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晨曦
翻译 薛青林
校对 高晨曦
排版 竹子筒
马克思把物质的生产活动看作人类社会的“下层建筑”，始终强调人类历史中“经济”的一面。要想描述人类经济走过的轨迹，即便我们把仅视角局限在全球史观，它的庞大性和复杂性也让人望而却步。因此，本文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布罗代尔的《世界经济：物质文明·经济·资本主义》上，依托20世纪后半叶的思想史文脉，来探讨布罗代尔流派的经济史方法论。
该书最引人瞩目的部分是结尾部分展现的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观。布罗代尔认为，“潜在的资本主义很早就已成形，并在几个世纪中不断发展而存续至今”，而且“在本质上仍然与原初的形态近似”，即资本主义具有“长期性”和“结构稳定性”。也就是说，他从本书第二章开始描绘的世界史 (Global History) 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这与“工业革命后，作为一种社会的生产体系而诞生的资本主义”这一通俗看法相对立。问题在于，布罗代尔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主张，他的方法论根据在哪里?笔者认为，此前的各种议论过度集中于布罗代尔的“三层构造”理论，而忽视了他所用的概念的结构主义特征。
“结构是什么”，这个关于结构的定义的问题，连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列维·施特劳斯也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结构主义者们不是用“定义”而是用“规定”来分析研究对象。当他们分析世界经济史时，他们把世界整体“规定”为一个大的高级结构，其下存在着“经济世界(Weltwirtschaft）”[1]即经济圈，并且在一个“经济世界”中还有一个或数个“中心”，此处的中心可能是城市国家，亦可是地域、共同体社会、或者国民国家。
结构总是占据了特定的地位。结构的特征和结构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它的功能性地位。举例而言，论述英国国民市场的时候，布罗代尔从英国“保守的”国民性这一结构特征出发，以此说明英国如何在与欧洲大陆的结构间关系下被迫“撤回国内”并由此“强化内部的联结”，从而为统一的国民市场形成创造了条件。讨论法国的情况时，他则借助法兰西经济世界“巨大”的结构特征和欧洲大陆内部的多重局面的结构间相互作用，释明了法国国民市场较晚形成的原因。不仅如此，在说明更早的威尼斯和安特卫普的中心位置时，布罗代尔也一直在强调，这两者的中心地位是随其他的结构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是生产地-需求地)而摇摆不定的。
看来，在讨论经济史部分，布罗代尔就已经表现出强烈的结构主义倾向，这和他在结论部分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在认识论上是一致的，这一认识论和列维·施特劳斯一致。对布罗代尔来说，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身份 (identity)，是结构。笔者把它看作一种对忒修斯悖论 (Shipof Theseus) 的解释。如果设问：把某物体 (object) 全部的构成要素(部件)都逐一替换后，该物体是否还和原来的物体是“同一”物体?那么，功能主义的回答是“不”，而结构主义的回答是“是”。
功能主义比起结构的连续性更重视具有功能的实体，因此，考虑到现代资本主义下的金融和商业等部门的功能和中世纪时完全不同，应当明确地区分(前资本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结构主义与此截然相反，认为功能不过是附属的、流动的属性，它们和实在主义 (Substantivism) 同样，主张只有结构的相对位置(地位)才是实在的，功能反而是“形式的”。它们批评功能主义是一种“形式主义” (Formalism)，因为它把现代社会的功能特征直接套用在近代社会甚至原始社会上。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产生：布罗代尔虽然批判波兰尼的市场经济理论，最终还是借用了波兰尼列举的三种“社会统合方式”，化为自己的“三层构造”理论。
但是，这种结构主义的认识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解释以“工业革命”为界，“潜在的资本主义”和“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之间的鸿沟及过渡?要填上这个理论缝隙，布罗代尔等(疑似)结构主义者面前有两条路径可走。其一就是认定“鸿沟”根本不存在，所以，理论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这种见解过于独断——即使把工业革命描述成“缓慢而渐进的变革”，它也比中世纪的任何变革都要激烈，是令社会全体改头换面的进程，所以不说明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前后的变化的路径是不合理，走不通的。其二就是“飞跃说”，认为只要在某时期集齐了特定的条件，稳定的结构也可达成“飞跃”，发生激烈的变动。实际上，关于地壳变动的板块构造学说正是这个道理：原本稳定的大陆板块(结构)在一时期突然激烈变动，然后复归稳定的状态并维持下去。或可推测，“飞跃说”的理论源泉正是路易·阿尔都塞的“断裂”理论。
但是，布罗代尔的考察顺序并不是从13世纪之前就存在的资本主义开始，探讨它如何在长久的存续间不断自我变化而必然地发展为今天的形式;恰恰相反，他是从现代的资本主义溯及既往，以结构的同一性为线索在经济史中“发现”相当于资本主义的结构。这一方法与其说是结构主义的，不如说它与马克思的方法是极其接近的。
再从宏观的视角略作考察，在此把焦点放在经济世界的次级结构经济中心。如前所述，在结构主义观点中，城市抑或国家能否成为经济世界的中心，取决于结构本身的特征(经济中心的特征)和结构间的相对位置(如贸易航路的中心)。在两个要因中，前者尤其难以把握，这是由于塑造结构的特征的正是该结构的各次级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在此笔者想提出的问题是：这些曾是经济世界中心的城市或国家，它们的次级结构中，哪些“支配性结构”在它成为经济世界中心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呢?在某些多重局面中，要处理特定的结构(城市国家或国民国家等)并说明其在多重局面中的地位，需要依照一定的线索。作为线索的结构是联系其他结构的中心。举例来说，在英国，这个支配的结构就是英镑货币制度，财政的稳定、政治权力的集中、贸易的集中等非支配性的结构全部围绕着英镑制，一齐推动英国国民市场=国内市场=世界市场的形成。在法国，由于支配性结构的缺位或弱小，各结构不能统合一致，也就没能产生把法国推到经济世界中心的合力。反面来说，正是由于失去了支配性的结构(布雷顿森林体系)，英国才失去了中心地位，把霸权让渡给了美国。
无论如何，要理解布罗代尔流派的经济史方法论，结构主义视角会大有助益。
附论：
我们认为，现实中存在经验主义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实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四种方法论或言视角，布罗代尔的方法论介乎实在主义、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
经济史应该采用怎样的方法论，这一问题和经济史学的历史使命有着深刻联系。在全球史观 (Global History) 的文脉中，恐怕最重要的要数对“变化”的说明，是“变化”联结了过去和今天。那么，就让我们回到“忒修斯之船”的例子，来指出各派学说在考察“变化”时的区别。
功能主义的思路是这样的：最初的忒修斯号和完全翻新后的忒修斯号的根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故它们不是同一物体。举例来说，最初的忒修斯号是载客的运输工具，但是现在却被当成载物的货船在博物馆展览。功能由运输工具变成了展示品的忒修斯号，在功能主义观点看来自然不是原来那艘忒修斯号了。
结构主义则关注结构之间的关系和相对位置。虽说翻新之后功能不一样，但是组成忒修斯号的各部件的相对位置等结构本身没有本质变化，况且忒修斯号下海仍能浮起，这类的结构之间(船和海)的相互关系也没有变化，所以忒修斯号依然是同一艘船。
实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非常暧昧不清，而且现在还有多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但是，实在主义明确表示自己是与功能主义对立的方法论，而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功能主义的部分论点。实在主义方法论与结构主义相类似，这也是布罗代尔的“三层构造”和波兰尼的社会统合方式在逻辑上能够一致的原因。实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最重要的区别大约就在于对“结构”的规定。结构主义的大多数“结构”在实在主义看来只是结构的“形态”，形态的变化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自然就不存在什么“断裂”。在这一点上，实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
根据戈德利尔所言，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在于是否认定“连继的偶发事件”是结构变化的原因。这在笔者看来是不够充分的。苏联的马克思研究者鲁宾是这样评价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它的研究对象是与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相对应的，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物的‘各种经济形态’或者‘各种形态的规定’ (Formbestimmtheiten) ”[10]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方法论本身就有两个层次：“物质的、技术的侧面”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的侧面”，前者不是后者的条件和决定因素，而是后者所处的、后者呈现出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前提。[11]此处“物的社会功能”不是物的自然属性，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构间关系赋予的，“物的社会功能”还会赋予物以“特殊的社会性格”或者“一定的社会形态”。
例如，假设现在，本来由风力驱动的忒修斯号木船改造成了蒸汽动力的铁船。在实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看来，真正的“结构”不是船，而是制造船的劳动，和船的生产(更新)过程对应的生产关系。无论是什么样的船，亦或是船以外的制品，都不过是“劳动产品”的“形态”。“是什么形态，在什么程度上同一”才是重要的，它不取决于物，而取决于人。
[1] 经济世界 (Weltwirtschaft) 是布罗代尔新造的德语术语，指当在经济上形成了一个整体时，全球的某一部分的经济。
[2] 这里的身份 (identity) 和同一性，最初是结构主义语言人类学在分析音素的研究中指出的结构的一个特征。
[3] 列维·施特劳斯的弟子(同时也是布罗代尔的弟子)戈德利尔指出：“结构无法直接用肉眼看见，因此它们(是实在，但——引用者)不是能直接观察得到的实在。这种实在处于人与人之间看得见的种种关联的彼岸，它的功能构成了体制最根本的逻辑，构成了最基础的秩序——一切外部的(可视的——引用者)秩序都必须从这个最基础的秩序出发、得以说明。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也好，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也好，都是一样的。”
[4] 《人类的经济》中，波兰尼提出，原始社会构筑在“互酬=对称性、再分配=中心性和市场=交换性”三种社会统合方式上，而相对的资本主义则成立在市场经济(与“市场”是不同的概念)的基础上。布罗代尔使用的术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纯粹经济”可分别对应于波兰尼的术语“市场经济+再分配”“交换=市场”“互酬+再分配”。
[5] 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经济学批判》之间存在“断裂”，从此衍生出了“从异化理论到物化理论”“从黑格尔辩证法到马克思辩证法”等各种“断裂说”。
[6] “如果把经济学的范畴(尤其是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引用者注)，按照历史上它们所规定的范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话，是错误的，也是不可操作的。相反，它们的顺序是由它们在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规定的，这一关系与它们的自然顺序和与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顺序是完全相反的。”——莫里斯·戈德利尔：《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488页。
[7] 换句话说，某座城市或某个国家的次级结构，例如国家机构、经济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军事力量等，在这些结构中，对该城市或国家成为经济世界的中心发挥了最重要作用的结构，就是支配性的结构。
[8] 我在《英国的商业优越性》报告资料的最后，用一张关系图展现了各结构围绕并统合于支配性的结构的情景。
[9] 参考恩格斯提出的“社会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
[10] 鲁宾《马克思价值论概论》(竹永进译)法政大学出版社，1993年，34页。
在鲁宾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决定关系”。这恐怕是首个对苏联教条马克思主义解释提出的反对意见。
[11] 同上，鲁宾《マルクス価値論概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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