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内外不少学者倾向于将1883年视作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的起点，这一界定虽然有助于凸现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但存在着单向度缩短恩格斯晚年岁月及片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命运共同体关系的不足，以致于消解了恩格斯晚年理论构建和实践活动的完整性。对于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研究无需拘泥于锁定一个准确的历史起点，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阈中选取一个符合其思想逻辑进程的弹性时间段，从而相对完整地呈现恩格斯晚年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马克思的逝世使得1883年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节点，“第二小提琴手”恩格斯自此独立承担起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任，并逐步成长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1(P88)国内外不少学者据此将1883年视作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的起点(以下统称为“1883年起点说”)。这一界定虽然有助于凸现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凭借一己之力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但存在着单向度缩短恩格斯晚年岁月及片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命运共同体关系的不足，以致不能完整展现恩格斯晚年在理论构建和实践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从恩格斯晚年思想发展的逻辑进路来看，1883年只是其中一个具有界标意义的节点，而非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新起点，我们可以将研究视野适当前溯至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从而相对完整地展现恩格斯晚年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一、“1883年起点说”消解了恩格斯晚年理论成果的完整性
1883年何以成为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的起点?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大都以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独自承担重任这样的回答一带而过，似乎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无须展开逻辑论证。但只要稍加反思，我们就会发现“1883年起点说”只注重历史层面的偶然性叙事，却忽略了逻辑层面的必然性考量。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在本质上属于历史中的偶然性事件，而恩格斯随后在1895年逝世则属于另外一个偶然性事件，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使得“1883年起点说”在时间上没有违背常情。但试想一下，如果恩格斯去世于1883年之前，那么恩格斯晚年的起点该如何划定?岂不是失去界定坐标?再者，如果马克思去世于1883年之后，莫非恩格斯的晚年也要随之变短?这些问题都是“1883年起点说”在逻辑上难以回应的。显然，尽管马克思的逝世对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但1883年在本质上是一个有着极大历史偶然性的时间节点，如果以此作为恩格斯晚年思想开启的必然性起点，就会给人造成这样的错觉，似乎晚年恩格斯在1883年之后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相较之前产生了重大突变或转折。如果研究者机械地以1883年作为精准切割点，为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研究择取相对应的文本，就必然会切断恩格斯晚年思想发展的逻辑脉络。
“1883年起点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所对应的文本圈，它将恩格斯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这两部重要著作排除在外，人为地在恩格斯思想发展史上切割出一块貌似独立实质上却有重大缺失的研究阶段，这不仅消解了恩格斯晚年理论成果的完整性，而且还给人造成一种恩格斯晚年的学术研究是从1883年之后才开启的错觉。针对这一缺憾，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以后恩格斯的许多思想观点实际上在70年代后期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中就已经提出，因而对这些思想观点的研究也必须前溯到70年代后期的著作。”2(P24)这一建议非常中肯，我们对于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研究可以选取一个既能体现他生理年龄特征，又符合其思想逻辑进程的弹性时间段，从而将《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这两部重要著作涵盖在内，这样才能完整地呈现恩格斯晚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
恩格斯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在研究如何将自然科学界的最新发现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中，他曾和马克思在信中交流道：“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极富思辨成分的东西，但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3(P163)当然，恩格斯的目标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系统地确立和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为无产阶级理解自然科学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但可惜的是，恩格斯此时没有足够时间展开相关研究，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才得以全身心投入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没过多久，恩格斯就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3(P385)他接下来还详述了撰写《自然辩证法》的宏大计划。经过多年的思考和酝酿，恩格斯已经完全具备了进行创作的理论基础。
随后，恩格斯分两个时期完成了《自然辩证法》的主体创作：第一个时期是从1873年初到1878年中，恩格斯写下了《导言》《论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三篇论文以及绝大部分的札记，形成了《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轮廓;第二个时期是从1878年夏到1882年夏，恩格斯拟定了写作计划并完成了绝大部分论文。恩格斯后来总结过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活动：“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4(P9)在付出了艰辛的脑力劳动后，恩格斯最终在1882年完成了《自然辩证法》的主体创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恩格斯在1883年之后因马克思的逝世停止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但他还是抽出一定时间来关注自然科学界的最新动态，适时对自己的理论做出修订。恩格斯在1885年前后为《自然辩证法》增补了《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关于“机械的”自然观》《〈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等内容，在1886年前后对《自然辩证法》的所有手稿进行了分类整理，将之分为四束手稿，给每一束手稿加上了标题，并给第二束和第三束材料写作了目录。
如上所述，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几乎贯穿了恩格斯的整个晚年。《自然辩证法》一经问世就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其在恩格斯晚年的创作生涯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而“1883年起点说”把《自然辩证法》排除在外，在客观上造成了切断恩格斯晚年思想发展脉络、消解其晚年学术成果完整性的后果。
与此同时，恩格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还因批判“杜林热”的需要转而撰写另外一本重要的著作，这就是他从1876年5月至1878年6月完成的《反杜林论》。这本书的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第二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第三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陆续发表于《前进报》及其附刊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1(P94)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有力地批判了杜林所宣扬的错误观点。《反杜林论》给杜林主义及其信徒造成毁灭性打击，彻底结束了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影响，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了绝大多数党员，进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反响，被誉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5(P310)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显而易见，《反杜林论》也是恩格斯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研究恩格斯晚年思想不能绕过这本书。而且，恩格斯在1883年之后还对《反杜林论》的相关内容作出了适当修订和反思，他于1885年出版了《反杜林论》德文版第二版，对第一版中第三编第二章《理论》作了解释性的增补，并反思了原版中的有关人类原始史和理论自然科学的内容。这些后续工作都证明了恩格斯在1883年前后都在为反对杜林主义而进行持续性研究，如果以1883年作为切割点，就会将《反杜林论》这部重要著作也排除在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的文本圈之外。
当然，除了理论成果外，研究恩格斯晚年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活动也需要将视野前溯至19世纪70年代，否则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二、“1883年起点说”弱化了恩格斯晚年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持续性贡献
“1883年起点说”虽然在主观上力求突显恩格斯晚年在马克思逝世后独自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但在客观上弱化了恩格斯自1870年至1882年间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期贡献。
众所周知，基于革命任务的不同分工，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起就集中主要精力在书斋中埋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相较而言，恩格斯明确提到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特别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6(P182)恩格斯深信只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一问世，就会从理论上对国际工人运动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在欧美各国建立起多支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样的目标定位下，恩格斯自然而然地承担起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绝大部分重任，有学者这样评价：“由于与马克思的分工，他处在理论/实践的直接交汇点上，不仅要正面阐释新历史观的科学内容和性质，而且始终回应工人运动中其他错误思潮以及更大范围挑战的任务。”7(P14)恩格斯在1883年之前就已经肩负起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职责，一方面在理论上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积极参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并同在工人中流行的各种错误思潮展开论战。
具体来看，恩格斯自1870年9月20日迁居伦敦后，两周后就被选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此后还担任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等国的通讯书记。前东德学者海因里希·格姆科夫这样描述：“他那丰富的理论知识，多年的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他的卓越的语言才能，使他成了总委员会里除马克思以外唯一的能够担当最重要任务的人。”8(P314)恩格斯作为总委员会委员，在马克思致力于理论创作而分身乏术的前提下，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展现了自己卓越的领导能力以及反对错误思潮的理论敏锐性。
恩格斯就任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提供物质支援和理论反思。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在革命爆发后成为支持巴黎公社的战斗司令部，并在革命失败后成立了救援委员会。恩格斯则是各种救援措施的倡议者和组织者，他竭尽全力为战士们提供各种庇护，成功地为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保有继续革命的火种。随后，恩格斯还和马克思及时反思了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教训，他们认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国尚未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唯一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从革命的发展进程来看，巴黎公社中坚信科学共产主义的国际成员是少数派，而大多数社员属于持有空想共产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还有少数新雅各宾派，这使得巴黎公社缺乏强大的凝聚力以及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失败自然是在所难免。显而易见，国际工人运动迫切需要在各国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有坚定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上以及工人运动实践中，和各种流行的错误思潮作斗争变得刻不容缓，恩格斯因而投入巨大精力和党内外各种宗派主义以及错误思潮展开斗争。
一方面，恩格斯同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政治斗争。在恩格斯看来，巴枯宁及其追随者们信奉无政府主义，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无视阶级斗争中无产者的发展过程与革命过程的辩证统一，导致革命运动受到严重威胁，进而引发第一国际分裂的危险。恩格斯为此决定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中揭露无政府主义者的危害性政策以及他们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础，以挽救第一国际。恩格斯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在1872年9月召开的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交了一份《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秘密阴谋，其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9(P158)这份报告最终获得与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促使大会将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这标志着反巴枯宁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从而统一了工人运动的活动原则，奠定了在欧美各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前提。与此同时，在和巴枯宁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恩格斯还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等国培养了大批后备干部，为今后在欧洲大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发展工人运动做好了人才储备工作。
另一方面，恩格斯试图避免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核心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受到拉萨尔主义错误思潮的影响，极力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去武装他们。德国学者古斯达夫·梅尔这样描述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实在说，德国方面的领袖们虽然常常提到马克思主义，但都还没有仔细研究过《资本论》……唯物史观学说，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们都只知道马克思学说的片段，不能了解这个学说的联系的整体。”10(P177-178)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拉萨尔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大行其道，该主义鼓吹工人运动在执行自己任务的过程中可以从资产阶级政府中获得支持，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875年，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倍倍尔，以他和马克思的个人名义，批判代表爱森纳赫派的社会民主工党同代表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准备合并而起草的纲领草案，他指出：“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6(P350)恩格斯坚决批判德国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投降的错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后来合并而成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本质上依然属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
此外，恩格斯为了帮助法国社会主义者同空想社会主义作斗争，树立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引论》的第一章、第二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编为一篇独立的通俗著作，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文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后续又出版了波兰文和德文的版本。这本小册子因为语言的流畅性和内容的通俗易懂性，在法国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随便在何处，它都做了必要的准备，使人们准备去接受他们的辩证法、唯物历史观以及他们由此引申出的革命政策”。10(P181)这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工人运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恩格斯自己也满意地评价道：“这本书在许多优秀的法国人的头脑中引起了真正的革命。”11(P343)
如上所述，恩格斯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通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来领导欧美各国工人运动，不仅为马克思从事理论创作争取到足够多的时间，而且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显然，以1883年作为恩格斯晚年的起点一方面会弱化恩格斯晚年阶段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所发挥的持续性贡献，另一方面也忽略了这一事实，即，恩格斯在1883年后所获得的国际声望与其说是其独自领导国际工人运动所致，倒不如说是他长期以来卓越的活动能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1883年起点说”之所以在客观上造成弱化恩格斯晚年理论成果和实践活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未能认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学术关系。
三、“1883起点说”遮蔽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命运共同体关系
“1883年起点说”依据马克思的逝世而非恩格斯自身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来界定恩格斯晚年的起点，既忽略了恩格斯晚年理论创作和实践活动的整体性和持续性，又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学术命运共同体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逻辑进程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命运共同体，他们之间存在着既密切合作又清晰分工的学术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自1844年第二次会面之后，虽然他们所有的学术成果不管是独著还是合著，从构思、撰写到最终出版，无一不经过双方的反复讨论而融为一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学术研究不存在任何个性化的差异，正如梅林所说：“他们的思想和创作越是交织在一起，他们各自的个性就越是完整。”12(P300)以马克思的生平大事年表为标准来切分恩格斯的思想发展阶段是不合理的：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建过程中，马克思毫无争议地在理论贡献上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的理论成果就完全处于附属地位而毫无个性化的研究价值，可以说，恩格斯的独特贡献使得他和马克思之间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学术命运共同体关系。这在以下三个方面展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恩格斯早期在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独立研究对马克思产生过重大影响，梅林曾这样评价过：“他绝不仅仅是马克思的解释者和助手，他是马克思的一个才能不同然而旗鼓相当的独立的合。在他们建立友谊的最初时期，在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内恩格斯是所予多于所取的。”12(P295)这一评价是完全符合史实的：一方面，恩格斯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学术转向产生过重大影响，正是“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使得马克思下决心研究政治经济学”。1(P93)马克思自己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谈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13(P411)在马克思看来，正是恩格斯对于国民经济学严肃而系统的批判引发他从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中抽身出来，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并以此作为终身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上，恩格斯也对马克思产生过不少影响：马克思对于恩格斯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一直颇感兴趣，并在恩格斯的带动下着手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他为此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14(P410)这封信能够清晰地展示恩格斯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独立研究对于马克思所起到的引导作用，就如戴维·麦克莱伦所说：“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和情感上，而且也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成因。”15(P93)也就是说，恩格斯早期的独立研究对于马克思起到了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离不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彼此之间的灵感启发和理论互助。
第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构建过程中付出过重大牺牲。马克思主义理论自1848年诞生之后，在欧洲工人运动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正如列宁所说：“在第一个时期的开头，马克思学说绝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5(P305)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博爱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各种自由主义思想对工人们依然存在着不少负面影响，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迫切需要在完善和发展自身理论的基础上同这些错误思潮展开论战，让工人阶级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真正科学、能够起到领导作用的思想武器。但实现上述目标并非易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经济状况也非常糟糕。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为了保障马克思全身心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恩格斯决定暂时放弃理论研究，自1850年起在曼彻斯特度过了长达二十年、被马克思形容为“埃及幽囚”的经商生涯。恩格斯曾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道：“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耗费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3(p250)显而易见，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受困于繁琐的商业活动而无法从事学术研究，但他甘愿为了保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构建，搁置“小我”的学术才能。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学术合作还存在着荣辱与共的命运关联，包含着伟大的“牺牲自我、解放人类”的革命情怀。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命运共同体并没有因1883年马克思的逝世而解体，相反依然保持着延续性。一方面，恩格斯在1883年后毅然决定终止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转而集中精力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这些遗稿的过程中遭遇到字迹难以辨认、手稿残缺不全等诸多困难，他在写信给拉甫罗夫时说：“这使我特别担心，因为现在活着的人中只有我才能辨认这种笔迹以及个别字和整个句子的缩写。”16(P102)但为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倾注了几乎所有的心血和时间，最终在1894年12月完成了《资本论》三卷本的出版工作，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构建的学术命运共同体的创造值达到顶峰。另一方面，恩格斯在1883年后出版的、仅有的两本著作实质上还是在延续和发扬马克思的思想，而非自身理论的新阐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指出：“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17(P3)而在另一部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主要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刻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等内容。
可以说，恩格斯自始至终都在为他和马克思之间的学术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延续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他既是“剧中人”，又是“剧”，而不是马克思身边可有可无的“配角”，“1883年起点说”以马克思逝世这一事件来界定恩格斯晚年思想发展阶段的做法只会遮蔽这层关系。
四、结语
恩格斯曾一再谦虚地表示：“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3(P525)恩格斯在众多场合下再三强调马克思的才能远远高过自己，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事业没有他是可行的，但没有马克思却万万不能。但作为当代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还是要在潜意识中避免把恩格斯的自谦之词当成是其默认自身“技不如人”的客观论据，更不要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某些矮化恩格斯思想历史地位做法的影响。英国学者特雷尔·卡弗对此有过一段经典评价：“对恩格斯著作的研究经常仅仅被视作是次要的，从属于或者包含在对马克思庞大体量的独著的研究中。这一倾向传递出一种相当肤浅的、有时是十分歪曲的恩格斯形象，往往会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恩格斯的思想本身可能就不具有研究价值。”18(P3)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国内外学界对于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大部分学者似乎已经习惯于以马克思为坐标来衡量和评判恩格斯，却忽略了恩格斯晚年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以致于弱化了恩格斯晚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些不足还有待于在未来研究中加以改善。
注释
[1]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吴家华.理解恩格斯：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3]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著，中央编译局译.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5]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胡大平.回到恩格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8][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Heinrich Gemkow)著，易廷良译.恩格斯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
[9]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德]古斯达夫·梅尔(Gustav Mayer)著，郭大力译.恩格斯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2][德]弗·梅林(Franz Mehring)著，樊集译.马克思传(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4]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5][英]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著，藏峰宇译.恩格斯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6]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7][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著，中央编译局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8]Steger Manfred and Carver Terrell，Engles after Marx[M].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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