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传统，他和他的战友们建立的丰功伟业，他的科学理论、深邃思想和崇高精神风范，已经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指导意义，邓小平在中国进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时，有许多重要论述。邓小平在强调确立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同时，强调“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今后还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仅写人了党的历史问题决议，而且载人了党章和宪法。
对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旗帜，历史早已作了结论，鲜有公然否定者。对于今后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鼓吹者竭力加以低毁、攻击和否定，企图砍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以此为突破口，搞乱人们的思想，动摇立国之本。那么，怎样看待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为什么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呢?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原则和政治原则问题，需要理论工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多角度、多方位地进厅论述。本文仅从宏观的视角加以讨论。
一、毛泽东思想莫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对于党的理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并在之后继续得到发展的。这里说的“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指以“两论”为代表、贯穿在毛泽东重要著作中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式表现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这个理论基础问题至关重要，对于确立党的正确路线具有决定性意义。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这一“新的科学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理论源头上讲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基础。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并在实现“结合”、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中，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才能真正奠定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正是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出色地、成功地开创了这一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作为中国革命经验之哲学总结和升华的《实践论》、《矛盾论》，深人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深入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相互连结的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角度，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实现结合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基本方法，进行了充分可靠的哲学论证;同时，从哲学高度深人揭露和批判了否定“结合”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这对于全党端正思想方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确立科学的思想方法论，从而对于在正确的思想路线之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传统，对于党的理论以及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无可估量的意义。也唯其如此，中国共产党人才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道路上实现了新的飞跃，在党的旗帜上写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永远要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远要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
这种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点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把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一个有机整体。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讲的实事求是时说：“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这一评价，也完全适用于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总体评价。坚持这样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比如，用这样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我国的道路选择，必然得出结论：适合中国情况、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创造和决定，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来处理，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模式或主张强加给我们。我们也尊重别国人民自主选择的权利。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绝对的、普遍适用的政治或经济模式。中国人民既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赢得了革命的胜利，选择了社会主义，就有权根据中国的情况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一些人把西方国家的制度模式宣扬为必须遵循的“普世价值”，要求中国也遵照实行。这既背离了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逻辑，也背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法。
再就群众路线来说，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是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把群众路线同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统一起来，把群众路线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统一起来，把它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把到最基层的村干部和村民中间听取意见称为“接接地气”，用生动、简洁的比喻再次说明了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传家宝。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只要不离开大地母亲，就有无限的力量，不可战胜;一旦离开了大地，就失去了力量，被人杀死了。对共产党人来说，这个大地母亲就是人民群众。“接地气”就是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脉相连、声息相通。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其严重危害就在于它们会切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不接地气”，失去力量的源泉和生存的基础，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三、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许多原理、原则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观点不仅回答了当时实践提出的问题，而且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六个方面，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在这些方面，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如在建党学说方面，毛泽东从提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把党的建设总结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到成功解决在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艰巨任务;从阐明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到阐明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解决好思想人党问题，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世界观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从倡导和培育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到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从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到阐明依靠方针政策的正确和党员的模范作用才能实现党的领导;从阐明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修养、理想信念、品格风范和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到强调胜利后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替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以及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其丰富内容和重要价值，就像邓小平所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完备的建党学说，才“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其中的许多原则和内容对于党的建设的普遍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何才能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来说，在毛泽东看来，除了要有依据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制定的正确的纲领、路线之外，还要依靠党员干部队伍的表率和道德人格的示范、激励和教育作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就在红军大学的讲演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因此，“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一个当时处于强大敌人包围中的共产党，竟有如此之大的魅力，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不仅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因而生机勃勃，也突出体现了它的革命理想、英勇奋斗凝结成的伟大道德旗帜，对于人民的凝聚和教育作用。这个历史经验极为深刻。目前，我们正在从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能否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共产党人道德人格力量的任何削弱或缺失，都会削弱、危害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基于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识，党中央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部署在全党深人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县处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为重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四风”问题和各种违背党的性质宗旨的不正之风，以顺应人民的期盼，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是十八大以后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大决策，是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用整风精神解决存在问题、用作风建设的新成效推动事业发展的重大举措。
四、毛泽东著作阐明的中国人民道路选择的历史逻辑，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提供了重要启示
毛泽东著作中揭示、阐明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逻辑，以及中国人民的道路选择的历史逻辑，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根据。
早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阐明了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指明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必由之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毛泽东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高度，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总结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经历千辛万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和道路的历史轨迹。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先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以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民学西方的迷梦，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不断增长的怀疑中惊醒，经过十月革命的介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无产阶级宇宙观，并将其作为重新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随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自从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开启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推进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文化觉醒的历史轨迹，也是中国人民道路选择的历史轨迹。
牢牢把握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道路选择的历史轨迹，我们对前进道路的认识就更加深刻了，找到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很不容易。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上述中国人民道路选择的历史继续和必然发展。正如胡锦涛所说：“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历史和实践也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我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历史根据和实践根据。无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道路选择的必然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自信，盲目迷信西方模式，是没有出路的。有人否定中国人民的道路抉择，鼓吹回转“五四”以前自由主义的起点，重新走以英美为师的资本主义道路，显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
五、永远要继承和发扬的为解决中国革命、建设问题不懈探索的精神
毛泽东思想中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不懈探索的精神，永远教育和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
这种探索精神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的必然要求，同开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传统密不可分。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由于中国的国情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许多问题，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所没有提出过和解决过的问题。如依据中国特殊国情需要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使得民主革命的结果同社会主义的前途相连结?要进行这样的革命，需要采取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获得成功?中国革命在走这条道路中又有什么基本特点，如何据此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毛泽东的探索和革命实践同反对盲目追随外国模式的倾向相结合，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了党，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一探索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他创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就探索如何巩固人民政权，尤其是在恢复国民经济、开展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同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体来说，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将转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时，毛泽东率先觉察到了苏联建设模式的弊端，提出要“引以为戒”，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这次探索围绕着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在对“大跃进”的反思所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中。他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给马克思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开启了人们认识的新境界，为社会主义的改革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指南。这次探索也留下了沉重的、深刻的教训，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已对此作了分析。学者们把这次探索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毛泽东作为“第一次结合”的主要代表并在取得辉煌成就之时，通观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出光有“第一次结合”还不够，带头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多么非同寻常的马克思主义探索精神!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和探索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积累，党就不可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如此迅速地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六、富有启迪和教育意义的战略思维、革命风格、领导艺术
毛泽东思想中体现的高瞻远瞩、脚踏实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战略思维以及革命风格和领导艺术，永远激励和教育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以1947年为例。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革命的新高潮就要到来的预言。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用160万大军向我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受挫后，又转人重点进攻，用20多万大军突袭延安，企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对于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提法，当时不仅一般干部难以理解和接受，在高级干部中也存有疑虑。那么毛泽东是根据什么作出革命新高潮就要到来的预言呢?主要是根据两方面的事实：一是解放区人民自卫战争的胜利，二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发展。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杰出之处，就在于能够善于通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对局势作出清醒的判断，预见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前途，因势利导，组织调动一切力量，一步一步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
为了促成这种转变，在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在解放区农村解决土地问题，使人民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的同时，毛泽东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部分人员仍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给予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处于患难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以极大鼓舞，也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不可征服的。在险象环生的千里转辗陕北途中，毛泽东每当行军间隙，就接收各解放区发来的电报，随即作出指示。到1947年7月，各解放区已共歼灭进犯解放区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的近一半，这预示着军事形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毛泽东在党中央撤离延安后作出和实施的又一个战略决策，是决定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时国民党军在数量上尤其是装备上还占着优势。毛泽东通观全局、审时度势，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策：不是把部队集中到内线来，在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后，再向前推进;而是把我们的主力打到外线去，直插敌人的纵深，实现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终于，刘邓大军于1947年6月底强渡黄河，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这样，不仅迫使向陕北、山东重点进攻的国民党军回援，而且几路大军纵横驰骋于中原腹地，造成了向全国进攻的态势。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1947年这一年形势的变化，不仅使我们的敌人目瞪口呆，也出乎一些高级干部的意外。回顾党的历史中的许多富有启迪和教益的篇章，我们会深感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我们将永远从毛泽东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思维、革命胆略和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领导艺术中，受到深深的教育和激励，增添奋发向上的正能量。
七、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和新形势下的历史课题
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战略意义已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所证实。在新形势下如何防止和平演变、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
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是在1959年11月12日同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的谈话中。他分析了杜勒斯鼓吹希望“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实行“和平转变”的几个材料，说：“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这也就是随后毛泽东在一个提纲中所说的“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1964年，毛泽东郑重提出了为保证国家不改变颜色，就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毛泽东当年的许多思考，直接是由苏联的严重教训而引发的。自那时起到苏东剧变，国际共运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的正确性、深刻性和重要性。而这种和平演变，是以意识形态上的腐蚀和演变为突破口和先导的，杜勒斯所谓的“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露骨地表明了这一点。
对这样一个于社会主义的命运生死枚关的问题，历届党中央都极为重视，并在深人总结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架构内，把这个问题作为重大的历史课题提到了全党面前。邓小平指出，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呼应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苏东剧变后，国际敌对势力把搞和平演变的重点指向了社会主义中国，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在我们国内，也还存在着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因此，新形势下如何防止和平演变、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不能不是一个长期的、严峻的课题。不久前，习近平到河北调研、指导工作时，再次到西柏坡参观革命旧址，强调：“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始终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这为全党同志解决好防止和平演变、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质的历史课题，注人了新的动力。
八、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久远的导向功能
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人生价值理论阐明了正确理解和实践人生价值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对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培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接班人，具有久远的导向功能。
伟大、艰巨、复杂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工作都是要人去做的，尤其是需要共产党员、先进分子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因此，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问题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人生的价值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也就必然地包含着人生价值的理论。这一理论并不独立存在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之外，而是贯穿、交融在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
这种人生价值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理论基础，根据我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逻辑，融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于一体，包含着正确理解和实践人生价值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以及各方面丰富的人生哲理。这些基本原则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崇高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人生价值的基本主题;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当前阶段实践的统一—共产党员、先进分子人生价值观的精髓;投身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对社会历史进步的贡献—衡量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等等。这些基本原则连同在幸福观、苦乐观、生死观、荣辱观、个性观以及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等方面的丰富哲理，构成了系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理论。这一理论是千百万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光辉实践的结晶，凝聚和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与崇高精神。
应对党面临的“四个考验”、化解“四个风险”，最根本的思想保证，就是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解决好为什么人、做什么人和怎样做人的问题。对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解决好增强党性的问题。要用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人，保证科学发展的实现。用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党的正气坚决抵制和反对一切向钱看、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及把人格和良心同金钱相交换的腐败丑恶现象。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作风。结合新的实际，实践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必将对党的整个思想作风建设起到巨大作用。广大有志青年从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和众多先进人物的实践中汲取营养，必将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他们自己造就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以上对于毛泽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的论述还不全面，但仅以此说明，这种指导意义是实实在在的，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事实上，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传统，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以及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原理和科学内容，已有机地融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之“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舞台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第二次结合”，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所以，它同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本文着重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是为了更好懂得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以及习近平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的道理。党的理论的内在逻辑告诉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冯虞章，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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