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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只有形式能够“量化”——“不能量化”证伪了劳动价值论吗(之三)

赵磊 · 2017-09-05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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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量化”之所以是一个伪命题,不仅在于它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要旨,还在于它并没有真正把握科学研究对于量化的要求。

  只有形式能够“量化”

  ————“不能量化”证伪了劳动价值论吗(之三)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价值量化”之所以是一个伪命题,不仅在于它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要旨,还在于它并没有真正把握科学研究对于量化的要求。

  众所周知,“实证”是科学的基本特征之一(科学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理性”)。为了追求“精确性”,实证的重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量化”研究对象。

  问题是,并非任何研究对象都能够量化。说白了,只有“形式”能够被量化。为什么只有“形式”能够被量化呢? 因为:量化离不开形式,承载量化并展现量化的,只能是某种“形式”。

  何谓“形式”?所谓形式,就是指事物的“样态”或者“外形”,这个概念有别于构成事物的材料——即事物的内容。

  在直观的层面上,样态和外形往往也被称之为“现象”。无论是“形式”还是“现象”,它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时空之中。换言之,形式总是寓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正如当代著名天文学家霍金所说:

  “在广义相对论中,……空间和时间变成为动力量:当一个物体运动时,或一个力起作用时,它影响了空间和时间的曲率; 反过来,时空的结构影响了物体运动和力作用的方式。”

  霍金这段话的意思是:从时空的维度来看,时空并不是“虚无”,时空所展现出来的,不过是某种物质运动的“形式”而已;从物质的维度来看,物质的运动,不外是物质在时空中的存在“形式”,或者说,是物质在时空中的表现“形式”而已。

  进而言之,任何物体在形式上的“量化”,哪怕是最抽象的数字化,也只能借助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才能完成。

  那么,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时间”,又将通过何种形式才能量化呢? 霍金说: “我们对时间方向的主观感觉或心理学时间箭头,是在我们头脑中由热力学时间箭头所决定的。正像一个计算机,我们必须在熵增加的顺序上将事物记住。”

  霍金这段话的意思是:“热力学时间箭头”在空间上的展开(熵增加),是“心理学时间箭头”被量化并被我们感知的前提。离开了热力学发生作用的“空间”,就无所谓心理学的“时间”,也就无所谓衡量价值的“劳动时间”。

  用形象的图画来表示:空间是时间的容器,时间,包括劳动时间,只能通过空间形式才能得以量化。

  关于这个问题,哲学家早就有深刻的认识:

  ——康德,这位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在谈到“时间”这个概念时,是这样说的:“时间不可能是外部显象的规定: 它既不属于形状,也不属于位置等等。”

  ——柏格森,这位法国著名哲学家也明确指出,可计算的时间乃是形式的时间,实质的时间不可计算。

  ——海德格尔,这位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说: “唯因为时间被构造为均匀的东西,它才是可测量的。”

  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构造”是什么意思?所谓时间“被构造”,就是将时间做空间化的处理,把具有内在规定性的时间转化为可感知的外在形式。通过这种转化,时间的各个部分在空间上展现为同质的东西。只有这样,才可以对时间进行定量化的描述和确认。

  关于时间的“量化”形式,我们可以用生物的生长历程为例。生物的形状是生物的外在表现 ( 比如植物的花朵和枝叶,动物的毛皮和骨骼) ,生物的生长历程却是生物的内在规定。那么,我们如何量化生物的生长历程呢? 我们不可能直接量化生物内在的生长过程,而只能通过生物生长的外在形式来量化其生长历程 ( 比如,对成长着的花朵和枝叶的量化,就是通过空间距离和时间长度来实现的) 。总之,我们完成的所谓量化过程,其实只是其 “外在形式”的量化而已。

  同样的道理,只有通过价值形式,以劳动时间定义的价值才能得以“量化”。即使以“价值”来命名被量化的对象,能够量化的也并不是价值,而只能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 价格) 。

  说到价值形式,我必须强调:不理解价值形式,就理解不了价值。什么是价值形式? 价值形式就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为什么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分析价值形式? 因为价值必须通过价值形式才能表现出来。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价值形式”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遗憾的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边缘化,在今天高校经济学专业里,“价值形式”早已经被人们所淡忘,甚至成为陌生的字眼。

  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价值的典型表现形式———货币。在价值形式的演化历史中,货币把价值与价格的“不一致”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掩盖价值的本质而言,货币这种形式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

  “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进步,是向金属货币的过渡。但是这种过渡也造成了如下的后果: 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事实,从此在商品交换的表面上再也看不出来了。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货币已经成了决定性的价值尺度; 而且,进入交易的商品种类越是繁多,越是来自遥远的地方,因而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越是难以核对,情况就越是这样。”于是“对他们来说,由于习惯于用货币进行计算,关于劳动是价值尺度这种属性的意识已经变得十分模糊; 货币在人民大众的观念中开始代表绝对价值了。”

  当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 ( 即价值的一般表现形式) 开始承担价格的计量功能时,人们看到的只能是供求竞争中的价格变动,而不是劳动价值论所定义的价值。由此可见,货币这种价值形式必然会掩盖劳动“决定”价值这一基本事实。从此以后,“劳动是价值的尺度”这种社会属性就很难被人们所理解了。

  从理论上讲,如果形式与内容高度一致,现象与本质高度一致,那么形式或现象的量化,也就意味着内容或本质的量化。对于价值而言,这种情形有没有呢? 有———比如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但与其说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如说这是一种偶然的特殊现象。进而言之,商品经济越是处于原始的、简单的形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就越是容易被“量化”的价格所直接表现出来。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价值才会与价格在数量上“一致”。所以,恩格斯说:

  “人们越是接近商品生产的原始状态,———例如俄国人和东方人,———甚至在今天,他们也越是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持久的、互不相让的讨价还价上,以便为他们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争得充分的代价。”

  商品经济形态越是发达和复杂,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就越是难以与“量化”以后的价格保持一致,商品经济关系就越是会掩盖价值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越来越复杂,价值与价格 ( 在量上) 也越来越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意味着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反差越来越大,并不意味着“劳动是价值的实体”这个客观事实发生了改变。

  很多学者以价值与价格的“不一致”为依据,轻率地断言:“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是简单商品生产,甚至是实物交换”。如此肤浅的观察结论,与他们的分析方法不无关系。马克思说: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

  马克思的这段话表明,由于科学分析“是从事后开始的”,所以,应当从价格“量化”的过程去揭示价值“决定”的含义,而不能用价值“决定”的含义去刻意要求价格的“量化”必须与其保持一致。

  “庞巴维克质疑”长期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奉为圭臬,这恰恰说明,庸俗经济学家只认可现实经济生活所呈现出来的表象,尤其是只认可货币这种价值形式所呈现出来的表象,从而把现象分析当做唯一的科学,拒绝对现象背后的本质做进一步追问。问题是,如果现像与本质完全一致,那还要科学干什么呢?

  其实,不仅劳动价值论定义的价值无法量化,西方经济学定义的价值 ( 效用价值)也是无法量化的。作为商品另一规定性的使用价值 ( 效用) ,人们量化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效用的物理量 ( 数量、重量和体积) ,而不是效用本身。比如,御寒的衣服,御寒是其效用,但御寒的程度只能借助别的物理量———纤维的厚度等等来衡量;充饥的食物,充饥是其效用,但充饥的程度只能借助于别的物理量———面包的重量或体积等等来衡量。

  或许,人们可以用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评估效用的大小。问题是,这种评估能够量化吗? 即使主观感受可以量化,这种量化靠谱吗?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要用“序数效用”来替换“基数效用”?(注1)因为西方经济学认识到: 效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无法计量,也不能加总求和,效用之间的比较只能通过顺序或等级排序来进行。所以,西方经济学只好搞出一个 “序数效用”,以弥补 “基数效用”的缺陷。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自诩能够量化的,也仅仅是商品价值的外在形式———价格而已。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看来,不可量化的范畴怎么能是科学呢? 既然价值不可量化,那么就应当从经济学教科书中剔除。所以,自马歇尔以后,西方经济学干脆连 “价值”这个概念也回避不提了,于是 “价值理论”变成了 “价格理论”。令人费解的是,既然西方经济学承认价值无法量化,那么,为什么还要讥讽马克思定义的价值 “无法量化”呢?

  注1:“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的大小可以用基数 ( 1,2,3,……) 来表示,可以计量并加总求和。但是“序数效用论”却认为,效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无法计量,也不能加总求和,只能表示出满足程度的高低与顺序。因此,效用只能用序数 ( 第一,第二,第三,……) 来表示。

  ( 注:拙文《“不能量化”证伪了劳动价值论吗?》,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4期。其电子版已经发布,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中国知网》下载全文。特别说明:《只有形式能够“量化”——“不能量化”证伪了劳动价值论吗(之三)》,首发在《察网》2017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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