念及实践模式靠拢的意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危机中的美欧正在试图从不同方向向“第三条道路”靠拢。
三、已夭折的“第三条道路”很难拯救危机中的美欧
所谓“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三人提出的带有一点改革、修正或调整意味的施政理念。具体说，是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左翼政党，面对国内阶级结构的变化为争取中间阶层为代表的中间选民而提出的一种策略性口号。用英国学者、被媒体称为布莱尔的顾问或精神导师的吉登斯的话说，就是“超越‘左’与‘右’”。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上台后，都没有坚持不懈地认真实践过这一理念，或者说在实践中碰壁后先后放弃了这一理念。如布莱尔当初曾声称要用“第三条道路”理念改造工党、建设“新工党”，但从其施政实践看，原本要“超越左和右”、走中间道路的布莱尔，超越了“左”，但未能走中间的“第三条道路”，而是归顺了“右”，成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遗产”。正如爱丁堡大学教授拉塞尔·基特、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布劳恩等所说，“早期‘第三条道路’提出的时候，这一理论看来试图要有别于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它努力把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一些优点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价值结合起来。”在布莱尔的执政实践中，确实“吸收了右翼政党的许多政策和理念，比如重视市场的力量和作用，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主张家庭发挥更大作用，穷人要为自己的贫困承担责任”等等。但这一切都是针对有关公平、公正理念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而不是“充分地关注贫困和经济差距这样的基本问题，诸如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致使“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越来越淡化了，因而‘第三条道路’也就不再是一种同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的道路了”，当初“许多人都期望工党政府将会越来越远离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此前的保守党政府就是推行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但是实际情况却让这些工党支持者大失所望。工党政府还是继续坚持推行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并努力将其推广到整个欧盟地区。”大概也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布莱尔被批评为“新世纪第一个保守党的首相”，“第三条道路”失败了。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新自由主义成过街老鼠。大环境虽同世纪之交有所不同，但必须看到，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根基仍异常牢固，影响仍非常大，尤其是其阶级基础——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在这场危机中不仅没有损伤，从财富占有的角度观察，其实力还在增长。华尔街的势力、影响力已经渗透进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所以，哪怕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稍作改良，奥巴马也会步履维艰。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虽几经波折于2010年通过，但其实施遇到了华尔街的顽强抵抗。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12年3月2日报道，华尔街银行指责该法案过于复杂，在7月1日的最后期限到后也无法实施，而且这一法案带来的不确定性阻碍了银行对更广泛经济领域的贷款。逼使美财政部长盖特纳不得不站了出来，批评华尔街患了“健忘症”。为遏制新自由主义模式所造成的美国社会两极分化急剧扩大的趋势，奥巴马决定将美国联邦最低工资从目前的每小时7.25美元上调至10.1美元，美国会预算办公室立即发布质疑报告，共和党也紧跟着对奥巴马提高最低工资的计划提出批评。奥巴马政府实施扩张财政，加大社会投入，共和党紧跟着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财政悬崖，逼迫奥巴马退却，否则政府就得断炊关门。奥巴马效法克林顿提出医保法案，虽获得众参两院通过，并于2010年3月23日由奥巴马签署，但其后批评不绝、争议不断，为保中期选举，奥巴马不得不让主持、推动医改立法的卫生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辞职。尤其令奥巴马尴尬的是，就在2014年美国国庆期间，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调查中心发布民调显示，奥巴马被评为二战后美国“最差总统”。看来，奥马效法克林顿，试图让美国走一条既超越新自由主义模式之“右”、又超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左”的“第三条道路”前途不妙。
至于欧洲，在抵制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干扰的同时，大幅度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等传统理念向右修正，实施紧缩财政削减社会投入，剥夺广大中下层群体已经争得的某些经济社会保障权益，已经在两个方面造成严重后果。一是自2009年以来连续两次经济衰退(至今仍深陷第二次衰退之中);二是失业率迅速攀升，有的国家的失业率大幅上升到20%左右，西班牙甚至髙达24.44%，且60%的失业者是青年人。由此导致贫困群体急剧增加，社会动荡乃至动乱加剧等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为反紧缩、反失业、争生存，工人阶级和贫困百姓纷纷走上街头。2012年2月14日，希腊十万民众上街游行，数千蒙面人发动暴动，引爆希腊大骚乱;2012年9月15日，仅仅1000万人口的葡萄牙就有66.9万人涌上街头，抗议紧缩政策;西班牙在2011～2012年的一年中，在首都马德里多次发生万人以上的游行集会，反对政府的紧缩政策;2012年11月14日，欧洲23个国家的拥有6000万以上会员的工会联合发动罢工、游行，为多年罕见。此外，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欧盟的反危机紧缩措施的不满，已经引发政治地震。在2014年5月底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各国反欧盟情绪大宣泄。一是抵制选举，投票率低至43.09%，与历史最低的43%持平;二是参加投票的选民、特别是大批失业的年轻人，将选票投给了反财政紧缩的政党，致使“反欧盟”的“极右翼政党”大获全胜。这一“政治地震”，引起欧洲各种政治势力的不同解读。如法国社会党总统奥朗德说：“对于选举失利深感痛苦，但欧盟不能对这种痛苦只是耸耸肩表示遗憾，希望欧盟改变方针，把重点放在欧盟的成长、就业与投资上，而非财政紧缩政策。”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布鲁塞尔需要改变，不能再颐指气使。”但被称为“紧缩铁娘子”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未必认同。应该说，已经发生的“政治地震”还是小“地震”，由于近几年的财政紧缩政策已经导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随着紧缩政策的持续推行，普通百姓、特别是贫困群体业已获得的经济社会权益进一步被剥夺。总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欧洲各种势力仍将围绕如何治理主权债务危机激烈争吵、较量。
综上，尽管欧美当政者谁也没有明确提出要用“第三条道路”理念治理危机，但从其实际采取的反危机措施看，是在试图既超越“右”、又超越“左”。这同十多年前克林顿、布莱尔等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念及施政实践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肯定，对于今天美欧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当权者而言，其结果不会比十多年前好多少;如果说会有所不同的话，那可能是十多年前新自由主义风头正盛，处于攻势。当克林顿、布莱尔试图超越“左”和“右”、走中间的“第三条道路”时，确乎超越了“左”，但不仅未能超越“右”，反被“右”所同化，“归化”了“右”，致“第三条道路”夭折。而今天，世界大势有所不同，新自由主义已成过街老鼠，对于美欧当权者奥巴马、奥朗德、默克尔们来说，超越“右”似乎障碍不是特别大——最大的障碍来自他们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超越极“右”的决心和勇气。但要超越“左”，从老百姓手中夺回他们好不容易挣得的某些社会经济权益，恐怕就不会那么容易了。所以，美欧仍将会在矛盾的激流中挣扎、博弈，要从危机中走出来，至少还需要三到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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