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
FEMINISM, CAPITALISM, AND THE CUNNING OF HISTORY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
译者：周穗明
来源：《世界哲学》，2009(2)
我想运用这篇文章的机会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进行一次广泛而彻底的思考。这不是对各种女性主义激进主义思潮的分析，也不是对各类女性主义理论化线索的思索;不是对该运动的各种地理学剖析，也不是对妇女的各类社会学分层;而是我试图将第二波女性主义整体视为一个划时代的社会现象。
回溯近40年的女性主义激进主义，我想斗胆评价该运动的整体轨迹和历史意义。然而，在回溯的同时，我希望也有助于我们的前瞻。通过重构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我希望清晰地呈现我们今天在大规模经济危机、社会不确定性和政治重组的时刻所面临的挑战。
那么，我将述说一个关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故事。适当地划分历史叙事和社会理论分析，我的故事围绕三个要点进行描述，其中每一要点都把第二波女性主义置于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相关的具体时刻。
第一点涉及在我将称之为“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背景下该运动的起点。在这里，我打算图绘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产生：它在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内部，成为一种对战后时期国家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深入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激进挑战。通过建立这一阶段的概念，我将把这一运动基本的解放承诺和该运动所扩展的非正义的含义及其对社会的结构性批判视为一个整体。
第二点涉及在新自由主义崛起的剧烈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女性主义的演进过程。我在这里打算不仅描述该运动的非凡成功，而且描述它的某些理想和一种正在形成的后福特主义的、“非组织化的”、跨国资本主义新形式的诉求令人困惑的趋同性。建立这一阶段的概念，我将质询第二波女性主义是否已无意中为L•博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E•夏皮罗(Eve Chiapello)所称的 “资本主义新精神”补充了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点涉及女性主义在资本主义危机和美国当前政治重组的背景下一种可能的重新定位，这可能标志着从新自由主义转向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起点。在这里，我打算在一个已经受到美国霸权和金融资本双重危机动摇的、并且现在等候奥巴马美国总统任期希望的世界上，检测复兴女性主义解放承诺的前景。
那么，一般来说，我打算让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轨迹定位在有关资本主义的最新历史中。这样，我希望复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概念，它曾在几十年前激发了我的灵感，而且在我看来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澄清当前时期性别正义前景的最好的希望。我的目的，不是去重新利用已经过时的二元体系理论，而是整合最近女性主义理论最好的东西和最近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最好的东西。
为了阐明我的方法背后的基本原理，让我来解释我对第二波女性主义那种也许是最广泛持有的观念的不满。通常认为，该运动在改造文化立场中的相对成功与它在改造制度上的相对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评估是双刃的：一方面，在前几十年中争议如此之大的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理想，现在四平八稳地进入了社会主流;另一方面，这些理想也已经在实践中实现。
因此，诸如对性折磨、性交易和不平等收入的女性主义批判，这些在不久以前还表现为煽动，今天已经得到了广泛赞同;然而在态度层面的这一突变，决不意味着那些实践的根除。因此，通常认为，第二波女性主义已经打造了一场划时代的文化革命，但是思想上这种巨大转变尚未转变为结构上、制度上的转变。
有某些据称是这种观点的东西，恰当地记录了女性主义理念在今天的普遍接受度。但是文化上成功加制度上失败这一论题，对于阐明第二波女性主义历史意义和未来前景来说走不了很远。假定制度已滞后于文化，就仿佛一方不变时另一方能够改变，它意味着为了实现女性主义的希望，我们只需要使前者赶上后者。
其结果将是模糊了一种更复杂的、令人困扰的可能性：这种产生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文化态度的蔓延，已经成为另一场社会改造的部分和成果。这一可能性可以被更尖锐地阐明：由第二波启动的、有益于它们自身的那些文化变化，已服务于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改造合法化。这一后果直接与女性主义关于正义社会的想象背道而驰。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探究这种令人困扰的可能性。我的假设因此能够得以陈述：有关第二波的真正的新事物，是那种方式，它在对男性中心主义的、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中，一起编织了我们今天能够理解为性别正义的三个清晰的分析维度：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维度。
然而，在继后的几十年中，这三个正义维度逐渐彼此分离，并与资本主义批判相分离。女性主义批判的这种分裂化，出现了这一线索的某些选择性的结合和局部性的恢复。相互分离与曾经整合过它们的社会批判相分离，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希望被征募去维护一个与我们关于正义社会的更大的、整体的想象深刻不一致的方案。
在历史狡计的一个杰出例证中，乌托邦的期望发现了作为有同情心的趋势的另一种生活，它把向一种资本主义新形式——后福特主义的、跨国的、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转型合法化了。
在这一叙述中，我正在利用，并且还更新和复杂化了我早先在《图绘女性主义的想象：从再分配到承认到代表权》中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该文再版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重构政治空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政治出版社，2008)，见《星群：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月刊》(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总第13卷，2005年9月第3期，第295-330页。)
在下文中，我计划分三步详细阐述这一假设，它对应于先前论及的三个构成要点。
第一步，我将把第二波女性主义对男性中心的、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批判，重构为整体化的关怀，即我们今天把关于正义的三个视角——我称之为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联系起来的全面关怀。
第二步，我将概括相关观点产生的分裂，以及对它的某些线索的选择性征募，从而使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合法化。
在第三步，我将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开放的当前时刻，权衡重兴女性主义解放承诺的前景。
一、 第二波女性主义对抗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
扩展正义的意义和批判社会总体性让我从把第二波女性主义(second-wave feminism，以下简称SWF)定位在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organized capitalism，以下简称SOC)的背景中开始。
“SOC”是我用于战后时期支配性的社会形式的术语，指国家在其国民经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一种社会形式。(对于该术语的讨论，见Frederick Pollock，《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载于《法兰克福学派基础读本》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Andrew Arato和 Eike Gebhardt编辑，(Continuum, 1982/1995)，第71-94页。)
我们最熟悉的SOC所采取的形式，是当时所谓“第一世界”的福利国家，它运用了凯恩斯主义的手段，缓解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周期的痼疾。吸取衰退和战时方案的经验，这些国家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干预形式，包括基础结构投资和产业政策，再分配征税和社会储备，财政政策和贸易管制，某些关键产业的国有化和公共物品的非商品化。
无疑，在“二战”后几十年中能够最成功地“组织”资本主义的，是最富裕和强大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但是，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变体也能够在当时被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得以创建。SOC的变体在贫困的后殖民地，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寻求运用它们更有限的能力，依靠进口替代政策、基础结构投资、关键产业的国有化和对教育的公共支出，启动跳跃式的国民经济发展。
当时，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经济生活也是由名声不好的组织化的国家所导向的，而且有那些人仍然主张称它为SOC。
因而大体上，我使用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表述，论及战后时期经合组织的福利国家和后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毕竟正是在这些国家中，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首先爆发了。为了解释是什么正好激起了这一爆发，让我注解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的4个定义的特点。
(1)经济主义
依据定义，如我们已看到的，SOC包括运用公共政治权力去管制并替代经济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于资本利益的危机管理问题。讨论中的这些国家大量是从它们对促进包容、社会平等和跨阶级的团结的要求中，取得了它们的政治合法性。不过，这些理想是以经济主义的和阶级中心的方式进行解释的。
在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中，社会问题主要被限制在分配术语中，作为关于可分物品、特别是收入和工作岗位的公平配置问题，同时社会分工主要是透过阶级棱镜来看待的。因此，这种深入骨髓的社会非正义是不公平的经济分配，而它的范式表达是阶级不平等。这种阶级中心的、经济主义构想的结果，是让不公正的其他维度、轴心、地点和原因边缘化，即使不是使之统统模糊化。
(2)男性中心主义
由此得出结论，SOC 的政治文化将理想类型的公民想象为一个多数种族的男性工人——一个养家糊口的人和一个家庭的男人。这个工人的工资应当是主要的，即使不是其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撑，而他妻子挣的任何工资应当只是补充，这一点也是普遍设定的。
作为众所周知的“家庭收入”，这一性别化的结构适合于把上述两者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它意味着现代性和不断上升的灵活性，并作为在就业、福利和发展方面国家政策的基础。
据认为，该理想偏离了大多数家庭，因为一个男人的工资靠自身很少足以赡养孩子和一个不就业的妻子。并且也被认为，该理想所维系于此的福特主义产业，也将很快被一种新生的低薪酬服务部门所压缩。但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这种家庭收入的理想仍然适应于定义性别概念，并规制那些想抗拒它们的人，强化男人在家庭中的权威，并把这些渴望引导到私人化的家庭消费中去。
由于界定有薪酬工作的价值，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抹煞了没有薪酬的照顾工作和再生产劳动的社会重要性。将男性中心主义对家庭和工作的理解制度化，这就将性别不公正自然化并远离政治争论。
(3)精英主义
那么，SOC 也是精英主义的，由一种专家统治论的、管理的精神气质而扩散开来。依赖职业专家设计各种政策，并依靠官僚机构执行这些政策，福利国家和发达国家欢迎那些人，他们更适于作为顾客、消费者、纳税人，而不是作为积极的公民。其结果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化，它将正义问题作为技术事务处理，去由专家考虑或由社团主义者商讨，远不是通过政治商谈和争论、被授权民主地解释他们的需要，普通公民被定位为来自上层定义和分派的、令人满意的事物的被动接收者。
(4)威斯特伐利亚主义
最后，依据定义，SOC是一种国家形式，旨在以该国家公民的名义(即使不总是代表其利益)，动员民族国家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框架使之成为可能，这种国家形式建立在把政治空间划分为有领土边界的国家组织之上。
结果，SOC 的政治文化制度化了“威斯特伐利亚” 观念，它将正义的种种约束义务仅仅应用到了公民伙伴之中。内含于战后时代社会竞争的最大一次瓜分中，这一观念将正义诉求导入了领土国家的国内政治舞台。尽管口头上说着为了世界人权和为了反帝团结的漂亮话，其结果是切割了正义的范围，忽视、(即使不是全面遮蔽)了跨国界的不公正。
那么一般而言，SOC 的政治文化是经济主义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精英主义的和威斯特伐利亚主义的，而所有这些特点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都遭到了抨击。在爆发激进主义的那些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加入了新左派和反帝国主义的各种同类运动，对经济主义、精英主义和(在较小程度上)对SOC的威斯特伐利亚主义的挑战，同时也抗争SOC的男性中心主义，以及由于这种男性中心主义造成的，她们的同志和盟友的男性至上主义。
让我们对应思考上述这四个观点。
(1)SWF反对经济主义
抵制由于阶级分配不公的非正义的那种排斥性的身份证明，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加入了猛然打破了SOC有局限性的经济主义构想的其他解放运动。将“个人的”身份政治化，她们扩展了正义的政治含义，把它重新解释为社会不平等的非正义，这种非正义自史前时期以来就被忽略、被容忍、被合理化了。
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单一关注和自由主义对法律的单一关注，她们揭露了位于其他地方的不公正——在家庭和在文化传统中，在公民社会和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公正。另外，第二波女性主义者还扩充了许多可以驻留不正义的轴心。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黑人女性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不支持阶级的优先性，还反对激进女性主义者致力于把性别定位在特权范畴的同样位置上。
她们不仅关注性别，而且关注阶级、种族、性关系和民族，倡导了一种今天已被广泛接受的“跨界主义的”替代选择。最后，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将正义的范围扩展到了包括这样一些先前的私人事务，如性关系、家务、生育和对妇女的暴力。这样做，她们有效地把非正义的概念扩大到经济不平等和各种地位等级制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之上。得益于后见之明，我们可以说，她们以一种包括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更宽泛的三维理解，取代一元的经济主义正义观。
而且，其结果不只是各种单一问题的清洗明细表。正相反，与最新发现的不公正相连接的是这一观念：妇女的服从地位是制度性的，它植根于深层的社会结构。
当然，第二波女性主义者争辩，关于如何刻画社会的总体性是最好的——无论作为“父权制”，作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一个“二元”体制结合体，还是用我自己首选的观点，作为一个在历史上特定的、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形式，这些描述都由三种互相贯穿的服从地位的序列所构成：分配，承认和代表权。
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些差异，大多数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同时提出，克服女性的服从地位，需要社会总体深层结构的根本改造。这个制度改造的共同承诺，显示出该运动起源于那个时代更广泛的解放动员中。
(2)SWF反对男性中心主义
即使第二波女性主义(SWF)分享了60年代激进主义的总体氛围，它仍然处于与其他解放运动的紧张关系之中。毕竟，其首要目标是SOC 的性别不公正，它对非女性主义的反帝国主义者和新左派们几乎没有优先地位。
而且，在批判SOC的男性中心主义中，第二波女性主义者也不得不面对左派内部的男性至上主义。对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来说，这不成为任何问题;她们可以简单地转变为分离主义者并退出左派。相反，对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反帝国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和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者，这一困难将是既要对抗左派内部的男性至上主义，而又仍然是左派的组成部分。
至少，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一度成功地维持着那种困难的平衡。她们位于男性中心主义的劳动性别分工的核心，这一分工系统地贬低由妇女履行和维系的女性有薪和无薪活动的价值。
将这一分析应用于SOC，它们揭开了其间的种种深层结构联系：女性对分担大部分无薪酬的家务劳动的责任，她们在婚姻和个人生活中的服从地位，劳动市场的性别分工，男人对政治体制的统治地位，及福利供应、工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的男性中心主义。
结果，它们暴露了家庭收入的要点，那里会聚了性别的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错误代表权。该结果批判了把经济、文化和政治整合于一种关于妇女在SOC中的服从地位的系统论述。远不是仅仅想要促进妇女的充分合作，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挣钱工薪族，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寻求对该制度的深层结构改造和有生命力的价值观，部分地是通过将工资劳动去中心化，并为未付酬的种种活动定价，特别是由妇女从事的、社会所必需的家务劳动。
(3)SWF反对精英主义
但是第二波女性主义对SOC 的反对，像关注实质同样多地关注程序。如她们的新左派盟友一样，她们否定SOC的官僚管理体制的精神气质。她们对遍及60年代的福特主义组织机构的批判，添加了性别分析，将大规模的文化、组织管理严密的制度解说为SOC现代化的专业管理阶层男性的表达方式。
发展出一种相同层次的姐妹关系的相反精神气质，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创造了那种全新的、增强自我意识感的组织实践。寻求为理论和实践之间精英主义的鲜明划分搭桥，她们使她们自己成为合潮流的一种反文化的民主化运动——反等级制的、参与性的和通俗的。在一个缩写词“NGO”(即“非政府组织”——译者)还不存在的时候，女性主义的理论家、律师和社会工就更认同草根，而不是认同主流的、去政治化技术专家的职业精神气质。
但是不同于她们那些反文化的同志，大多数女性主义者不否定普遍的国家制度。她们更追求将女性主义的价值观灌输给后者，构想一种赋权给其公民的参与民主国家。她们有效地重新设想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寻求将那些被定位为福利和发展政策的被动对象转变为积极主体，使之有权参与阐明需求的民主程序。因此，该目标将较少去摧毁国家制度，而是将它改造为能真正表达性别公正的代理机构。
(4)SWF既反对又支持威斯特伐利亚主义
更矛盾的是第二波女性主义与SOC的威斯特伐利亚维度的关系。
由于它起源于那个时代全球反越南战争的骚乱，该运动无疑具有对跨国界不正义敏感的倾向。这特别是对于发展中世界的女性主义者来说，她们的性别批判混杂着一种对帝国主义的批判。
但是在那里，如在别处一样，大多数女性主义者把她们各自的国家视为她们诉求的主要接收者。因此，第二波女性主义者趋向于在实践层面上重新肯定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使当她们在理论层面批判它的时候。
把世界划分成有边界的领土国家组织的那一框架，在一个时期仍然是默认的选项。那么，在SOC的语境下，“姐妹关系是全球的”这一口号的运作，更多地作为一种抽象的姿态，而不是作为一个能够在实践上实行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的方案。
那么一般来说，第二波女性主义仍然是好坏兼有的威斯特伐利亚主义的，即使它反对SOC的经济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然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它展示了相当多的细微差别。
在反对经济主义中，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从不怀疑分配正义的中心性和对女性解放事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非但不将性别不公正的经济维度最小化，她们还通过澄清它与文化和政治的另外两个维度的关系，寻求深化经济维度。
同样，在反对家庭收入的男性中心主义中，第二波女性主义者从不追求用两个人挣钱的家庭简单地取而代之。在她们看来，克服性别不公正，更需要终结对家务劳动的制度化贬低和劳动(包括付薪的和不付薪的)的性别分工。
最后，在拒绝 SOC 的精英主义中，第二波女性主义者从不怀疑，在维护正义中能组织经济生活，需要强大的政治制度。非但不想要脱离国家控制的市场，她们更追求将国家权力民主化，将公民参与最大化，加强责任，并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增大交往流程。
因而，总之，第二波女性主义以一种对非正义的延展的理解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批判，支持了一种改造的政治方案。该运动最先进的思潮将她们的斗争看作是多维度的，共同指向经济剥削、身份等级制和政治压迫。而且，对于这些非正义，女性主义表现为一个更广泛的解放方案的组成部分，反对性别不公正的种种斗争在其中必须与反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对同性恋的歧视和阶级统治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结构的改造。
二、 新自由主义的反弹：女性主义和资本主义新精神
正如它最后证明的，该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胎死腹中，成为一种更大的历史势力的牺牲品。
得益于后见之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崛起与一种资本主义特色的历史转折相一致，即从组织化的国家变体，转向新自由主义。
颠覆那种追求“用政治去驯服市场”的早先规则，这一资本主义新形式的支持者提议用市场去驯服政治。
拆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基础，他们解除了曾经使凯恩斯主义者能够管控国民经济的资本控制;取代政府干预，他们鼓吹私有化和解除管制;取代公共储备和社会公民权，他们强调“截流”(trickle down)和“个人责任感”;取代福利和发展的国家，该倾向意味着“竞争性国家”。
通过拉丁美洲的实验，这一方法提供了对中东欧许多国家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指导。虽然得到撒切尔和里根的公然支持，这一方法只是逐渐地和不均衡地被运用于第一世界。相形之下，在第三世界，新自由主义化是作为“结构调整”的强迫计划，在债务的枪口下被强加的，它颠覆了发展主义的所有主要原则，强迫后殖民地国家剥夺它们的资产，开放它们的市场，并大幅削减社会开支。
饶有兴味的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是在这些新条件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曾经始于SOC的背景下、作为一种激进的反文化运动的SWF，现正走在演变为一个包容广泛的群众社会现象的道路上。
对所有阶级、种族、民族和政治意识形态都有吸引力，女性主义的思想找到了它们进入社会生活每一隐蔽处和缝隙的方式，并改造了被它们影响的所有人的自我理解。其结果不仅大大地扩充了激进主义者的队伍，而且重塑了关于家庭、工作和个人尊严的常识性观念。
第二波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前后相继兴盛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抑或它们之间存在某些不正当的、地下的、任意选择的密切关系?自然，第二种可能性是一个异数，而我们不能让我们自己自担风险去研究它。无疑，新自由主义的戏剧性崛起改变了第二波女性主义起作用的范围。其结果，我将在这里说明，是放弃女性主义的理想。
在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背景下曾具有一种解放推动力的种种渴望，在这个新自由主义时期呈现出了更多的暧昧含义。由于福利发达国家受到来自自由市场的进攻，女性主义对经济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精英主义和威斯特伐利亚主义的批判采取了一种新变体。让我通过重访女性主义批判的4个重点，阐明这种放弃的动力。(我从J.巴特勒那里借用了“放弃”这一术语，见Seyla Benhabib、Judith Butler、Drucilla Cornell 和Nancy Fraser：《女性主义的争论：一个政治哲学对话》(Routledge, 1994)。)
(1)放弃了的女性主义反经济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化中的一种主要改变相一致。在这一时期，正义的诉求日益趋向于对同一和差异的承认的诉求。由于“从再分配到承认”的这一转折，产生了将SWF 改变成一种身份政治变体的强大压力。
当然，是一种改革的变体，而不是一种不重视政治经济批判和过分扩大了文化和身份批判的变体。在实践中，这一趋势将使社会经济斗争服从于争取承认的斗争，而在学术界，女性主义的文化理论开始让女性主义的社会理论黯然失色。曾第一个产生的、作为对经济主义必要矫正的女性主义，此时退化成一种同样片面的文化主义。
因此，改变实现一种能够包括再分配和承认的更宽泛、更丰富的范式，第二波女性主义有效地用一种切割了的范式取代了另一范式。
而且，这一时间选择不可能更糟了。承认转向太巧妙地与一种上升的新自由主义相契合，新自由主义不想要任何不压制所有社会平等主义记忆的东西。因此，当环境需要加强对政治经济的关注时，女性主义者恰好在这一瞬间将文化批判绝对化。(一个更充分的争论见弗雷泽：《图绘女性主义的想象》，见前引书。)
然而作为碎片化的批判，这一文化线索不仅脱离了经济线索，而且脱离了以前曾经整合了它们的资本主义批判。脱离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使之有利于各种替代选择的连接方式，这些线索可以被引入H•爱森斯坦( Hester Eisenstein)所说的、它们与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危险的联系”之中。( H.爱森斯坦：《一个危险的联系?女性主义与共同的全球化》，载于《科学与社会》，第69卷，2005年第3期，第487-518页。)
(2)放弃了的女性主义反男性中心主义
为了解释方法，我建议改造L.博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E.夏皮罗(Eve Chiapello)提出的一个观点。在他们的重要著作《资本主义新精神》(1998)中，他们提出，资本主义在各个历史断裂时刻周期性地重塑自身，部分地是依靠恢复那些以资本主义为指向的批判线索。
在这种时刻，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批判因素必须放弃去把新出现的资本主义新形式合法化，因为这些批判因素被加诸更高的道德意义，即要求激发新一代人去承担无休止积聚的那种本质上无意义的工作。
对于博坦斯基和夏皮罗来说，已经服务于将我们时代灵活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合法化的“新精神”，是从新左派对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艺术的”批判中形成的。
新左派的批判公开抨击共同文化的那种灰色的因循守旧态度。他们正是用1968年5月的口吻声称，新自由主义操控的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种新“连接主义的”、“计划的”资本主义，其中严格的组织层级将让位于水平化的团队和灵活的网络，因此将解放个人的创造力。(L•博坦斯基和E•夏皮罗：《资本主义新精神》，Geoffrey Elliott 译，伦敦：新左派出版社，2005年。对于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精神的一个心理分析的解释，它通过将女性主义安置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得出结论，见E•扎瑞茨基(Eli Zaretsky)的重要评论：《心理分析和资本主义精神》，载于《星群：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月刊》，第15卷， 2008年第3期，第366-381页。)
其结果是有着现实世界效果的资本主义新虚构，一个包括了硅谷的技术启动和今天在谷歌(Google)的气质中找到其最完美表达的虚构。
博坦斯基和夏皮罗的观点是独创的和深刻的。然而，因为它缺乏性别视角，它无法抓住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全面特征。
的确，这种精神包括(我所认为的)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自我塑造的个人的一种男权主义的虚构，他们适当地描述的这种虚构。但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就像需要硅谷和谷歌一样，同样多地需要沃尔玛和小额贷款。
而这种虚构不可或缺的工人是比例超高的妇女，不仅是年轻的单身女性，而且是已婚妇女和有孩子的妇女;不仅是种族化的妇女，而且事实上是所有民族的妇女。
同样地，女性已经涌入了全球各地的劳动市场，其结果是从根本上断然切除了SOC的家庭收入理想。在无序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中，该理想已被两个人挣钱的更新的、更“现代的”家庭规范所取代。
不必在意在这一新理想下面的现实是降低的工资水平，减少的工作保障，衰退的生活标准，每个家庭为工资而劳动的小时数的急剧攀升，双份工作、甚至现在往往是三份或四份工作的剧增，及以女性为家长的家庭的上升。无序的资本主义通过精心阐述女性进步和性别正义的一个新的虚构，把一头大母猪的耳朵美化成一个丝绸钱包。
正如它可能意味着的困惑，我正要提出，SWF 已经无意中提供了新自由主义精神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对家庭收入的批判现在补充了该虚构的一个有益的部分，该虚构把一种更高的意义和道德顶端授予弹性的资本主义。
这一女性主义的虚构赋予她们的日常斗争以一种道德伦理意义，吸引了社会光谱两端的妇女：在一端，职业的中产阶级女性干部，决心去打破玻璃天花板；在另一端，女性临时雇员、半日工、低薪服务工人、佣人、性工、移民、出口加工区工人和小额贷款借贷人，不仅追求收入和婚姻保障，而且追求摆脱传统权威的自我改善、尊严和解放。在光谱的两端，妇女解放的梦想都被利用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引擎。因此，SWF的家庭收入批判已享有了一个不正当的后半生。从前激进的男性中心主义批判的中心理念，今天提供了强化资本主义工薪劳动的稳固定价方式。
(3)放弃了的女性主义反精英主义
新自由主义同样已放弃了早先时期的那种反精英主义，碾碎它以适应那些旨在无限制地减少国家行为的种种方案。在这一新潮流中，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福利国家父权主义批判，到撒切尔的保姆国家批判，似乎不过是咫尺之间。
那肯定是美国的经验，在那里，女性主义者无能为力地看着克林顿对她们有细微差别的男性至上主义批判进行三点式测量，并将穷人救济制度污蔑为“断送了我们所理解的福利”的方案，这就废除了联邦政府对收入支持所承担的权利。(N.弗雷泽：《克林顿主义、福利和反社会薪金：一个新自由主义政治构想的出现》，载于《马克思主义反思》第6卷，1993年第1期，第9-23页;N.弗雷泽与凯特•贝德福德：《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权利与性别正义：关于性别、福利和跨国政治学的谈话——对南茜•弗雷泽的访谈》，载于《女性主义理论》，第9卷，2008年第2期，第225-246页。)
其间，在后殖民国家，发达国家的男性中心主义批判变身为对非政府组织的热情，暴露出处处都充满了萎缩中的国家腾出来的空间。无疑，这些组织最好的东西，是对被剥夺人口的公共服务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物质帮助。然而其结果常常是将一般民众去政治化，并向以第一世界赞助者的喜好为导向的当地群体的议程倾斜。此外，以其极其权宜的本性，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几乎不去挑战公共供应倒退的潮流，并形成对反应迅速的国家行动的政治支持。(Sonia Alvarez：《倡导女性主义：拉丁美洲女性主义非政府组织的“兴盛”》，载于《国际女性主义政治月刊》，第l卷，1999年第2期，第181-209页;Carol Barton：《处于十字路口的全球妇女运动：寻求定义、新联盟和更大影响力》，《社会主义与民主》，第151-184页。)
小额贷款的激增说明了该悖论。与赋权和参与的女性主义价值观相反，这些工程的建筑师已精心制作了一种个人自助和共同体网络运作的创新综合体，非政府组织监管并在推销所有旨在抗击妇女贫困和性别服从的机制。到目前为止，结果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贷款偿还记录和奇闻般的生活改变迹象。
然而在围绕着这些工程的女性主义喧闹中，已经丧失的，是一种令人困扰的一致性：正如萌芽于国家的小额贷款已经放弃了那些对抗贫困的宏观结构性努力，即小规模借贷不可能替代的那些努力。(Uma Narayan：《“赋权”：一个批判观点》，文章发表在社会哲学和法哲学第22届大会;《在一个全球社会中法律与正义》，2005年5月24-29日，西班牙格兰纳达;Barton前引书;Eisenstein前引书。)
那么既然如此，女性主义对官僚政治的父权主义的批判，也已由新自由主义所恢复。一种最初旨在将国家权力改造为公民赋权和社会正义的中介的观点，现在习惯于将自由市场化和国家开支的缩减合法化。
(4)放弃了的女性主义对威斯特伐利亚主义的支持与反对
最后，新自由主义改变了第二波女性主义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矛盾关系。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下，有边界的领土国家是对正义的义务和为正义的斗争的唯一合法容器，这一点不再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女性主义者已经与环境主义者、人权积极分子和WTO的批评者联合起来挑战这一观点。
开始运行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的直觉知识，在SOC下曾一直是无可求诉的，现在它们已经把矛头对准了先前时期受到边缘化和忽视的跨国界的非正义。利用建立跨国网络的新通信技术，女性主义者已经引领像“飞反效应”那样的创新战略，它动员全球的公共舆论去关注地方的弊端，并使那些宽恕这些弊端的国家感到羞耻。(Margaret Keck 和Kathryn Sikkink：《超越国界的激进主义者：国际政治中的号召网络》，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8年。)结果是一种有前途的女性主义激进主义的新形式——跨国的、多层面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的新形式。
但是这一跨国转向也带来了困难。由于常常在国家层面受阻，许多女性主义者将她们的精力倾注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与联合国相关的会议上，从内罗毕、维也纳到北京和其他地方。构筑“全球公民社会”中的一个存在，由此去加入全球治理的新政体，女性主义者被卷入了我已经提到的许多问题中。
例如，争取妇女人权的运动压倒性地聚焦在暴力和再生产问题上，作为对贫困的反抗。由于承认在公民与政治权利一方和在社会与经济权利另一方之间发生的冷战分裂，女性主义的这些努力也已使承认优越于分配。(见Barton前引书。)另外，这些运动强化了女性主义政治的非政府组织化，扩展了专业人员和基层之间的鸿沟，同时听从说英语的精英们高比例的声音。
类似的动力学也一直运行在女性主义与欧盟政策机器的联姻之中——尤其是既然缺少真正跨国的草根运动。从一开始，这种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正义框架的扩展尝试就是有益的，它已经终结了与资本主义新形式的治理需求在某些方面的契合。
当然，一般来说，女性主义的命运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表现为一个悖论。一方面，这个先前时期的、相对小的反文化运动已成指数扩张，成功地使其理念散播全球。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的理念已经在改变了的语境中经历了一个巧妙的转折。在SOC 时期，对经济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精英主义和威斯特伐利亚主义的批判无疑是解放的，现在看上去却充满含糊不清，极易适应新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需要。
毕竟，这种资本主义更愿意面对超越再分配诉求的种种承认诉求，因为它在妇女受薪劳动的基石上建立了一种新的积累体制，并且为了在全球层面上更自由地操控一切而寻求使市场摆脱社会管制。
三、超越新自由主义?第二波女性主义面临一个开放的未来
但是今天，这种资本主义自身处于批判的十字路口。也许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主要国家(现在全部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对危机断然的后-新自由主义回应，发出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终结的开始信号。
也许奥巴马的当选、美国及全世界对其当选的热情反应，也发出了旨在终结作为一种政治方案的新自由主义的一场新运动浪潮早期活跃的信号。或许我们还踌躇地站在另一场“伟大的变革”的边缘，它正像我刚才已经描述的那场运动一样广泛而深刻。
倘若如此，后继社会的形成就会是即将到来的时期中热烈争论的目标。而女性主义将在这场论争中起重要作用——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和在两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作为我们自我认同的社会运动，女性主义想要确保后继体制把对性别正义的承诺制度化;而且第二，作为一种总体上散漫的构成，女性主义者在第一种意义上不再拥有和掌握一种空洞的好东西(也许，类似于“民主”)的重要性，它能够并将会致力于把多种不同的可能发生的情况合法化，但不是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性别正义。
作为第一种社会运动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的产物，这个第二种散漫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已经误入迷途。当这种话语已经脱离该运动时，后者日益面对其自身一个奇怪的阴暗版本，一个既不能简单接受、也不能整体拒绝的离奇双面体。“女性主义及其双面体”这一规则可以用于详细解释与2008美国总统选举有关的好效应，该离奇的双面体在那里包括了希拉里•克林顿和莎拉•佩林。
在这篇论文中，我已经论述了这两种女性主义在从SOC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折中令人不安的舞蹈。从我的叙述中我们应当总结什么?肯定不是更简单化地说第二波女性主义已经失败了。也不是简单地谴责新自由主义的胜利。
女性主义的理想的确并非天然有问题，它们也并非始终已经命中注定要屈从于资本主义的目的。我更愿意得出结论，对于首先是一个争取性别正义运动的女性主义，我们必须在历史上更有自知之明，即我们是在一个同样由我们的离奇双面体所组成的领域发挥作用。
对该结果，让我们鼓足勇气发问：是否存在解释我们与新自由主义的“危险联系”的任何东西?我们是令人遗憾的同时偶然发生的事件的牺牲品吗?我们碰巧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因而沦为最机会主义的骗子们的捕获物吗?资本主义如此不分青红皂白，以致于把一种内在异质于它的批判观点手段化看得很平常吗?抑或在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存在某种暗中任意选择的亲缘关系?
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亲缘关系，我认为，它存在于对传统权威的批判中。(我将这一观点归于与E•扎瑞茨基的个人交流，参见Eisenstein前引书。)这种权威是女性主义的激进主义长期以来的一个目标，它至少自M•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以来一直追求将女性从人格化的男性，包括父亲、兄弟、牧师、长者和丈夫中解放出来。但是传统权威在一些时期也表现为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障碍，构成市场已被历史地植入的周边社会实体的部分，并且这种社会实体已经服务于将经济理性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
在某些时期，并非始终是。在许多背景下，资本主义更倾向于适应而非挑战传统权威。(对于市场的这种植入，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第2版(Boston: Beacon, 2001)。)在这一趋势的历史瞬间，对传统权威的这两种批判表现出趋同，一种是女性主义的批判，另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相反，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这里的分歧，才是超越性别服从地位的后传统形式的：也就是说，对女性生活的制约，并不采取人格化征服的形式，而是产生于结构的或体制化的过程中，其中许多人的行动被抽象地和非人格化地中介了。
一个范例是S•奥金(Susan Moller Okin)已表述的“一个由婚姻社会地引发的循环圈和明显不对称的弱点”，其中妇女养育儿童的传统职责有助于形成不利于妇女的劳动市场，结果导致了经济市场地位中的不平等权力，它反复巩固并加剧家庭中的不平等权力。(Susan Moller Okin，《正义、性别和家庭》(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NY: Basic Books)，第138页。)
身份服从地位这种被市场中介的过程，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真正的活力源泉。因此，今天它们应当成为女性主义批判的主要焦点，因为我们寻求把自己区别于新自由主义，并避免屈从于新自由主义。当然，这一观点并非结束反对传统男性权威的斗争，它仍然是女性主义批判的一个必要角度。
它更是从对其新自由主义双面体的这种批判中打破了这一捷径——首先是通过把反对人格化屈从的斗争连接到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这种批判承诺自由，实际上以另一种统治形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怀着推进这一议程的希望，我想通过重温上述我的女性主义批判的4个焦点来进行总结。
后-新自由主义的反经济主义：这一远离新自由主义的可能转变，提供了恢复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解放承诺的机会。采取一个完整的、三维的正义陈述，我们现在可以用一种更均衡的方式整合那些在前一个时期分裂化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维度。
基于在社会总体性生气勃勃的、现代化的意义上女性主义批判的那些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应当把女性主义批判重新连接到资本主义批判，并因此重新公正地确定女性主义在左派阵营中的地位。
后-新自由主义的反男性中心主义：同样，向后-新自由主义社会的可能转变，提供了打破我们的家庭收入批判和弹性资本主义之间的伪造联系环节的机会。重申我们的男性中心主义批判，女性主义者可以对一种生活方式发生影响，这一方式将受薪劳动去中心化并重新估价非商品化活动，包括家务劳动。现在大多由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应当成为每个人的美好生活的一个有价值的组成部分。
后-新自由主义的反精英主义：因而，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也提供了打破我们的精英主义批判和市场化之间的伪造联系环节的机会。重申对参与民主的支持，女性主义者现在可以对一种政治权力的新组织形式发生影响，一种使官僚政治的管理主义服从于公民赋权的形式。因而，该观点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公共权力。因此，我们今天追求的参与民主，是为了正义的利益用政治去驯服市场和驾驭社会的形式。
后-新自由主义的反威斯特伐利亚主义：最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提供了以一种生产方式解决我们长期以来关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矛盾情感的机会。由于资本的跨国延伸，今天所需要的公共生产能力不可能单独定位在领土国家。因而，这里的任务是用有限的政治共同体去打破排他的民主认同。
连接其他进步力量，女性主义者现在可以对一种后-威斯特伐利亚的新政治秩序发生影响，它是一种多层面的秩序，在每一层面上都是民主的。将辅助与参与相结合，民主力量的新群体应当有可能矫正每一维度的非正义，这些非正义沿着每一轴心并存在于每一层面上，包括跨国界的非正义。(Fraser：《正义的尺度》(Scales of Justice)，见前引书。)
那么，我现在提出，这是一个女性主义应当进行重大思考的时刻。注意到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已将我们最好的理念手段化，我们现在有一个重申这些理念的机会。我们可以抓住这个瞬间，尝试着弯曲那场正在迫近的伟大变革的弓弦，朝着性别正义的方向，并朝着更广泛的社会正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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