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座一，哈维高屋建瓴地描述了他的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他指出，面对日益复杂的资本主义世界，胶着于百年前马克思的理论原型已经不合时宜，只有恰当地调整价值理论，当代的种种问题才能得到理解与回答。为此，哈维循序渐进，开始细致地展现他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上的新思考。在第二讲中，他的主要目的是凸显政治斗争在价值理论中的位置，在这里，抗争政治的内在逻辑、多元形态和行动诉求，都被引进了哈维的理论前台，接受反思。
区别于学者们耳熟能详的价值概念，哈维根据马克思的文本提出了所谓的“反价值”(anti-value)，并围绕它展开了三组不同的讨论。所谓反价值，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作为价值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一种价值流通的断裂。既然价值的内在规定性要求它在整个资本主义系统中连续不断地周转，那么一旦它停滞下来，反价值就出现了。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与价值相互对反而存在的概念，反价值能在流通的各个环节存在，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没有投入回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无法售出的商品资本等等。但是，哈维所关注的并不是价值流通过程中断这个客观的威胁本身，而是资本家为了避免这种中断危机而做出的调控与修复，以及其进而引发的政治后果，换言之，反价值所描述的是价值流通过程中断所开启的政治斗争场域，它天然地具有张力和矛盾性。一方面，资本家会通过操纵需求、摆布信用制度、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来灭除潜在的反价值;另一方面，这种特定的危机处理工程会在现实政治层面遭遇来自四面八方的抵抗，比如说砸毁机器、拒斥消费主义、反对全方位的金融化等等，只要反价值可能出现的地方，就会是冲突与反抗的战场。
在第一组讨论中，哈维主要阐释了价值实现环节的反价值，也就是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商品无法售出的情况。由于这种消费的缺乏，资本主义的历史充斥着对人类的欲望与需求的操纵和控制。在这里，哈维指出，出现了一个不同于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关系矛盾的买卖关系矛盾。来自各个阶级的人，只要有可能成为市场上的买方，都会被卷入这个冲突之中。
因此，反价值在价值实现环节定义了一个新的斗争场域，实际上社会也已经存在对这种消费主义和商品化浪潮的大量抵抗，人们从伦理、政治、文化、美学、宗教甚至哲学中汲取了多种多样的反抗资源。哈维进一步说，马克思关注价值赋值环节的冲突和斗争，比如车间里的对峙，工人暴动等等，可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在政治冲突常常白热化的城市地区，价值实现环节的斗争也必须得到重视，现在许多对教育、医疗的公共性的捍卫，便是一例。许多左派都轻视了商品生产之外的斗争场域，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建构的批判，实际上就只是在生产环节，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如果这种总体性里内在包含的反价值能得到仔细审视，甚至可以说，它意味着一种解放的可能性，某种剧变的土壤可能就在它里面。
至于第二组讨论，哈维处理的是价值分配环节的反价值。由固定资本的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反价值，而被转移到信用制度之中，通过制定长期地产投资，延缓及遏制反价值的发展。简单而言，科技的发展会促使资本为购买固定资本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变成停滞下来的储蓄资本(hoarded capital)，也就是反价值。这个时候，由于信用制度可以通过借贷或者利息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债务(debt)就变成了一种反价值，而且是一种在金融系统里面流动的反价值。这些原本是反价值的债务促成了基建投资，因而制造了大量的流动性(liquidity)，但它们将来总是要通过具体的商品生产来偿还，不然就会导致财政与金融危机。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资本的集中化与大型公司的出现，以及国家开支对消费的刺激曾经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驱动力。但从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价值分配环节的生息资本变成了新的推手。这种大举调动债务的做法意味着恶劣的后果，比如说房屋按揭规训了大量的贷款者，使他们乖顺地成为劳工，并严重地激化社会矛盾和不平等。因而，债务、金融和信用制度运转的场域，很自然地也变成了剑拔弩张的战场。
更令人忧心的是，作为反价值的债务不仅侵蚀了个体，不少国家也正陷入债务的旋涡。这具体表现为，城市成为了债务的集中地，公共性的政治力量落入金融寡头之手，大量滋生的金融投机和操纵，疯狂地生产着惨不忍睹的不平等状况。在这里，哈维还指出了两个雪上加霜的现象：
首先，根据马克思对银行金融和虚拟货币的分析，价值的流动总是需要物质性的货币基础的。可是在金本位制废除后，今天的金融流动完全缺乏物质基础，这是经济史上的空白，意味着巨大的不稳定性;再者，接连不断的危机不仅没有终结资本的疯狂，反而酝酿了新一轮的资本积累。这是因为，即便因为偿债失败而触发了危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未必会同时贬值。比如说，地铁破产后之后，物质性的基础设施仍然可以使用，这些遗留下来的使用价值，为资本家低价收购贬值资产提供了空间，他们未来能以之再营利，开启下一轮的债务积累。哈维在总结这组讨论时评论了马克思的原文，他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展开论述这部分内容，但其实他也有暗示，信用制度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打开，其结果可能是所有人都沦入劳役偿债(debt peonage)的境地。这样，为了偿还疯狂增长的债务，未来的价值生产都会被提前预设好，探索替代性(alternative)方案的斗争将会困难重重。
最后，哈维在第三组讨论里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处理反价值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nti-value)问题，遗憾的是此处他的逻辑开始变得不甚清晰，总体来看，哈维提出了三个观点：
第一，反价值内部包含了所谓非生产性劳动(unproductive labor)的问题，也即商品生产过程之外的劳动。他从斯密与马克思讨论的价值来源问题入手指出，有些机器和东西是不参与直接生产，不创造价值的，但是却能通过降低劳动成本，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等方式间接地促进价值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官僚系统、国家管制能够支撑资本主义系统的运作并提高流通效率，但它们也会以非生产性的方式吸收掉价值，如果这里的尺度没把握好，就有可能发生危机。右派长期以来对大政府的挞伐，即是这个道理。于是，这种非生产劳动也变成了反抗的战场：一方面，非生产性劳动可能比生产过程的劳动受到的剥削更加严重;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定义社会必要的非生产性劳动到底是多少，因此国家的管制很可能转换成一种对资本的反抗，在对资本的支撑与潜在威胁之间，非生产性劳动中的反价值就这样打开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抗争场域;
第二，哈维从时间的角度分析了反价值的政治。他说，上述的这些反资本主义的活动和政治，都是在寻找商品生产、交换、异化劳动之外寻找非异化性的生存状态，就是在找有意识地拒斥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the capitalist law of value)，因而反价值的政治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无政府主义的社群、宗教社区、地方性的社会秩序等等。在这里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孕育了一个张力，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的、可支配的劳动时间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前者可能被后者吸收到自己的范畴之内，但后者也能孕育一种工人夺回生产和自己的剩余劳动的可能性，这都是反价值的政治的表现;
第三，哈维试图分析知识信息、文化活动和家务活动(housework)中蕴涵的反价值政治。目前，资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各种知识、科学、未支付的家务劳动、来自自然的免费品等等吸收到自己的价值计算之中。哈维认为，马克思判断这些东西并非剩余价值的直接源泉无疑是正确的，可他轻视了政治上的后果。当然，知识信息、文化活动等等都可以被商品化，但我们不能否认其内部的非异化的潜能，目前文化生产者就构成了激进政治里的抵抗力量。与此同时，即便现在有了洗衣机、吸尘器，家务劳动的时间也还无法被彻底替代，也就是说，它尚未完全进入价值领域，那这里面就有塑造共同性(commons)的潜在意义。
纵观第二个演讲，哈维不断地强调我们应该看到反价值的政治所开启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在价值理论中的意义。但是，他对反价值的强调不能被误解为一种乐观主义。恰恰是资本主义异化的大幅扩张，各类斗争场域才日益凸显出来。在呼吁有识之士关注这些抗争空间的同时，哈维不无忧虑地说，除非有种巨大的力量来毁灭债务的积累，我们很难期待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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