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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科学，那么对于人性的判断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范畴都离不开对人性的讨论或预设，譬如激励机制、政治参与、社会整合、战争与冲突、信任与合作、革命与社会运动。对人性的设定，常常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进行逻辑推演的原点。
人类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一般通过丰富细腻的个案呈现人性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一书，对彝族青年的心灵世界与闯荡行为充满了理解式的同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对皇帝、张居正和海瑞的刻画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多面。文学艺术通过虚构和艺术加工将人类置于两难困境，借助灵与欲、善与恶的冲突来展现人性的伟大与卑微。哈姆雷特、麦克白夫人、于连、阿Q、高加林、福贵等都是人性的经典符号。
那么，社会科学能否像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那样呈现复杂人性?毕竟，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呈现的是具体的人，通过人性的具象来追问人性的本质，而社会科学更多地涉及抽象的人。
不同于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以简洁为美，崇尚简化的逻辑;为了逻辑的周严和推理的方便，社会科学通常会将人性简化为经济理性，假定人类行为的核心是利益最大化;出于价值中立的原则，社会科学研究者总是极力避免对研究对象进行道德评判，经济理性作为“超善恶”的禀赋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这种人性假定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自然科学的支持，《自私的基因》一书就从生物学的角度，阐发了人性的自利本质。
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定虽然具有较强解释力，但现实世界也存在无数反例。譬如，人们并不总是理性的搭便车者，很多时候也会为了公共利益或集体目标奋不顾身。人类的利他行为似乎与自利行为并行不悖。为此，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为这一假说增加了若干约束条件。
经济学的研究指出：信息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因此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理性，这意味着可能存在“理性的非理性”。很多时候，我们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备的，这可能会使我们的理性选择导向一个非理性的结果。事实上，即便信息是相对完备的，个体理性也可能走向集体非理性，比如公地悲剧，虽然人人都知道竭泽而渔不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但是人们却不会试图阻止悲剧的发生，而是生怕自己在悲剧来临前少分了一杯羹。
社会学则认为，人们的选择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决策，而是嵌入在社会情境和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就是“理性的嵌入性”。邻里效应、同侪效应、群体压力、社会团结、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嵌入性等一系列学术概念，都试图阐明个人理性选择背后的结构性约束与限制。
这些阐释对人性/理性的拓展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但仍有过度化约之嫌。套用文学理论的说法，如果说真实世界里的人是“圆形人物”，那么社会科学里的人则是“扁平人物”。扁平人物往往夸大人性当中的某一个侧面(譬如善、恶、自利)，而圆形人物在性格和品质上更为复杂、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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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重点讨论社会科学对人性进行拓展的第三种路径，即政治学/政治心理学对人性问题的探索。心理因素对人类决策和行为的驱动作用不亚于理性。情感(affect)和认知(cognition)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选择。利益因素往往通过作用于个体的心理/情感来影响人的行为。在族群冲突和国际战争的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情感因素和心理过程的重要性。
法学与政治学学者唐纳德·霍洛维茨认为，“对相对价值的竞争”(struggle for relative worth)与“对灭绝的恐惧”(fear of extinction)是族群冲突背后的群体心理，族群冲突不只是受到资源分配和权力竞争的驱动，这些冲突的背后还有充满激情的、象征性的和忧虑的一面。“不满”、“恐惧”和“仇恨”等心理驱动力存在相互增强的作用，因为这些动机都暗含了“求变”的心态。不满与仇恨反映了行动者因自身利益或荣誉的得失而寻求改变现状，恐惧则反映了行动者由于害怕潜在的损失(安全、地位)而试图改变现状：“得到的不够多或者失去了东西”都会造成行动者的“不满”;“失去了很多东西”能够激发“仇恨”;“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会引起“恐惧”。
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探讨了战争中的人性问题，他实际上把国家人格化了，即国家发动战争的心理动机。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理智(reason)、激情(spirit)和欲望(appetite)，这三者分别对应统治者(理性)、战士(激情)和劳动者(欲望)。在《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一书中，勒博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区分了驱动人类行为的三种动机，分别是欲望、激情和理智。欲望是指各种欲求，包括肉体的欲求和对财富的占有;激情则使人产生自尊，促使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追求认可从而满足自我;理智是为了获得一种善的生活方式，对欲望和激情加以节制，就如同统治者与战士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然而，在现实世界里，理智往往不能彻底地调节欲望或激情，甚至有可能失去对后者的控制。一旦失控，恐惧(fear)便会产生。恐惧是一种情绪，并非人类的基本驱动力之一(不同于欲望、激情和理性)，但它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动机，恐惧激发了追求安全的意愿。勒博认为，欲望、激情、理智和恐惧都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因。人类的行为通常由这四种动因相互混合交织而驱动。
勒博的《国家为何而战》一书，还从实证层面对自己的上述理论进行了检验，他用战争作为理论试金石。他指出，恐惧、利益、地位和复仇四种深层动机推动国家发动了战争。利益基于欲望，激情衍生出对荣誉/地位的追求以及复仇倾向， 而恐惧作为一种情绪则推动了对安全的欲求。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把安全和经济利益作为战争的主要动因，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的欲望，现实主义则强调恐惧的作用，而激情的重要性却被忽略。勒博则认为，激情常常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激情可以坚决地捍卫一个人的自主权和荣耀。激情产生自尊，自尊的实现需要其他重要集团的承认。这种动机非常强大。国家与人一样，常常会牺牲物质利益或安全来追求自尊。荣誉和地位等级森严，具有高度的竞争性(稀缺性)，更容易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复仇是愤怒的一种表达，通常是当地位受到侮辱时的一种反应，复仇也是一种激情的表达。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战争数据库，涵盖了1648~2008年间由崛起国、主导国和大国参与的阵亡人数超过1000人的战争。统计结果显示，地位、荣誉或复仇可以解释数据库中68%的战争动因，而恐惧和安全仅仅分别解释了18%和8%的战争。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战争源于对地位和复仇的追求，而非由安全或物质利益所驱使。与强调利益和欲望的理性选择理论相比，我认为霍洛维茨和勒博对人性的理解更为深刻和全面，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但对于利害的界定和权衡却不是千人一面的，这一建构过程有情感、权力、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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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现有研究来看，对人性问题的理论拓展还存在若干瓶颈：
首先，人性是不可直接观察的。在技术层面，要通过可观察的行为来准确地测量人性，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只能通过观察行为来推导人们的偏好，却无法通过具体的偏好来推导普遍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人性并不是经验研究的对象，而是为了方便经验研究而进行的理论预设。
其次，实证研究的经验归纳终究是不完全归纳，它所呈现的始终是“个体”的人性，我们无法从特殊性中推导出普遍的人性;形式化模式通常把人的偏好当作人性，并且这种偏好往往是静止不变的，而事实上，偏好不等于人性，偏好只是人性在具体的社会、制度、文化条件下的表现，是随时间和情境而变化的。
再次，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人性的本质并非一个核心问题。人性本恶抑或本善，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制度可以激励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良好的制度设计能够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至于人们是出于善良意志还是畏惧惩罚而遵从法律，不是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难以呈现复杂人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科学的精致化和科学化。现代的学术训练要求严谨的方法、小心的求证、充分的证据，这大大提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水准。但同时，也让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趋向琐碎的主题——仅仅因为这样的题目更容易研究，也更容易证明。在我看来，思想与方法、创见与证据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有思想、有创见，同时逻辑周严、证据充分的研究，自是上上之选。既无思想、又无证据的陈词滥调，则与学术垃圾无异。此外，还有两类学术作品介乎二者之间。
一种有证据无思想，我称之为“精致的平庸”。这一类研究在方法和技术层面可圈可点，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但是选题往往较为琐碎，用一套精致的方法论证了一个不重要的问题或者重复了他人的学术发现，缺乏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在数据越来越丰富的今天，这样的学术成果生产周期短，也不难通过匿名评审获得发表机会。
另一种有思想无证据，我称之为“自负的深刻”。美国社会运动家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一书就是典型。属于在工人运动中自学成才的“工人思想家”，虽然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但长期的斗争经验和极其敏感的个性，让他对人性的本质洞若观火。在这本书当中，充满智慧的顿悟和洞见俯拾皆是。譬如，“煽动游说技巧能否奏效，端视其能否诱发和强化失意者所特有的那些心理和行为倾向”;“每一个积极吸收追随者的群众运动，都把敌对运动的成员视为其潜在信徒”;“社会低等成员之所以能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全不尊重。……他们也渴望通过某种惊心动魄的集体事业，去掩埋他们已经败坏和了无意义的自我：这是他们倾向于集体行动的原因”;“狂热者对自由的恐惧尤胜于迫害”;“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对家庭都会抱持敌对态度”。虽然这种蒙田式的警句缺乏实证材料的支撑，但却可以轻易打动像我这样的专业读者。
相比之下，我个人更为欣赏自负的深刻，因为它富有启发性，可以发展为理论假说，经由数据检验之后形成实证性的理论。而精致的平庸很少带给我们新东西，他们总是在重复我们已知的事情，或者说出我们不想知道的事情。社会科学家要真正地理解人性、揭示人性，一方面，需要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严格的学术训练，这是我们区别于一般观察者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要倚重感性认识，重视自己的直觉和体悟，而不是过度地依赖数据和技术，在体验的基础上形成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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