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个人与共同体的张力关系是伴随人之生存的基本关系。马克思之前，古代社会的共同体本位思想是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历史发展阶段的价值反映;近代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否定了古代共同体本位原则，成为架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新的出发点;现代社会则继续以个人主义原则解决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从而造成共同体的衰落。马克思超越了个人与共同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共产主义社会图景中，揭示了个人与共同体真实的共在共生的统一关系。这启示我们，当代中国要避免因个人主义极端化导致社会的裂变，应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积极构建个人与共同体的共生关系，并以此夯实社会主义制度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当代价值
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终生致力于破解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个人主义膨胀导致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分裂的今天，回归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的经典视域，深入挖掘马克思思考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想理论蕴含，并在现代性语境中再现这一思想的时代意义，对于当代中国避免陷入二者关系的现代困境、积极构建个人与共同体的理想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一、马克思之前关于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想资源及其理论困境
(一)古代共同体本位思想的社会基础和价值观念
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力量弱小，单个人只有依赖于一定的血缘共同体或地域共同体，并与共同体中的他人建立起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才能获得生存条件。因而近代以前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表现出鲜明的共同体本位色彩，在单个人与共同体的浑然一体中，个人不具有独立人格，个人价值被隐藏在共同体之中。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思想家们主要以理论上的共同体主义来表达他们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想。柏拉图对理想国的设计实际上就体现了一种对整体秩序的追求，无论是统治者、保卫者还是劳动者，都要按照自身的德性要求恪尽职守，追求城邦的整体正义，服务于共同体之“善”的实现。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一共同体主义传统，认为人作为政治动物只有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生活才能实现自身的全部价值和幸福，“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1]7。中世纪时期，理论上的共同体主义仍然占主导地位，神学家们通过传达上帝的启示，要个人皈依宗教共同体或皈依天国，作为共同体代言人的世俗权威与上帝权威的交叠重合共同决定着个人命运。
(二)近代个人本位思想对古代共同体本位观念的彻底否定及其症结
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催生了现代“原子个人”的诞生，它斩断了把单个人束缚于土地和与其他人建立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羁绊”，使个人从古代混沌共同体中独立出来。从文化思想上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重新发现了个人价值，伸张世俗人性，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所提出的要求，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确立准备了文化条件;在启蒙运动中，思想家们则进一步强调理性的力量，主张以理性为标尺去度量和审判一切对象，诉求于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正义为价值导向的理性社会。人格的独立、个人主体性的强化以及对个体理性的日益崇信，都使得个人主义逐渐取代共同体主义成为主流社会意识，以“原子个人”为现实原型的“理性个人”成为架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的出发点。
(三)现代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具有绝对优先性，作为主体的个人是实体，共同体不具有实体性，共同体的价值在于维护个人权利。个人主义是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而产生和存在的，尽管它在对抗封建专制和宗教统治、把人从传统共同体的束缚和压迫中解救出来、确立和发展人的主体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随着个人主义的逐渐膨胀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的出现，它便走向了自反，现代个人面临着严重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危机。托克维尔曾指出，个人主义必将使社会丧失美德最终沦为利己主义。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优先导致集体主义精神失落，社会公共性遭到破坏，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联系被“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2]34。如果现代社会继续以个人主义原则来解决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共同体的衰落，进而难以形成有效整合机制以协调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个人与集体、“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紧张关系。个人主义的实践困境暴露了其自身存在着巨大理论缺陷，它的理论前提是抽象的人性假设，即假设出一个人们拥有先天自然权利的“原初”存在状态，并以此来还原处于现实社会历史关系中的个人，启蒙思想家们“都毫无例外地把人看成是可以脱离一切社会关系、因而处于一切历史发展之外的人类个体，并企图用这种抽象的个人去说明社会和历史。他们都毫无例外地从一个命题出发，这就是：整个人类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3]273，这实际上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远离了人的现实存在，意味着个人主义对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理解还仅仅停留于前科学的水平，现代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有赖于对个人主义做出彻底的理论批判。
但是，个人主义批判并不意味着向共同体主义的简单回复，因为尽管共同体主义看到了个人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共同体，但它却以另一极端的视角遮蔽了个人与共同体的真实关系，它在存在上把共同体视为实体，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在价值上则以共同体的整体价值取代个人价值，这在理论上很难立稳脚跟，因为如果没有单个人的存在和不同个人之间因共同劳动而达到的彼此联合，共同体也就不复存在。共同体主义只是对古代混沌共同体阶段由较低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共同体本位关系的思想再现，它的社会存在土壤早已成为历史，在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不符合生产方式进步的要求，也不符合人性发展的需要，因而以共同体主义来解决现代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
二、马克思关于构建个人与共同体理想关系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对现代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破解，不是追问价值上何者优先，而是首先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思维方式揭示了二者在存在层面的真实关系，在此前提下对现代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危机做出了本质层面的批判，最终提出了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理想形态和建构路径，达到了对个人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双重超越和辩证综合。
(一)共同体是个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01，反对把人孤立化和抽象化。马克思反思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直接原因在于人类解放主题的召唤。马克思看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实现的政治解放并没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幸福，尽管它是一大进步，却并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4]32，因为政治解放造成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离结构，它“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4]46。作为国家的公民，人们“平等地”享有抽象权利，而作为市民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个人，与他人和共同体之间充满了冲突和对抗。从这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宣扬的人的解放只是一种假象，只有将政治解放进一步引向人类解放，才是解放的最终形式。
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思想旗帜是政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其哲学基础正是近代兴起的直观唯物主义，这种哲学观以其客体的、直观的思维方式对人的本质和人性做出了非历史的发挥，将人的现实社会联系从人的历史中抽离出去。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和政治个人主义的理论局限性促使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做出新的回答。
马克思以实践思维来观察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的活动，透过单个人的感性存在把握到了能动的实践活动对于形成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意义。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并不是“抽象的个人”，也不是抽象的共同体，而是“现实的个人”，是处于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自然与历史的交汇点和统一关系中的个人，其“现实性”就体现在人们无法脱离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抽象地存在，人们只有满足了衣食住行的需要，才能去创造历史。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在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中获得了基础性和前提性地位。物质资料的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是能够依靠单个人的力量完成的，而是永远只能采取一定的共同体结合的形式，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各种条件，共同体构成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人类最初的社会结合形式就表现为基于血缘关系的共同体，后来发展出基于地缘关系以及职缘关系等多种共同体形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由具体社会关系所决定，人的社会性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人的共同体结合性，这是人的生存本性。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既不是以共同体为实体来还原个人，也不是以个人为实体来还原共同体，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一种共在共生关系，一切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有效把握都要以二者的共在共生关系为前提。
(二)现代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危机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危机
在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意义揭示了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共在共生关系后，马克思通过历史考察，进一步揭示出了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历史演变规律。马克思研究发现，所有制与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造成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共在共生关系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原始公有制条件下表现为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与共同体的自然统一关系;当私有制的出现造成利益的分化后，原始的“自然共同体”质变为维护少数人利益的“虚假共同体”;在独立的现代个人产生以后，随着人们对个体理性的日益崇拜、个体主体性不断膨胀，个人主义走向了自反，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也陷入了现代危机之中。
马克思在生产方式层面上着重批判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存在的异化状态，实际上是通过对以资本和理性为内核的现代性的批判，敞开了把握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危机的现代性视域。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突出特征是个人的独立性与对“物”的依赖性并存，这是由现代生产方式造成的。私有制与大工业生产相结合，世界市场建立，“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2]33-34，每个人都以“独立个人”的面貌出现。然而，个人的独立并没有带来人的彻底解放，作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共同体性”越来越外在化为人对“物”的依赖性，人们在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的同时也变得畸形化、片面化、孤立化和碎片化，现代个人陷入存在危机，这就是以现代性危机为本质反映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危机。
资本是构成现代社会的本质依据，“现代性就内涵于资本逻辑之中，资本逻辑是现代性最根本、最集中、最直接的本质和逻辑显现”[5]。现代化的生产力、世界市场、现代分工等力量，都变成了个人无力驾驭而反受其控的力量，这是资本逻辑主导一切的结果，“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46。资本在其自我展开过程中不仅使世界越来越具有同质性，而且对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形成双重支配权，“拜神教”转换成“资本拜物教”，由此导致了人的自我丧失。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中，共同体力量作为一种物化了的主体力量与人相对立。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发展悖论就在于：一方面，商品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个人，人们对自我利益的强调与对集体价值的漠视似乎使一切共同体性遭到破坏、公共性源泉干涸;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外在化”和“物化”了的共同体力量的强力支配，人的主体性受到挑战，自由个性无法发挥。由此可见，马克思对现代个人与共同体之关系的反思是在对资本逻辑与现代性的批判中进行的，触及到了问题实质，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现代危机从根本上得到破解。
(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真正“作为个人”而存在
马克思由资本批判所达到的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现代性批判，其最终目的是在人类解放的意义上实现个人与共同体理想关系的建构，马克思认为，这种理想的关系形式便是“作为个人的个人”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统一，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资本逻辑造就的现代生产力与分工，以及人与人之间空前广泛而丰富的社会联系，尽管在当前还作为一种外在化的普遍力量与个人相对立，但正是这种源自于人的“共同体性”并历史地凝结成的物质力量为超越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现代困境奠基。化解现代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危机，关键就在于人们亲自创造出来的丰富共同体关系如何被每一个人所占有，从而实现“共同体力量”与“个人力量”一致，这就需要扬弃资本逻辑，变革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和自发分工的历史阶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即不是出于发展自由个性的主动需要。在共产主义阶段，个人对于共同体生活都是“作为个人”参与的，个人之间通过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4]573。“作为个人的个人”是在共同体中才能彰显个人存在之真实性的个人，而并不是个人主义所标榜的无集体“个人”、脱离了共同体的利己主义者。只是此时的“共同体”已经脱掉了作为政治国家的“虚假外衣”，抽离了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性，发展成为个人能够在其中充分展现自由个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意味着对于个人而言，“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6]52，个人与共同体在新的高度上实现和解与共生。
三、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理论指导意义
由于现代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因而它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度建立起了集体价值本位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等各种因素作用下，极端个人主义的出现又使得共同体和公共生活遭到冲击。尤其是在个人利益、个人价值与集体利益、集体价值发生冲突时，人们总是在“小我”与“大我”的争论中陷入困顿。马克思关于构建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的思想将为当代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解决提供许多有益启示。
(一)以正确的思维方式科学把握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正确把握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共生关系需要树立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价值并重和发展共享的理念，使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个体之我”和“群体之我”同时拥有更多获得感。在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发生价值冲突时，以往人们的提问方式总是个人优先还是集体优先，集体应该遵从和满足个人还是个人应该牺牲自我利益以遵从和满足集体，这种争论将陷入无休止的背反状态，无益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因为从思维方式上来看，它是两极对立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结果。面对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以科学的辩证思维对其进行把握，这是正确解决围绕着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而产生的存在问题、价值问题、发展问题的大前提。马克思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把握不是一种抽象人性论的把握，而是一种实践生存论的把握，是以实践思维即中介思维和关系思维揭示了二者的真实存在关系是一种共在共生关系。这种共在共生的存在关系决定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要转变以往的极端化和两极化思维，既要注重个人正当利益的满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也要始终维护集体利益和整体价值，保证和促进集体、国家、社会的整体统一性和有序性。
(二)发展当代中国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要放在批判现代性和构建现代性的双重逻辑视域中进行，促进个人充分发育的同时必须避免个人主义思潮对和谐社会关系的冲击
从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来看，中国现代化进程迟滞于西方，传统社会的依附性人格在今天还普遍存在，不同于现代西方“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性”两者并存，当代中国呈现出“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与“人的独立性”三者并存的复杂矛盾。而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揭示了未来理想关系的形成必须建立在现代个人充分发育的基础上，即个人独立人格和主体性的获得、理性文化精神的形成以及自由个性的生成，这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必备内涵。因而，在社会现代化和个人发展问题上，当代中国不能因现代性的自反性而放弃现代性，而是要在对现代性的建构中实现现代个人的充分发育。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西方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危机表现为个人主义走向极端化后对共同体的消解，本质上是现代性走向自反的结果。从目前情况来看，个人主义思潮和个人价值本位思想对我国集体主义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文化传统都造成不小挑战，在此情况下，我们回归经典，重温马克思关于构建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的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处理当代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其重要的现实指向性就在于我们在构建现代性、促进现代个人发育的同时要辩证地对待现代性，及时有效地批判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批判作为其根基的资本逻辑和私有制，以防止它的进一步蔓延，以此避免当代中国重蹈西方资本逻辑统治下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危机的覆辙，及其对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所造成的困境。
(三)当代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合理关系的构建，必须夯实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得以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
马克思对现代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理论批判的范围内，而是在现代性批判中上升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共在共生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是由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决定的，只是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和现代社会条件下，这种关系是以共同体本位和个人本位的极端形式呈现，并产生了共同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歪曲的思想认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造就了利己主义个人，也带来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危机。而未来理想的个人与共同体共生关系的建构，其制度基础是扬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制度，它的本质逻辑不是资本主体性逻辑，而是人自身主体性逻辑。在共产主义的制度基础上，造成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利益分化和对立的基础将不复存在，二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将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得以呈现。因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个人与共同体和谐关系的建构，必须维护和夯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基础，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以凝聚不同个人、不同群体以及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价值共识。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之上，个人与共同体、“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共生和统一关系才能获得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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