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姜义华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
确立大历史观和科学历史观
怎样才是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首先，要确立一种大历史观，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一种整体化的历史意识。这就必须将回顾往昔、立足现在、开创未来这三者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将立足中国、环顾世界、纵贯古今中外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为什么要重视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现今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是一堆僵死的骸骨，不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批颓垣残壁。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极参与造就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外部世界以及作为主体的我们自身。历史是现实世界的真正母体。历史将告诉我们，现实的人从何而来，现实的外部世界从何而来。传统文化从来没有远离现实世界而蒸发一空，它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仍然无往而弗届，渗透在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各种机体、各个细胞中。人们在创造历史，开辟未来，但他们的创造，无论是客体，还是主体，都不能游离于历史的联系而独立存在，他们的创造活动只能在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历史所提供的有限范围内进行。这种大历史观认为，历史不是仅仅给人们增加一些知识、一些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它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人们清醒地认识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所处的世界从哪里来，清醒地认识自己究竟是什么，自己所处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清醒地认识自己将能够做什么，能够改变什么，自己所处的世界能够做什么，能够改变什么。只有在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统一中，在中国自身、周边国家及整个世界的统一中，才有可能正确认识全部历史联系的真正意义，才有可能正确估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做到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在批判中继承，不是重复往昔惯常所做的那样将传统文化简单化地划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区别精华与糟粕的标准，不可能一致。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批判的真正意义，是给历史事物以客观而准确的历史定位，了解它们的发生、它们的存在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合理性，它们被否定以及被新事物所取代，又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合理性。这就必须深入研究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因哪些条件、哪些机缘而产生，而发展，而演变，又因条件发生哪些变化、机缘怎样丧失而无法继续存在，最终不免为新事物所取代。批判，是非常深入的历史思考，是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以更广阔的视野对先前的事物重新加以估定，对它们的前因、过程、后果、存在的价值重新加以评判。
就以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而论，基于“民唯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伦理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包括依靠不同阶层之间经常流动、在地域之间经常流动的选贤举能进行国家与地方专业治理的体系，以及凭借家庭、家族、乡里等社会自组织进行自我治理的体系，这些体系，如果不是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和一个更广大的空间范围中，而是用一时一地的某种固定标准来评价，或者舍弃制度性恒长起作用的基本面，而列举一大批反其道而行之的事例来评价，就很难对其利弊得失和其真正的价值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公允结论。
以中国亦已绵延数千年的农耕文化而论，至少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就是它依以存在的最基本的形态。《孟子•尽心上》中说：“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这就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后来，随着人口增加，耕地面积不再那么大，正是这一小农经济，造就了中国自力更生、勤俭力行、去奢宠俭、量入为出的文化传统。中国农耕经济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可以买卖，可以租赁，可以流动，可以进入市场，这会导致土地由分散而集中，导致两极分化，但它确实给小农经济注入了强大活力和再生力。国家为确保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用限田、均田等方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阻止或限制土地进入市场。这又形成了国家与市场互动的传统。当国家和豪强地主相结合，不再维护小农利益时，广大流离失所的农民便会奋起反抗，直至使用暴力打落皇冠，横扫豪强，重建小农所期盼的秩序。土地由分散而集中，国家由足民足食、抑制豪强，而逐渐转向横征暴敛、纵容豪强，形成中国农耕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和周期性重建。这就是中国农耕文化的自我更新、自我修复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以群体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社会伦理、社会文化，中国传统以义利兼顾为最高诉求而反对见利忘义的经济伦理，都必须和中国农耕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获得较为深刻的理解。
确立了这样的大历史观或科学的历史观，就能在一个很长的时段内，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内，客观而深入地认识与评估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历史遗产，揭示它们存在的意义和内在的价值。
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精髓结合起来
要理直气壮地正面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一个世纪奋斗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成功结合起来，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的伟大践行者。
可以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环节，了解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最有成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推进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实践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从实际的前提出发，它须臾不离这个前提”，“在玄想终止的地方，在实际生活那里，也正好就开始了实际的实证的科学”。这和中国传统的实践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文化非常容易衔接和互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坚持以现实的人、人与人的现实交往、现实关系为主体，坚持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以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为主体，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以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直至天下的命运共同体为最高价值，很自然地最容易互相理解、互相印证、互相融通。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这和中国《易经》的一阴一阳为之道，《老子》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儒家所倡导的“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辩证思维，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辩证法的运用得心应手，出神入化，正是充分掌握了辩证法精髓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了现代先进的工业文明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恰恰在于它创造性地将现代先进的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农耕文明内在力量的激发与重组，使之成为中国建成现代先进工业文明最有力的推动者，而这一点可能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中国道路、所创立的中国模式真正的基本点。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他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特别从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最广大的农民这一实际出发，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将广大农民组织成为一支具有极强战斗力的现代军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武装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毫无疑问是实践主义认识论、人民主体的本体论以及革命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土地改革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又一次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在新的基础上用新的形式重建了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并为中国向现代工业文明全面转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和极为宝贵的经验。这可以称作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也是实践主义认识论、人民主体的本体论以及革命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主导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工业开始，引发城市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农村又贡献了数以亿亩计的土地，由农业用地转变为工业用地、交通运输业用地和城市用地，激发了巨量资本积累与集聚，吸引了巨量外资的进入;中国农村还贡献了几亿青壮年农业劳动者转变为工业和城市劳动者，造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超大规模的快速发展，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超常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仅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实现了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全面飞跃，中国摆脱了两三百年来的贫困落后局面，一跃而为具有世界重要影响力的巨大经济体。在中华文明这一历史性的巨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村无愧为第一大功臣，人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他们的勤奋、劳动、无私的奉献、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做的贡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传统的农耕文明成为现代先进工业文明的同盟者、支持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这当然更是实践主义认识论、人民主体的本体论以及革命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中国现在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而且要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将在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再一次依靠广大农村，建设新型的生态文明。那很可能是第四次农村包围城市，农村支持城市。面对这一新的历史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人会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结合提到一个更新的高度。中国今天已深度进入全球化，并一步步从边缘半边缘走向世界性联系的核心。中国将成为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稳定的命运共同体，在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将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立足这样一个高度，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坚持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将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也将在应对中国和世界这一全新挑战中谱写出崭新的篇章。
把握个性与共性、差异性与统一性
批判地继承，必须在异彩纷呈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注意它们各自的个性，更正视它们的共性。比如，既要看到诸子百家各自的个性，又要看到诸子百家的共性;既要看到儒释道三者的个性，又要看到儒释道三者的共性;既要看到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上的个性，又要看到这些民族文化的共性;既要看到中华文化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又要看到它们相互之间内在的统一性。只有全面而系统地把握住个性与共性、差异性与统一性这两个方面，才能真正做到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共性的部分，或统一性的部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轴。
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相比较，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世界绝大多数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和统一宗教和统一教会密不可分。但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恰恰就是从来没有以这样的统一宗教、统一教会为主轴。中国所重视的知识，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是以人们现实的实际生活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而不是以达到彼岸神的世界为终极目标。所以，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从根本上来讲是实践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的。它不是把彼岸世界放在第一位，不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人、现实的人、人的现实生活放在第一位。中国从最早的《易经》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根本的特点。这样的文化，并不排斥其他的宗教，而是可以包容佛教、道教，包容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但这些宗教要在中国生根发展，都要顺应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关注现实的人自身如何成长这一共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鲜明的共性，就是以群体为中心的所谓伦理本位，这就是以现实存在的群体的人为价值主体，以人和人的现实关系为价值主体，以从个人到家庭到乡里到社会到国家到天下这样一个家国命运共同体为价值主体。中国的诸子百家，都是以人与人的共同命运为价值主体。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也是承认和推重人与人的共同命运。中国也有倡导个人本位者，也有主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者，但它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个性与共性，差异性与统一性，忽视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没有个性与差异性，就没有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就不可能有突破与创新;而没有共性与统一性，突破与创新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传统文化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抱残守缺，必须不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这样，它方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创新的起点，是疑前人所未疑，试前人所未试，视追求真理、发现真理、坚持真理为文化研究的最高目标。对传统文化的长处要有充分的自信，同时，对传统文化的不足，也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知。对传统文化的长处没有充分的自信，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对传统文化的不足没有足够清醒的认知，同样会步入歧途。传统文化必须勇于接受现实与未来的各种挑战，努力探求各种未知，努力不断提升自身，方才能够永葆活力。
对既有的和新发现的各种历史文化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根据历史实际，吸取现代各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充分借鉴中外前贤研究基础上，作出新的梳理与新的诠释，这是一种创新。
在继续深入研究传统精英文化的同时，广泛了解积淀在民间大众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并将精英文化与以往常常被忽略的草根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全方位地认识传统文化真实面目，这又是一种创新。
然而，最有意义的创新，还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立足于当代世界复杂多变的全部实践，从中国实际和当代世界实际出发，在宏大的历史与文化视野中，对中国自身的经验作出系统的总结，对中国道路作出深刻的阐述，对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从而形成具有无可辩驳的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方才是最重要的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在这样的创新中方才能够得获无穷无尽的活力。
在融合融通中开辟一条新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自信开放的心态，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积极主动地和其他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批判地吸取各种优秀文化的精华滋养自己，这同样是一种批判中继承，一种创新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表明，立足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而形成的农耕文化，最初就是在同周边游牧文化、山林农牧文化长时间的接触、碰撞、冲突、交流、交融中，既巩固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又兼容了游牧文化。双方通过逐步互相认知、互相包容、互相借鉴、互相吸收，方才形成中国大一统兼容并蓄的复合型的文化共同体。
随后，中国传统文化又陆续在同西亚文化、印度文化、欧洲文化的接触、碰撞、冲突、交流、交融中，又批判地吸取了这些文化之所长，弥补了自身之所短，用异质文化的丰富营养提升了自身。
章太炎在1913年所写的《驳建立孔教议》，论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一个最重要的特征：“盖自伏羲、炎、黄，事多隐怪，而偏为后世称颂者，无过田渔衣裳诸业。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嫁，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中国古代这些神话传说，总的看，都是以现实的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超越人世的神为中心，是以人的政事日用、工商耕嫁等现实生活为中心，而不是以虚构的鬼神世界为中心，这就是“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在论及形成中国文化轴心的先秦诸子时，他指出，这也是他们共同的特征：“逮及衰周，孔、老命世，老子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次有庄周、孟轲、孙卿、公孙龙、申不害、韩非之伦，浡尔俱作，皆辨析明理，察于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苏。”梁启超此前所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曾指出，先秦诸子“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这也适用于整个中国文化。
然而，知性过强，理性便常常缺位;语绝于无验，抽象思维和超越现实的对未来世界、未知世界的想象及探求，便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发展的空间便非常有限。而这些，恰好可以从印度、西亚乃至欧洲古代及中世纪文化中得到启迪与借鉴。中国宋明理学的勃兴，对人较为抽象的心性、理气问题深入进行的讨论，就是吸收和融汇了印度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结果。
阳明心学在宋明理学中可以说最具独创性，贡献最大。王阳明在知识论、认识论中，特别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了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朱熹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他说：“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他所强调的是，人用以界定内在的精神世界和外部的物质世界所运用的语言、概念、符号及其使用规则，原本都是人自己创造的创造物，人正是利用自己的这些创造物认知自我、认知外部世界，完成自我修养，相互进行沟通，组成人类社会，确立人类和外部世界交往的秩序。王阳明提出必须“致良知”，以为良知人人俱具，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它是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和“致良知”紧密相连的是知行合一。他认定，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就是要矢志不渝地将人的内省的功夫和实践的方法真正统一起来。阳明心学高扬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精神，是中国以人、现实的人、人的现实生活为中心的传统知识论、认识论、本体论的继续，是非常重要的充实和一次重大的提升，它为人、现实的人在认识自身、认识世界以及提高自我精神境界、变革整个社会的实践中，更具主动性、积极性、原创性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提供了异常强大的原动力。
近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为适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如饥似渴地从西方、从日本、从苏俄吸取了大量近代文化成果。近代西方文化是一种立足于人与物的二元化的文化：人之本、人之情、人之义，仍旧归原于上帝，归原于宗教;而物之本、物之理、物之成，则归原于科学，归原于逻辑、数理、实验。170多年前，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后，特别迫切需要解决科学技术与物质生产落后问题，于是，师法西方文化，穷究物之本、物之理、物之成，重逻辑、重数理、重实验，弥补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此时，中国自己所固有的非宗教化的人之本、人之情、人之义，竟在一定程度上为物之本、物之理、物之成所压抑、所支配。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这一自然法则曾被一些人无条件地移用于人类社会，伦理人在这些人那里要完全变成经济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拜物教在这些人那里被说成必须无条件地取代以人为本，以人情、人性、人义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人之本与物之本、人之情与物之理如何做到不是彼此绝对互相排斥，而是恰当地互相交集、互相结合、互相融汇、互相融通，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学习苏联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而必须面对的历史性课题。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我们如果走偏了，就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步如果走正了，我们就能事半而功倍。
今天，全球化、信息化已经席卷整个世界，谁最善于利用世界各种不同文明精神生产、物质生产乃至制度生产的优秀成果同自己所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在彼此融合和融通中开辟自己的新路，谁就能够占得先机，领跑于世界。这毫无疑问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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