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以及对于许多具有相似的历史定位、即定位在白种人、从事专门职业的中产阶级、女性、激进分子、北美人、中年体态的人——来说，政治身份危机的根源是多种多样的。美国左派和美国女性主义的晚近历史，即是通过不断的分裂和寻求新的本质统一性而对这种危机做出的反应。
——唐娜·哈拉维
赛博宣言：1980年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译者：严泽胜
集成电路中的妇女的共同语言的反讽梦
本文是一种尝试建立忠实于女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唯物主义的反讽式政治神话的努力。或许亵渎要比尊崇和认同更为忠实。亵渎似乎总是需要非常严肃地对待事物。我不知道从美国政治——包括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的世俗宗教的、福音派新教会的传统中还能采取什么更合适的姿态。
亵渎在内部保护某种道德免受大多数道德的压制，同时亦坚持认为共同体是必要的。亵渎不是背叛。反讽关涉不能化解为更大的整体的矛盾，甚至辩证地说，关涉使不相容的事物连在一起而产生的张力，因为两个或所有不相容的事物都是必要和真实的。反讽关涉幽默和严肃的游戏。它也是一种修辞策略和一种政治手段，一种我希望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中看到的更受尊重的政治手段。处于我的反讽式忠实——即我的亵渎行为——中心的是赛博的形象。
赛博（cyborg）是控制论的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是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既是虚构的生物也是社会现实的生物。
社会现实是实践的社会关系，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建构，一种改变世界的虚构。国际妇女运动建构了“妇女经验”，也揭示或发现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共同对象。这种经验既是虚构也是事实，有着最为重要的、政治的性质。解放依赖于对压迫的意识——想象的理解——的建构，同样也依赖对可能性的意识的建构。
赛博既是虚构也是实践经验的问题，这种虚构和实践经验改变了二十世纪晚期算作妇女经验的那些东西。这是超越生死的斗争，不过，科幻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界限是一种视觉幻象。
当代科幻小说充满了赛博——这种同时既是动物也是机器的生物，居于模棱两可地既是自然的也是制造的世界中。现代机器也充满赛博，这是生物体与机器——每一个都被想象成编码的装置——的亲密耦合，而且拥有一种不是在性的历史中产生的权力。
赛博的“性征”恢复了羊齿植物和无脊椎动物的那种有趣的自我复制的巴洛克式风格（这样一种微妙的预防异性恋的机体特征）。赛博的自我复制与机体复制不相干。现代生产似乎像是一个赛博将工作领域殖民化的梦，一个使泰勒主义的梦魇显得像是田园诗的梦。
现代战争是一场赛博的狂欢，被编码为C3I，即命令——控制——交流——智能 （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intelligence），这是1984年美国国防预算的一个840亿美元的项目。我在论证的是，赛博是一种测绘我们的社会与身体现实的虚构，也是一种暗示某些非常有成效的耦合的想象的源泉。福柯的生命政治是赛博政治这一非常开放的领域的一个微弱预兆。
迄至20世纪后期——这是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都是吐火女怪(chimera)，是理论上虚构的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物;总之，我们是赛博。
赛博是我们的本体论 ，它赋予我们政见。赛博是凝缩着想象和物质现实的形象，是两个结合在一起构成所有历史转变之可能性的中心。在“西方的”科学和政治传统——即种族主义、男权资本主义的传统;进步的传统;挪用自然作为文化生产的资源的传统;从他者的反射来再造自我的传统——中，生物体与机器的关系曾是一场边境战争。在这场边境战中至关重要的是生产、再生产以及想象的领地。本文是对边界混乱的快乐和边界建构的责任的论证。
本文也努力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非自然主义的方式、在想象一个无性别的世界——也许是一个没有遗传的世界，但也许也是一个没有终结的世界——的乌托邦传统中，促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和理论。赛博这种化身是外在于拯救的历史的。
赛博是后性别世界的生物;它与双性恋倾向、前俄狄浦斯期的共生现象 ，非异化劳动 ，或其他通过最终把各部分的全部能量挪用到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中去的机体完整性的诱惑毫无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赛博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起源故事；这是一个“最后的”讽刺，因为赛博也是“西方”逐渐加强对抽象个性化——即一个终于摆脱了所有依赖的终极自我，一个太空中的人——的控制的可怕的天启式的终极目标。
“西方式”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起源故事取决于原初的统一性、完满性、赐福与恐怖的神话——每个人必须与之分离的菲勒斯母亲再现了这种神话——取决于个体发展的任务与历史的任务这对孪生的、对我们来说最强烈地铭刻在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有力神话。
希拉里•克莱恩曾论证说，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在它们的劳动概念和个体化与性别构成的概念方面，都依赖于一出逐渐强化对妇女/自然的控制的戏剧中的原初统一性——差异必然从中产生——的情节。赛博跳过了原初统一性即西方意义上的与自然同化这一步。这就是它的像星球大战计划那样可能导致颠覆其目的论的非法允诺。
赛博断然坚持局部性、反讽性、亲密性和反常性。它是对抗性的、乌托邦式的和完全不是无害的。赛博不再由公私两极所结构，它界定了一个部分基于家庭的社会关系变革的技术城邦的范围。
自然与文化被重构;其中的一个不再是另一个挪用或合并的资源。由部分形成整体的那些关系，包括极性与等级制统治的关系，在赛博世界中是有争议的。与法兰肯斯坦的怪物的希望不同，赛博并不指望其父亲通过重建乐园来解救它;即通过制造一个异性恋配偶，通过它在一个完成的整体——如一座城市和宇宙——中的实现来解救它。
在这个没有俄狄浦斯计划的时代，赛博也不梦想基于有机家庭模式的共同体。赛博不会承认伊甸园；它不是由泥土制造的，因而不可能梦想回归尘土。也许这就是我想要看看赛博是否能够颠覆预示在某种被命名为撒旦的狂暴冲动中回归核尘埃的天启的原因。赛博并不虔诚；它们不会回想起宇宙。它们对整体论充满警觉，但渴望联系——它们似乎对统一战线政治有某种天生的感觉，但却没有先锋政党。当然，赛博的主要问题是，它们是军国主义和父权制资本主义——更不要提国家社会主义——的私生子。不过私生子通常极不忠实于自己的起源。毕竟，它们的父亲是无关紧要的。
我将在本文的结尾回到赛博的科幻小说这个问题，但现在我要指出三处至关重要的边界崩溃，这使得以下的政治虚构（政治科幻）分析成为可能。
到20世纪后期，在美国的科学文化中，人与动物的界限被彻底打破了。独特性的最后一片沙滩，即使没有变成娱乐公园，也已被污染了——语言、工具使用、社会行为、精神活动，没有什么能真正令人信服地决定人与动物的分离。许多人不再觉得需要这种分离;的确，女性主义文化的许多派别肯定了人与其他活的生物的联系的快乐。保护动物权利的运动不是对人的独特性的非理性否定；它们眼光锐利地认识到要跨越自然与文化的不光彩的断裂，建立二者间的联系。
最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生物学与进化论同时既使现代生物体成为知识的对象，同时也使人与动物的联系变成某种一再受到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和专业争论的侵蚀的模糊痕迹。在此框架内，给现代基督徒教授创世论，应该像某种形式的虐待儿童那样受到反对。
生物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是科学文化中惟一公开论证人的动物性的意义的立场。从事激进政治的人大有余地为破裂的边界的意义争辩。赛博出现在神话中，这恰好是人与动物的界限被逾越的地方。赛博远不是标志着将人与其他活的存在隔开，而是标志着既令人不安又令人愉快的紧密结合。兽性在这种婚姻交换的循环中具有了新的地位。
第二个有漏洞的区分是动物——人(生物体)与机器的区分。前控制论的机器可能有鬼魂出没;机器中总是有鬼魂的幽灵。这种二元论构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话，此对话由某个辩证法的后裔——根据西号称其为精神或历史都行——所解决。不过从根本上说，机器不是自动的、自我设计的、自治的。它们不可能实现人的梦想，只能使其破灭。
它们不是男人，不是自己的创造者，而只是对男权主义复制梦想的滑稽模仿。只有妄想狂才会认为它们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我们并不如此肯定。20世纪后期，机器已使得自然的与人造的、心灵与身体、自我发展的与外部设计的之间的差异、以及许多其他过去常应用于生物体与机器的区分变得彻底模糊了。我们的机器令人不安地生气勃勃，而我们自己则令人恐惧地萎靡迟钝。
技术决定论是把机器和生物体重新构想为编码的文本——通过这些文本我们从事着书写与阅读世界的游戏——所打开的惟一意识形态空间。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将一切都“文本化”，因其对作为任意阅读的“游戏”之基础的统治的现实关系的乌托邦式漠视，而受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指责。当然，后现代主义策略，像我的赛博神话一样，确实颠覆了无数的有机整体（例如，诗、原始文化、生物学有机体）。
简言之，被看作是自然——见识的来源和纯真的保证——的东西的确定性遭到破坏，可能是致命的破坏。阐释的先验权威丧失了，作为“西方”认识论之基础的本体论亦随之丧失。不过，可供选择的既不是玩世不恭也不是背信弃义，即某种抽象的生存形式，就像对通过“机器”摧毁“人”、或通过“文本”摧毁“有意义的政治行动”的技术决定论的解释那样。赛博将会是谁？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个生存的问题。黑猩猩和人工制品都有政治学，那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有? 第三个区分是第二个区分的子集：对我们来说，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界线是极其模糊的。有关量子理论的后果和测不准原理的物理学科普读物，是作为美国白人异性恋性关系的激烈变革标志的丑角罗曼司的某种科普对等物：尽管它们曲解了它，但是它们涉及的问题是正当的。现代机器的精髓是微电子设备：它们无处不在而又无一可见。
现代机器是一个不虔敬的新暴发的神，它嘲笑上帝的无所不在和精神性。硅芯片是用于书写的表面：它铭刻在只被原子噪音扰乱的分子刻度上，这种原子噪音是为保护核子刻度的最终干预。书写、权力以及技术在西方文明的起源史上是老搭档，但是小型化改变了我们对机械装置的经验。
小型化结果与权力有关;小与其说美观还不如说极其危险，例如巡航导弹的情况。比较一下1950年代的电视机或1970年代的新闻摄影机与现在在做广告的腕戴电视或手持摄像机吧。我们最好的机器是由阳光制造的;它们全都明亮、洁净，因为它们只是信号、电磁波，即光谱的一部分。而且这些机器极其轻便，易于携带——一个在底特律和新加坡的巨大的人类烦恼的问题。人在任何地方都几乎没有如此易变，既是物质性的也是不透明的。赛博是以太，是精萃。
赛博的无所不在与不可见性恰恰是这些阳光带机器如此极端的原因。它们在政治上就像在物质上那样难以看清。它们与意识——或者意识的类像——有关。 它们是乘轻型货车横跨欧洲的漂浮的能指，受到那些背井离乡因而行为怪异的格林汉姆妇女(Greenham women) ——她们对赛博权力网络有很好的理解——的女巫——织物(witch-weavings)的阻碍，她们的阻碍比老式的男权政治——这种政治的自然选民需要防御工作——的武力更为有效。最终，最“艰深”的科学涉及的是界线最模糊的领域，即纯粹数字、纯粹精神、C3I、密码术以及对有效的秘密之保存的领域。
新机器因而清洁而明亮。它们的工程师是太阳的崇拜者，居间促成一场与后工业社会的夜梦密切相关的新科技革命。这些清洁机器所引起的弊病只是免疫系统的某种抗原的微小编码的改变，只是对压力的经验。“东方”妇女灵巧的小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少女对小家家的旧式迷恋，妇女对小东西的强迫关注在当今世界呈现出全新的维度。也许有一个赛博艾丽斯(Alice) 考虑到这些新的维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也许是在亚洲制造芯片，并在圣丽塔(Santa Rita)旋转舞蹈的非自然的赛博妇女，它被建构的统一性将引导有效的对抗策略。
因此，我的赛博神话关涉的是被僭越的界线、有效的融合，以及改革派可能将其作为必需的政治工作之一部分来予以探究的危险的可能性。我的前提之一是，大多数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都看到在社会实践、符号表达、以及与“高技术”和科学文化相关的物质制品中被深化的心与身、动物与机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二元论。
从《单向度的人》到《自然之死》 ，改革派所发展的分析策略强调技术的必然统治，并使我们恢复为一种想象的有机整体，以整合我们的抵抗。我的另一个前提是，那些抵抗世界范围内技术统治的强化的人们需要团结的程度空前强烈。不过，一种稍稍反常的视角转换可以更好地使我们能在技术介入的社会中为意义以及其他形式的权力和快感而斗争。
从一个视角来看，赛博世界关涉的是最终把控制的格栅强加在地球上，是最终体现在以防御的名义发动的星球大战启示的抽象观念，是女性身体在男权主义的战争狂欢中的最终挪用。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赛博世界可能关涉活的社会和身体的现实，在其中人们不担心他们与动物和机器的共同的亲缘关系，不担心永远是局部的身份和矛盾的立场。
政治斗争是同时从两个视角来看的，因为每一个视角都揭示了从另一个有利位置看是不可思议的统治和可能性。单视觉比复视觉或多头怪兽产生更严重的幻觉。赛博统一体是怪异与不合法的;在当前的政治情势下，我们几乎不可能为抵抗和再结合期望更有力的神话。
我愿意把LAG——利弗莫尔行动小组(Livermore Action Group)——想象为一种赛博团体，它致力于切实地改变最强烈地体现和涌出技术启示的方法的实验室，致力于建立一种实际上设法把女巫、工程师、老人、性变态者、基督徒、母亲以及列宁主义者长期联合起来以使美国裁军的新的政治形式。不可能的分裂是我所在城镇的亲合团体的名称(亲合：不是通过血缘而是通过选择联系在一起，一个化学核团体吸引另一个，即亲合力。)
破碎的身份
已很难用一个单一的形容词来命名某个团体的女性主义——甚或已很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这个名词了。通过命名来进行排斥的意识很严重。身份似乎是矛盾的、局部的和策略性的。由于对它们的社会和历史建构的承认是艰难赢得的，因此性别、种族与阶级不可能为对“根本的”统一性的信仰提供基础。
成为一个“女性”不存在必然束缚妇女的东西。甚至不存在“成为”女性这样一种状态，女性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范畴，它是在有争议的性科学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中建构的。性别、种族或阶级意识是由父权制、殖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充满矛盾的社会现实的可怕的历史经验强加于我们的结果。
在我的修辞中谁算作“我们”?哪种身份可以用来为这样一种称为“我们”的有力的政治神话奠定基础?什么可以激发对这个集体的积极参与?在女性主义者中(更不用说在妇女中)沿着每一条可能的错误路线发生的痛苦的分裂，已使得妇女(woman)这一概念令人难以捉摸，成为为妇女之间相互支配之矩阵辩解的理由。
对于我——以及对于许多具有相似的历史定位、即定位在白种人、从事专门职业的中产阶级、女性、激进分子、北美人、中年体态的人——来说，政治身份危机的根源是多种多样的。美国左派和美国女性主义的晚近历史，即是通过不断的分裂和寻求新的本质统一性而对这种危机做出的反应。不过，另一种通过联合——亲合，而不是通过身份而做出的反应也逐渐得到承认。
切拉•桑多瓦尔从对称为有色人种妇女的新的政治声音形成的特定历史时刻的考虑的角度，对一种称为“对抗意识”的有希望的政治身份模型予以理论说明，这种政治身份模型来源于那些被拒绝在种族、性别或阶级这些社会范畴中获得稳定的成员资格的人对权力网络的理解能力。“有色人种妇女”——这是一个在其诞生时就遭到它所要包含的那些人的反对的名称，以及一种标志着“西方”传统的男性的所有符号的系统损毁的历史意识——用他性和差异构建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身份。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身份是完全政治化的，无论人们会怎样谈论其他可能的后现代主义。
桑多瓦尔强调，识别谁是一个有色人种妇女缺乏基本的标准。她注意到，对一个群体的界定是通过对否定的有意识的挪用进行的。
例如，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妇女或一个美国黑人妇女并不能像一个妇女或像一个黑人或像一个名墨西哥裔美国男人那样讲话。因此，她处于否定性身份层级的底端，被置于甚至那些称为“妇女与黑人”——他们主张进行重大的变革——的享有特权的受压迫的身份类型之外。“妇女”这一范畴否定了所有非白人妇女；“黑人”这一范畴否定了所有非黑色人种，以及所有黑人妇女。
不过，在已确证她们作为美国有色人种妇女的历史身份的美国妇女中，也并不存在着一个“她”，不存在任何单一性，而是存在着一个差异的海洋。这一身份划分出一个自觉建构的空间，这个空间不能确证那种基于自然的认同行动的能力，而只能确证那种基于自觉的联合、亲合以及政治上的亲密关系行动的能力。与美国白人妇女运动的某些支流的“妇女”不同，这里并不存在对这一范型的自然化，或至少，这是桑多瓦尔论证通过对抗意识的力量唯一可获得的身份。
必须把桑多瓦尔的论点看作是对女性主义者的有力的系统表述，这种表述源于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主义话语的发展，反殖民主义话语消解了“西方”及其最高成果——一个不是动物、野蛮人或女人的人，即男人，他是一个称为历史的宇宙的创造者。随着东方主义在政治和符号方面被解构，西方身份包括女性主义者的身份都不稳定了。
桑多瓦尔论证，“有色人种妇女”有机会建立一种有效的统一体，此统一体并不是复制先前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那种帝国主义化的、总体化的革命主体，这种主体没有正视由解殖民化而引起的那种无序的多音状态。
凯蒂•金强调认同的限度以及认同的政治/诗学机制，这种机制被纳入对“诗歌”这种文化女性主义的生成内核的阅读之中。金批评当代女性主义者中的那种持续倾向，即从女性主义实践的不同“契机”或“对话”转到对妇女运动加以分类，以使自己的政治倾向显得像是全体的终极目的。
这些分类往往重新使得女性主义历史像是在时间中持存的种种相关类型的女性主义——尤其是那些被称为激进的、自由主义的以及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典型团体——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夸张地说，通过建立一种明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所有其他的女性主义通常不是被合并就是被边缘化。
女性主义分类学产生了对偏离官方妇女运动经验进行控制的认识论。当然，“妇女文化”，就像有色人种妇女，是由促使亲合的机制有意创造出来的。诗、音乐以及某些形式的学术实践的仪式是出色的。美国妇女运动的种族和文化政治是密切地相互交织的。金和桑多瓦尔的共同成果是学会在不依赖挪用、合并以及分类认同的逻辑的情况下打造一个诗学/政治的统一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反对通过支配形成的联合或通过合并形成的联合的斗争，不仅削弱了为父权制、殖民主义、人道主义、实证主义、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其他种种无人惋惜的主义辩护的理由，而且也削弱了所有声称采取某种有机或自然的立场的主张。我认为，激进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同样也削弱了她们/我们的认识论策略，而这是构想可能的统一体的极其重要的一步。西方政治人所了解的所有“认识论”是否会使我们在建立有效的密切关系上失败，这还要看一看。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努力将革命的立场、认识论建构为那些致力于改变世界的人们的成就，这已成为那种显示认同的局限的过程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尖刻方法与有关革命主体的本体论话语的建构性方法，也许可以被看作是在为了生存下去而消解西方自我的行动中结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同盟。
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拥有一个历史性建构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不过，尽管我们丧失了原初的纯真，但我们并没有被逐出乐园。我们的政治活动也丧失了具有无罪之天真的罪之放纵。不过，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另一种政治神话看起来会像什么呢?什么样的政治会进行局部的、矛盾的、永远开放的对个体和集体自我的建构，并且仍然是可靠的、有效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地——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
我不知道历史上还有哪些时候更需要进行政治联合以有效地对抗“种族”、“性别”、“性征”以及“阶级”的支配。我也不知道还有哪些时候我们能够帮助建立的那种联合会是可能的。“我们”中没有人再具有为“他们”中的任何人规定现实状态的象征或物质的能力。或至少，“我们”不能声称没有实施这种支配。白人妇女，包括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发现（即在尖声抗议中被迫注意到）妇女这一范畴的非清白。
这种意识改变了所有先前范畴的地貌;它就像热量改变脆弱的蛋白质的性质那样改变了这些范畴的性质。赛博女性主义者必须表明，“我们”不再需要自然的统一范型，任何结构都是不完整的。清白，以及必然对作为洞见之惟一基础的受害身份的强调，已造成了足够的损害。不过，被建构的革命主体也必然使20世纪后期的人们踌躇不前。在对同一性的扰乱和在建构它们的自反策略中，打开了为在预言式地终结了救赎历史的重大事件之后的时代编织非尸布的东西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都同时使“妇女”这一范畴和对“妇女”的社会生活的意识自然化和非自然化。也许，一种系统的漫画式描述可以突出这两种运动的性质。
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根源于一种对揭示了阶级结构的工资劳动的分析。工资关系的后果是系统的异化，因为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相分离。抽象和幻想在知识中居主导地位，支配则在实践中居主导地位。劳动是使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克服幻想并且发现那个对于改变世界必不可少的观点的享有特权的范畴。劳动是创造人的教化活动;劳动是使有关主体的知识，因而也是使有关屈从和异化的知识成为可能的范畴。
按照忠实的来源关系，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策略联合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成就是将劳动范畴扩展到能容纳（某些）妇女所作的事情，即使当工资关系服从于一种更全面的对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劳动的看法。特别是妇女的家务劳动以及妇女作为母亲的一般活动——即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再生产——根据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类似而进入理论之中。
在此，妇女的联合依赖于以“劳动”的本体结构为基础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使联合“自然化”;它是以某种植根于社会关系中的可能的立场为基础的可能的成就。本质化的运动是处于劳动或其相似物——妇女的活动——的本体结构之中的。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及其突显的西方自我，对于我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这些系统表述的贡献是强调现实生活中的妇女的日常责任，是建立联合而不是使这些联合自然化。
凯瑟琳•麦金诺对激进女性主义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种对作为行动之基础的西方身份理论的挪用性的、合并性的、总体化的趋势的漫画式描述 。根据麦金诺的看法，将晚近称为激进女性主义的妇女政治活动中所有不同的“契机”或“对话”予以同化，这在实践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
不过，她的理论的目的论逻辑却显示某种认识论和本体论——包括对它们的否定——如何消除或控制着差异。麦金诺理论的作用之一是重写了激进女性主义这个杂多领域的历史。主要的作用是创制了一种经验理论，即有关妇女身份的理论，这种理论对于所有的革命立场来说是一种启示。即使说，被纳入这种有关激进女性主义的叙述的总体化，通过强化对彻底的非存在的经验和证明而达到了其目的——妇女的联合。
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来说，意识是一种成果，而非自然的事实。麦金诺的理论消除了人道主义革命主体所固有的某些困难，但却是以彻底的还原论为代价的。
麦金诺认为，激进女性主义必需采取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分析策略，不是先看阶级结构，而是先看性/性别结构及其生成关系，以及男人在性方面对女人的建构和占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金诺的“本体论”建构了一个非主体、非存在。“女人”不是起源于自己的劳动，而是起源于另一个人的欲望。因此，她发展了一种意识理论，这种理论强调可看作“女人”经验的东西——即为性侵犯命名的一切，而且就“女人”可涉及的范围而言，就是为性本身命名的一切。女性主义实践是对这种意识的建构，即对不存在的自我的自我认识。
反常的是，在这种激进女性主义中，性占有仍然具有劳动的认识论地位，也就是说，能有助于改变世界的分析必然由此产生。但是，性/性别结构的结果是性的对象化而不是异化。在认识领域，性的对象的结果是幻觉和抽象。不过，一个女人不仅与她的产物疏离，而且在某种深层意义上不是作为一个主体，甚或不是作为一个潜在的主体而存在，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全依凭于性占有。通过他人的欲望而被建构，与劳动者被迫和自己的劳动产品分离而被异化，并不是一回事。
麦金诺的彻底的经验论是极端总体化的；它与其说排斥，还不如说取消了所有其他妇女的政治言语和行动的权威性。正是这种总体化产生了西方父权制本身从未成功产生过的东西——即女性主义者对妇女除非作为男人欲望的产物，否则就是某种非存在的意识。
我认为，麦金诺正确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身份观并不能为妇女的联合奠定坚实的基础。但在为了女性主义的目的而解决所有西方革命主体的矛盾的问题时，她发展了一种甚至更专横的经验学说。
如果说我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不满的是他们无意识地取消了在反殖民话语和实践中明显的多种声音的、不可同化的根本差异，那么麦金诺有意识地通过妇女“本质上的”非存在而取消所有的差异也并不令人心安。
历史的再铭刻——激进女性主义可以容纳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称之为劳动的妇女的所有活动，只要这些活动可以被性别化。生育对于这两种倾向具有不同的意味，一种倾向植根于劳动，另一种倾向植根于性，二者都把支配和忽视社会和个体现实的后果看作“错误意识”。
超越于任何一位创始人的论证中的困难或贡献，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观点往往都不接受局部解释的地位;二者通常被建构为整体性的。西方的解释也如此要求;“西方的”创始人还能怎样与其他的创始人结合呢?
每一种支配都试图吞并其他的支配，其方式是通过类比、简单的列表或补充来扩展其基本范畴。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中对种族问题的难堪的沉默，是一个严重的破坏性的政治后果。历史和多种声音消失在试图建构谱系的政治分类之中。在声称揭示作为一个统一的或可总体化的整体的女人这一范畴和妇女这一社会群体之建构的理论中，没有为种族（或别的许多东西）留有结构空间。我的漫画式描述的结构表面上是这样：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阶级结构//工资劳动//异化
劳动，类似于生育，扩展到性，加上种族
激进女性主义——
性别结构//性占有//对象化
性，类似于劳动，扩展到生育，加上种族
在另一个语境中，法国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声称，妇女在二战后作为一个历史群体与青年等群体一同出现。她所说的日期是可疑的;但我们现在习惯于想起，作为认识的对象和历史的参与者，“种族”并不始终存在，“阶级”具有历史的起源，而“同性恋”是相当晚近的。并非偶然的是，正是在地球上人们联系的网络空前多样、丰富和复杂的同时，人类家庭这一象征系统——而且也是女人的本质——却崩溃了。“发达资本主义”不足以表达这一历史时刻的结构。
在“西方的”意义上，人的终结是至关重要的。在现时代，女人分裂为妇女并不是偶然的。或许，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质上并没有犯下提出压制妇女的特殊性和相互矛盾的利益的本质主义理论的罪过。我认为，我们至少已经通过不加思虑地参与白人人道主义的逻辑、语言与实践，以及通过寻求一个单一的支配基础，以确保我们革命的声音。现在，我们已很少辩解的理由。但是，由于意识到失败，我们冒着陷入无限的差异和放弃那种建立局部、真实之联系的令人困惑的任务的危险。某些差异是十分有趣的：某些差异是世界历史支配系统的两极。“认识论”关涉的是对差异的认识。
统治的信息学
在这种对某种认识论和政治性的立场的尝试中，我想勾画一幅描绘可能的联合的图画，这幅图画受惠于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计划原则。我勾画的框架是根据世界范围内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社会关系的重组的程度和重要性来设定的。
我支持这样一种政治，它根源于如下主张：即认为在一个新兴的世界秩序体系——在其新颖性和范围上堪比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秩序——中，必须在阶级、种族与性别的性质上有根本性的变革。我们正经历一个从有组织的工业社会向多形态的信息系统转变的运动过程——从极度工作转向极度游戏，一种致命的游戏。这种二分法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意识形态性的，可以用下列图表来表示，此图表显示了从安逸的旧式等级制统治向我称之为统治的信息学的可怕的新网络的转变：
表征 仿真
资产阶级小说，现实主义 科幻小说，后现代主义
有机体 生物成分
深度，完整性 表面，边界
热烈 喧闹
作为临床实践的生物学 作为铭刻的生物学
生理学 通信工程学
小团体 亚系统
完美 最优化
优生学 人口控制
颓废，《魔山》 退化，《未来冲击》
卫生学 施压管理
微生物学，肺结核 免疫学，艾滋病
有组织的劳动分工 生物工程学/劳动控制论
功能专业化 模数建构
繁殖 复制
器官性功能专门化 最佳遗传策略
生物决定论 进化惯性，强制
共同体生态学 生态系统
种族存在链 新帝国主义，美国人道主义
家庭/工厂的科学管理 全球工厂/电子农舍
家庭/市场/工厂 集成电路中的妇女
家庭工资 可比价值
公共/私人 塞博公民身份
自然/文化 差异领域
合作 增进交流
弗洛伊德 拉康
性 遗传工程
劳动 机器人技术
心智 人工智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星球大战
白人资本主义父权制 统治的信息学
这份列表暗示了许多有趣的东西。首先，右边的那些项目不可能被编码为一种颠覆左边项目的自然主义编码的“自然的”结果。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或物质上都不可能返回了。不仅是“上帝”死了，“神性”也死了。在考虑生物成分这类项目时，我们不应根据基本性质，而应根据设计策略、界线限制、流速、系统逻辑、减少限制的代价等来考虑。
有性繁殖是多种繁殖策略中的一种，其代价和收益取决于系统环境。有性繁殖的意识形态再也没有理由祈求那些将性与性角色看作像有机体和家庭这类自然物的有机方面的概念了。这种推论将被揭露为非理性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阅读《花花公子》的公司管理人员与反色情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将结成不可思议的盟友以共同揭露这种非理性主义。
同样地，就种族而言，有关人类多样性的意识形态必须根据参数的频率来表述，就像血型或智力评分一样。援引像原始和文明的之类的概念是“非理性的”。对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而言，对完整的社会系统的寻求让位于一种称为“试验人种学”的新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有机物消失在对写作游戏的关注中。在意识形态的水平上，我们看到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被翻译为发展和欠发达、现代化的速度和限制之类的语言。
所有的物或人可以适当地根据分解和重组来加以考量;没有“自然的”架构来限制系统规划。世界所有城市的金融区，以及出口加工和自由贸易区，表明了“晚期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事实。全宇宙可被科学认识的事物，必须作为通信工程学中的问题(对于管理者而言)或作为文本的理论(对那些会抵制的人而言)来加以系统阐述。二者都是塞博符号学。
我们认为控制策略应集中在边界条件和交界面，而不是集中在跨越边界的流速——也不是集中在自然客体的完整性上。西方自我的“正直”或“真挚”让位于决定程序和专家系统。例如，用于控制妇女生育能力的控制策略将在人口控制和个体决策人的目标成果最大化的语言中得到发展。控制策略将根据效率、限制的代价、自由度来系统阐述。人类，就像所有其他成分或亚系统那样，必须定位在一个系统架构内，此架构的基本运作模式是盖然论的、统计学的。没有任何客体、空间或身体本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成分都可以与其他任何成分接合，如果可以为处理某种普通语言的信号建构适当的标准、适当的代码的话。当今世界的交换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实现的那种普遍转化，马克思对此作过充分的分析 。影响当今世界各类成分的特优病状是强制—交流的中断。塞博不属于福柯的生物政治；塞博是在模拟政治，这是一种更有效力的运作领域。
这种对二战之后历史性地出现的科学和文化上的认识对象的分析，使我们得以看到女性主义分析的某些重大缺陷，好像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组织着“西方”话语的有机的、等级化的二元论仍然支配着女性主义分析的进行。这些二元论已被拆解利用，或如左伊•索菲娅可能指出的，它们已被技术性地消化了。
心与身、动物与人、有机体与机器、公与私、自然与文化、男与女、原始与文明的二元划分，在意识形态上都是成问题的。妇女的实际境况是她们被榨取/整合进一个生产/生育和称为统治的信息学的交流构成的世界体系。
家庭、工作场所、市场、公共场所、身体本身——所有这些都可以几乎无限多样的方式分散和接合，这对妇女和其他人具有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本身是因人而异的，并且使得有效的国际对抗性运动对于生存来说既难以想象又至关重要。重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专注于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包括决定性地结构我们的想象的神话和意义体系——的理论和实践来进行的。塞博是一种分散重组的后现代的集体与个人的自我。这是女性主义者必须编码的自我。
通信技术和生物技术是重构我们身体的关键工具。这些工具体现和强化了全世界妇女的新的社会关系。技术与科学话语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形式化，即理解为那些建构它们的流动的社会相互作用的固定瞬间，不过，它们也应被看作是强化意义的手段。工具与神话、手段与概念、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系统与对可能的身体——包括知识的对象——的历史性剖析之间的界线是可穿越的。的确，神话与工具彼此相互建构。
而且，通信科学与现代生物学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步骤建构的——即把世界转化为编码问题，这是在寻求一种共同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所有对作为手段的控制的抵抗都消失了，所有异质因素都可以分解、重组、投资和交换。
在通信科学中，把世界转化为编码问题，可以通过考察应用于电话技术、电脑设计、武器部署或数据库的创建和维护的控制论的(反馈控制的)系统理论来加以阐明。在每种情况下，关键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一种语言和控制理论;关键的运作是确定信息量流动的速率、方向和概率。
世界被再分为不同的范围，这些范围的信息渗透性是不同的。信息只是那种允许普遍的转化，从而也允许不受阻碍的工具性权力(称为有效交流)的可计量的要素(单位，统一的基础)。对于这种权力的最大威胁是交流的中断。所有的系统崩溃均取决于压力。这种技术的基本原理可以精简为C3I隐喻，即命令—控制—交流—智能(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intelligence)，这是表示其运作理论的军事符号。
在现代生物学中，把世界转化为编码问题，可以通过分子遗传学、生态学、生物社会学的进化理论以及免疫生物学来加以阐明。有机体已被转化为基因编码和解码的问题。生物技术，作为一种书写技术，广泛渗透到研究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有机体不再作为知识的对象存在，而是让位于生物成分，即特种信息处理部件。生态学中的类似步骤可以通过探究生态系统这一概念的历史和效用来予以分析。
免疫生物学和相关的医学实践是编码和识别系统作为认识对象，作为建构我们身体现实的结构的特权的富有意义的范例。生物学在这里是一种密码系统。研究必然是一种智力活动。这颇有讽刺意味。受到压力的系统会出错；它的交流过程会中断；它无法识别自我和他者的差异。移植了狒狒心脏的人类幼儿引起了全国性的伦理困惑——对于动物权益保护者如此，对于人类纯洁性的护卫者至少也是这样。男同性恋者、海地移民以及静脉注射药物的使用者，是标志着（铭刻在身体上）界限混乱和道德堕落的可怕的免疫系统疾病的“享有特权的”牺牲品。
不过，这些涉入通信科学与生物学的离题已达到一个极高的层次;有一个寻常的、主要是经济上的现实支撑着我的主张，即这些科学与技术为我们显示了世界结构的根本转变。通信技术依赖于电子技术。现代国家、跨国公司、军事力量、国家福利机构、卫星系统、政治程序、创造我们的想象之物、劳动管理系统、对我们身体的医学建构、色情商业、国际劳动分工以及宗教福音传道，都密切依赖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是类象——即没有原作的复制——的技术基础。
电子技术促成了劳动向机器人技术和文字处理、性向遗传工程和生育技术、心智向人工智能和决策程序的转化。新的生物技术不仅仅关注人的生育。生物学作为一种有效地重新规划原料和生产过程的工程科学，对于产业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今天，这种意义也许最明显地表现在发酵、农业与能源领域。通信科学和生物学是对自然—技术知识对象的建构，这种对象彻底模糊了机器与有机体的差异;心、身与工具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日常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性的“跨国”组织，文化和想象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象征性组织，二者似乎也同样密不可分。基础与上层建筑、公与私或物质与观念的维持界限的形象似乎从未更虚弱。
我曾用雷切尔•格罗斯曼描绘的集成电路中的妇女这一形象，来给在一个如此密切地通过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重构的世界中的妇女的境况命名。我用“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这样一个古怪的累赘表述来表明，我们不是在论述一种技术决定论，而是论述一种依赖于人们之间的结构关系的历史系统。不过，这一表述也应表明，科学与技术提供了新的力量源泉，我们需要新的分析与政治行动的源泉。植根于高技术促成的社会关系中的种族、性与阶级的某些重组，可以使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有效的进步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
家庭工作经济
“新产业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遍及全球的工人阶级。资本的极端流动性和新兴的国际劳动分工，与新集体的出现以及熟悉的群体分类的弱化，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些发展既不是无关于性别，也不是无关于种族的。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白种男人最近易于遭受永久失业，而妇女则不像男人那样快地从工作名册上消失。这不仅仅是说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是那些位于出口加工区，尤其是电子工业区的以科技为基础的跨国公司的优先劳动力。更系统的描绘包括生育、性、文化、消费与生产。
在典型的硅谷，许多妇女的生活是围绕从事电子技术方面工作的职业而建构的，她们的个人现实包括连续的异性恋的一夫一妻制、照顾孩子、疏远亲属或大多数其他的传统社团、当她们年老时极有可能孑然落寞和穷困潦倒。在硅谷，不同人种和种族的妇女组成了一个在文化、家庭、宗教、教育、语言方面存在着矛盾差异的微观世界。
理查德•戈登把这种新情况称为家庭工作经济(homework economy)。尽管他把与电子技术集合相关而出现的原本意义上的家庭工作包括在内，但戈登是想用“家庭工作经济”来指称一种工作重建，这种工作完全具有原先归之于女性工作——即真正只由妇女从事的工作——的那些特征。工作被重新界定为真正属于女性和女性化的，无论是由男人或女人来从事它。被女性化意味着变得极其脆弱；能够像后备劳动力一样被拆散、重组、利用；与其被看作工人还不如被看作服务器；服从有报酬的工作断断续续的时间安排，这种工作是对有限工作日的嘲笑；导致一种近乎猥亵的、不适当的以及还原为性的生存。
消除技术需求是新近用于先前享有特权的工人的老策略。不过，家庭工作经济不仅仅指大规模地消除技术需求，甚至对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技术型职业之外的女人和男人来说，它也不否认新的高技术的领域正在出现。毋宁说，这个概念表明，工厂、家庭与市场按一种新的规模被整合起来，而妇女的位置是关键性的——需要对之进行分析以说明妇女中的差异，以及男人和女人在不同情境中的关系的意义。
家庭工作经济作为一种世界资本主义组织结构，是通过新技术而成为可能(不是被其引起)的。攻击相对享有特权的、主要是白人的、男性的联合工作之成功取决于新通信技术整合和控制劳动——尽管劳动已大量分散和非中心化——的能力。妇女在失去家庭（男性的）工资（如果她们从未享有过这种白人特权）和她们自己的工作——正在成为资本密集的办公室工作和护理工作——的特征这两方面感受到新技术的后果。
新的经济与技术的调整也与福利国家的崩溃，随之而来的要求妇女为自己以及为男人、孩子和老人维持日常生活的需要的强化相关联。贫困的女性化——由通过家庭工作经济(在家庭工作经济中，稳定的工作成为了例外)摧毁福利国家引起，而由那种希望在养育孩子方面妇女投入的工资将比男人投入的收入多的期待所维持——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焦点问题。各种妇女做主家庭的起因因种族、阶级或性而异;但它们的日益普遍是妇女在许多问题上联合的基础。
某种程度上作为她们被强加的母亲身份的一种职责，妇女通常要维持日常生活这没有什么新鲜的;但与整个资本主义的日益增多的以战争为基础的经济的那种整合却是新的。例如，美国黑人妇女——她们已摆脱（勉强地）薪资家政服务，现在开始大量从事职员及类似的工作——遭受的特殊压力，对于持续强加的就业状态下的黑人贫困具有巨大的暗示意味。第三世界的非工业化地区的少女日益觉得自己是家里现金工资的惟一或主要来源，而进入土地则永远更成问题。这些发展必然在性别和种族的精神动力学和政治学方面产生严重的后果。
在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阶段(商品/早期工业、垄断、跨国)的框架内——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跨国主义连在一起，并且与詹姆逊的三个主导性的审美时期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关——我想要论证，特定的家庭形式与资本的形式以及它的政治和文化的伴生物辩证地相关联。
尽管实行起来是成问题的和不平衡的，但这些家庭的理想形式可系统化为：
父权制核心家庭，由公与私的二分模式所结构，并伴随着白人资产阶级的划分领域的意识形态和19世纪英美资产阶级女性主义；
现代家庭，由福利国家和像家庭工资这样的制度所促成（或强加），伴随着非女性主义的异性恋意识形态，包括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格林威治村所呈现的激进形式；
家庭工作经济的“家庭”，具有妇女做主家庭的矛盾修辞结构，它否定女性主义并吊诡地强化和削弱性别本身。
在这个语境中，对起因于新技术的全球结构性的未充分就业进行预测，部分地描述了家庭工作经济的图景。由于机器人技术与相关技术在“发达国家”使男人失去了工作，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加剧了为男性创造工作机会的失败，而且还由于办公室自动化甚至在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也变得普遍，因此，工作的女性化程度增强了。
美国的黑人妇女始终知道面对黑人男性的结构性未充分就业以及她们自己在工资经济中岌岌可危的位置会是怎么一回事。性、生育、家庭与共同体生活，以种种亦使白人和黑人妇女的境况相区别的方式，与这种经济结构交织在一起，这不再是一个秘密。更多的男人和女人将对付这同样的境况，这将使得在基本的生计维持问题(有工作或无工作)上建立跨种族和性别的联合成为必要，而不只是令人愉快。
新技术对全球性的饥饿和维持生存的粮食生产也具有深刻的影响。雷•莱瑟•布鲁姆博格估计，妇女生产了50%的维持世界生存的粮食。妇女一般不能从粮食和能源作物的增强的高技术商品化中获益，她们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她们提供粮食的责任并没有减少，而且她们的再生产状况变得更加复杂了。绿色革命技术与其他高技术工业生产相互影响，改变了性别劳动分工和不同的性别移民模式。
新技术似乎深深地卷入罗斯•皮切斯基曾分析过的“私人化”形式之中，在这种形式中，军事化、右翼的家庭意识形态和政策以及将共同的财产强行界定为私人财产，它们互相影响，相互促进。新通信技术对于消除每个人的“公共生活”是至关重要的。这促进了永久的高技术军事设施的迅速增加，而损害了大多数人，而尤其是妇女的文化和经济利益。
像电视游戏和小型化电视这类技术对于创造现代的“私人生活”形式似乎是至关重要的。电视游戏文化被缓慢地引向个人竞争和宇宙战争。这里产生了高技术的、性别化的想象，即能想到地球的毁灭和科幻式地逃离其后果的想象。被军事化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想象;而其他的电子与核战争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
新技术影响到性与再生产的社会关系，而且并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性与手段的密切关系，即把身体看作一种私人的满足和效用最大化的机器的观点的密切关系，在社会生物学的起源故事中得到很好的描述，这些故事强调遗传微积分，解释男女性别角色的支配的必然辩证法。
这些社会生物学故事依赖一种将身体看作生物成分或赛博通信系统的高技术观点。再生产状况的诸多变化之一是医学上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妇女的身体具有可以新的方式“透视”和“干预”的界限。当然，在医学阐释学中，谁控制着对身体界限的解释是一个重要的女性主义问题。窥视镜在1970年代充当妇女要求拥有自己的身体的象征;手工艺工具不适于表达我们在应对赛博再生产实践的现实时所必需的身体政治。自助是不够的。
可视性技术恢复了用照相机来搜寻这种重要文化实践，恢复了照相意识的深层的劫掠性。性征、性活动以及再生产是结构我们有关个人和社会之可能性的想象的高技术神话体系中的主要角色。
新技术的社会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为大量的科技劳动力重构期望、文化、工作和再生产。一个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危险是强大的双模态的社会结构的形成，造成大批各族群的男男女女，尤其是有色人种，局限于家庭工作经济，各种类型的无知，以及普遍的裁员和无能为力，受到高技术的镇压机器的控制，从娱乐到监视并消失。一种适当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应关注从事特殊重要职业的妇女，尤其是从事建构科技话语、程序与对象的科技创造的妇女。
这个问题只是探究女性主义科学之可能性的一个方面，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新的从事科学的群体能在知识、想象和实践的创造中起到什么样的基本作用?这些群体怎样才能与进步的社会政治运动联合?可以建构什么样的政治责任以跨越分隔我们的科技等级而将妇女联合起来?
在与反对科学设备军事化的行动团体的联合中，可能会有发展女性主义的科学/技术政治的途径?硅谷的许多科技工人，包括高技术牛仔，并不想为军事科学工作。这些个人偏向和文化趋向，能否在其中妇女——包括有色人种妇女——的人数已相当多的职业中产阶级当中，结合形成进步的政治呢?
集成电路中的妇女
让我概括描述一下妇女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历史定位，因为这些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重新建构的。如果通过区分共私领域——表现为将工人阶级生活分为工厂和家庭、将资产阶级生活分为市场和家庭以及将性别存在分为个人和政治领域——来说明妇女生活的特征在意识形态上曾是可能的话，那么现在这完全是一种误导性的意识形态，它甚至表明了这些二分项目在实践和理论上是相互建构的。我喜欢一种网络意识形态形象，它暗示空间和身份的多样性，个人身体和政治团体中的界限的可渗透性。“联网”既是一种女性主义实践也是一种跨国公司策略——联网是针对对抗性的赛博。
描述统治的信息学的特征的惟一方式是把它描述为一种对不安全和文化贫困的大规模强化，造成为最弱势者建立的维持生存网络的普遍失败。既然这种描述大多与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的紧迫性就显而易见了。现在有许多事正在做，而且政治工作的理由是充足的。
例如，努力发展为那些上班挣钱的妇女争取权益的集体斗争形式，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应该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这些努力与劳动过程的技术调整，与工人阶级的改造，具有深刻的联系。这些努力也在提供对一种更加全面的劳动组织的理解，这种劳动组织包括共同体、性与家庭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产业工会中从未被优先考虑过。
与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有关的结构调整引发了强烈的矛盾心理。但这最终未必会被20世纪后期妇女与工作、文化、知识生产、性与再生产的所有方面的关系的影响所平抑。因为有极充分的理由，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是最有效的，并且难以理解那些看起来只能像错误意识的东西以及在晚期资本主义人们为什么会参与对他们自己的统治。
关键是要记住，失去的东西——尤其从妇女的观点来看——常常是暴虐的压迫形式，而这些形式在面对当前的侵害时被以怀旧的方式自然化了。对由于高技术文化的介入而分裂的统一体的矛盾心理，要求的并不是将意识划分为“作为可靠的政治认识论之基础的敏锐批判”与“受操纵的错误意识”这两个对立的范畴，而是对新出现的快感、经验和权力——这些东西具有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潜能——进行敏锐的理解。
希望出现新的基础以建立跨越种族、性别、阶级的新的统一体是有理由的，因为种族、性别、阶级这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析的基本单位本身是变化无常的。在全球性的与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的联结中，遭遇到的困难的强度是巨大的。不过，人们经验到的东西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缺少充分巧妙的联系以集体性地建立有效的经验理论。目前种种试图阐明“我们的”经验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的、人类学的——都只是初步的。
我意识到我所处在的历史位置——一位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女孩，被授予生物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这是因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对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政策的冲击而成为可能的——提供的视角的奇特性。我的身体和心灵既受到妇女运动也受到二战后的军备竞赛和冷战的建构。为产生忠诚的美国技术专家而设计的政治，也产生了大量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关注政治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效果，而不是关注当下的失败，希望的理由就更充分。
女性主义观点的永久性偏见，影响了我们对政治组织和参与形式的期望。我们不是为了好好工作才需要一个整体观点。女性主义的共同语言之梦，就像所有对一种完全真实的语言、即完全忠实地指称经验的语言的梦想一样，是一种极权化的帝国主义梦想。在这种意义上，辩证法也是一种渴望解决矛盾的语言梦想。
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可以从与动物和机器的融合中学会如何不成为一个作为西方逻各斯之体现的大写的人。从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造成的这些有效而忌讳的融合中可以获得快感，从这个观点来看，可能的确存在着一种女性主义科学。
赛博：一种政治身份的神话
我想以一个有关身份和界限的神话——这一神话可能激活了20世纪后期的政治想象——来作为结束。在这个故事中，我借鉴了乔安娜•罗斯、萨缪尔•迪兰妮、约翰•瓦雷、詹姆斯•泰普特里、奥克特维亚•巴特勒、莫尼克•威蒂格以及冯德•麦金太尔等的观点。这些人是我们的故事讲述者，探索体现在高技术世界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是赛博理论家。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对身体界限和社会秩序的概念的研究，应该有助于我们意识到基本的身体意象属于世界观，而且也属于政治语言。法国女性主义者如吕西•依利加雷和莫尼克•威蒂格，尽管有许多差异，但都擅长从对化身的形象描述，而尤其对威蒂格而言，从对身体的破碎和重构的形象描述来书写身体，编织爱欲、宇宙论和政治。
美国激进女性主义者如苏珊•格里芬、奥德丽•罗德和艾德里安娜•里奇，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政治想象——也许过分限制了我们承认为友好团体和政治语言的东西。她们坚持有机的东西，以此来反对技术的东西。但她们的象征体系和相关的生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异教的立场，充满有机论论调，只能根据桑多瓦的观点理解为与20世纪后期相适应的对抗性意识形态。
她们只会使任何不关注晚期资本主义的机器和意识的人感到迷惑。在这种意义，她们是赛博世界的一部分。对女性主义者来说，还有大量的东西明显包含有机体和机器的明确区分以及类似的结构西方自我的区分的瓦解所固有的可能性。正是同时性的瓦解摧毁了统治的矩阵，打开了几何学的可能性。可以从个人和政治的“技术”污染认识到什么呢?我将简要考察一下两组交叉重叠的文本，看一看它们关于建构一个潜在有用的赛博神话的洞见：建构有色人种妇女和女性科幻小说中的异形自我。
前面我已指出，“有色人种妇女”可以理解为一种赛博身份，一种由融合外人身份综合而成的有效的主体性。图绘这种潜能有物质上和文化上的坐标方格。奥德丽•罗德的《局外人姐妹》的标题抓住了这种基调。在我的政治神话中，局外人姐妹是国外的妇女，美国的女性和女性化的工，会把这些妇女看作妨碍她们的团结、威胁她们的安全的敌人。
在国内，即在美国的国界内，局外人姐妹是那些在相同的产业中被操纵以达到区分、竞争、利用之目的种族和族裔身份的妇女中的潜在一员。“有色人种妇女”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的优先劳动力，是全球的性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五花八门的再生产政治因她们而进入日常生活的真正的妇女。受雇于性产业和电子装备车间的年轻的韩国妇女是从中学征招的，学过集成电路。有读写能力，尤其是懂英语，是那些很受跨国公司欢迎的“廉价”女性劳动力的特征。
与东方学关于“口语原始性”的陈词滥调相反，有读写能力是有色人种妇女的特定标志，美国黑人妇女以及黑人男性曾经冒死学习、教授阅读和书写才获得这种能力。书写对于所有被殖民化的族群具有特别的意义。书写对于区分口说文化和书写文化的西方神话是至关重要的。
原始的心智和文明的心智，这一区分近来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西方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崇拜一神教、菲勒斯、权威以及单数词、惟一绝对的名称——的攻击中受到越来越大的侵蚀。
为书写的意义争论是当代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解放书写游戏是极其严肃的。美国有色人种妇女的诗歌和故事反复涉及书写、涉及获取意指的权力；但这一次权力必然不是菲勒斯的也不是清白的。
赛博书写必然不涉及堕落，不涉及对从前在语言、书写、人类之前的整体性的想象。赛博书写涉及的是幸存的能力，幸存的能力不是基于原初的清白，而是基于利用工具去记录把它们作为他者记录的世界。
工具常常就是故事，被重述的故事，是颠倒和取代自然化身份的等级二元论的变体。在重述起源故事时，赛博颠覆了西方文化起源的中心神话。我们的头脑充斥着那些渴望在天启中实现的起源神话。对女性主义赛博来说最为重要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起源故事，被建构为文字技术——即书写世界的技术、生物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要素，这些技术最近将我们的身体文本化为关于C3I的格栅的编码问题。女性主义的赛博故事有着将交流和智能重新编码以颠覆命令和控制的任务。
从象征性角度和实际的角度来看，有色人种妇女的斗争充满着语言政治;有关语言的故事在美国有色人种妇女的丰富的当代写作中具有特别的力量。例如，重述土著妇女马林奇的故事——她是新世界的混血“杂种”种族之母、语言大师、科尔特斯的情妇 ——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身份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
彻丽•莫拉加在《爱在战争岁月》中，探讨了当人从未拥有原初语言、从未讲述原初故事、从未享有文明世界的合法的异性恋的和谐、因而也不能把身份建立在神话或从天真无邪状态的堕落以及拥有自然之名——即父母之名——的权利的基础之上时的身份主题。莫拉加的写作，其华丽的文辞，在她的诗中呈现为一种与马林奇掌握征服者的语言同样的违反——一种使幸存可能的违反，一种不合法的创造。莫拉加的语言不是“整体”;它被有意识地嵌合，是英语和西班牙语这两种征服者的语言的嵌合体。
然而，正是这种嵌合的怪物，而不是一种违反前的原初语言，造就了有色人种妇女的色情的、适当的、有效的身份。局外人姐妹暗示了世界幸存的可能性，不是因为她的清白无辜，而是因为她在边缘生存的能力，因为她无需原初整体性的创始神话而书写的能力，这种创始神话必然启示着向死亡的同一性的最终回归，人类曾把这种同一性想象为清白和全权的母亲，最终摆脱了她儿子对她的再次利用。
书写记录着莫拉加的身体，确证它为有色人种妇女的身体，不可能进入英国父亲的未标记的范畴，或进入有关一个从未存在的“原初文盲”母亲的东方学神话。马林奇在这里是母亲，而不是偷吃禁果前的夏娃。书写确认的是局外人姐妹，不是人类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家庭所需要的堕入书写之前的女人。
书写显然是赛博技术，是20世纪后期的被铭刻的表面。赛博政治是语言斗争，是反对纯粹的交流、反对完全用一种代码来翻译所有意义这一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核心教义的斗争。这就是赛博政治强调杂音、主张污染，为动物和机器的非法耦合而欣喜若狂的原因。
有一些使男人和女人很成问题的耦合，它们颠覆欲望——即一种被想象为创造语言和性别的力量——的结构，从而也颠覆“西方”身份的再生产，即自然和文化、镜像和眼睛、奴隶和主人、身体和心智的再生产的结构与模式。“我们”并不是开始就选择成为赛博，但选择却为一种想象个体的再生产先于“文本”的广泛复制的自由主义政治和认识论创造了基础。
赛博无需使政治基于“我们”整合所有其他统治形式的享有特权的压迫位置，基于纯粹被侵害者的清白无辜，基于那些接近自然的理由，从这一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可能性。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据西方认识论的律令运转的，试图从压迫的等级制和/或潜在的道德优越性、清白以及更接近自然的立场的角度来建构一种革命的主体。
不可获得的原初的共同语言之梦或有望防御敌对的“男性化的”分离的原初共生关系，却被写进了一种文本的游戏，这种文本游戏最终没有赋予阅读或救赎的历史以特权，承认“自己”完全卷入世界之中，使我们无需将政治根植于认同、先锋政党、纯洁性和养育孩子之中。由于被剥夺了身份，混血种族使人懂得边缘的力量和像马林奇这样的母亲的重要性。有色人种妇女已把她从男性化的令人畏惧的邪恶母亲转变为教授如何生存的本来就能读会写的母亲。
这不仅是文学解构，而且也是阈限的转变。每一个以原初的清白开始并赋予向整体性回归以优先性的故事，都想象生命戏剧是个性化、分离的过程，是自我的诞生，自主的悲剧，是堕入书写，是异化，即被他者内心中想象的间歇所缓和的战争。
这些情节由一种再生产政治——没有缺陷的复活、尽善尽美、抽象——所支配。在这种情节中，妇女要么被想象得更好，要么被想象得更坏，但所有人都同意，她们缺乏自我，个性化能力薄弱，更多地与口说者、与母亲结合，与男性化的自主不太相干。
但存在着另一条减少与男性化自主的利害关系的途径，这条途径不经过女人、未开化的人、无足轻重的人、镜像阶段及其想象域。它经过妇女和其他现在时的、不是出自女人的非法的赛博，她们否认欺骗的意识形态根源，以便拥有真实的生命。这些赛博是拒绝在此时消失的人，无论一位“西方”评论者多少次谈到由“西方”技术、由书写造成的另一个原始的、另一个有机的群体的可悲的消失。
这些有着真实生命的赛博，即爱娃•奥格所描述的在日本和美国的电子公司工作的东南亚乡村女工，实际上重新书写了她们的身体和社会的文本。在这种阅读游戏中，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概括一下，某些二元论在西方传统中源远流长，它们对支配妇女、有色人种、自然、工人、动物——总之，支配被建构为他者以反射自我的一切——逻辑和实践具有系统性的影响。
这些使人困扰的二元论中主要的是自我/他者、心智/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文明/原始、现实/表象、整体/部分、行动者/资源、制造者/造物、主动/被动、正确/错误、真理/幻觉、总体/局部、上帝/人等。
自我是不受支配的一方，他借助于他者认识到这一点;他者是把握未来的一方，他通过经受支配认识到这一点，对支配的体验揭穿了自我自主的假象。成为一(One)就是成为自主的、有权力的、就是成为上帝;但成为一也是成为一种幻觉，从而与他者卷入一种辩证的启示之中。然而成为他者则是成为多重的，没有明确界限，受折磨，非实质的。一太少，但二则太多。
高技术文化以有趣的方式质疑这些二元论。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中谁制造和谁被制造是不明确的。在变成编码实践的机器中何为心智与何为身体也是不明确的。就我们在正式的话语(如生物学)和日常实践(如集成电路中的家庭工作经济)中的自我认识而言，我们感觉自己是赛博，混合物、镶嵌物、嵌合体。生物有机体已变成生物系统，通讯设备等等。我们有关机器和有机体、技术的东西和有机的东西的正式知识没有根本的、本体论上的分别。
一个结果是我们与我们的工具的联系感增强了。许多电脑使用者体验到的那种出神状态已成为科幻电影和文化笑话的主题。也许，截瘫患者与其他身体严重残疾的人能够(有时确实)最强烈地体验到与其他交通设备混为一体的感觉。
安妮•麦克弗雷的《歌唱的船》探讨了一个赛博的意识，这个赛博是女孩的大脑和复杂机器的混合体，是在一位严重残疾的孩子出生后构成的。性别、性活动、具体化、技能：所有这些在这个故事中都被重构。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应以皮肤为界，或至多包含皮肤所囊括的其他存在物？
从17世纪直到现在，机器可以被赋予生命——即赋予它们幽灵的魂魄而使它们或说话或行动或说明其有序的发展和智能。或者有机体可以被机器化——即还原为被作为心智资源来理解的身体。这些机器/有机体关系已废弃了，不必要了。对我们来说，在想象和其他实践中，机器可以是修复设备，本质的成分，友好的自我。
我们不需要有机整体论来提供不能渗透的整体性，总体女人及其女性主义变体(突变体?)。让我通过对第二组文本——即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赛博怪物逻辑的非常有限的解读来结束这个问题。
生活于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中的赛博使男人或女人、人类、人造物品、种族成员、个体身份或身体的地位变得极成问题。凯蒂•金阐明，阅读这些小说的快感主要不是基于认同。
通过学习已敢于解读像詹姆斯•乔伊斯或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学生，在第一次面对乔娜•罗斯时，却不知道如何理解《埃里克斯或阴性男人历险记》，小说中的人物拒绝读者对单纯的整体性的寻求，同时又认可对英雄冒险、纵欲和严肃政治的渴望。《阴性男人》是关于一种基因型的四种变体的故事，所遇到的这些变体即使结合起来也不能形成一个整体，不能解决违反道德的行为的困境，也不能消除对性别的日益增长的反感。
塞缪尔•迪拉尼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尤其是《纳弗文的故事》，通过重新进行过时的革命，再现了西方文明的创始步骤，以颠覆它们的貌似合理性。詹姆斯•泰普特里的小说被认为特别具有男性气质，直到她的“真实”的性别被暴露;她讲述的是基于非哺乳动物的技术如轮流生育或雄性育仔囊或雄性喂养的生育的故事。约翰•瓦雷在他对盖亚进行的极端女性主义的探讨中，建构了一个超级赛博，盖亚是疯狂女神—行星—魔法师—老女人—技术手段，其表面产生了一种后赛博共生关系的奇特排列。
奥克特维亚•巴特勒写了一个非洲女巫，她以其改变事物的能力对抗其对手（野生种子）的遗传控制，她使时间倒流，将一位现代美国黑人妇女带入奴隶制度，在这里，该妇女的行为与她的白人主人祖先相关，决定了她自己的血统（种族）的可能性，而且也决定了对一位被收养的杂种孩子——他开始认识到敌人就是自己（幸存者）——的身份和共同性的非法洞见的可能性。
因为对越界的描写特别丰富，冯德•麦金太尔的《超光速》可以结束这个关于那些有希望帮助重新界定化身和女性主义书写的快感和政治的怪物的节略目录了。在一部没有一个角色“完全”是人的小说中，人的地位是极成问题的。奥卡，一位遗传基因被改变了的潜水者，能与逆戟鲸说话，能在深海状况下生存，但她渴望像飞行员一样探索太空，这就需要进行危害到她与潜水者和鲸类的亲密关系的仿生移植。
通过携带新开发的代码的病毒媒介，通过外科移植手术，通过植入微电子装置，通过模拟复制以及其他手段，实现她所期望的转变。雷妮通过接受使她能够经受超光速的速度变化的心脏移植和和许多其他的改变而成为了一名飞行员。拉杜•德拉库在他居住的地外行星上经历了一场病毒性肺炎之后，发现自己具有了一种改变所有物种的空间知觉界限的时间感。所有的人物都探讨了语言的界限、交流经验的梦想，探讨了即使在这个不断变化和连接的世界上，限制、偏向以及亲密的必然性。
怪物总是界定着西方想象之共同性的界限。古希腊的人首马身怪物和亚马孙族女战士，通过对婚姻的破坏和具有动物性的女战士的界线污染，确立了希腊男人的中心城邦的界限。
在现代早期的法国，未分离的双胞胎和两性人是混乱的人形材料，它们为关于自然和超自然、医学和法律、异常和疾病——所有这些对建立现代身份至关重要——的话语奠定了基础。研究猴子和猿的进化和行为的科学，划分出20世纪后期产业工人身份的多重界线。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中的赛博界定了与那些关于男人女人的世俗小说提出的十分不同的政治可能性和界限。
严肃地对待赛博而不是把它视为我们的敌人，会产生几个后果。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自己；身体是力量和身份的地图。赛博的身体也不例外。赛博的身体不是清白的；它不是诞生于花园；它不寻求单一的身份，也不产生没有终结（或直到世界终结）的对立的二元性；它认为反讽是理所当然的。
一太少，而二只是一种可能性。从技能——机器技能——中获得强烈的快感不再是罪过，而是具体化的一方面。机器不是一个需要驱动、崇拜和支配的它(it)。机器就是我们，我们的程序，我们的化身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对机器负责;它们并不支配或威胁我们。我们对界线负责;我们就是它们。
一直到现在(从前)，女性化身似乎是给定的、有机的、必然的;而且，女性化身似乎意味着养育技能和它的隐喻扩展。只有通过脱离原来的位置，我们才能从机器获得强烈的快感，然后辩解说这毕竟是适合于女性的有机的活动。赛博有时可以更严肃地考虑性和性的化身的局部的、流动的方面。毕竟，性别不可能是普遍的身份。
什么算作日常活动、算作经验，这个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可以利用赛博形象来解决。女性主义者最近声称，妇女倾向于日常性，妇女比男性更多地维持着日常生活，因而潜在地具有一种有利的认识论位置。这一声称有令人信服的一面，使不受重视的女性活动变得令人瞩目，并将其命名为生活的基础。但是，是生活的惟一基础吗？所有对妇女的无知，所有对知识和技能的排斥以及知识和技能的失败是怎么回事？男人具有日常生活能力，擅长建造事物，将它们拆开，擅长游戏是怎么回事？其他化身又是怎么回事？赛博性别是一种进行全面报复的局部可能性。种族、性别与资本需要一种整体和部分的赛博理论。赛博中不存在创造总体理论的动力，但存在着一种对界线、对它们的建构和解构的内在体验。有一种神话体系等待着成为一种政治语言，为一种考察科学技术和挑战统治的信息学的方式奠定基础。
一个最后的形象：有机体和有机组织的、整体主义政治依赖于重生(rebirth)的隐喻，并总是要求再生产的性资源。我要表明，赛博与再生（regeneration）更有关，并且怀疑生育母体和大多数分娩行为。对蝾螈来说，受伤后——例如失去肢体——的再生，包括器官再生和恢复功能，可能在以前受伤的部位成对重新长出，也可能是其他的单数局部生成的形式。 重新长出的肢体可能是异形的、复制的、有效的。我们都曾深受伤害。我们需要的是再生，而不是重生，我们之被重构的可能性包括希望有一个没有性别的异形世界的乌托邦梦想。
赛博意象可有助于表达本文的两个关键论点：
创造普遍的、总体化的理论是一个严重错误，它可能永远——但现在肯定——忽略大部分现实;
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关系负责，这就意味着拒绝反科学的形而上学，技术的鬼神学，从而也就意味着承担起在与他人的局部联系中、在与我们的每一分子的交流中，熟练地重构日常生活的界线的任务。
科学技术不仅是使人类可能得到巨大满足的手段，也是复杂的支配形式的发源地。赛博意象可以提示一条走出二元论——我们以此来向自己解释自己的身体和工具——的迷宫的途径。这是一个关于有力的异端异质语言，而不是关于一种共同语言的梦想。它是以使新右派的超级维护者害怕的方式说话的女性主义者的想象。这意味建构和破坏机器、身份、范畴、关系、空间、故事。尽管两者被绑在一起旋舞，但我宁愿是赛博而不是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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