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黄佩蓁(南方国际小组成员)
【编按】近年来，全球环境议题日渐受到重视，在许多国家当中，个人的环境意识也逐渐提升。然而，随之而起的是越来越多的个人环保行动指南，或是绿色消费指南。彷佛透过改变个人的生活习惯或消费产品，就是处理环境议题的最佳途径。
凯特·阿罗诺夫(Kate Aronoff)在网路媒体《In These Times》中发表本文，一方面抨击某些过度渲染恐惧的环境论述;另一方面指出我们习惯透过个人消费以回应这些环境议题的作法，是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她呼吁，应该要将焦点放回到集体的政治过程，改变制度与政策，而非鼓吹更多的个人消费。
位于伦敦近郊的电厂。照片经拍摄者后制处理。(摄影：Jan Smith / flickr)
《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最近发布一则关于气候变迁的报导吓到了许多人，这则长达七千字的封面故事就和气候变迁的实际状况一样令人沮丧。大卫·华勒斯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整理了多篇学术论文及气候科学家的访谈，钜细靡遗地揭示，冰帽融化导致疫情、空气变得不适合呼吸，地缘政治陷入无止境的战争，以上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然而，有些气候专家却提出不同的看法。气象学与专家艾瑞克·霍瑟斯(Eric Holthaus)于Twitter发表一篇短文，指出该篇报导提出多项不符事实的错误，《大西洋》(The Atlantic)的罗宾森·梅尔(Robinson Meyer)也详述华勒斯威廉斯的说法与公认科学的相异之处。麦可·曼恩(Michael Mann)等科学家则于Facebook抨击该报导过度描绘末日说，以一些甚至连华勒斯威廉斯自己都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景像轰炸读者。“气候变迁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肃挑战，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曼恩也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中的文章回应道，“但不必刻意夸大，尤其当你正用毁灭和绝望发展一套令人恐惧的论述时”。
该篇报导所引发的论战，也因此围绕这个问题打转：无论如何看待这篇文章，某些改变应势在必行;但以恐惧做为动机来促使人们改变，是否有效?环境科学家琼·佛耶(Jon Foley)不这么认为，他称华勒斯威廉斯的报导“极度不负责任”。但《Vox》的大卫·罗伯斯(David Roberts)则认为我们不该回避恐惧，反驳道“有可能确实需要集体的恐惧与震慑来激发某些社会动力，无论如何，以‘恐惧无用’作结似乎太超过了”。
在《纽约杂志》该报导所引发的后续讨论中，却鲜少提及。这份恐惧究竟激发了人们及他们的所属机构何种回应。
不论在气候或其他任何议题上，我们对恐惧的反应都受到了四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制约。2001年911事件过后，小布希(George W. Bush)鼓励不安的美国民众：“该去迪士尼乐园了”;当经济持续萎靡不振时，他也建议我们继续购物。因此针对气候危机，要是有人提出类似论调的解决办法，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多年来，主流气候运动者不断提倡更换灯泡、多骑脚踏车。换句话说，绿色购物就能拯救地球。
不过，在“占领华尔街”浪潮(Occupy Wall Street)和其他原住民运动者艰苦的奋斗下，情况已经有了转变，环保运动圈开始有批年轻激进的新血加入。例如为了阻挡基石XL计划(Keystone XL)与达科他输油管工程(Dakota Access Pipeline)，而迫使施工的建设公司与银行撤资，就明显的以集体行动为环保主义注入了反企业精神。
然而，个人式的解决方案依然是社会主流。《纽约杂志》刊登该篇报导后，社群媒体出现一系列新旧文章，详细列出人们能为气候危机做的事。其中许多新文章提到《环境研究快报》(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最新发布的调查，该报告指出面对气候变迁，每个人都可以实行“最有效的四件事”：不吃肉、不搭飞机、不要开车，以及少生、甚至不生小孩(这是最有用的一点)。
如果你是金字塔顶端1%，特别是0.01%的人，消费选择的确能造成影响。“假设有个诚挚的X世代环保人士基于对碳排放量的罪恶感，取消了一趟探望祖父母的家族旅行，地球根本不会甩他”，罗伯斯写道，“但如果是一位商业主管把每周两次的纽约、伦敦来回航班改成每周一次，或把每周的航班改成每月一次，就会有影响。只有当所有的富裕乘客都开始并持续做出改变时，这样的作法才会有效”。
“如果要从个人消费选择来解决气候变迁，最明显直接的方法就是对富人的消费选择课税”，他补充“不论是现在或在可见的未来里，碳排放量皆与财富成正比。而根据收入阶级重新分配财富，或许就能减少那些仅为塑造生活风格而产生的多余排放”。
罗伯斯以此作结：如果你不是有钱人，那么你能为地球所做最好的事，就是集结众人改变政策、投票给与石油产业没关系的人，除此之外仍有许多事可做。如果能将阶级政治也纳入考量，才能够真正周全地思考消费选择与生活的方式。
要彻底瞭解，就得说明气候危机不成比例的责任归属(如同大部份社会危机)。《碳巨头报告》(Carbon Majors Report)最近发现，全球自1988年起有71%的碳排放量由100间公司所制造。71%。
这与我们熟悉的气候变迁，似乎有所出入。过去总说暖化是文明问题、是大众执迷消费的后果，也是集体的疏忽。因此，我们总想从个人的行动来挽回，不论是确实做好资源回收、少开车，或降低生育率。这种说法的全球化版本则展望着生产消费的大规模缩减，并在这集体的“去成长”中，透过共同的牺牲来交换更为永续的生态系统。这种“为公益而节约”的说法也获得许多绿色左派的信任。
如《碳巨头报告》所强调，我们之所以能在这里，有赖于一小群极度富有的人们打下之基础;而他们对经济生产模式的控制，也定义了我们的工作、消费与生活。其实，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消费量，都不足以对地球真正产生影响;但对那一小群真正该负起能源危机责任的人们来说，“我们都没做到该做的”却成为方便的推托之词。例如气候科学家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说，“当穷人的收入提升到足以使用大量能源时，低碳能源系统也早该完成转型了”。气候变迁已经冲击到了许多最不需为它负责的人，而这些人们的生活标准与品质不但不该降低，反而更需要提升。
“绿色消费也许可以消除你的罪恶感，但只有大规模的运动才有力量改变气候危机的未来”《卫报》(The Guardian)马丁·卢卡斯(Martin Lukacs)本周表示，“首先，我们必须突破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禁锢：停止个人式的思考”。
如卢卡斯所指出，面对当权者与四十年来的意识形态，想造成改变并不容易，未来的集体行动势必得更努力。集结人们共同对气候变迁做出回应，并让人民的数量大到联邦政府无法回避，这显然就是一项挑战，若再考虑到领导党派与之相悖的方针，又是一连串严苛考验。毕竟缩减预算，使得政府的干预降到最低，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一致同意的政策方向。
另外，确保政府对这项危机的回应不会令弱势者们陷入更糟的处境，更是关键。
从人权与普遍福祉的角度来看，全球北方阵营(Global North)政府面对危机时的作为并没有非常良好的纪录。不论是创造或利用危机，政府对恐惧的应对令人极不满意。例如911过后，小布希要美国人们外出购物来消除痛苦，幕僚成员也忙着打造“反恐战争”，将之操作为公民自由在红色恐慌(Red Scare)后所受的最大侵略。或者就在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和路易斯安那州长授权黑水佣兵(Blackwater)任意对纽奥良居民开枪与监禁后，卡崔纳飓风也为城市中的学校系统，做好大型替换与私有化的准备。在飓风过后的免责权状态下，重装警力军事与武装自卫队的配置，让黑人城市的许多地区成为非裔美国人的死亡陷阱。一位名叫保罗·格林森(Paul Gleeson)的白人被发现于影片中向纽奥良警察炫耀道，他枪杀了38位抢劫嫌疑犯并已将尸体交给海岸防卫队(Coast Guard)。
从911和卡崔纳的案例可见，这些不成比例的偏颇力量影响了有色人种与劳工阶级。他们是受自然灾害冲击最深的人，也是尝尽失能政府之苦的人。我们该如何相信公开仇外的川普政府会有不同作为呢?以恐惧为基底的政治搭配上极右派的领导，听来就是一场大灾难的标准原料。
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社会学家丹尼尔·科汉(Daniel Aldana Cohen)针对华勒斯威尔斯的文章回应道，“幅度过小的减碳行动，结合了不断强化的阶级、种族及性别不平等，创造了真正实际的危险——也就是生态种族主义。血淋淋的不平等，与用来延续这些不平等的子弹(可不是甲烷分子)，才是会杀人的武器。”。
科汉指出，在逐渐严峻的社会氛围下，只要再上升4度，看似可立即修复的技术性解决办法(例如电影《末日列车》中喷向天空的化学药剂)，就越有可能发生。
“大家真的都低估气候变迁的危险了吗?对。但我们面对的最大威胁，只有失控的气候变迁吗?不，相较于种族、阶级斗争以及对地球的实验，气候变迁的威胁太轻微了。”他继续解释，“基本上，真正危险的是一些带有恶意的右派，他们使其他人们担负了原来属于少数富裕者的责任”。
简而言之，为了确保下个世纪不会出现更多残忍且军事化的边界及城市，除了制定排放上限以外，我们能做的还有更多。以人道方式处理气候暖化并避免其变得更糟，势必意味着政治经济的大规模转型，包括改变化石燃料的主宰及减少大量的碳排放等等。虽然社会运动可以在某些前线战场上冲刺抵抗，但缺少国家的力量就难以真正推翻新自由主义的支配。
当然，并没有能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但许多气候危机的解法，都需要一个低碳排放、包含多元种族，并致力于提供所有美国人工作与基本经济保障的民意平台。英国工党所提出的宣言意外地获得许多讨论，其中包含将能源事业公有化以及禁止压裂采油(fracking)，但也是他们始终无法掌控国会的一大原因。这里所要提出的应对方式与共和党及许多环保人士的节约策略相反，而是提供充分就业计划、将污染者的资金重新分配给那些受污染的社群，甚至将电力设施国有化等。当我们压低整体排放量，那些前1%人们的生活品质或许会随之下降，但其余99%的人们却能得到更好的生活。
透过恐惧来形塑气候变迁(如华勒斯威尔斯的报导)意味着在右派阵营中作战。然而，有鉴于所需的转型规模之大，这条路线很可能将导致危险的挫败。左派依然能够靠着呈现一个公平正义世界的愿景来求胜。看起来，这可能是人类所剩下的最好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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