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战略：走向进步
：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美国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萨姆·金丁(Sam Gindin)，原美国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
译者：乔瑞，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
原文出处：《现代哲学》2016年第20166期，第8-16页
本文为2014年12月伦敦“历史唯物主义”大会主题演讲稿，原文题目为Marxist Theory and Strategy： Getting Somewhere Better，已发表于《历史唯物主义》2015年第2期，第23卷。
马克思关于“竞争”和“阶级”这两个核心概念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行为的现实条件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就要克服组织形式上的理论化不足，至少要进行理论化的矫正，因为资本主义的“竞争”和“阶级”是通过组织形式来表现的。这就意味着要认真考察这些组织是如何形成的，其活动是如何被限定在资本主义竞争和不同阶级力量对抗的特定背景中的，以及这些组织的发展是如何反映它们在处理矛盾和危机能力上的变化。因此，我们所要探讨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是需要建立在一种更为完备的理论基础之上，这种理论包括资本主义竞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等多种组织维度。藉此我们将更好地理解进入21世纪后为什么资本主义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理解为什么无产者转变为工人阶级后，并非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至少现在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我们将从上述问题的探讨中得出一些对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方针。
一、资本主义竞争
一直以来，主流经济学家把企业规模的扩大及其市场主宰视为是对固有的、高度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形象的破坏。目睹了20世纪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迅猛发展，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宣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列宁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正在代替早期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资本之间的经济竞争已经成为帝国之间的政治竞争。
揭示资本主义竞争导致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确是马克思的伟大洞见之一。马克思这一结论是基于对竞争本性的重新解读，而不是要消灭竞争，他甚至使用“大规模工业”一词来强化这一结论。与马克思观点截然不同的是，希法亭颇具影响的“金融信托”理论则集中描述了金融资本范畴之下工业与银行的直接关系，就经验可以推测出希法亭的这种观点主要来自德国。然而，20世纪美国生产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更为宽松的联系则逐渐成了一种规范。
要理解上述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就要求我们把历史的偶然因素，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置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考察之中。德国法西斯政权在与工业和金融的结构关系上似乎更接近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非其他形式。法西斯政权的战败对之后的资本主义格局影响重大，它表明了以美国为首的非正式帝国组织凭借着海外资产阶级的强大支持，不仅改变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格局，而且操控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殖民和扩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代主要的资本主义组织，如跨国公司和投资银行，作为资本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不断出现。只是到了19世纪的最后25年美国出现了现代公司这种形式之后，马克思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组织形式重要性的论述才得到更多的关注。除了调节和分配资金外，跨国公司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在分散生产和分配的同时，发挥了组织上集中管理的优势，从而使世界范围内的企业竞争取代了区域或地方性的垄断。这种公司形式不仅成为美国跨国公司渗入海外市场的模式，而且也被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所采用，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它们进入彼此市场以来，这种现象越发普遍。
20世纪垄断资本的概念逐渐淡化，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竞争并非围绕着某一行业企业的数量而是围绕着资本的流动来展开;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了发展的不平衡，大规模工业在固定成本和劳动力的前提下又要面临稳定物价的压力。即使是在一些资本高度集中的大企业中，它们之间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这种竞争不是表现在价格上，就是表现在利润率、市场份额和吸引新的资金的能力上。
巴伦、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与加尔布雷思提出的“新工业国”理论一样，都不能揭示这一现象的根本动因，导致了20世纪最后25年中出现了大批的企业依然进行着之前垄断行业中的大规模的价格竞争。
随着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序和新的销售物流等方面的竞争兴起，企业的组织创新也应运而生，这种创新不仅加速了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而且导致了跨行业和跨地区间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打破了以往的竞争障碍。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完全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使得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经济部门间的划分变得模糊不清。在越来越走低的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助推下，企业和国家间新的利益链形成了。这种形式的利益捆绑在加剧企业间竞争的同时，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全球供应商竞相加入它们的利益链。另外，不断复杂、精确的内部核算方法也加剧了竞争，甚至在同一公司的分机构间，竞争也无时不在。
在信息革命发展过程中，我们再次见证了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但使用垄断资本这一表述显然是不合适的。例如谷歌，尽管目前它在搜索引擎行业里占据着压倒性优势，但在整体上要通过互联网获取潜在收益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竞争：其个性化的搜索与Facebook、Twitter这样的公众媒体关系越来越密切;语音搜素面临着来自苹果手机应用软件的挑战;在云计算领域内爆发的令人瞠目的价格大战中，谷歌，微软、IBM、亚马逊等当前行业的领军企业无一不被卷入其中。
此外，随着大型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传统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保险、业务服务等项目从中分离出来。同时这些金融机构还不断推出新的业务，导致非金融行业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由于金融机构有权调动国内、国际储备，所以可以保证足够的资金来源进行企业兼并，鼓励和支持工业和服务业进行新项目的投资。金融机构还不断推出衍生产品，有效提高了抵抗新兴期货市场带来的汇率价格和成本波动等风险的能力，大大减少了全球竞争的壁垒。此外，高度运转的资金市场使股份和债券在企业间流动更加便利，也使资本流向更具竞争优势的企业。
纵观整个20世纪，由于主要局限于对金融资产阶级的分析，传统的金融资本理论逐渐式微。但是对于如何定义垄断资本，仍然众说纷纭，尤其是涉及到主要资产阶级及其所谓的对国家的直接统治。这就带给我们一个问题：作为现实历史的参与者，如何能够深入、充分地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资产阶级。
二、资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使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问题，这就要求他们不仅要对阶级观点进行本土化的阐释，而且也要做大量的理论上的解读。阶级斗争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术语，它通常是一系列复杂力量间的平衡关系在概念上的简称，其中涉及到社会主体、社会制度、策略和方法等多种因素。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概念中就包含着经历、身份和行为等极其广泛的内涵，不仅对于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也同样适用。不能把阶级仅仅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划分个人地位的方式，而是必须把它看做是实实在在的整体，并对这种基于共同经验和活动的整体的演变形式进行历史梳理。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考察阶级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变化着的体现自身身份和利益的能力，以及这一变化对平衡阶级力量的影响。
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政治社会学中有丰富的关于组织体系建构的理论，但并不足以应对自韦伯以来，来自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的制度主义者们的反对声音。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要么忽视阶级的不平等，要么把阶级简化为由地位归属和收入划分所决定的分类。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托马斯·皮凯蒂提出的“资本”一词中，他用“centile struggle”替代了阶级斗争。这就重新回到了把阶级看做是用收入和财产多少来解释的观点上来，而不是用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来解释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状况。
也就是说，一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这样一种误导倾向，即把资本视为协调的、自觉的行动者，用资本积累的抽象逻辑来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他们甚至还会采取一些类似理性选择或博弈理论来证明上述结论。实际上，资产阶级是有着一定组织机构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参与者，这些组织不仅在他们的形成产生、身份认同和行为模式方面，而且在克服——或者并非如此——不断竞争引起的资产阶级分化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即把资本看做是工业与财政、垄断与竞争、国内与国外等各种体系，而这些体系之间彼此独立、互不关联，这种做法忽略了资本生活本身的整体性和流动性，是一种静态经济主义的表现。
我们所需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将对竞争和不平等的分析与有关阶级产生和阶级斗争的组织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如果不对雇主协会、行业联合会、商会、智库、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基金会和慈善事业等组织在协调和形成资本利益共同体中所发挥的作用予以充分关注的话，就无法正确理解持续并不断扩大的阶级不平等。与承担任何直接的职能相比，公司董事会的互兼董事对于建立不同资本的联系作用更为重要。长期以来关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争论如今却变得越来越学术化了，这不仅是因为公司经理的股票期权不断扩大，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学的商学院也热衷于通过众多的MBA项目，参与到将管理者变为资产阶级的制造当中。
一些有关跨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文献颇为重视组织问题的研究。然而，无论欧洲商业圆桌会议或者世界经济论坛多么倾向于建立区域和全球的积累模式，但比起国家范围内建立的组织，资本家间建立的合作关系则要松散很多，比如英国工业联合会、德国的行业联合会、美国商会和商业圆桌会议。金砖四国也是如此。任何严谨的比较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都必须关注理论与现实的差别。在南非，ANC精英以组织形式已经融入了资产阶级;在巴西，开发银行在国内资本家与跨国公司的子帝国主义项目的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资本主义社会
不同民族国家中的阶级构成体系，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作用的日益凸显，强调了——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克服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普遍认可的把阶级问题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中一个主要问题这一观点的重要性。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困境在于，它始终没有超越《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国家只是通过从现代议会制中获得政治统治来进行公共管理的机器”的论述。
米利班的努力标志着在这方面理论的重大推进。他主张要对国家权力和阶级权力进行严格区分，并且强调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进行清晰界定的重要性。我们关于美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主要来自尼科斯·普兰查斯的理论。普兰查斯认为，跨国公司的扩张促使国外资本借助彼此的社会构成而形成为一种社会力量，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渗透使得原有的帝国竞争理论丧失了解释力，但也充分论证了美国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然而普兰查斯把国家设想成“各个环节矛盾集中起来的场所”或是“各种阶级力量浓缩”，错误地批判了米利班关于区分国家权力的深刻见解。资本主义国家既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直接工具，也不是单纯的阶级成员的联盟。资本主义国家要通过资本积累来保证税收和维护统治，其行为也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总之，国家权力是不同于阶级权力的概念范畴。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贡献在于它特别强调了在向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逐步从经济领域的分离，但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之间的差异挖掘尚显不足。国家机构不仅可以不受阶级代表和压力的限制行使相对的自主权，同时还可以不断完善机构类型，提高维护“规则和秩序”的能力，以此保证一贯竞争却不公平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国家还努力增加资本积累，以提高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的能力。
国家机构在多大范围内活动不仅不能直接参照抽象的“资本逻辑”，而且国家行为也不应仅仅为了扩大部分或全体资本家的利益。无论是受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的启发，对国家行为进行政策设计也只是经济学家的理论构想，它与资本家为了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规定国家的行为和活动一样，都是一种误导。通常是在处理紧急突发事件时，资本主义社会总要经历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才使统治者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并不是无所不能的。
国家机构，包括其中的阶层调整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些变化是国家内部不断斗争的结果。这些变化与阶级力量的不断调整密切相关，但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阶级变化。执政者经常会面对连资本家自己都无力解决的难题，但由于要遵循“意外后果法则”，他们往往不能像资本家们那样选择回避。但是在预测某项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复杂关系以及机构内部可能引发的矛盾等方面，他们确实训练有素。对于职业公务员，甚至对于弃商从政或曾在政府供职的人来说，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要承担组织机构规定的相应责任。总而言之，国家确实在促进资本积累和维持社会关系方面做了很多资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事情，但事实上，真正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回答进入21世纪后为什么资本主义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资本主义的生命力
对于那些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人而言，他们强调“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是改变世界”，如果只是“为了鼓励工人阶级，让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在他们的革命面前不堪一击”，而倾向于过早地预言资本主义崩溃，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如此，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资产阶级“自掘坟墓”的预言相比，他本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论断更有解释力。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的论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我们看来，很多现实情形都是《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论述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造成的。正如保罗·斯威齐曾在给保罗·巴兰的信中所说的：“公式是经济学家的精神鸦片，它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马克思。参见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章节，像其他当代读物一样，该章节也同样力求从冗言赘语中挤出些精华。”类似FROP之类的公式，假设整个资本主义史上的经济危机都源于某种单一的原因，这实际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最有价值的部分，更不必说以此为基础而推演出的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结论。
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是历史的动态的，而不是相对静止的，所以更容易出现经济危机。与传统的“看不见的手”和现代平衡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信无序的市场竞争、不平衡发展和阶级斗争是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四次经济危机，分别发生在19世纪的后25年、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及现在。每次危机的发生都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对危机原因的考察必须涉及到阶级关系、组织形式以及各个阶段特殊的经济矛盾等多重因素。此外，每次危机发生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最终解决都要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平衡，取决于资本对新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容纳能力，同时还要考虑到国家行为是缓解还是加剧危机，是调整阶级力量的平衡，还是增加资本积累以改变机构基础设施条件。
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出现马克思所描述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相反趋势”，但列宁在关于国家的论述中把困扰资本主义的这一矛盾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了分析的重点。且不论当时列宁“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理论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不能理解在没有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论断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为什么可以超越这个阶段继续生存整整一个世纪。资本主义之所以可以继续发展，原因可以归结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致力于在全球培育和复制资本主义，并围绕这一目的不断对组织机构、国内经济政策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调整。把握了这一点，就把握了以美国为首的非正式帝国组织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着力提高监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水平、增强组织化解经济危机能力的目的所在。
此外，“全球化”所实现的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生存”，它还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球化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过程，就像前共产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大国，一方面过去落后的发展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发展又不得不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当然，不能把全球化理解为一个绝对的“过程”。即使在排名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全球生产和权力等级的划分依然存在。就像马克思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一样，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普遍存在着强占与混乱、剥削与不平等、矛盾与冲突。对于今天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也亟需作出更为充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如果只是一味相信资本主义即将崩溃，而没认识到具有破坏性的、混乱的和非理性的世界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而存在，那也将是错误的。
五、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21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历史唯物主义带来的最大的难题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资本主义掘墓人——工人阶级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我们看来，如果不认真了解竞争对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造成的不平等的影响，不详细探究这一影响在决定他们的选择和活动中起着怎样的作用的话，就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
从资本家把工人集中起来进行生产的那一刻起，他们建立的规避工人内部潜在竞争的方式就对阶级的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为了使工人的工资不受竞争影响，通过行业工会联合资本主义企业，这种排外的行为规范也被纳入到了工人制度当中。在行业联盟间的联系愈加广泛的同时，行业阶级组织出现了。由于工人阶级本身具有跨行业和跨部门的特点，这种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的组织划分经常会失去意义。但在《共产党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都强调指出工人和农民一样，“尚未形成一个阶级”，只局限于“地方性的联系”。实际上，这可能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在“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过程中保留“阶级斗争”的原因。
同时，马克思也敏锐地意识到“将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虽然经济竞争摧毁了个别企业，但是生存下来的优胜者会进一步巩固资产阶级的整体力量。与此相反的是，竞争迫使工人与资本家的立场保持一致，并把其他工人视作其竞争对手，这就不仅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也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共产党宣言》有一处明显的错误，即“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异不再有任何社会意义”，但从实践来看这种差异是极为重要的，而且民族、宗教、种族和国籍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充分了解工人阶级身份多样性的意义，就需要特别关注工人阶级组织是如何在竞争和阶级的辩证发展中建立起来的。一直以来，工人阶级组织要么忽视这些差异，要么将这些差异组织化，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却抑制了革命潜能的发挥。
爱德华·汤普森曾经说过，马克思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上，有时他太沉迷于追求“那些独立于历史特殊性的确定的、永恒的规律”。虽然这使马克思的注意力不断从组织重要性的分析中转移出来，但是在马克思的政治著述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找到他关于组织重要性的深刻论述。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马克思1864年第一国际的就职演说。在演说中他强调把工会团体转化为“能成为在最广泛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彻底解放的工人阶级组织中心”。
要使同一企业中绝大部分工人的工资不受竞争影响，必定要求工会成为组织的中心，即便这样不能实现工人的彻底解放，也可以将工人阶级的定义扩大到行业工会之外。行业领域完全不同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竞争，不仅对行业间的联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阶级力量之间的平衡，使之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变化对行业造成的特殊影响还包括不稳定工作几率的增多、与工业产品相关的服务增加、向更为集中的工作场所的转变，这一切在加大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平等的同时，也使工人结盟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此外当今时代的竞争所产生的空间重组同样不可小觑。随着资本在国内外的重新定位，经济、文化和政治间的联系也随之建立起来了，这通常有利于缩短资本家之间的距离。同时资本主义全球化也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全球无产阶级的规模，但是随着上述变化的出现，产生阶级身份认同的代际和群体基础经常可能遭到破坏。
在这一点上，历史还远远没有结束。然而，很多情况正发生“在我们眼前”——使用马克思最喜欢的说法——这也许为建立或是重建新的阶级或组织做准备。当我们目睹无产阶级重新变成不稳定的无产者时，我们应该回想起汽车工人在没有工会组织起来之前，他们也同样是不稳定的。固然，要退回到20世纪中期旧的债券劳动关系制度是不可能的，那些债券所留下的记忆仍然可以激起今天新的斗争，就像封建时代的债务记忆能激起19世纪的无产阶级斗争一样。另外，即时经济体也由于极其容易在运输、仓库存储、供应商间及电子物流等环节出现问题而最终瓦解。
今天，资本重组已经使传统的产业工会在服务部门，甚至在大学里承担起组织推动的作用。工会组织女性化也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因素，它甚至成为破除长久以来以女工技能娴熟与否进行分工的基础，如医院护士和清洁工的分工。我们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能够认识到当今的工会组织正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切实增进阶级认同和提高阶级能力实现着这一转变?或是宁肯成立这些工会使它们像保险销售代理商一样争夺工人加入?如果这样的话，同业工会的机构改革大大限制了阶级形成和阶级认同，而没有形成马克思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
为此，我们也需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这种分析能够判定工人阶级的官僚化是否正如米歇尔斯一百年前所描述的是一个“铁律”。通过这种分析，可以判定改变教育水平和交往方式是否就可以改变产生官僚化顺从和机械接受的条件，然而这种官僚化顺从和机械接受的现象在大部分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当中仍然普遍存在。
我们同样需要质疑的还有，例如工人活动组织，这种与阶级、伦理、种族和区域特征相关的，以及当前为增加最低工资而活动的新型阶级组织形式。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当今任何严谨的比较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都要对金砖四国中特殊的资产阶级的形成和组织形式进行认真考察，同时也要对其工人阶级进行认真考察，从印度不稳定工人的新贸易联盟自发组织，到我们所谈论的南非工人阶级组织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六、战略方针
我们旨在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各种努力并没有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世界提供一个像“全球定位系统”那样精确的发展定位，但它却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战略方针。以下我们将列举九条战略与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九种生命力相契合。
第一条是不能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视作是社会主义的过渡条件。尽管经济危机不断为政治教育和斗争创造机会，但我们仍需摈弃资本主义矛盾将为我们承担大量政治任务的假设。正如今天很多人都只想寻找回到凯恩斯福利国家的道路一样，经济危机只会让人失望，或者让人向往美好的过去。
由此引出了我们的第二条战略方针，那就是不可能重走凯恩斯福利国家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也许没有指明通往未来的道路，但是它却能解释为什么不能重返过去。19世纪60年代，随着商品化、金融化、消费信贷和资本流动的不断扩大，与充分就业、工会力量增强和战后金融调节之间发生矛盾，这就为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埋下了伏笔。仅仅提出回到凯恩斯福利国家的政策就意味着忽视其背后阶级妥协所产生的条件。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工业、金融及空间的巨大调整，资本家、工人和国家体制所经历的变化则更不必说，但身处资本主义世界，你得装作对发生的这一切了如指掌。
我们的第三条战略方针是需要对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中间力量进行质疑。伊萨克·多伊彻在他的托洛茨基传纪《先知三部曲》中第一卷的结尾部分就已阐明，“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学派都认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理想，无产者一旦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不会放弃”是个错误命题。多伊彻追溯了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所经历的关于工会作用争论的痛苦历程，以及在解决上述问题时社会主义者表现出的心理准备不充分(反对党也一样)，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独裁。多伊彻写道：“这充其量只代表了阶级的想法而不是阶级本身。”
到20世纪末为止，社会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所遭受的历史性失败，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事实上已经减退，就是“阶级本身”的概念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实际上，19世纪6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一直都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核心，并坚定不移地推动着他们的革命事业。但是在7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针对这些党派开展的工会斗争并不能为工人运动摆脱困境提供新的方针或政策。
这并不是近几十年来取消工人阶级这一时髦说法的问题所在，而是与我们的第四条战略方针有关，即必须重申150年前马克思提出的，“在最广泛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重要性。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组织，能够再次直接将无产阶级变成一个阶级。历史上工人阶级的力量主要通过工会组织力来体现，对其持久相关性和影响力的考察将取决于是否广泛而不是狭隘地确定、组织及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而证明在实践中无产阶级、不稳定阶层，网络阶层等实际属于同一阶级。
广泛确定阶级认同能够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将具有普遍相似特征的地方斗争转化为国内斗争，一种阶级的斗争”的过程中保留了“阶级斗争”的概念，这也正是我们的第五条战略方针。这一条对于把阶级斗争的中心任务定位于满足工人对公共商品和集体服务的需要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确实要警觉国内那些为了提高收入而进行的运动是否最终转化成了阶级斗争;更要警觉的是地方或行业运动，这些运动关注由于争取个性化消费所导致的工人竞争，却忽视了以个性化消费为导向的生产所带来的生态恶果。
在第六条战略方针中要进一步明确抵制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目标，无论是国民经济竞争力、行业经济竞争力还是个人经济竞争力。尽管进步派经常主张要提升经济竞争能力，并以此作为维持和改善集体服务的物质基础条件，但竞争规则却使无产阶级组织更加混乱无序。竞争当然是不能被忽视的现实要求，但是要坚决抵制把竞争视为目标的做法。因此需要打破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转而关注以内部为导向的民主经济计划的协同效应。除非以包容和团结的方式，把重点放在对资本和投资制约上，否则极右派就会填补这个空白，仅仅在工人与“异己”竞争工作机会时才给以保护，并对在当下资本主义体制中工人所拥有的权利造成潜在的威胁。
接下来还有其他方案，这就是我们的第七条战略原则——增进21世纪的国家间的团结。各种以提高工人阶级经济竞争力为名义的运动严重破坏了这种团结。南半球的工人，正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一样，正遭受着竞争名义下的双重压迫。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通过竞争来恢复生产能力，而是通过满足集体需要来不断促进可持续的生产能力。在我们看来，与跨国公司进行的国际集体谈判，还不如在国际支持下在各个国家开展阶级斗争更有利于满足集体利益，同时也为在其他地方开展斗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这直接关涉到我们强调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的重要作用，而且我们觉察到，这一过程中最突出的矛盾表现在国家内部而非国家之间。这与我们对于国家的争论有关，我们认为国家并不仅仅是一种阶级工具，也不只是由阶级成员构成集合体，而是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却可以独立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系列特殊的公共机构。由此我们得出具有关键意义的战略——第八条战略，即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国家的改革必须围绕调整公共机构的形式、目的和能力进行。
鉴于上文，我们可以提出在各国开展阶级斗争是很有必要的，原因在于它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强调公共服务要比经济竞争更为重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必须包括扩大公共机构的范围和资源。财政在分配资本和规范国家、商业及纯粹劳动者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向公共机构的转变中，它在促使这些机构改进政策中发挥着积极获取和分配资源的作用。在当今的生态的语境下，超越混乱和非理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从而提高公共决策能力是至关重要，其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不仅仅是一个长期的愿景。我们需要再次借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议程中使用的“体制改革”的概念，来重申我们的战略关注点。“体制改革”这一概念是19世纪60年代安德列·高兹提出的，他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详细划分那些不只是为了改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而是为了逐渐建立战胜这些条件的改革类型。“国家粉碎”、“国家消亡”这些陈旧的概念并未抓住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曾经对巴枯宁说的，社会主义所指的国家消亡只是在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再生产代理机构意义上而言的，并不是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为推进民主决策、责任代表和管理而发展公共机构意义上而言的。这样的民主公共机构在培养全能型人才和交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必须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战略。“双重权力”的旧观念和“通过不夺取政权来改变世界”的新观念都应该被彻底抛弃。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想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对阶级社会的超越。尽管人们认为实现这一超越是要依靠工人阶级来完成，但其中却涉及工人阶级对自身的超越，进而认识到人类发展的多样性的问题。只有人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重塑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国家实现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战略才不会化为泡影。在这个过程中公共部门工会应该起到主导作用，但要以社会主义理论要义和战略方向来重新定位工会的目的、组织和实践。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把国家变成工人阶级的工具，而是变成代表全人类的、采取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共机构。
这就重新回到了我们最大的难题上了，工人阶级能否以及如何真正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共产党宣言》之后的马克思政治著作中的两种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尚未解决的矛盾：一种观念是工人阶级政党由于跟随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而成为了一个阶级;另一种观念是政党在“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阶级”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另外，正如卢卡奇1922年提出的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政党经常被“视为纯粹的专业术语，而不是最重要的革命知识性问题之一”。众所周知，卢卡奇本人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恰恰是葛兰西最重要的贡献。对于那些使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反思社会主义的战略的人来说，也许最令人失望的是，这一理论从来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断，对于政党开展——或没有开展的——与阶级认同和能力相关的实际工作作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在左翼政党普遍破灭的所有原因当中，或许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无力使无产阶级真正成为一个阶级。从这个角度来说，19世纪60、70年代产生的其余革命政党的分裂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机会，一个扫清障碍的机会。这些政党虽然明确取代了以前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党，但却不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
能够使工人阶级转变成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的政党目前尚未出现。认清这种现实，最终将使我们避免1917年、1945年出现的停顿期，这一时期严重破坏了我们之前在政党建设和革新中所做的努力。确切地说，我们正在重新开始，这也是我们的九条战略，战略的重点必须从重新创造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开始。这些组织可以重新点燃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希望，使社会主义的目标更加明确，充分发掘社会主义的潜能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理想。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