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简介]
大卫·希尔(Dave Hill)，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和活动家。现任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教育学教授，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英国伦敦密德萨斯大学、希腊雅典大学客座教授，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IIRE)研究员，国际批判教育会议(ICOS)和左翼教育者Hillcole组织创建者，《批判教育政策研究杂志》主编。13次当选英国和欧洲等工会地区领导人，多次领导和参加工人罢工和示威。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批判教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等。出版著作25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时代下的阶级、资本以及教育》《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英格兰社会和教育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和新的教育常识：基于马克思主义批判》《阶级、新自由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以及教育者和知识传播者的角色》《马克思主义者论新自由主义、阶级、种族、资本主义和教育》《批判教育学、批判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保守主义教育重启：政策、意识形态以及对英国的冲击》《资本主义贫困化、积极主义和教育：抵抗、起义与复仇》等。2016年11月大卫·希尔教授在英国伦敦参加第13届历史唯物主义年会期间，金伟对其进行了采访。
[访谈者简介]金伟，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金伟：大卫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采访。新自由主义曾经在英美等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不少发展中国家被视作是“救世良方”。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影响和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我看到您的一些文章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可以请您谈谈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以及它对世界各国发展的影响吗?
大卫·希尔(以下简称“大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新自由主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受其影响采取和实施了一些政策，比如，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私有化;让私营部门参与到学校、健康服务、储蓄银行、空中交通管制、养老金、邮政服务、监狱、警察、铁路等社会福利、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体系管理中;通过创建和扩大各种教育“机会”控制了受教育的渠道，并摄取文化资本;以企业管理模式(模型)为基础重建国家福利管理体系，并将其称为“新公共管理主义”;在媒体上嘲笑和镇压那些有反霸权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在政府内诋毁和嘲笑公共服务;在执政期削减战后福利、取消国家补贴和支持、缩减公共支出。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还要求拆除针对国际贸易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壁垒，认为国民经济所有部门都应该为任何国家的公司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制定对他们自己有利的贸易法规，例如“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其目的是对抗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然而美国和欧盟则保留了对这些规则的豁免权，他们可以越过配额限制，并继续补贴自己的农业产业。
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银行倒闭之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遭到了某种程度的打击。但是，很显然，在美国和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放弃新自由主义，他们企图通过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的繁荣时代。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利润就是上帝”，在资本主义社会，政策的宗旨并不是为了公众、福利和社会公益，对利润的追求往往是其政策运转的动力，例如铁路系统、医疗和教育服务、供水系统、天然气和电力供应系统等公用事业的私有化，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者和股东的利润和回报最大化，而决不是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实施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扩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导致了各国之间、国内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自1929年资本主义危机以来，无论是全球还是英国国内，财富从工人身上转移的速度令人咋舌，英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鸿沟越来越大。连续多年的统计数据报告显示，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令人震惊，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其规模自大萧条以来从未出现过。《福布斯》发布的2015年的400名最富美国人排行榜显示，上榜者的总财富达到2.34万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比2014年增长5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上榜者的人均财富为5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亿美元。美国智库政策研究学会(IPS)2015年年底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20个人的净资产总额高达7320亿美元，超过1.52亿底层美国人的财富总和。据英国《卫报》2015年9月的报道，美国贫困数据令人担忧，全国仍有4670万贫困人口(美国贫困人口标准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4 008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2016年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又称乐施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62位超级富豪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全世界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在英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相当于57%最贫穷人口的财富之总和，这些财富都是以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方式从工人的劳动力中榨取的。由于工人的工资被削减，导致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他们不仅要遭受相对经济贫困的痛苦，还要遭受绝对经济贫困的痛苦，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或财富支付足够的食品、取暖、住房和衣物等开支。相比之下，在全球范围内，资产阶级则成功地减少了税收支付，他们不仅减少了员工的工资，而且还减少了“社会工资”——公共福利支出、社会和公共服务支出。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主要在于政府代表了他们的阶级利益，政府通过削减这些服务的实际支出，通过私有化和公共服务部分私有化做到这一点的。在英国，尤其是英格兰地区，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向私人出售和预售国民医疗服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所有权，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我多次在论文和演讲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和工会活动家、作为一名学者和作家，我认为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阶级的分析、对剥削工人劳动的分析、对劳资关系的分析，才能够让我们最充分地解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才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究竟是谁引发了当前的危机，又是谁继续从危机中受益，谁在危机中成为牺牲品，谁为危机买单。
金伟：2016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多个经济体近来采取的一些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但没有像预期那样带来增长，反而加大了不平等，这个报告引起了热议。请问您是怎么看待它的?您认为新自由主义对英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造成的主要影响是什么呢?
大卫：正如我前面所讲的，实施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对英国的影响是比较严重的，主要表现为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导致贫困者人数增加。1929年华尔街的崩溃导致了历史上最长时期和最严重的衰退，造成了“饥饿的30年”。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的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简称JRF)研究报告揭露的英国收入不平等、健康不平等和绝对贫困水平的数据令人震惊。连续执政的保守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20世纪70年代逐步缩小的收入不平等又开始拉大，1997—2010年执政的工党想尽量维持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差距，然而，2010—2015年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又进一步加大了各种不平等。自2008年以来，英国的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每周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约10%，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准的人数逐年增加。富人比经济萧条前的富裕程度提高了64%，而穷人的贫穷程度则加重了57%，收入不平等达到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
2015年5月，“社会市场基金会”(Social Market Foundation)发布的《经济低迷时期的财富：赢家和输家》报告指出，1/5的最富有者家庭其平均财富在2005年至2013年间增加了64%，他们能把更多的钱储蓄起来以应对未来的风险，他们的平均储蓄与投资额度达到了1万英镑左右，而7年前这一额度仅为6千英镑。然而，他们也发现，20%的最贫穷人口的经济安全是低于2005年的，其净财富下降了57%，其债务水平和透支情况急剧增加，他们的储蓄额还不到一个星期的薪水，但欠债却比2005年多出45%，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透支来支付账单。与此同时，收入和财富的代际差距明显拉大，26岁到35岁之间劳动者的工资急剧下降，他们的收入已经不太可能买得起房产，在这个年龄段购买房产的比例从2005年的近3/4下降到了2013年的近一半。
2016年4月，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研究报告声称，英国最低收入门槛设定为：单身人士税前收入为17 900英镑，一对夫妇若有两个孩子则其收入至少要有18 900英镑。最低收入计算公式详细说明了该收入包括食物、住房、衣服开支以及参加社交活动所需要的支出，这个门槛在过去被视为生活工资的基本标准水平。然而，目前英国法律上可执行的25岁及以上年龄段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7.20英镑，而18岁以下劳动者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是4.00英镑。
至少有810万父母和儿童承担着收入不足的风险，自2008年以来这一人数更是增加了1/3以上。这些收入不足的家庭，尤其是单亲家庭，都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2016年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实际贫困并不是收入不足。在2015年度，英国有125万人(其中包括30多万儿童)生活贫困。在这里，贫困的定义是：不能保证每顿都有饭吃、穿干净的衣服和保持温暖。2016年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报告《贫困检测和社会排斥》中指出，即使是有工作的家庭也占贫困人口的55%，这个占比创历史新高，共有740万人，在这些贫困人口中有260万是儿童。
而另外一方面，富人阶层财富剧增。据2016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富豪榜报道，英国1 000位最富有的家庭和个人财富总额达到5 470亿英镑，他们的财富在过去10年增加了1倍多。富豪榜中的菲利普·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从英国杂货联营店豪掠4亿英镑，导致该公司养老金计划出现巨大的亏空，于是他在2015年把公司卖了，只卖了1英镑，由于公司倒闭而导致11 000多人失业。与此同时，富人们继续以各种名目领取骇人听闻的“奖金”，享受着个人所得税的优惠，许多富人想尽各种办法避税，利用避税将负债最小化。据公共和商业服务工会的一些税收员估计，在2013年和2014年两个财政年度，由于逃税、避税或延期缴税造成了将近1 200亿英镑的“税收流失”。
随着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随之配套的服务和福利差距也日益拉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穷人普遍比富人的寿命要短。我举个例子，居住在里士满的妇女可以过72年的“健康生活”，相比之下，居住在塔姆哈姆雷特的女性则只有54年。如果在塔姆哈姆雷特和里士满之间划一条区域线，靠近东区(塔姆哈姆雷特)最贫困的人们比西区(里士满)的人们每隔一个站点就少了一年“健康生活”。男性之间的差别则稍微小一些，里士满的男性可以过70年的“健康生活”，而塔姆哈姆雷特地区则只能过55年。2016年海伦报告(Helen Reports)显示，英国最富有阶层的男性平均寿命为96.2岁，比最贫穷阶层的平均寿命长34.2岁。在1993年的时候，这个差距是最小的，此后按每年1.7岁的数值增长。最富有阶层的妇女平均寿命是98.5岁，比最贫穷阶层的妇女多31.5岁。富裕女性和贫穷女性平均寿命的差距在2005年的时候是最小的，此后按每年0.4岁的数值增长。可以说，不同社会阶层在平均寿命的长短和健康生活的时间上有差异，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日益不平等的一般产物。
金伟：新自由主义不仅严重影响了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对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卫教授，您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教育家，可以请您谈谈新自由主义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吗?
大卫：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前和现在是如何影响学校教育的?美国、英格兰和威尔士，事实上，就全世界而言，其教育政策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布什政府喜欢“拿来主义”，他采取的市场扩大化、阶层固化、引进新公共管理主义、实行各州公共教育商业化等政策，这些都是撒切尔政府在1988年通过《教育改革法案》等立法而实施的政策。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和政策在全球出现漫延之势，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我曾简要总结了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的十大特征：第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私立化和预私有化。例如，在英国，学院和学校由国家拨款，但交给私人控制;同样，家长团体控制了“免费学校”，经费却来自国家拨款。在美国，一些“特许学校”只追逐利润，由格伦·里可维斯基(Glenn Rikowski)所称的“教育商人”营运，实际上是本国和国际性教育公司。在美国和英国都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私立教育服务，负责卫生、餐饮、学校督查等事务。里可维斯基强调了“高等教育绞肉机”效应，他们对工作强度、商品化、消费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第二，削减公共支出、薪金、养老金、福利，大学大量裁员，教职人员被解雇。第三，市场化，学校之间以及大学之间开展以“选择”和“差异化”为名的竞争，结果导致了种族、性别、社会阶层的阶级分化。第四，一方面对职业教育采用差别性拨款、差别性职业科目和学位，另一方面取消政府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科目的拨款。第五，苛刻的劳动力管理：新公共管理主义表现为学校和高校高层管理人员与“车间工人”(即教师、管理员、体力劳动者)之间薪酬、福利和权力上的巨大差异。这意味着学校和大学中民主参与和集体管理、集体决策时代的终结，形成“老板统治制”。第六，按绩效薪酬和按成果付薪酬，造成了教师之间的竞争，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师和大学教授现在为了有限的“绩效工资”而展开竞争。第七，公共部门用临时工或“预备工”替代了全职工和合同工，代之以临时性学术工人和没有就业安全感的小时工和短期合同工。第八，攻击工会、工人权利、集体性薪资谈判。国际新自由主义政府希望“工会破产”，希望削除工会的权力，抛弃全国性集体薪资谈判协议。这还包括不承认工会在集体薪资谈判时的权利，撤销工会机构或宣布工会成员的活动为非法。第九，“管理层说了算”和“用市场来说话”。把学生作为“客户”而提供课程，用市场的话语权代替社会责任。第十，通过养恤金、相对有限的工作保障诋毁公共部门的劳动者，在意识形态上攻击他们。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新自由主义者指责学校和大学为导致“教育工”受益的“生产者攫取”组织。公共部门的劳动者被定性为“懒惰”“闲职”，“领取镀金的养老金”，是“经济繁荣的敌人”，“感染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在大众媒体内，凡提出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观点的人都会受到嘲笑、辱骂、被边缘化，在各级学校和大学、高职院校，持有这种观点的老师在英国和美国都会受到排挤、孤立、甚至遭到解雇。即使是宣称“公立公正”的英国BBC也很少在“提问时间”把话语权交给社会主义者或激进左派，萨尔玛·雅各布(Salma Yaqoob)、乔治·加洛韦(George Galloway)，或者社会主义工会领袖，如鲍勃·克罗(Bob Crow)。
在英国竞争激烈的教育市场体系中，各学校按照SAT和GCSE，即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成绩进入“排行榜”，结果导致有钱人的学校越来越富有，而所谓的“末流学校”越来越边缘化——前者变得更加“中产化”，而排名靠后的学校更加“工人阶级化”。阶级分化现象日益加剧，对教师的监督也愈演愈烈。富人们可以用钱买到优势教育。在私立学校，一个孩子的学费是最低收入者总收入的两到三倍。在英国，大约有7%的孩子在私立学校购买到教育特权，他们上名牌大学，获得顶级职位的比例高得离谱。
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解释价值
金伟：提起马克思主义，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已经过去了160多年，它已经不适用于今天、已经过时了;也有人认为，随着职业分化和工人地位的提升，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存在工人阶级了。请问大卫教授，您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大卫：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人阶级内部还有不同分层的存在。社会阶级分层可以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群体，例如，底层是非技术工人，其上一层是熟练工人阶层，再上一层是白领，每后一层都位于前一层之上。这些社会阶层或群体的特点是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享有不同级差的奖励、权力、自主权、健康权、实际寿命等。
韦伯主义和新韦伯主义以生活方式和以消费为基础对社会阶层进行分类，这种分类“隐藏”了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关系，而这正好是马克思主义定义“阶级”的基石，这种分类的内在秘密在于有助于分裂和瓦解靠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养活自己及其家人的工人阶级。在2012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提出了“99%的人反抗1%的人”的口号，可以说，它准确地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概念与分析。人口中只有1%是资本家，他们剥削其他人的劳动成果，这里所谓的“其他人”被称之为“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上班的中产阶级”，在他们身上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阶级分析的主要特征，他们都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在劳动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以利润的形式被榨取。
撇开阶层、教育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不谈，相关的问题是：我们能在英国、美国、希腊等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享受社会公平和平等吗?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工资、薪金、收入等形式来调节和控制，调控形式包括了社会福利工资、国家福利、失业救济金、低收入者的住房福利和补贴、免费全民医疗保健、国家养老金，等等。这就是资本主义政府的社会民主版本，这些在繁荣时期可以做到，因为此时的资本主义可以有足够的巨额利润用于公共福利支出和工资上涨。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萧条时期呢?我们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改革派或“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斗争争取到的某种改革或改进，并不意味着“关键立场”的改变。这里讲的“关键立场”，我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剥削阶级本质的分析，是基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心。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制度下永远不可能存在经济公平和社会平等。1%的美国人、英国人、希腊人或爱尔兰人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与社会底层25%或1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不成比例。即使在这1%的人之间，“顶层”资本家及其“顶层”经理和普通银行家之间也存在着惊人的差距。举个例子，2010年处于伦敦顶层10%的资本家其平均社会财富达到933 563英镑，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只有区区3 420镑，相差了273倍。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是自奴隶贸易以来不曾出现过的。可以说美国、英国和葡萄牙等国是这个星球上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经济、社会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不平等鸿沟，其他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则表现得轻微一些。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要存在经济流动性，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会助长精英政治，精英政治下的资本主义特征就是“平等”的机会造成了极其悬殊的社会地位。
金伟：大卫教授，据我所知，当今发达国家的工人仍然在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进行不懈的斗争，而您有13次被选举为工会地区领导人，而且在工党左翼时期成为工人组织委员会的领袖。可以谈谈目前英国工会的现状及其面临着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大卫：正如一般政府普遍会做的，2010—2015年保守党—自由民主联合政府认为，在劳动生产中组织起来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他们能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内破坏或停止资本扩张。因此，政府希望保持和加强现有的反工会法律而进一步削弱工会。2015年英国的工会参会人数相比于1980年的约1 300万会员减少了一半，目前英国有640万工会成员，其中有25%是普通劳工，14%来自私营部门，而54%则来自公共部门。工会仍然有着强烈的团结和共同目标意识，但整体的阶级意识水平出现了下降。这与近年来工会运动经历了不少挫折有关，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中全国矿工联盟的失败对工会领导人造成了一定的打击。新工党维持了严格的反工会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整体工人运动，打击了劳工自信心。三个最大的传统工会代表了大多数工会工人的利益，但实际上这些工会是由大量不同行业、专业及收入水平人群组成的。
新自由主义对工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所谓的“Gig经济”(临时岗位很普遍、组织机构与独立工人签订短期雇佣合同的经济)使组织劳工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在2015年选举胜利后，当时由戴维·卡梅伦领导的新保守党政府的第一个政策公告就是用新的立法限制工会罢工。新法律规定“少于40%合格工会成员投票的任何罢工都是非法的”，这40%的门槛实际上非常高。但就卫生、教育、交通和消防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而言，投票率必须达到50%。英国的罢工法律是整个欧盟最严格的，工会必须在进行罢工投票之前提前7天发布通知，然后再等7天后才能进行罢工。关于投票的规则也很复杂，以至于雇主很容易对小规模的罢工采取禁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零时”合同的流行是一个典型的剥削案例，签订临时合同的人和签订永久合同的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工资差距，临时工从事零时合同的工作时极有可能遭遇干了活不付工资。据2013年《卫报》评论，零时合同的收入少于固定小时合同的收入，他们没有病假工资的权利，假日工资经常被拒付。有很多轶事证据表明，即使是带孩子去医院看病，也不能拒绝工作。事实上，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能选择拒绝工作。每年28天的假期是一种法定权利，但如果工人是被个体雇主所雇佣的，他可能就不能享受这种权利。一些雇主知道这样做有可能会违反法律，但他们知道没有签订终身合同的雇员即使不能享受假期，也不敢或者很少会抱怨。
工人的罢工还经常会遭到政府的镇压。举一个我亲身体会的例子，2011年6月15日，我参加了希腊总罢工，警察将催泪瓦斯丢到了宪法地铁站，爆炸云吞噬了宪法广场，警察和工人们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一些工人受伤住进了医院。在美国也有类似的事件，一个著名的案件就是警察用辣椒水攻击坐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营地的工人罢工者，结果是福利被削减，穷人的生活更加不稳定，更加不健康，从而死亡更早。顺便说一句，2011年3月的美国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控制的议会通过剥夺公共部门工人的“集体谈判权”的法案后，当地约有10万人前往州议会强烈抗议，这是最近几十年来最大的工会集会和抗议行动。因此，新自由主义从来不是单独出现的，它往往是和法律、枪支、瓦斯罐、“围捕”战术同时出现的，并靠这些武器和手段来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
金伟：现在社会公众更多关心的是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政策，那您能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在当下教育领域中的意义和价值吗?
大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需要在教育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过去的150年间，世界各地有数十万名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批判教育者，从印度的共产主义者教师到伊朗的共产主义者到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者教师和学术工，从俄罗斯到欧洲到美洲，从毛泽东思想到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都描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蓝图，但是这些描绘时常被英国、澳大利亚、北美地区，尤其是被美国等英语国家的出版物、书籍、评论、期刊所忽略，甚至不被报道。如果在文献中搜索批判教育学的话，往往搜索到的都是弗莱雷和杜威(Freire and Dewey)的译本，而不是马克思的原著。
我们注意到许多会议和书籍，它们自我标榜为“批判教育学”，特别是在美国，他们引用和传播非马克思主义的版本，集中于所谓的更自由、更民主参与、更激进民主版本的批判教育学。有些人甚至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只是侧重于发展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而不是将这种批判性思维定位在社会正义的元叙论中，更不用说经济正义和平等的元叙论。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在于运用“批判性团结”的方法，其重点是“批判”，旨在告知、影响并争取激进自由主义者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同盟军，将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之中。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批判教育的会议都在努力去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分析、理解和实践，比如2011年和2012年在雅典大学举行的批判教育国际会议(ICCE)，以及土耳其在2013年7月举行的会议。其他类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会议有美国定期举行的胭脂论坛会议(Rouge Forum Conference)，在伦敦大学学院定期举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复兴对话(MERD)会议和2012年开始的西彻斯特批判教育学会议(West Chester Conference)，等等。这些都是英语世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会议，而在英语世界之外的区域也正在举行数十次、甚至数百次这样的会议。
在教育和社会学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教育者需要采取互补和相互支持的分析和行动，互补实际上是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个思想层次上，在意识形态层面，我采用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社会阶层分析方法，反驳那些理论分析者脱离基于阶级剥削的分析，从而揭示新型的资本和劳工的关系。我建议，在教育和更广泛的政治上，我们应该追求两个发展——首先超越批判进入社会主义重建;其次，超越社会民主改革主义进入革命性的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下使命
金伟：大卫教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那么，今天，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及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大卫：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上潜在的革命时期。金融资本主义的崩溃，过度生产和消费不足这些金融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造成了这场危机，当前资产阶级的统治又导致了普通家庭、工人和社区要为这场危机付出代价。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又强制紧缩了对公共教育、健康和公共福利的支出。那么，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是如何与财团媒体沆瀣一气，又是如何影响学校教育体系的?事实上，经济结构，比如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关系作为一方，而社会和政治结构作为另一方，这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某种整体性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亲密无隙的关系。在每个层面上都有着由个人或组织进行的永久性“文化战争”，而战争的双方就是资产阶级统治思想及其喉舌和反抗这一统治思想的个人和团体，其中包括学生、批判性知识分子、工人组织等。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学校和大学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其宗旨是灌输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信念体系，从而培养等级鲜明、社会等级固化的劳动力。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经济和社会的正义斗争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呢?是支持现行的制度?还是忽略它，置之不理?还是为了获得某种愉悦和自由，用后现代主义进行嘲讽和讽刺，用肢体语言、文本和符号去解构它?或者联合反霸权教育工和文化工起来反对资本的“过度”扩张，寻求改变，寻求“改革”，但能转变成什么呢?或许这些都是教育者和知识分子的选择。我认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学会重建社会，开发和建设某种社团性的、对社会和环境负责任的、平等的系统，某种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的系统。在对关键性政策的批判分析包括对各级政策的批判时，问一问究竟“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在设计财政、经济和就业政策、教育规划、教育政策、教育手段、行动计划、政府立法时，我们应该从阶级的立场来看一看这些政策，看看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是赢家或输家，他们会赢得什么，输掉什么?教育政策会有利于“全面教育”吗?经济和就业政策可以提高薪水吗?可以让贫困人口有着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吗?在对政策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必须批判地审视自己的政策，并避免有些领导人高喊预先设计好的不切实际的政策。
金伟：大卫教授，我看了您的履历，您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教师，同时还是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那么您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大卫：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校、学院、大学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对资本主义教育持“批判”态度的我们，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教师应积极参与争取经济和社会正义的斗争，应该成为具有批判性、组织性、公共性、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具有改革能力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改革的积极分子。所谓“批判性”是指持怀疑、质疑、询问的态度，不接受表面证据，而是深入挖掘背景真相，致力于经济和社会正义。所谓“组织性”，指成为我们所代表之阶级、阶层的一部分，了解并生活在其中、代表其利益。公共性是指公开发声和反对恐吓。“社会主义倾向”指成为平等主义者、为平等主义及实现非资本主义社会而奋斗——在这样的社会中，财富归集体所有。“具有改革能力”指尽一己之所能，通过传播教育、参加组织、担当领导职能在批判与奋斗中促进社会重建。
葛兰西主义所称的知识分子意识，是指所有人都要学会思考、都具有理智。但对我们这些教育、文化或政治工而言，应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使命。作为老师、作为教育者，我们的职责是去思考、以思想为武器。我们有能力思考、传授、与他人讨论我们的想法。但是，作为具有批判性、组织性、公共性，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具有改革能力的知识分子，我们的责任远不止这一点。我们应该提供精神激励与分析、提供“乌托邦”、指出希望之所在，要分析如何才能达成我们的目标——这就是依靠“组织”。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一个特点——成为“改革的积极分子”。
我想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在一周结束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教室里、在演讲厅内、在学校或大学时，我们能做很多事。我们需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凭着我们对家人的承诺，在校门之外努力，在各党派及社会团体内活动，参与各种运动及抗议、示威、游行活动，参与地区性、全国性运动并融入全球性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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