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者：季广茂
来源：《实在界的面庞：齐泽克自选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最后一章
如果在今天的激进左翼(不论是何种激进左翼的残余)中还有什么共识而言，那便是，他们认为，激进政治纲领要想死而复苏，就必须抛弃列宁主义的遗产，如对阶级斗争的无情凝视，把党视为享有特权的组织形式，通过暴力革命掌握政权，以及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后工业”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左翼要想得到任何机遇，难道不应该抛弃这些“僵尸概念”吗?
这个表面上令人心悦诚服的论点所存在的问题是，它不费吹灰之力就接受了广泛传播的列宁形象：一位英明的革命领袖，曾在《怎么办?》中概括出自己的思想与实践的基本坐标，然后一以贯之、残酷无情地实现之。如果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列宁故事，情形又会怎样?真的，当今的左翼正在身经破碎不堪的体验，这种体迫使左翼重新设计左翼纲领的基本坐标。不过，正是与此极其相似的体验，促生了列宁主义。回忆一下列宁在1914年秋季的震惊吧！1914年秋，欧洲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是光荣的例外）都加入了“爱国阵线”。列宁甚至认为，那期《前进报》是俄国的秘密警察伪造出来的。《前进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报，那期报纸报导说，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Reichstag）中对战争信任案投了赞成票。在那个把欧洲大陆一分为二的军事冲突的年代里，拒绝下列观念是何等的困难——在这场冲突中尼应该有所偏袒;采取下列行动是何等不易——抵抗自己国家中的“爱国激情”!多少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弗洛伊德)都抵御不住民族主义的诱惑，尽管只有短短几周的时间!用阿兰·巴蒂欧(Alain Badiou)的话说，1914年这次冲击是一场Désastre，即一场灾难。在这场灾难中，世界消失了。不仅资产阶级对进步的田园牧歌般的信仰销声匿迹了，伴随着这种信仰而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泥牛入海了。列宁(撰写《怎么办?》时的列宁)失去了脚下的根基——在列宁的绝望回应中，没有一件事情令人满意，也没有什么人来“告诉你怎么办”!这个绝望时刻，这场灾难，为这个列宁主义的事件奠定了基础，为打破第二国际的进化历史主义打开了局面。而且，只有列宁出于这个层面上，只有列宁披露了这场灾难的真相。从这个列宁那里，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列宁伟大之处在于，在这场灾难中，对于能否成功，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与从卢森堡到阿多诺的消极惆怅，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卢森堡和阿多诺来说，最后的切合实际的行动，便是承认失败;只有承认失败，才能使真理昭然若揭。在1917年，列宁没有坐等正确、成熟的时间，而是组织了一次先发制人的大罢工。1920年，作为失去了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绝大多数工人在内战中牺牲了)，他继续组织了一个国家，完全接受了有关党的悖论——党不得不组织，甚至重新创造自己的根基，即工人阶级。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他自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的著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917年2月爆发了第一次革命，它废黜了沙皇专制，建立了民主政体;1917年10月爆发了第二次革命。2月时，列宁是个半匿名的政治移民，身处苏黎世，无计可施，与俄国也没有畅通的联络渠道，主要通过瑞士报纸了解事态的发展。10月时，列宁成功领导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在2月与10月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2月，列宁迅速察觉到，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它是独特的偶发性环境的结果。如果不抓住这一顷刻，革命的机遇就会失去，或许一失去就是几十年。他坚定地主张，应该冒险一搏，进入下一阶段，即是说，重复这次革命。这时，列宁孑然一身，为党内多数中央委员所嘲弄。阅读列宁1917年以来的文本，会为审视这位倔强、坚韧、充满挫折感的革命著作提供独特的视角。正是通过这部著作，列宁才影响了他人。不过，无论列宁的个人干预是怎么的不可获取，都不应该十月革命改写成这样的故事——这位孤独的天才面对着无头苍蝇般的民众，逐渐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列宁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绕过了党的官僚体系(nomenklatura),列宁的魅力还是在所谓的革命微观政治中得到了响应：草根民主的激烈爆发，地方委员会在俄罗斯大城市周围的蓬勃发展，对“合法政府”权威的不屑一顾，并把一切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前所未闻的十月革命的故事。
令读者耳目一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列宁自1917年以来的文本是何等的通俗易懂。它不需要冗长的说明性注释，即便我们对那些陌生的名字一无所知，也能立即领会其要义。今天看来，这些文本以近乎经典的清晰透彻，描绘了这些文本所涉及的斗争的概貌。列宁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情形的悖论性：在1917年春季，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体之后，俄国成了整个欧洲最民主的国家，大众动员、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这种自由又使得形势暧昧不明。如果还有一根丝线贯穿于列宁在“两次革命之间”(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撰写的文本，那便是，他认为，在下列两者存在着距离：一是大多数政党和其他政治团体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明确”的形式概貌，二是此一政治斗争实际的社会风险(立即实现和平，分配土地，当然还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即是说，肢解现有国家机器，并用新公社之类的社会管理形式取而代之)。
这种差距——对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1793）的差距的重复——为列宁的独特介入提供了空间：革命唯物主义的基本教益在于，革命总是要爆发两次，而且两次革命都有其实质性的成因。这种距离不仅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距离。“第一次革命”错过的不是内容，二是形式——它依然陷入旧形式之中而无力自拔，认为只要简单地利用业已存在的国家机器及其民主机制，就能实现自由与正义。如果“优秀”政党赢得了自由选举并“合法”地推进整个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情形又将如何？(近乎荒唐的，也最清楚不过的表述这种幻觉的，是考茨基在20世纪20年代概括出来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合乎逻辑的政治形式，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合乎逻辑的政治形式，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结成联盟。)与此极其相似的是现代性之初期(era of early modernity)，对教会意识形态霸权的反抗，首先也是以另一种作为异端的宗教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与此同理，沿着同样的思路，“第一次革命”的参与者试图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形式内，颠覆资本主义统治。这是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先是旧秩序在自身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形式内被否定，然后是否定这种形式本身。那些摇摆不定的人，那些害怕迈出第二步以否定这种形式本身的人，都重蹈了罗伯斯庇尔的覆辙，想来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列宁辨析了这两种不同的倒退形式，并以此展示他的“存疑阐释学”的全部魅力。
在1917年的著述中，列宁对那些永无休止地为革命寻求某种“保证”的人，进行了极其辛辣的讽刺。这种保证以两种形式呈现出来：一种是有关社会必然性的物化观。它认为，不应该过早地冒险进行革命，必须等待正确的时机。只有到了那时，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时机才会“成熟”。“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过来说，时间尚早，工人阶级还不成熟”。另一种是常态（“民主”）的合法性。它认为，“大多数人没有站到我们这边，所以革命不会是真正的民主革命”。正如列宁再三强调的那样，好像在革命力量冒险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应该得到某个大对体人物的允许似的(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支持革命)。和拉康一样，在列宁看来，关键在于，革命只能由自己来授权：应该假定，革命行动没有被大对体所遮蔽，害怕“过早地”夺取权力，寻求什么保证 ，都是对行动深渊的恐惧。这里隐藏着被列宁当做“机会主义”而加以谴责的那一食物的最终维度，也隐藏着列宁的执着——“机会主义”本质上是天然虚假的立场，它掩饰了对以“客观”事实、规律或规范的保护屏实施这一行动的恐惧。
列宁对此作出的回应是，不是提出一套不同的“客观事实”，而是重申了十年前卢森堡在反驳考茨基时提出的观点，即，那些等待革命的客观条件来临的人，将永远等待下去——这样的客观观察者(而非积极参与者)的立场本身，就是革命的主要障碍。列宁驳斥了那些反对迈出第二步的形式——民主批评者们。他认为，选择“纯粹民主”，本身就是乌托邦：在俄国这个具体环境中，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没有幸存的机遇，要想保护二月革命的真正成果（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等，惟一“现实”的方式就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否则沙皇会反戈一击。
我们拥有两种革命模型，这两种革命的逻辑水火不容：某些人等待最终危及的来临，但它的来临必须是成熟的，合乎目的论的。到那时，革命将在“适当的时间”，由历史进化的必然性催发。另外一些人把革命的机遇设想为自然浮现的某物，只有绕过“正常”的历史发展才能抓住它。列宁不是唯意志论的“主观主义者”，他主张，例外(一套异乎寻常的环境因素，就像1917年时的俄国一样)提供了瓦解常态的方式。在今天，这种论证路线，这一基本立场，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实际吗?我们不是同样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国家极其机器(包括它的政治参与者)越来越无法清晰阐明某些关键争端(生态问题、退化的保健、贫困、跨国公司的角色等)，并把它们融入整体?在这个问题上，惟一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新形式的政治化迫在眉睫，它将直接把这些生死攸关的争端予以“社会化”。1917年的幻觉——俄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和平、土地分配等)本来可以通过“合法”的议会道路加以解决——与今日的幻觉别无二致，比方说，今天有很多人相信，只要把市场逻辑加以扩展到生态问题上，就可以避免生态威胁（让污染者为治理他们造成的污染买单）。
不过，列宁的特定看法在今天是否依然有效?根据正统的看法，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大众的创造力深表怀疑，这使他强调科学和科学家的重要性，使他更加信赖专家的权威。他欢呼“幸福时光的到来，这时候，政治家会隐入幕后……工程师和农学家将走上前台。”这是不是技术统治论的后政治学（Technocratic post-politcs）？在今天看来，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如果跨越垄断资本主义的看法可能天真得可怕：
资本主义以银行、联合企业、邮政服务、消费者协会和机关雇员联盟的形式，创造了会计机器。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就无法实现……我们现在的使命只是砍掉在资本运作方面毁灭这一杰出机器的一切事物，使它变得更大，甚至更民主，更全面……这将是遍及全国的账薄，遍及全国的有关商品生产与分配的会计;可以说，这还将成为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性质的某种事物。
马克思认为，一般知识分子均以朴素的方式调控一切社会生活，在后政治世界中，“人的管理”将被“物的管理”取而代之。列宁的这番见解不正是对马克思上述观点的最激进的表述吗?当然，谈起“工具理性之批判”和“被管理的世界”(verwaltete Welt)之类的小调，来反对上述引文，是易如反掌的。“极权主义”的潜能就铭刻于这种形式的全能社会控制之中。在斯大林时代，社会管理机器确实“变得更大”了，语含讥讽地作出如此评论，也是易如反掌的。此外，这种后政治视境不正与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永恒不朽的看法(一起都是政治性的)截然相反吗?
不过，一切真的都是如此一清二楚吗?如果用万维网取代(显然已经过时的)中央银行，情形又将怎样?对于一般智力而言，万维网可是当今最佳的选择。多萝西·塞耶斯声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提出的实际上是一套侦探小说理论，尽管那时还没有侦探小说问世。因为可怜的亚里士多德对侦探小说一无所知，他不得不引证可供调遣的例子，即悲剧……与此同时，列宁实际上提出了一套关于万维网的作用的理论，但是，因为他对网络一无所知，只好以不幸的中央银行为例。结果，我们不是同样可以说：“没有万维网，社会主义就会无法实现……我们现在的使命只是砍掉在资本运作方面毁灭这一杰出机器的一切障碍，使它变得更大，甚至更民主，更全面”?正是这样的环境中，有人喜欢重提马克思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这些辩证法是那样的破旧不堪，而且都快被人遗忘了。语含讥讽地提出下列主张，已经一点不新鲜了:正是这些辩证法埋葬了“现存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已经无力维持从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的过渡。在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解体的悲喜剧牺牲品，是在1988年接受卢布尔雅那学生电台采访的那个年迈的共产主义官僚。共产主义者知道，他们正在丧失权力，所以他们拼命取悦每个人。当这个老干部被问及有关他的性生活这样的挑衅性问题时，他同样拼命地证明，他对年轻一代并不生疏。不过，因为他惟一熟悉的语言是呆板乏味的官腔官调，所以我们得到的是稀奇古怪的淫荡混合物，是诸如此类的陈述：“性生活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摸摸我妻子的销魂处，会给我提供巨大的新动力，使我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读到东德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官方文献(这些文献提出的纲领是，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变成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硅谷)，我们无法避免产生这样的印象——在形式和内容更之间存在着同样的悲喜剧缝隙。他们已经完全意识到，数字化是通往未来的道路，但还是根据中央工业计划这个陈旧的社会主义逻辑来处理此一问题。他们的言词披露出下列事实——他们不想得到他们实际上正在追求的东西，即数字化的社会后果。不过，资本主义真的能为数字世界提供“自然”的生产关系框架吗?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在万维网中，不是同样存在着爆炸性的潜能吗?微软垄断的教益不同样也是列宁主义的教益吗?不是通过国家机器向微软的垄断进行宣战（回忆一下法庭是怎么命令微软公司肢解开来的吧），而是使其社会化，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使用它，不是更加“符合逻辑”吗？今天，有人喜欢把列宁的著名格言“社会主义=电气化+苏维埃政权”，转化成“社会主义=自由使用互联网+苏维埃政权”。
在这种语境中，要揭穿的神话是，国家的作用正在逐渐缩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实只是国家功能的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它的福利功能，同时又在其他社会控制领域强化了其作用。要想开办一家商业结构，我们不仅要依赖国家提供法律和秩序方面的保证，而且还要依赖国家在全部基础设施方面提供的保证(水和能量的使用、运输工具、生态标准、国际调节等)。与100年前相比，这已经达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去年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电力供应崩溃把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在2001年1月至2月间的几周里，电力供应的私有化(“放宽管制”)把加州南部地区这个世界最发达的“后工业”景观之一，变成了定期实行灯火管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为放宽管制进行辩护的人声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私有化进行得还不够彻底。这么说，等于陷入了那个陈旧、虚假的三段论中：“我的未婚妻与我约会从不迟到，因为一旦迟到，他就不再是我的未婚妻了。”根据定义，放宽管制是必定有效的，如果无效，那它还不是真正的放宽管制……最近疯牛病导致的恐慌(它或许预示出，在不远的将来，许多类似的现象在等待我们)不是同样指出 ，有必要对农业进行严格的国家控制和全球的制度化控制吗?
有人指责说，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列宁已经缺乏时代性，因为他依然停留在工业大众生产的地平线上(想想他对福特制的热烈祝贺)。如何看待这种责备?从工厂生产到“后工业”生产的过渡，是如何改变这些坐标的?我们如何看待第三世界中的手工血汗工厂，又如何看待数字血汗工厂，比如班加罗尔的数字血汗工厂，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印度人为西方企业设计软件？把这些印度为称为“知识无产阶级”是否恰当？这是第三世界最终的复仇吗？下列令人不安的事实会导致怎么的后果(至少在保守的德国人看来)——在成千上万地输入手工移民几十年之后，德国现在发现，它至少几万个知识移民，绝大多数是电脑程序员?当今马克思主义所无力应对的是，面对当今的“非物质生产”(电脑工人)这一日益提升的重要性，怎么办?我们是否还要强调，只有那些设计“真实”物质生产的人才属于工人阶级，或者我们是否要迈出致命的一步，承认“符号工人”在今天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应该反对迈出这一步，因为它混淆了非物质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分工，掩盖了工人阶级中(一般是根据地理划分的)电脑工人与物质生产工人(美国或印度的程序员、印尼的血汗工厂)之间的分裂。
或许正是失业者的形象代表着当今纯粹的无产阶级：失业者的坚定决心依然是工人们的坚定决心，但他们既无法实现自己的决心，也无法彻底抛弃它，于是他们被悬置于无力工作的工人们的潜能之中。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全都“无业”，因为职业越来越倾向于以短期合约为基础，以至于无业状态成了常态，成了零层面，临时性的工作反而成了例外。这也是对“后工业社会”的倡导者们的回应，他们传递给工人的信息是，你们的时代已经终结，你们的存在已经过时，你们惟一能够指望的就是纯粹的人道主义同情了。在当今的资本世界中，给工人们留下的位置越来越少，在这个事实上，我们只能得出一条坚实的结论。如果今天的“后工业”社会需要越来越少的工人再生产自身(按某些人的估计，只需要工人总数的20%)，那么，真正过剩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
所谓新(数字)工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如何维系(似有)财产的形式?要知道，在这种(私有)财产的形式中，能够维系的只是利润的逻辑(参见Napster问题，即音乐的自由流通问题)。而且，生物遗传学中的法律问题的复杂化 不也同样如此?新的国家贸易协议中的关键因素，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企业吞并中，一旦大的西方公司接管了第三世界公司，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闭其研究部门。这里出现的现象，使财产这一概念陷入了异乎寻常的辩证性悖论之中：在印度，地方社区突然发现，它们履行了几千年的医学实践，使用了几千年的医学材料，顷刻间为美国公司所拥有，所以它们要从它那里购买;在取得基因专利权的生物遗传公司中，我们发觉，作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的基因已经版权所谓，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了。
正是在这里，应该考察斯大林主义社会的最终悖论。与资本主义相反(资本主义是阶级社会，但大体上又是功利主义社会，没有直接的等级分类)，“成熟”的斯大林主义是无阶级社会，但有着经过严格界定的等级群体(上层官僚、技术工人、军人等)。这意味着，在斯大林主义那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已经无能为力，因为它无法描述斯大林主义的等级制和统治方式——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苏联，社会分类的依据不是财富的多寡，而是能否接近权力机制，能否获得特工的生活物资、文化条件(食物、住房、保健、旅行自由、教育)。
或许历史的最终讽刺在于，只有从当今万维网的角度，回溯性地解读，才能理解列宁“中央银行社会主义”究竟何所指。苏联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发达的“后财产”社会的模型，真正“晚期资本主义”的模型。在那里，统治阶级是根据能否直接接近社会权利、社会控制以及其他的物质特权、社会特权的(信息、管理)方式来界定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拥有公司，而在于能否直接操纵公司，是否有权使用私人喷气式飞机，能否得到最好的医疗保障，等等。这些特权不是通过拥有财富获得的，而是通过其他机制（教育机制、管理机制等）获得的。
因此，这就是即将来临的危机，它将对新的解放斗争，对重新发明一种政治，提供独特的视角。这政治不是在私有财产与其社会化之间做出陈旧的马克思主义选择，而是在等级制后财产社会与功利主义后财产社会之间做出选择。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陈旧论点——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建立在私有财产和市场条件的基础上——需要作出出人意料的扭曲：市场关系力所能及的(至少)是“形式上”的自由和“法律上”的平等，因为社会等级制度可以通过财产来维持，所以不需要它直接发布政治声明。如果私有财产的作用正在逐渐缩小，那么危险就在于，私有财产作用的日渐消失将创造对某些新的（种族主义或专家统治）等级制形式的需求，它是直接建立在个人财产的基础上的，因而甚至取消了“形式上”的资产阶级平等和自由。简言之，只要决定社会权利的因素包容/排斥(获取知识、控制等的)特权化的设置，我们就可以期待不同的排除模式(modes of exclusion),甚至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指向这一方向第一个清晰标志，便是政治(政府)与自然科学的新联盟。在最近出现的生物政治学中，政府正在鼓吹“胚胎工业”，即在民主控制之外，控制我们的基因遗产。某个令人无法拒绝的提议证明了它的合法性：“难道你不想根治癌症、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吗？” 不过，就在政治家们做出这样的“科学”承诺时，科学家们倒是依然深表怀疑，他们通常强调说，需要通过广泛的社会共识来制定决策。
遗传工程最终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可能造成的无法预知的后果（如果创造出怪物，比如说，创造出没有任何道德责任感的人来，怎么办？）。最终的问题在于，生物遗传工程以怎样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教育观：不是把儿童培养成优秀的音乐家，而是操控他的基因，以便使他“自发地”喜爱音乐，这将是可能的吗？不是向他灌输纪律感，而是操纵他的基因，以便使他“自发地”服从命令，这将事可能的吗?这里的形势是极不明确的，即使这两类人——“自然出生”人与基因控制人——逐渐显现出来，我们还是无法预知，哪一类人会在社会等级体系中占据更高的地位。“自然人”是否会觉得，“基因人”只是纯粹的工具，没有真正的自由生命?或者，完全为人操控的“基因人”是否会认为，“自然人”还处在低级的进化阶段?
因此，即将到来的斗争的结果还不确定，它将使我们进入前所未有的紧急状态，因为它不仅关切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且关切，在成为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中，会发生怎样的分裂。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普遍不安的情绪，回忆一下通常归于“西雅图”名下的一系列事件，就可以了。大获全胜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十年蜜月已经过去，姗姗来迟的“七年之痒”即将来临，大媒体突然间都警告说，马克思主义者正在操控“诚实”的抗议者们。这里的问题恰恰是列宁面临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媒体的这些操控，如何表明一种组织结构，把普遍政治要求这一形式，赋予民众普遍不安的情绪。否则动力就会丧失，剩下的只是边缘骚乱。或者组成新的绿色和平组织，能发挥一定的功效，但又会严格限制自己的目标、市场策略，等等……换言之，在今天，“列宁主义”的一大教益就是，没有政党这种组织形式的政治，就是没有政治的政治。所以，对那些只想进行(名符其实的)“新社会运动”的人的回答，与雅各宾派对吉伦特妥协者(Girondin compromisers)的回答，是完全一样的：“你们想要没有革命的革命!”今天的障碍在于，社会政治干预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玩弄体制的游戏，忙于“通过制度进行长征”;或者积极从事新的社会运动，通过生态学，从女权主义走向反种族主义。这些运动的局限性同样表现在，就政治应该具有普遍单一性（Universal Singular）而言，这些运动不是政治性的：他们只是“单一问题运动”，缺乏普遍性之维，即是说，它们与整体性无关。
“西雅图”运动的承诺表现在下列事实中——它恰恰处于普通媒体指责(“反全球化抗议”)的对立面;它是新的全球化运动的第一核心，这里的全球化既涉及(它旨在与当今资本主义进行全球化对抗)，又关乎形式(正是包括移动国际网络在内的全球化运动，才能引起从西雅图到布拉格对全球化的抗议)。它比“全球资本主义”更加全球化，因为它把自己的牺牲品卷入到这场游戏之中，即是说，把那些被资本主义全球化排除在外的人们卷入到这场游戏之中。或许应该 在这里冒险使用一下黑格尔在“抽象”普遍化与“具体”普遍性之间做出的老式区分：资本主义全球化是“抽象”的，它关注资本的思辨运动;而“西雅图”运动则代表着“具体的普遍性”，即代表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整体性，以及被它排斥在外的黑暗地带。
在这里，列宁对自由派的指责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只是利用工人阶级的不满，以巩固他们与保守派截然相反的立场，而不是最终认同于工人阶级的不满。当今的左翼自由派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喜欢激发种族主义、生态学、工人们的不平之气等问题，以使自己的得分领先于保守派，而不危及制度本身。回忆一下，在西雅图，克林顿是如何巧妙地提到几条大街之外的抗议者的，意在提醒那些躲在保安严密的宫殿里聚集一堂的领袖们，应该倾听示威者们传达的信息。(这信息当然是克林顿阐释出来的，它失去了颠覆性毒刺;这毒刺本来是要归到危险的极端主义分子头上的，他们把骚乱与暴力带到大多数和平抗议者那里。)这种克林顿式的姿态后来演变成精致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围堵策略：一方面是妄想狂（即这样的想法，有个见不得人的马克思主义阴谋潜伏在后面）；另一方面，在热那亚，为反全球化的示威者提供食宿的不是别人，而是贝卢斯科尼——他为示威者提供食宿有个前提，即，他们必须“举止得当”，没有干扰官方的活动。所有的新社会运动，包括恰帕斯的萨帕特主义者(Zapatistas)，都是如此。制度性政治总是准备“倾听他们的需求”，使他们丧失他们特有的政治毒刺。我们必须去寻找真正的“第三条道路”，是在制度化的议会政治与新社会运动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作为正在出现的这一骚动不安的标志，作为需要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标志，下列现象的出现还是非常有趣的。在最近接受采访时，即便是像约翰·勒卡雷这样的保守自由派也不得不承认，作为“撒切尔夫人与里根两情相悦”的结果，在绝大多数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国，“社会的基础设施几乎已经停止运作”。这使他发出呼吁说，至少“要对铁路和水源再次实行国有化”。我们实际上正在接近这样的境地，在那里，(被挑选出来)私有财富的产生，是与全球化的(生态的、基础设施的)退化相伴随的。全球化的退化很快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的质量不仅在英国是个问题，最近的一项检测表明，向洛杉矶地区提供水源的整个河盆地带，都受到了人造毒性化学物质的侵袭，这里的水源很快就会无法饮用，即便使用最先进的过滤设备加以过滤，也无济于事。勒卡雷以十分精确的言词，表达了他对布莱尔的愤怒，因为布莱尔全盘接受了撒切尔夫人的基本坐标。他说：“上一次，也就是在1997年，我还觉得，在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时，他在撒谎。关于他，我现在要说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便是，他当时说的是实话。”说得更严密些，在1997年，即使布莱尔“主观上”在撒谎，即使他的秘密议程(secret agenda)就是拯救对于社会主义议程来说一切可行的事情，但在“客观上”，他还是说了实话：他(最终)主观上的社会主义信念只是自我欺骗，只是幻觉，该幻觉使他能够发挥其“客观上”的作用，即完成撒切尔夫人式的“革命”。
有人指责说，倡导激进左翼，无异于乌托邦。对这一指责作出的最终回答应该是这样的，在今天，真正的乌托邦只是这样的信仰——现在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共识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不必进行任何根本性的变革。于是我们回到了1968年的陈旧格言上：“Soyons réalites,demandons I’impossible!”(“现实一些吧，要求那些不可能的东西!”)。要想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就必须考虑打破一切看上去“可能”(或者正如我们通常所言，“切实可行”)之物的约束。如果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于2001年5月的选举获胜中还有什么教训可供汲取，那便是，真正乌托邦式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左翼人士。何以这么说?在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选举获胜这件事情上，要逃避的主要诱惑就是，以此证明，在从阿多诺道维威里奥的保守-左翼的文化批判的传统中，还存在着另外的实践。保守-左翼的文化批判一直抱怨被人操纵的大众愚不可及，能够进行批判反思的自主个人正在消失。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要低估这次大选获胜可能造成的结果。黑格尔说过，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会发生两次，比如拿破仑就失败过两次，等等。对于我们来说，要想意识到这个事件的全部结果，贝卢斯科尼似乎也要赢得两次选举才行。
那么，贝卢斯科尼又得到了什么?他的获胜在道德应该在政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可悲的教益：伟大的道德-政治宣泄的最终结果，便是贝卢斯科尼掌权。十年前，“洁身自好”的反腐竞选摧毁了基督教民主主义(Christian Democrecy)与共产主义者之间意识形态对立，而共产主义一直统治着二战后的意大利政坛。这类似于默多克赢得了英国大选，本是一场政治运动，现在却像商业-传播企业那样运作起来。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不再是政党，正如他的名称所暗示的那样，它只是体育迷俱乐部而已。如果说，在过去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体育运动已经被直接政治化了(回想一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它的顶级运动员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那么，现在的政治已经变成了体育竞赛。这种相似性甚至表现在更多的方面：如果说共产主义政体对工业实现了国有化，那么，贝卢斯科尼则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私有化了。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左翼和自由民主派的全部忧虑——在贝卢斯科尼选举获胜的下面，潜伏着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都是杞人忧天之举，而且在某种程度也过于乐观了：法西斯主义仍然是明确的政治纲领，而在贝卢斯科尼的情形下，最终什么东西也没有潜伏在里面，没有秘密的意识形态纲领可言，有的只是纯粹的保证——一切都将正常运行，我们会做得更好。简而言之，贝卢斯科尼的政治是最纯粹的后政治。全部西方国家中的“后政治”的最终标志，就是政府的管理方式的强化，政府被视为管理机关，它已经丧失了它所固有的政治维度。
在今天，政治斗争的真正危险在于，在两个主要的政治党派中，究竟是保守派还是“温和左翼”能够把自己打扮成真正体现了后意识形态精神的政治党派，同时又把另一个政治党派斥为“依然陷于陈旧意识形态幽灵而无力自拔”而大加鞭挞?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属于保守派，那么90年代的教训似乎是，在我们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后共产主义者们)，实际上同样是作为资本的代言人发挥作用的。一般而言 ，它反对自己特定的政治派别(这派别额是由另一个“保守”的政党所扮演的)，目的是要表明，它正在向所有人发话，它同样也想满足反资本主义的各个社会阶层的特定需要(比如说，满足国内的“爱国”的中产工人阶级的需要，他们受到了廉价的移民劳动力的威胁。回忆一下基民党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提议——德国应该引进50，000印度电脑程序员——时，是怎样创造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各样的，“Kinder statt Inder!”——“要自己养儿，不要印度人!”)。这一经济构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下列问题：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既代表了巨额资本的利益，又代表了跨文化的宽容——跨文化的宽容旨在保护外国少数人的利益。
关于第三条道路，左翼怀揣的梦想是，与魔鬼签订的条约一样会带来好的结果：好吧，不要革命，我们接受了资本主义 ，把它视为街上惟一可玩的游戏，但至少我们能够保留福利国家所取得的某些成就，还可以建立对性别少数派、宗教少数派、种族少数派持宽容态度的社会。如果贝卢斯科尼的选举获胜所预示的倾向持续下去，一个更加黑暗的前景会出现在地平线上，会出现于这样的世界中。在那里，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统治没有得到左翼-自由派的宽容的补充，反而得到了下列两者的典型的后政治混合物的补充——其一是纯粹的传媒寻求的景象，其二是道德多数派所关心的食物 (回想一下梵蒂冈是怎样不动声色地支持了贝卢斯科尼的)。如果在贝卢斯科尼的后政治中还隐藏着什么意识形态议程的话，那么直率的说吧，它便是二战后签订的民主条约的破产。在最近几年，二战后签订的反法西斯主义条约正在慢慢破裂，这一破裂的标记已经出现了许多——从“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到新右翼民粹主义者，所谓的“禁忌”都正在解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瓦解这一条约的人，引用的恰恰是自由派普适化的牺牲逻辑：当然，存在着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但二战之后的被驱除的其他牺牲者，又该怎么说？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些被逐出家园的德国人，又该怎么说?他们不是一样有权要求得到(财政)补偿?
不远的将来并不属于勒庞或帕特·布坎南之流的露骨的极右翼煽动者，而是属于贝卢斯科尼和海德尔二类的人，他们披着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的外衣，提倡资本的全球化。他们与倡导第三条道路的左翼的斗争的焦点在于，谁能更加有效地抵制全球资本主义的过剩，是第三条道路的跨文化宽容，还是民粹主义的同性恋恐惧症?这令人讨厌的二种选一便是欧洲对全球化的回应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卢斯科尼的政治是最糟糕的后政治;即使《经济学家》这个反左翼自由主义的坚定喉舌，也被贝卢斯科尼指控为“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因为它提出了几个严峻的问题，诸如，一位被证明有罪的人怎么成了总理!这意味着，在贝卢斯科尼看来，所有反对他的后政治的人都根植于“共产主义阴谋”之中。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因为对他而言，这是唯一真正的反对。所有其他人——自由派或倡导第三条道路的左派——基本上都在跟他玩一样的游戏，只是披上了不同的外衣而已。而希望必定在于，贝卢斯科尼在其妄想狂一般的认识图绘的第二个方面，将同样是正确无误的——他的胜利将给真正的激进左翼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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